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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松 |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寻根——中华文明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
BSTRACT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赖以产生、发展和深化的文化逻辑。从5000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开放、创新和变革精神书写了中华灿烂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它注释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根基；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近100年革命文化看，革命性、时代性、创新性构成其特殊的精神因子，它铸就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基因；从新中国成立70多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看，政治性、先进性、人民性构成其独特的精神内核，它成为引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文化因子。
EYWORDS
关键词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UTHOR
作者简介
郭庆松（1966-），男，安徽无为人，法学博士，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
OUNDATION
基金项目
中共中央宣传部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重要论述研究”（2018XZD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是人类发展可以借鉴的共有的精神产品，更是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精神武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逻辑，而且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从思想观念方面看，“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大同”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从人文精神方面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人文传统深厚；从道德规范方面看，儒学的许多思想都与道德规范直接有关[8]。很显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重要内容，“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大同”本身就很好地注解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渊源。与此同时，儒家所提倡的“见贤思齐”思想观念，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源头之一。
“道法自然”理念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这里所讲的“道”，可以理解为规律、原理、法则，也可以进一步延伸为构成世界的本体、创造宇宙的原动力、促使万物运转的规律、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等。“道法自然”主要强调的是，天地间发生的万事万物是自然而然的现象，“道”的运行也是自然而然的规律，要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办事。很显然，“道法自然”有无为的含义，但通过无为可以达成有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执政者可以根据万物运转的规律和组织行为的准则作出某些历史性决策，创设一套良好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发挥民间的智慧和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多元发展的格局下，在重大部署之后，政府可以通过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自为以实现无为而无不为，通过现代组织、公民个体的自治以实现无治而无不治。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党在作出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后推动改革开放进程的真实写照，也很好地注释了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同频共振[9]。与此同时，《道德经》第二十二章还提出：“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在这里，“敝”可以理解为“破除”“破旧”的意思，“新”可以理解为“生新”“创新”的意思；“敝则新”实质上就是破旧立新、推陈出新、变革创新的含义；“抱一为天下式”讲的是只要掌握万事归一的法则就可以有效治理天下。很显然，老子对于改革创新有一种内在的认同。此外，《道德经》第三十章有言：“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就是说，老子并不赞成用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那样会引发大动干戈的残酷战争，可能还会出现接连不断的瘟疫和灾荒，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局面难以避免。这一方面体现他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比较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体现他社会变革、改革创新的精神实质。“以民为本”理念产生于西周时期，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在思想体系、文化认识、政治主张、治理理念等方面有所不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分歧，但大家对于“以民为本”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尤以儒家文化更为强调。儒家文化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常道”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10]。在孔子所编纂的《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即“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据《荀子·哀公》记载，孔子还曾说过，“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在《孟子·尽心下》直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离娄上》坦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可见，在儒家文化中存在“天民一致”的理念，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体，在民意之上并无更高的所谓“天道合法性”，合乎民意的社会变革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国家统治者或社会治理者只能顺乎民意推进改革并以此来改善民生福祉。因为就如《荀子·大略》所言：“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同样，道家也有类似的表达，如《道德经》第四十九章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讲的是高明的执政者没有自己的主观意志，应该以百姓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道德经》第七十二章的“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说的是当老百姓不再害怕执政者的淫威时，可怕的祸乱就会到来。尽管法家主张君权至上、以武力实行霸业，但同时也强调“以民为本”。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的《管子》认为“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商鞅的《商君书》指出：“圣人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都是强调民众是兵源和给养的重要保证，治人必治心，治心方能用其力。诚如近代梁启超感言：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11]。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以民为本”精神不能磨灭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的必然结果。“大同”理念主要来源于儒家，但墨家与道家也有贡献。在儒家的《礼记·礼运》篇中，论述了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美好景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尚书·尧典》也有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儒家看来，“大同”社会就意味着：人人都为社会而非为己劳动，老弱病残都会受到社会的照顾，公职人员的选拔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呈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景象，邻国之间友好和睦而没有战争和阴谋，良好的社会治理还会让人亲密团结、与人为善、天下安宁等。墨家的《墨子》书中有《尚同》篇，墨子在《尚同》中说：“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这就是说，天下万民“上同”于天子，确保天子聪明圣智、无所不知、惩恶扬善，以此实现天下大治。道家的“大同”理想则在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桃源洞的这块人间乐土，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和平、宁静和温饱的，人们与剥削、压迫和战争隔绝，大家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对外部世界的王朝废兴、社会动乱闻所未闻，自进洞之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理想社会的美好生活由此展现在人们面前。无论是儒家的“大同”理念还是墨家与道家的“大同”理想，展现的都是人们对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在古代社会，儒家等的“大同”理念呈现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境，但确实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梦想精神，而在一定程度上要实现人们对这种美好生活的追求，只能通过不断的社会变革和改革创新来推动。儒家所提倡的“见贤思齐”出自《论语·里仁》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还有类似的表达如《论语·述而》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讲的都是要善于拜人为师，善于向有德行或才干的人学习，善于从别人的错误中发自内心地反省和改正自己，从而弘扬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显然，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儒家“见贤思齐”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一种很好实践。与此同时，作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君子处事待人一方面要效仿“天道”，具有刚毅坚强、发愤图强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要效法“自然”，具有承载万物、包容开放的胸怀境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孔子的“见贤思齐”也是一脉相承，本身也内含着尊崇规律、学人之长、改革开放的精神追求。此外，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在《墨子·尚贤》有“尚贤者，政之本也”的表述，讲的就是崇尚贤能乃为政之本，这实际上是“见贤思齐”的政治表达，主要目的是在选人用人方面要打破血统界线和论资排辈的弊端，弘扬改革创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尽管不好说墨家借鉴了儒家的思想，但至少可以说“见贤思齐”乃是儒家和墨家的共同主张。
革命，从本源上讲具有革旧鼎新、改变命运之内涵，一般意义上的革命运动在世界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革命就演变为暴力手段的代名词，意味着要采取必要的甚至暴力手段来推翻旧有秩序以建立新秩序。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也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从最初的“改朝换代”“改变天命”的简单目的走向后来的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人民解放的崇高目标。这就是说，历经几千年的沧桑洗礼，革命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特点。就如孙中山所言：“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12]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革命文化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主创者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继承、发展和完善者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其积极成效就是激发中华儿女浓郁的忧国忧民情怀和奋发抗争的斗争牺牲精神。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革命文化所凝练的革命精神有很多，其中包括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以及和平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小岗精神、特区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谱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灿若星河、扣人心弦，成为支撑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精神法宝，成为中国人民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千锤百炼而意志愈刚，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发展意境中，革命性、时代性、创新性内化为革命文化的精神因子，也深刻注解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革命文化逻辑。
