【智库动态】杨虎涛 李鹏辉：新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繁荣与创新悖论——拉佐尼克理论的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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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拉佐尼克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美国经济以来，在微观企业层面上，美国形成了以股东价值论为基础，以“裁员+分钱”为标志的新经济模式，从而破坏了组织创新所需要的微观基础。但对这种组织创新微观基础的破坏是否导致了事实上的创新衰退，拉佐尼克则语焉不详。本文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梳理发现，拉佐尼克提出该假说近 20 年以来，美国企业的新经济模式特征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但其后果集中体现在金融化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上，即拉佐尼克所强调的“不可持续的繁荣”。而在创新上， 为了实现对经济的尤其是技术高点的控制，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依然相当可观，政府的创新扶持，吸引世界创新人才，通过关键性知识产权攫取高额租金及发达的风险资本市场也都为此创造了条件，但伴随着不断增长的研发投入，却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和创新效率的停滞不前，这构成了美国新经济模式的特殊悖论。

      关键词：拉佐尼克；创新型企业理论；新经济模式；创新；金融化

一、引 言

立足企业创新功能，拉佐尼克和奥苏丽文（Lazonick and O’Sullivan，2000）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基于生产视角的创新型企业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创新需要组织具备三个条件：应对不确定性、创新的集体性及创新的累积性。与之对应，创新型企业组织需要满足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在拉佐尼克和奥苏丽文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美国都很好地满足了创新型企业的微观基础，从而保障了组织的创新能力。而自20 世纪80 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美国经济以来，在微观企业层面上，美国形成了基于股东价值论的“分红+回购”的新经济模式，摧毁了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等关键要素，从而破坏了组织创新所需要的微观基础。

但是，新经济模式对创新微观基础的破坏是否真的导致了事实上的创新衰退？包括拉佐尼克在内，大量对新经济模式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虽然质疑这一模式，如阿格利耶塔和布莱顿（Aglietta and Breton，2001）等很早就指出，股东价值论导向将会导致生产性投资下降，但这些批评并未对新经济模式是否导致创新衰退给出正面而直接的回答。而无法否认和不能忽视的是，在新经济模式出现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美国仍然保持着技术创新的领先地位。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第一，自拉佐尼克提出该理论来的近 20 年里，美国企业是否依然保持了新经济模式？第二，如果美国依然保持了其新经济模式，那么新经济模式是否摧毁了美国企业的创新动力？第三，如果新经济模式并未影响美国企业的创新动力，那么在缺乏应对不确定性、创新的集体性及创新的累积性的前提下，美国企业的创新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得以保持的？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尝试性解答。

二、从旧经济模式到新经济模式：变迁及其原因

探究企业如何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价值，拉佐尼克称之为创新型企业理论。其理论要旨可概括如下：第一，企业的功能就是把生产性资源转化为通过市场销售产生收入的产品和服务，是创新型企业，即能够改变技术和市场条件的企业，再推动经济发展。这也意味着，一个能解释组织持续创新的理论框架，既能解释企业成长，也能解释经济发展。第二，企业创新过程具有不确定性、集体性及累积性三个特征，这要求创新型企业具备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三个要素与之对应。其中，财务承诺旨在保持各项能力的累积性；组织整合可满足创新所需的集体性条件；内部人控制则是财务承诺和组织整合的保障条件。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三者共同构成了企业创新的组织微观基础。

按照第一点，企业的创新过程、创新方式和创新绩效实际上构成了观察和判别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模式差异性来源的特征之一，从一段时期内一国的企业所共有的创新特征，就构成该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按照第二点，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的完整性则构成创新型企业是否存在、能否持续的判断标准。从这一理论出发，拉佐尼克认为，自20 世纪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美国企业就开始从旧经济模式逐步转变为新经济模式，而这也构成了美国经济发展特征的关键变化。

