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港台畅销书作家----《做书的日子》连载之四
到了80年代后期，出版社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经营压力也就增加了，198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整合编辑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决定打破部门分工限制，成立两个“综合编辑室”，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方面各一个。可能社领导班子觉得我有点经营头脑，就把我拉出来，让我组阁，以自愿组合的方式组建综合第一编辑室。当然，这个编辑室是一定要创收的，要取得经济效益。社里对其他编辑室可以没有经济指标和压力，但对于综合编辑室是要有的，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必须策划一些畅销书。
我首先想到的两个畅销书作家，一个是李敖，一个是王鼎钧，后来过了两三年，我又联络过金庸和梁凤仪，在合作上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我一个个说一说。
关于李敖先生，事情很凑巧。1988年底，李敖托人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捎来大约20本书，都是他在台湾出版的著作。社里把这批书交给我处理，从此，我就和李敖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和他的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接近30年。
《独白下的传统》封面
那时李敖不能来大陆。他同我们的联系都是通过版权代理人。他不来，不是因为当局不让，而是他自己不愿意来。代理人陈又亮告诉我，说李敖自己分析，他和当局对立，当局恨不得把他驱逐出境，如果他的两只脚离开台湾，肯定就不能重新入境，这样他就无家可归了。他不愿成为流浪汉，所以不但大陆不来，而且任何国家都不去，就憋住劲和台湾当局共存亡。
人不能来，书能来也好。我本人是早闻李敖大名，对其著作期待久矣。正苦于联络无门，便有人前来送书，这是我的幸运。
写作《独白下的传统》时的李敖
拿到李敖的书，我们都敏感到这些作品的畅销潜质，但是也需要强力宣传推广。我们希望能够先声夺人，像柏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样一炮打响。这样我们首先选择了他的《独白下的传统》和《传统下的独白》，这是他杂文的两本代表作。怎样编辑呢？两本书都很薄，台湾用的纸厚，可以独立成册，但是当时大陆出版社用来印书的纸都很薄，分作两本印刷，就显得很不庄重了。于是我和资深编辑彭沁阳商量，决定将两本书合为一册。用什么做书名？按理说是应该用《传统下的独白》，因为这作为书名，听起来更顺耳，而《独白下的传统》，语义上是一种故意颠倒。但是编辑中我们发现，因为这两本书在台湾出版时间相距十四年之久，《独白下的传统》的文章更显成熟老辣，内容上文化批判色彩更浓，笔锋更敏锐，更犀利，情感更强烈，更加激情澎湃，语言更也能代表李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于是我们觉得，可能那种语义颠倒的表述，更能显示李敖张扬个性、蔑视传统的姿态，于是决定以《独白下的传统》作为书名，并且在编排上，也把这一组文章放在前面。
出版时间是1989年3月。我们在出版时隆重介绍，把李敖那句著名的大话“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印在书的封底，又为新华书店印了一万张海报，将李敖和当时在大陆已经名声大噪的柏杨绑在在一起宣传，告诉读过柏杨的读者，不可不读李敖。这些做法，在当时的人文社既是破格之举，也是创新尝试。因为人文社从来都是一家正襟危坐、四平八稳地出版经典文学读物的出版机构，从来没有人在书的封底印上这样“蛊惑人心”的广告型宣传语，也从来没有人把图书广告的招贴画送到全国各地3500家新华书店里去。
然而这些做法顿时奏效，《独白下的传统》发行大约20万册，令我们信心大增，一下找到了做畅销书的感觉。此后，我们趁热打铁，在几年内又陆续出版了《李敖自传与回忆》、《北京法源寺》等著作，一共7种，形成“李敖作品系列”。这些作品，本本都与不俗的销量。其实，李敖的杂文随笔，在人文社出版之前，曾经有一两个未经授权的选本在大陆出版，可是并没有形成影响；他的《蒋介石研究》三大卷也有人做了“内部发行”，我本人甚至还专门找来读过。但是李敖著作通过授权正式在中国大陆出版，是在人文社，经我和彭沁阳等几位编辑的手，李敖真正在大陆为人所知，产生轰动效应，也是从这里开始。所以二十多年以后，我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写了一本小书，题目就叫做《李敖登陆记》。
《李敖登陆记》封面
