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在家中工作（2017年）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理论组工作期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杨义今天已是声名显赫的学者，作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两个所的所长，退下来以后到澳门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写了《中国叙事学》、《李杜诗学》、《论语还原》、《楚辞还原》、“先秦诸子还原”系列等多种古典文学、文化研究专著。可是他在人文社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只是一个三十几岁刚毕业的研究生，而他的成名作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

杨义花了大概五年时间写出了这部著作的第一卷，拿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大家一看全愣了，稿子太厚了，两尺厚一大摞，五十万字，而且这只是一套书的第一卷！也就是说，把这三卷写完要写150万字。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最高殿堂出一套文学史长篇巨作，是没有先例的。要知道那个时候文学史著作都是大学老教授领着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写，以一个人的力量搞这么样一本大书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当然要慎重对待。老编辑罗君策先把稿子翻阅过一遍，评价很高，可是接着罗就被调走了，稿子便转到我手里。我阅后极口称赞，又给老编辑毛承志看，他阅后也非常兴奋。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难题交给社领导，说我们要出这套书。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手稿，稿面上的红字是我作为责编留下的笔迹。

这样一种态度，等于对作者承诺三卷本都要出。但当时出版社已经到了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时代，这套书作为理论著作出版，赔钱是必定无疑的。我们的主管副总编叫李曙光，他找我去谈了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理论组的组长了。他找我谈，说要出可以，但有个条件，你得把它变成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多大的难题啊，我想他将了我一军，当然他也是好意，逼我一下，让我想办法把事情做成。试想，一个三十几岁的学者，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写出这么一套书，上来就要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谈何容易？但当时我们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写了一封推荐信，盖上公章拿着推荐信骑上自行车直接找到国家教委，在那里碰到的国家教委教材中心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告诉我光是出版社推荐信不行，还得有专家推荐。我问需要什么样的专家？他说越权威的专家越好。回来后，我就跟杨义商量，找到了唐弢、王士菁、严家炎、樊骏等四位专家，请他们写意见。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三卷本）后被收入《中国文库》

 这四位专家对于杨义都是熟悉的、了解的。他们也都奖掖后进、鼓励新人，对杨义的学术创新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带着他们热情洋溢的推荐意见，我再一次到国家教委教材中心去恳谈。其实虽然事情在努力地做，但内心里没敢抱什么希望，只是怀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那时，国家机关也不讲求什么关系学，我们没请过一顿饭，没送过一分钱的礼，甚至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过。等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忽然就收到国家教委一份公函，里面盖了大红印章，批准这套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要知道，这是150万字的书，我们只给教委看了50万字第一卷的稿，他们就把150万字的三卷本全批准做教材了。这样杨义一下就解决了后顾之忧，从这以后，杨义的学术道路就是一片坦途，以后他再出版任何著作都不困难了，因为有这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打底子。后来这套书还夺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到现在杨义已经出版了五六十本学术著作，成了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但是他后来跟我说，如果当初这套《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能出版的话，他可能就改行了，中国可能多了一个商人，少了一个学者。确实，杨义呕心沥血写出150万字的大书，如果当时没人出版，他是没办法继续做学问的。

      与杨义先生合影（2012年）

 （以上为连载之二，待续）

《做书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当当网上书店及各大网店有售，链接为：http://product.dangdang.com/252090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