根据拉佐尼克（2011）的相关论述，梳理时间轴可以发现：美国旧经济模式的雏形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的规模化经济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这一模式形成并逐步趋于成熟，20 世纪70 年代初期受新经济模式影响开始松动，20 世纪80 年代之后开始趋于瓦解，21 世纪初基本被新经济模式所取代。尽管在各时期中特征及其表现有所差异，但旧经济模式仍有其明显的共性：旧经济模式下股票市场的作用是分离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资产所有权与对公司资源配置的管理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较高，这对应着创新型企业的“内部人控制”。与之相应，高管人员也能够从战略角度分配公司资源，在相关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新产品，这对应着创新型企业的“财务承诺”。进言之，从事管理和技术的白领被终身雇用，从而保证了集体知识和生产现场经验的累积，这对应着创新型企业的“组织整合”。这三者的整合构成了以创新型企业为代表的美国旧经济模式。在具体表现上，这一时期由于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两权分离而不是融资或期权激励，企业投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保留+投资”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也构成旧经济模式的标志性特征。拉佐尼克对美国 84 家大型制造公司的调查（拉佐尼克和奥苏丽文，2004）表明，1921~1929 年，美国公司的利润留成几乎全部被用作固定资产支出；1970~1985 年，非金融公司超过半数的资金来源于利润留成，而同一时期，股权融资只占公司资金来源总额的 1.1%。这同时意味着，在旧经济模式时期，留存收益一直都是美国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美国公司的发展主要受生产资本而不是金融资本支配。

20 世纪 80 年代，以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股东价值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基础被普遍接受，美国开始转入新经济模式时期。在新经济模式下，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机构投资者的兴起，股票市场对企业资本和劳动再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金融资本利益的膨胀加大了从外部控制企业的压力，从而使企业首先丧失了创新型企业的“内部人控制”，企业管理者开始被金融资本所左右，更倾向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名义通过“分红+ 回购”加大向股东分配的力度，促使短期利润上升提高自己的报酬，从而不再遵循从长期战略角度分配公司资源，发展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新产品，这就丧失了创新型企业的“财务承诺”。与此同时，拥有大量股票期权的管理层也通过大规模裁员（亦译为缩编，downsizing）或采取临时雇用来控制劳动力成本，高流动性下的劳动力市场使创新型企业的“组织整合”也不复存在。与上述特征对应，公司也不再依靠内部积累进行投资，而是以“裁员+分钱”的形式替代了“保留+投资”。

从旧经济模式到新经济模式的转换并非短时期的突变，而是在多种原因综合作用下，一个逐步发生的过程。三种力量推动着旧经济模式向新经济模式的转变：一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企业的集团化运动，启动了公司的金融化，并为新经济模式奠定了组织架构的基础。在这一渐进式的变革中，高管人员薪酬逐步与其他管理机构分开，分级薪酬结构逐渐不再规范高管人员薪酬，董事会开始赋予高管人员更慷慨的股票期权奖励，股东价值最大化也开始植入企业管理理念之中。二是20 世纪70 年代与日本贸易竞争加剧， 日本企业在如汽车、消费类电子产品、机床、钢铁和半导体等领域中有日趋明显的优势。到了 80 年代，美国企业被迫进行并购重组，开始致力于通过设计激励机制以图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一机制与金融资本的利益结合，逐渐成为促进企业模式转变的重要力量。三是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推动。例如，哈维（Harvey）和大卫·科茨（David Kotz）等指出，ICT 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起到了推手的作用。一方面，它消解了生产过程空间上的完整性，使分包制、模块化生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用程序和编程语言的广泛采用，意味着传统生产的封闭技术模式向通用的、开源的技术模式转化，使得技术人才具有相当的通用性， 从而对其选择和配置也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正是在以 ICT 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推动和示范作用下，雇拥关系的松散化从以 ICT 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开始改变，并逐步扩散到传统行业。新、旧经济模型在企业战略、组织架构和金融体系的特征上的差异性首先在信息通信产业上体现出来。例如，拉佐尼克（Lazonick，2010）指出，“IBM 个人电脑和它的‘Wintel’芯片架构的出现，为‘新经济模型’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并进一步使得‘旧经济模型’在 2000 年前后成为历史”。

三、金融化与不平等——新经济模式的实质

与旧经济模式下的“保留+投资”形成鲜明对比，新经济模式以“裁员+分钱”为行为准则。裁员并不是单纯解雇员工，而是指缩减员工保障，以短期合约替代长期雇用。“裁员+分钱”这一模式的本质是金融化，其主要操作手段是通过股票回购来操纵和支持公司股价，提升公司市值，从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裁员+分钱”模式之所以在组织内部可行，是因为回购本身既满足了持股员工的远期期望，也满足了高管人员和大股东的高收益，因为裁员作为一种对稳定就业、长期雇用制度的瓦解，需要通过许以员工股票期权来换取支持。在拉佐尼克看来，股票期权对员工而言，就是对新经济模式下保障缺失的一种补偿，因此回购股票并不会招致持股员工的反对，反而很受支持。而在公司高管人员的收入中，股票期权本身就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构成其主要的收入来源。