当然，出版李敖著作是需要掌握一些政策尺度的，书稿中总会有一些政策敏感问题需要处理，别人遇到的问题我也同样会遇到。我的办法是用编选来回避删减，李敖那些太敏感的文章我不选，这样避开了一部分问题，而必须编进去的文章，我的做法是一字不改，必要的时候删几个字，尽量不做大段删节。后来李敖的书在中国大陆好多出版社陆陆续续地也都有出版，因为版权是流动的。人文社版权结束以后，这些书版权转到其他出版社，那些出版社出了书，李敖老是拿人文社的版本去对照，有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问：你们人民文学出版社保留的字句为什么别的出版社会删？我有时候也在帮我们大陆的编辑做解释，告诉他现在有送审制度了，有专家审稿，要严格一些。但有时候李敖提的问题也让我无言以对。比如他有一本书，题目是《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这是他教女儿学英语的一本书，原来我在人民文学社出版基本一个字不删，因为确实没什么政治问题。可是国内有一家出版社在2011年重新出了这本书以后，李敖打电话来问我，就说：这个编辑怎么回事呢？他删了我16个字。我问哪16个字？李敖说，他抵制国民党教育，所以让女儿上美国去读书，他要女儿“不念三民主义，不受国民党教育的污染”，编辑居然把这16个字给删了。这就让我没法儿解释，我们有的出版社编辑究竟是怎么掌握的标准？这样的内容为什么要删？
2013年12月份，我带着三联的两个编辑到台北去参加书展，顺道到李敖家里去坐坐，李敖把我们带到了他书房的一角，用手一指说“你看那些书”，我一看，原来是他的十来本著作，一字摆开，全是我给他编的，包括我在人文社和在后来在香港为他出版的图书，他摆在那里让我们欣赏，当时把我带去的两个编辑吓一跳，他们没有想到我过去曾经给李敖编过这么多书。
李敖对我是很信任的。我去香港工作以后，他的著作转到友谊出版公司，在那里出版了40本一套的大全集。其实他的著作，还有一些尚未在大陆出版，若是全出，大全集应该有80本。就是2013年这次见到李敖，他曾和我商谈，因为他和友谊出版公司的合作已经结束了。他准备把他的全部著作交给我所在的三联书店，用生活书店的品牌出版。可惜我很快就退休了，这项合作未能开展，对他对我都是一个遗憾。
王鼎钧先生
再说王鼎钧先生。1989年我就读到了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我们现代人》《人生试金石》（合称“人生三书”）和《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合称“作文两书”），非常喜欢。拿“人生三书”来说，书中的一篇篇文章充满人生感悟，启迪人生智慧。我知道这些作品在台湾风靡一时，其影响力绝不下于龙应台的散文。王鼎钧人称“鼎公”，在台湾文坛备受推崇和敬重，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凡有井水处，即有鼎公书”。这些作品如果介绍给大陆读者，注定也是备受欢迎的。但是，鼎公的作品，由于是写给青年人看的，不仅文章篇幅短小，而且都是和李敖的两本“独白”一样的小薄本，每一本都只有七八万字，而当时限于客观条件，用千篇一律的52克胶版纸印刷再单独装订，就成了没有书脊小册子，非常难看。有鉴于此，鼎公的书应该怎样编辑出版？我颇费心思。考虑再三，我通过当时鼎公的版权代理商“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发传真信件，和鼎公协商，准备像出版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一样，把他一共五本的“人生三书”和“作文两书”整合为两本出版。鼎公大概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改变原先单行本的结构，把“三书”和“两书”分别变成“一书”，便答复说，他要考虑一下，缓一步再说。因为在他的人生哲学中，但凡重要的事情，都不可仓促决定，而强调“事缓则圆”。但意外的是，没过多久，鼎公突然出了车祸，把腿摔断了，所以他再次回传真，只说了一句话：“弟病矣，诸事从缓”。这一缓，可就遥遥无期了。他从此没再提及此事。而我当时手里存积的选题很多，鼎公一病，没有和我联系，我也没有继续跟进，就去忙别的了。再次与鼎公建立联系，竟然是24年之后的2013年，我在北京三联书店，与他签订出版王鼎钧作品系列16种的合约。当然到这时，鼎公又有了许多新作，“人生三书”已变成了“人生四书”，“作文两书”也变成了“作文三书”，特别是鼎公写出了《回忆录四部曲》，以“一代中国人的眼睛”观察和记录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百年忧患，世事沧桑。这些著作出版后影响巨大，且频频获奖，令我深感欣慰，也深觉庆幸：原本早已失之交臂的鼎公，竟然可以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仍然经我之手介绍给中国大陆读者。我和鼎公的缘分不可谓不深也。
需要说说金庸先生。金庸我们早闻其名，但没有想到要出他的书。因为按照传统的文学观念，武侠小说并不在人文社的视野之中。其实他的作品，我很早就读过几本盗印版本，如《鹿鼎记》《连城诀》《雪山飞狐》等，很喜欢。大概是在1993年，冯其庸先生有一次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开会，跟我们谈到他对金庸的极高评价，说人文社一定要出金庸。这时我们才决定向金庸先生约稿。但我当时觉得我个人的分量不够，直接写信给金庸，怕他不买账，所以我跟陈早春社长说我要用他的名义写。我代笔写了一封致金庸的信函，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要以出版名家作品的高规格隆重推出金庸先生全套作品集，陈社长看了信签了字，扣上他的印章寄给金庸。大概一两个月后金庸通过他的代理人告诉我们，他一直在等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他的书，但是我们太迟了，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已经跟他洽谈好了出版意向，不好再改了，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金庸失去了合作机会。