革命性是革命文化的本源性特点。革命文化发端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因此，革命性是服务服从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斗争实践的革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一系列腥风血雨的残酷战争的洗礼，革命文化不断由“批判的武器”的主要功能转化为“武器的批判”的某些作用，革命文化的革命性特点不断彰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14]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种暴力手段的认识论基础，革命文化的革命性特点还以一种认识惯性和制度刚性得以延续，但在内涵和内容上却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革技术落后的命”“革生产力落后的命”，逐步引发了人们的共识，革命性特点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在拓展和延伸。如邓小平所言：“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5]由此，改革的革命性特点从过去的革命文化的革命性特点直接引申出来。需要指出的是，改革的革命性特点源自革命文化的革命性特点，这对于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思想文化深刻变动、人们意识主流重塑等具有积极的精神建构与导向作用。但是，改革本质上还是要发挥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功效，最终目标还是服务服从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改革的革命性特点是手段，是外在表现形式，任何偏离改革的革命性特点的这些要害、灵魂和本质，都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时代性是革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任何文化都是由具体的时代创造出来的，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离开时代性的文化迟早会被时代淘汰和抛弃。英国学者威廉斯有言：“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16]这就道出了：文化不仅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整体的，不仅是日常的更是时代的，不仅是高大上的更是接地气的。文化的时代性特点是文化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持续性影响的基础和前提。产生于特殊时代的革命文化，自然有特殊时代的时代烙印。革命文化产生于危难时期，面对的是列强入侵的残酷屠杀、封建残余的残酷统治、官僚资本的残酷压榨等诸多惨象以及土地被瓜分、人民被奴役、资源被掠夺等种种惨状。由此，革命文化一经产生，就与“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就与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天然不可分，内含个人幸福、群体出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价值追求。这种革命文化的时代烙印，铸就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精神品格和价值立场。改革开放就是出于“人民温饱都成问题”的深刻忧患和“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2]革命文化的时代性特点，不仅召唤改革开放的人民立场，而且注解改革开放的民族情怀。如胡锦涛所言：“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了三次伟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17]创新性是革命文化的鲜明特色。孕育于中国革命实践并指导中国革命成功的思想武器，革命文化的发展进步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中得到有力彰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的提出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等，就是革命文化的创新性特点在理论创新方面的集中展现。新中国成立及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时间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时期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推动对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等，也都是革命文化的创新性特点在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方面的集中体现。革命文化内含创新性特点，革命文化的创新性特点呼唤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2]。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体现创新性特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的理论创新的不断推进并持续引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辉煌，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体系和重要观点，不仅深刻反映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精神，而且深刻体现革命文化创新性特点的当代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8]从文化的组成和根脉上来说，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革命时期创造的，而同样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孕育并不断发展的。当下，我们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质上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文化形态，它源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又符合现代科学精神和文化价值立场，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正是由于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这是政治性的要求；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要与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相匹配，体现现代性和时代性要求，这是先进性的体现；此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要坚持人民大众的导向，具有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紧密联系的特征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这是人民性的诉求。可以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性、先进性、人民性的精神内核和本质特征，同样蕴含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逻辑。
政治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准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变的“压舱石”，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性要求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本质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和引领意识形态的各项工作。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所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性要求也就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灵魂。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次发展和进步，也无不体现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直接成效。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9]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时同样得出结论：“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2]可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性要求，不仅从文化逻辑上建构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立场，而且从根本方向上确保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行稳致远。先进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先进生产力是先进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先进生产力也要有先进文化发展作为前提和条件。判断一种文化的先进与否，首要标准是要看它是否适应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凡是适应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凡是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就是落后或腐朽的文化。恩格斯曾经指出：“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个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20]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也是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先进性要求，必然召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先进生产力来回应先进文化的要求。而在这其中，嫁接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桥梁就是改革开放。一方面，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在4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体现的是改革开放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先进性要求。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所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也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成果。人民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本色，人民性和人民立场同样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鲜明品格和亮丽本色。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决定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和使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人民性和人民立场同样召唤文化发展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初心使命，那就是“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还是党的决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人民性诉求，要求我们必须贯彻“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解决“人民温饱都成问题”的窘境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考问，回应人民性的诉求和人民立场的坚守。显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2]人民性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得到彰显，人民立场在改革开放的精神铸就中得到弘扬，从而很好地从人民性的角度印证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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