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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洪波 | 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价值观念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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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日益上升,自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后,又不断上升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大计”“千年大计”和“根本大计”。生态文明建设不再局限于生态环境领域,而是已置于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并向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全方位、深层次地延伸。这一重大变化充分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更是为了通过重塑业已失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推动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变革,在新时代掀起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实现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建设“美好中国”的双重目标。




K

EYWORDS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观念;社会变革




A

UTHOR

作者简介


马洪波(1967-),男,河南沈丘人,经济学博士,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青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F

 OUND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与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改革研究”(16BJY025)。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蹄疾步稳。自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后,其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为关系中国人民福祉、关系中华民族未来、关乎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千年大计”和“根本大计”。生态文明建设不再局限于生态环境领域,正在成为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更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既要建设“美丽中国”,又要建设“美好中国”。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的“大政治”

关于政治的概念,有多种解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通俗地讲,政治就是大局、大势,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巨大力量。生态文明建设从边缘走向核心,日益成为新时代的“大政治”,不仅是为了应对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之后累积起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是必须如期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而且是为了建立一种全新的符合生态文明原则的新经济、新社会、新政治与新文化[1]。(一)全球气候变化不可阻挡。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活动已深刻地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据统计,如今地球上75%的陆地和66%的海洋生态环境已被改变,全球1/3以上的土地和3/4的淡水被用于农作物种植和牲畜饲养,人类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威胁到其他物种”。世界气象组织2019年在日内瓦发布了《世界气象组织温室气体公报》。公报指出,2018年全球平均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407.8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较2017年405.5ppm又有所上升。2015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就突破了400ppm这一具有象征性的重大基准数值。而上一次地球出现类似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在300万—500万年前,也就是在人类诞生以前,那时的气温比现在高2摄氏度至3摄氏度,海平面比现在高10米至20米[2]。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统计数据表明,全球变暖速度正在加剧,到2019年为止,全球陆地和海洋的平均温度比20世纪的平均温度高出0.95摄氏度[3]。以青藏高原为例,全球气候变化加速了该区域暖湿化的进程,导致冻土消融、冰川退缩。过去30年间,多年冻土缩减了24万平方公里,冰川面积退缩了15%,年平均冰川融水径流量由615亿立方米增至795亿立方米[4]。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球物种的影响更大。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地球生命力报告2018》中指出,2014年全球包括鱼类、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在内,超过4000种动物的总数,相较于1970年,下降了60%。其中,淡水生态系统的生物数量已减少80%,而亚马逊热带雨林所处的拉丁美洲一带情况最为严峻,已有将近9成动物消亡。联合国于2019年5月6日在巴黎发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也显示,如今在全世界800万个物种中,有100万个正因人类活动而遭受灭绝威胁,全球物种灭绝的平均速度已经大大高于1000万年前。这可能使地球已陷入自66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物种灭绝的危险境地[5]。正是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严重,2019年5月,由34名科学家组成的工作组投票决定在第四纪中继更新世、全新世后确立一个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以表明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变化[6]。他们认为,以20世纪中期作为人类世的起点,从那时开始,人类人口快速膨胀,工业生产步伐加快,农业化学品加速使用,也增加了其他人类活动。与此同时,首颗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碎片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进入沉积物和冰川冰层中,成为地质记录的一部分。进入人类世以来,人类已成为改变地球生态环境的主要力量。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个“最大的政治”,人类要携起手来同舟共济、共同保护地球这一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