全球化则为新经济模式的这种金融操作提供了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的支持，使其脆弱性和各种弊端被不断掩盖与延缓。这样，全球化、ICT 和新经济模式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循环链条：ICT 使模块化生产成为可能，企业全球布局和全球生产的难度也随之降低，使得大量企业将其生产转移到劳动力和能源成本更为低廉的区域。与此同时，企业可以将全球化带来的利润投入美国本土的股票回购上，从而继续维持和提高公司股价、高管人员收入和员工的期权预期。按照拉佐尼克（2011）的统计，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典型的“旧”经济公司，如 IBM、惠普和爱立信（瑞典）就开始剥离自己的制造业务，将制造工厂卖给了类似富士康、联想这样的电子制造服务（EMS）制造商，而“新”经济公司，如互联网设备生产商，从一开始就将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务外包出去。而无论是旧经济公司，还是新经济公司，都并没有将其来自全球化的利润用于维持和提升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而是年复一年地将数十亿美元用来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以提升其股价。统计（Lazonick，2010）表明，2000~2008 年股票回购最多的十家企业中，有五家是ICT 龙头企业：其中，微软以943 亿美元占据第二名， IBM 以 729 亿美元占据第三名，思科以 536 亿美元占据第五名，英特尔以 488 亿美元占据第八名，惠普以 433  亿美元占据第十名，远超出了这些公司同期的研发投入。即使是曾经主张不分红和回购的苹果公司，也在 2012 年之后开始加入这一阵营中。

回购操作并不仅限于 ICT 行业。图 1 显示了标普 500 指数 2017 年底在编的 454 只上市交易的成分股股票回购情况。2000~2017 年，这些公司共花了 6.78 万亿美元用于回购。回购规模从 2003 年的 1 570 亿美元开始攀升，到 2007 年达到最高峰（6 270 亿美元），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回购规模有所下滑。2009 年后，回购规模又开始扩大，到 2013 年达到 4 980 亿美元。统计表明，2004~2013 年，这些公司共花了 3.4 万亿美元用于回购，占这些公司总收入的 51%。

图 1 标普 500 指数成分股历史回购规模

资料来源：Bloomberg，国金证券研究所

通过回购操纵股价上涨，高管人员取得愈发丰厚的回报，同时也拉大了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比文斯（2014）对 1965~2009 年美国 CEO（chief executive offier， 首席执行官）平均直接薪酬总额与生产工人平均薪酬的比率变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图2 所示。可以看出，在整个旧经济模式时代，这一比率基本上在25~50 倍的区域内缓慢上升，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这一数值开始快速攀升，2000 年前后达 300 倍。而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AFL-CIO）高管薪酬披露的统计结果则进一步表明（Lazonick，2010），200 个美国大型企业 CEO 的平均收入与美国全职工人的平均收入的比值在 1980年为 42﹕1，在 1990 年为 107﹕1，在 2000 年为 525﹕1，在 2008 年为 319﹕1。

图 2 1965~2009 年CEO 平均直接薪酬总额与生产工人平均薪酬的比率变化

资料来源：比文斯（2014）

尽管全球化为新经济模式的这种金融操作提供了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的支持，但无法改变新经济模式的直接后果，即劳动者工资增长停滞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麦克唐纳等（2014）的研究数据表明，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工人实际时薪一直未能恢复到 1973 年的水平。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制造业工人实际时薪增长率为 0.02%， 而在 1980~2000 年则为?0.47%。而工资和薪水在美国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在 2005 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最低水平，当企业利润占美国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7%上升到 2006 年的 12.2%时，同期的实际收入中位数却下降了 3 个百分点。而斯蒂格利茨（2017）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在 1980~2013 年的 33 年时间里， 最富有的 1%的人的平均实际收入增长了 142%，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 10%增加到20%。而在同期 33 年时间里，美国中位数家庭收入仅增长了 9%。与此同时，1979~2007 年，工资分布中最底层的 20%的工人的工作时间却增加了 22%。世界银行数据同样显示：1979~2016 年，美国前 10%的人口收入增幅年均达 5.6%，美国前 10%的人口收入相较于后 20%的人口收入从 1979 年的 3.95 倍上升至 2016 年的 6.12 倍，而相较于后 10%的人口收入比率更是从 1979 年的 11 倍上升到 2016 年的 18 倍①。而海因（Hein，2015）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这种差距就是由高层管理人员工资的增长推动的。