北京三联版《金庸作品集》
其实说起来，我和金庸先生是有缘也无缘。说有缘，一是因为后来我到了三联，而金庸曾与三联合作多年；二是因为金庸和我还有一点远亲。他的堂弟查良铮（诗人穆旦）是我远房的姑父。我后来在香港工作时有一次和金庸聊天，我提到我们之间沾亲，搞得他顿时紧张起来，直到我说出原委，他才松了口气，说自己辈份小，很怕一不留神成了我的晚辈。现在看来，我还得管他叫叔，放心了。这层亲戚关系金庸是承认的，但是对于我和他之间的出版合作并没有起一点作用。所以说又是无缘。我到北京三联工作以后，金庸和三联的版权合同早已过期，没有能够达成续约协议，金庸的代理人已经将作品集交给广东的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三联编辑部许多同事都对此深表惋惜，他们希望我能够说服金庸，将版权重新拿回三联。于是我在几年时间里，先是多次联系金庸在香港的版权代理人，后来是直接给金庸本人写信，托刘再复先生亲手转交。但是，因为金庸和广东方面的合作，不仅是版权的转让，而且还涉及资本的合营，牵涉问题较为复杂，所以我们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这是一大遗憾。
梁凤仪女士是香港财经小说作家，人文社当年出版她的作品系列，很多人不理解，因为根据传统的文学标准，她的作品作为通俗小说，是不登纯文学的大雅之堂的。人文社连金庸都没有出，这么会突然出版梁凤仪？外人不知，这里另有原因：梁凤仪是中共香港工委和国务院港澳办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最初，将她的几本财经小说转给我们的人，就是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的夫人、时任中共香港工委组织部长的黄过女士；这几本作品出版时，我们在北京饭店举办新书发布会，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又亲自到会表示祝贺，中国作家协会也来了陈荒煤、冯牧和王蒙三位副主席为梁凤仪站台，连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都做了报道，从这种隆重推荐的规格，读者应能想见这些图书出版的背景。当然，官方机构和领导人向我们推荐梁凤仪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希望我们支持香港的爱国作家，但从文学角度来看，梁凤仪的财经小说题材贴近回归前夕的香港现实，清晰而准确地揭示了香港社会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对于内地读者了解香港极有帮助，社会认识价值颇高，它的作用是其他文学作品难以取代的；而且，这些作品故事生动，人物鲜活，可读性颇强，确实具有畅销的潜质。所以人文社经过研究和论证，决定作为作品系列出版。总共出版超过20种，其中至少有10种发行量超过10万册。人文社与梁凤仪的合作持续了七八年，一直到九七香港回归以后，梁凤仪宣布封笔。
梁凤仪女士和我
大约在三四年前，梁凤仪和我谈起，她重新恢复写作，正在写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展现香港的百年史，书名叫做《我们的故事》。我知道，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20年前我刚认识她时，就听她谈起过。只是后来她做了上市公司的总裁，无瑕写作，才把这件大事放下了。于是我帮助她重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立联系，双方洽谈合作，又是一拍即合。《我们的故事》第一部出版时，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应梁凤仪的要求，我也去参加，并讲了几句祝贺的话。那天，梁凤仪公开在新书发布会上讲，李昕先生是我的恩师。想来她指的是我曾帮助她在中国大陆打开局面。当然，她这么说我不敢当。首先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从社长陈早春到众多同仁都帮过她。另外我想说的是，正好相反，我从梁凤仪那儿倒是学了不少东西，因为梁凤仪是一个香港商界长袖善舞的女强人，她在经营上非常有创意，而且自己也在搞出版业，她借用金庸给她题写的三个字“勤+缘”，在香港建立了一间“勤+缘”出版社，集中出版大众读物，其中包括她自己的著作。她与人文社合作时，总是借助她在香港多年积累的商业经验，全力配合新书出版后的宣传推广，到全国各地进行促销活动不下十余次，我曾多次陪同，通过对这位女强人的近距离的观察和与她的多次交流，我在出版营销策划方面增长了不少见识。
（以上为连载之四，待续）
《做书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当当网上书店及各大网店有售，链接为：http://product.dangdang.com/252090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