图 3 刻画了美国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其中，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有显著提高，1979 年为 43.3%，但到了 2013 年就上升到了 52.9%。经过二次分配后，收入分配的状况有所改善，对应年份的基尼系数相较于美国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1979 年为 31.0%，2013 年为 38.0%，也趋于上升。

图 3 美国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https:// ourworldindata. org/ income- inequality

新经济模式的本质是金融主导，而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也反映了这一点。从美国经济总增加值（名义）的分行业构成上可以看出（图 4）：美国非金融业增加值在总增加值中的份额，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呈下滑趋势，从 1980 年的 59.9%下降到 2017 年的47.45%。相反，金融业增加值在总增加值中的份额自1970 年开始呈增加趋势，进入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开始加速上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有所回落，但之后份额呈又开始呈增加趋势，从 1970 年的 4.1%增长至 2017 年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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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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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70~2017 年美国金融业、非金融业在名义总增加值中的份额占比

资料来源：https:// apps.bea.gov/ iTable/ iTable. cfm? reqid =147 & step= 2&isuri=1L 是非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R 是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非金融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运输仓储业、房屋租赁及公司企业管理，排除了非营利的公共事业、信息业、专业科学技术行业、行政与废物    管理事务、教育健康与社会援助、艺术、娱乐、住宿、饮食及除政府以外的其他服务。

上述数据表明，从回购规模、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工资对比及基尼系数、劳动收入占比等指标考察，拉佐尼克所指出的新经济模式的诸多特征—通过回购等金融化手段满足股东价值、恶化分配状况等的确客观存在，这证实了拉佐尼克的担忧，即不可持续的繁荣。然而，在新经济模式摧毁了创新型企业的组织结构的前提下，美国企业的创新表现又如何呢？ 

四、悖论：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停滞不前的全要素生产率

拉佐尼克（2011）强调：“新经济模式虽然是创新的发动机，但促成了不稳定和不平等，并成为整个美国经济走向就业不稳定和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从上述指标看，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按照拉佐尼克的创新型企业理论，新经济模式事实上是由金融资本主导了美国经济，而由于丧失了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等关键要素，美国企业组织创新所需要的微观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那么，时至今日，美国的创新活跃程度及其绩效又如何呢？

图5 显示了1963~2016 年美国专利申请数量。申请主体分为居民与非居民，其中，非居民申请是指来自国外的申请人。可以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美国居民专利申请数量没有明显增长迹象，非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也增长缓慢，反而是进入新自由主义盛行的 80 年代以后，专利申请数量都大幅度提升。在拉佐尼克和奥丽苏文（Lazonick and O’Sullivan，2000）提出“不可持续的繁荣”之后的十几年里，这一数量一直都在快速上升。 

图 5 1963~2016 年美国专利申请数量

资料来源：https:// data.cnki. net/ Inter natio nal Data/ Report/ f33c 18ae91f2b43d

图 6 则显示了 1981~2015 年美国每 1 000 位就业人员中研究人员的分布情况的变化。

2015 年，美国每 1 000 位就业人员中研究人员的总数相较于 1981 年几乎翻了 1 倍，同时，1981~2000 年政府研究人员占全国研究人员总数百分比，从11.14%下降到4.57%，可见政府研究人数在减少，非政府研究人员的数量在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科研创新的主体在由政府向企业转移。

图 6 1981~2015 年美国研究人员情况

资料来源：https:// stats. oecd. org/ Index. aspx? Data Set Code= MSTI_ PUB#

图 7 是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的统计数据对美国的投入进行分析的结果。总体上看，美国的总体 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与开发）投入趋于上升，反而是在拉佐尼克所称的旧经济模式占支配地位的 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期出现了下滑。而在新经济模式开始萌芽、发展直至全部接手旧经济模式的时间里，美国的总体R&D 费用一直都保持着较高水平和增长幅度。从研发主体上看，从 1953 年 NSF 有统计数据开始一直到 1964 年，联邦政府的投入一直都在逐步增加直至历史最高点；此后联邦政府投入逐步下降，虽然 1978~1988 年出现了回升，但之后又趋于下降。

图 7 投入与GDP 的比率：1953~2016 年

企业、联邦政府、其他对应左坐标轴数值，总和对应右坐标轴数值资料来源：https:// www.nsf. gov/ statistics/ 2018/nsb 20181/ data/ appendix

1953 年以来，美国企业的投入却始终保持上涨态势，并在 1980 年超越了联邦政府投入，并一直保持上涨态势。1953~1978 年，联邦政府投入明显占据主导地位，最高落差出现在 1964 年，当年联邦政府的R&D 支出比企业及其他非联邦政府组织的R&D 支出几乎高出 1 倍。1987 年以后，联邦政府的 R&D 支出开始一路下滑。2015 年，联邦政府投入占美国 GDP 比率 0.67%，远低于企业的 R&D 经费所占比率（1.84%）。据此，陈实（2013）认为美国是从 1985 年开始进入企业主导型的研发模式的。美国企业不仅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进入新经济模式以来，在人才吸引、政策支持和金融资源这些创新的基础条件上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这是其研发创新活动得以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图 8 显示了 1995~2015 年持有临时签证的美国社会、行为和经济科学（Social， Behavioral & Economic Sciences，S&E）博士学位获得者（共有 220 684 位）按原籍国或经济来源分列情况，其中中国排在首位。这意味着，美国在高科技产业的统治地位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相关人才前往美国求学和求职，为美国的科研和创新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基础。

作为新经济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金融化的确加剧了美国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稳定性，但发达的资本市场客观上为美国的企业创新和企业成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图 9 是根据 NSF 的统计数据对美国的风险投资进行分析的结果。总体上看，仅 2016 年，全球风险投资约为 1 310 亿美元，美国就吸引了其中的 685.42 亿美元，占一半以上。 

图 8 1995~2015 年持有临时签证的美国 S&E 博士学位获得者，按原籍国或经济来源分列情况

资料来源：https:// www. nsf. gov/ statistics/ 2018/ nsb20181/ assets/ 561/ tables/ tt02-14.pdf

图 9 2006~2016 年美国种子阶段、早期和后期风险投资

资料来源：https:// www.nsf. gov/statistics/ 2018/ nsb20181/ report/ sections/ inventio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dicators- uni ted- states- and- other- major- economies

其中，早期和后期风险投资占比较大。2006~2016 年，种子阶段、早期和后期风险投资均保持快速上升态势。美国种子阶段风险投资从 2006 年的 1.84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33.42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33%，而种子阶段投资相对于早期和后期风险投资来说非常少，早期和后期风险投资从 2006 年的 285 亿美元到 2016 年的 652 亿美元， 增长了 1 倍多。

尽管从 R&D 投入上看，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美国就已经从以国家 R&D 为主导转型为以企业R&D 为主导，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和引导。 

而小微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最具活力和效率，一直被视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图10 刻画了美国政府通过联邦小企业创新研究（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SBIR）和小企业技术转让（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 transfer，STTR）项目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情况，这一资助金额自 1990 年的 4.71 亿美元开始上涨，至 2010 年达到顶峰（为 24.23 亿美元），2014 年，美国政府通过联邦小企业创新研究和小企业技术转让项目为小微企业提供的资金是 1990 年的 4 倍多，这一资金支持了在社会和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小微企业参与技术创新。

图 10 联邦小企业创新研究和小企业技术转让项目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情况

资料来源：https://www. nsf. gov /statistics/ state- indicators/ indicator/ ave-sbir- and-sttr- funding- per-1- million- state- gdp/ table

同时，美国政府通过税收抵免措施间接支持科技创新，降低企业R&D 活动的税后成本。根据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收入统计数据，图 11 刻画了美国政府研究和试验税收抵免申请金额，研究与实验（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R&E）2013 年税收抵免申请相较于 2001 年几乎翻了 1 倍。2008~2009 年有所减少，但之后开始快速上涨，2013 年总额为 113 亿美元，税收抵免申请金额的快速上涨为创新提供了动力。

图 11 2001~2013 年美国政府研究和试验税收抵免申请金额

资料来源：https:// www. nsf. gov/ statistics/ 2018/nsb 20181/ report/ sectio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u-s-trend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u-s- business-r-d

世界创新人才流入、风险资本的介入及税收抵免等相关财政激励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经济模式下组织结构与组织目标对企业创新行为和动力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保证了美国企业科技创新的领先地位。根据美国商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USDC）、美国专利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USPTO）及经济和统计管理局（Economics and Statistic Administration，ESA）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2016 年更新报告》，美国的 313 个行业分类中，有 81 个产业属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至少为美国提供了 4 500 万个就业机会，产业贡献超过 6 万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 38.2%。而 2010 年以来，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总量、就业人口数量和 GDP 份额都持续增加，其中，在商标密集型、版权密集型和专利密集型三类产业中，最能体现创新度的专利密集型产业的人均工资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一直都明显高于其余行业。该研究报告的结论是，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仍旧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然而，尴尬的是，巨量的 R&D 投入和专利数，并未换来与之对应的技术进步与贡献。图12 显示了1981~2018 年美国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美国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近 70%的时间里 TFP 增长率大于 0.4%，TFP 增长率小于 0.2%的年份为 1982 年、1991 年、2001 年、2008 年、2016 年。图 13 更清楚地展示了 TFP 平均增长率，正如罗伯特·戈登等经济史学家指出的那样，1920~1970 年TFP 水平的巨大提升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得到实施和推广的结果。而进入新经济模式以来，伴随着不断增长的 R&D 投入和不断递增的专利数，却是 TFP 的平均增长率的不断下降。1996~2005 年 TFP 增长的短暂复苏反映了与计算机和数字化相关的 ICT 产业革命的贡献，且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的 TFP 的增长持续了半个世纪相比，ICT 产业革命带来的 TFP 的增长不但时间短，而且幅度较小。

图 12 1981~2018 年美国TFP 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https://eiu.bvdep.com/version-201972/ cgi/tem plate. dll?product= 101& user= ipaddress & dummy_ forcing loginisap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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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https:// www. uspto. gov/ sites/ default/ files/ documents/ IPandthe US Economy Sept 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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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920~2018 年美国的TFP 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1920~1970 年数据引自Robert J.Gordon 的文献；1981~2018 年数据来自https:// eiu. bvdep. com/ version-201972/ cgi/ template.dll? product= 101 & user= ipaddress & dummy_ forcing loginisapi=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创新投入繁荣却产出惨淡的悖论？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将其归结为科技平原。例如，泰勒·考恩（Tyler Cowen）等经济学家及彼得·泰尔（Peter Thiel） 与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等著名投资人都持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创新投入繁荣却产出惨淡的悖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低垂的、易于摘取的“果实”已被摘光，不但美国，而且世界都面临着科技革命的瓶颈。但相较于投资界人士，泰勒·考恩的观点还是更胜一筹，在他看来，科技平原之所以出现，在于大量创新创业活动被引入了错误的方向：“现代的创新经常是为经济和政治特权集团服务，通过游说活动从政府获取大量资源，寻求知识产权法规的过分保护，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来自其排他性或者身份属性。”（德龙，2014）而马伦（Mullan，2017）则指出，科技平原根本的问题在于，黄金 30 年结束之后，美国经济越来越缺乏广泛性的、历史性的工艺创新和根本性的产品创新，创新只是狭窄地集中在通信和娱乐设备上，但它们对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 ICT 革命中，生产率显著提高和创新最为活跃的是金融行业和批发零售行业， 但这些行业对价值创造和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都不突出。

五、结语

在对美国新经济模式的历史变迁、特征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R&D 投入和专利数量的总量和结构性变化考察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拉佐尼克所揭示的美国新经济模式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本质上的偏资本和偏金融倾向，而其相应的“绩效”也尤其集中地体现在抑制劳工和金融化两个领域，但由此而推断出美国创新衰退的结论有草率和武断的嫌疑。基于霸权、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在科技、教育等领域内的长期积累优势，美国的创新能力仍值得高度重视，认为新经济模式下美国沦为一个失去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的国家，只会带来错判和低估。

从拉佐尼克的分析逻辑看，组织结构与组织目标会对企业创新行为和动力构成影响，而在现实中，这一理论假说显然与美国进入新经济模式以来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数的不断增长形成了悖论。一个可能却无法证实的解释—如果没有新经济模式，美国的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数将会较之现在有更多的增长，但这显然有陷入循环论证和诡辩的嫌疑。在拉佐尼克的论述中，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三者构成了保障微观组织创新的基本条件，其中，组织整合与创新本身需要缄默知识、集体协作密切相关，属于“车间现场”条件，而财务承诺和内部人控制两者密切相关，属于治理结构条件。但认为经理在不受股东利益和金融诱惑的前提下就会自然成为企业长期利益的代表，一旦受到股东利益胁迫和金融利益绑架就会偏离企业长期利益，就犯了混同大资本和小资本、大股东与小股东的错误，大资本和小资本、大股东与小股东在利益权衡和长短期的行为选择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体制下，获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资本内部竞争都会迫使资本进行持续的创新投入，而技术的垄断地位尤其是关键技术的垄断地位更是资本家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与此同时，服从于和服务于资本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同样也在为拯救和保护资本利益不断创造条件，这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属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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