(二)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持续了40余年的中高速增长。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上升。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在挑战资源利用红线和生态环境容量,雾霾扩散等生态环境问题不断爆发,成为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中国在几十年“历史瞬间”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走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道路,发展成就极大展现、风险挑战也高度浓缩[7]。特别是在生态环境领域,中国在短短几十年积累了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依次出现并先后解决的突出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显著的“时空压缩型”和“种类复合型”特点。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无疑已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风险和挑战之一。2018年5月18日至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格最高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对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对持续多年的传统发展方式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概括:一是产业结构问题。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偏重化、能源结构偏煤化,导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二是城乡结构问题。在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的同时,污染企业向城乡接合部、向农村转移,“上山下乡”现象十分突出。三是区域结构问题。随着东部地区环保措施的持续加强,中西部地区面临的环保压力日益凸显。四是供求结构问题。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不断增加,而生态退化趋势依然严重,大量生态空间被挤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五是行业结构问题。网购、快递等新业态在方便人民生活的同时,带来的塑料包装物污染不容忽视。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必须站在维护地球家园生态安全的高度,奋力走出对传统发展方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13年4月2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第一季度经济形势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讲政治”的高度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想一想,在现有基础上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总量增加一倍,产能继续过剩,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环境?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8]生态环境问题已不仅是单纯的生态问题、经济问题或技术问题,而且是复杂的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建立和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生态环境问题。(三)新的执政理念不可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全国人民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奋斗目标,并从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的激浊扬清入手锐意改革进取。在政治生态上强力反腐,在自然生态上强力治污。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正在形成和巩固。在重塑自然生态方面,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并通过中央环保督查手段严厉处罚了部分地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彻底打击了部分官员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等待观望的心态和做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长期存在的矿产资源开发等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陕西延安削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临湖地带违规搞建设、新疆卡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等进行了严肃查处。这些处罚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持之以恒狠抓生态环境保护,久久为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决态度。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提升,关键在于顺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综合的、多元的、复杂的,不仅需要更好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身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在解决了温饱、实现了小康以后,人民群众对蓝天白云更在意,对绿水青山更关心,对环境保护更盼望。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已成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新期待。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经过十八大以来的持续奋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喜人变化,正处于“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三期叠加的重要拐点。也就是说,虽然总体上看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并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正在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成效并不稳固,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出现反复,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9]。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政治高度,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作为重要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工作责任,进一步重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责任牢牢地放在心上、实实地扛在肩上、紧紧地抓在手上。
二、走向生态文明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工业文明及其“后遗症”。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先导的工业革命,用了只占人类诞生以来0.01%的时间就创造了人类社会97%的巨大财富,能够消费的产品种类达到上亿种之多[10]。“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1]究其根源,在于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长期以来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空前释放。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人性的解放、个人主义的彰显,物质财富在快速创造和积累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深刻改变。人类被自己创造的科学和技术神话所折服,开始了自我的“神化”和“异化”,逐步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一时间“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口号甚嚣尘上。这个以释放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核心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创造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丰裕的物质文化财富,但也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对立。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冲动和行为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助于增进人类福祉,也助长了人类的贪欲。工业文明以“欲望”而不是“需要”作为社会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必然使有限的地球资源和生态容量难以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而人的贪欲如果得不到道德和法律等制度的有效制约,多少资源也满足不了被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无限刺激出来的欲望。“贪得无厌的诸多欲望的自私自利的追求,超越了地球的生态储备。”[12]这就是工业文明最终会损害地球生态环境的根源。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享受工业文明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日益被市场至上、技术主义、机械唯物论等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思维方式所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是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将人与环境相对立,缺乏系统观念;二是把完整的生态系统按照人的价值和需要进行机械性分割,缺乏整体思维;三是把生态保护与建设简单等同于生态文明建设,又把生态文明建设简单等同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这个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只被简单化为“种草种树、绿化环境”;四是把现代化的概念简单化、片面化,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五是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主义,与追求“越多越好”的消费主义之间循环论证、相互强化,“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潮流。工业文明的“后遗症”必须要通过新的文明形态和思维方式来化解,这就是未来发展的新趋势——生态文明。(二)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全面超越。针对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及其破解,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讨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理论:一是舍弃工业文明,回归田园时代,以生态为中心的“深绿”理论。这种理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好说但不好做。因为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已被工业文明的成果所裹挟,一刻也离不开电灯电话、手机电脑、汽车飞机等现代化产品,绝大部分的人绝不会为了保护生态而放弃眼前的美好生活。二是在现有工业文明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不过在生产生活中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的“浅绿”理论。这种理论避重就轻,采取“鸵鸟政策”,对工业文明最终会带来的生态灾难视而不见,不想从根本上改变工业文明运行背后的“资本逻辑”,甚至想把“自然市场化”,只是用生态和绿化等字眼来装点门面。三是坚持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绿色发展的“红绿”理论。这种被冠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版。马克思在无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同时,还认为这也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无止境地盘剥自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对抗的制度[13]。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以基于“需要”而不是“欲望”来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最终既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危机,又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危机。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以上三种理论显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即将到来的生态文明社会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既要在总体上坚持“红绿”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又要合理借鉴“深绿”中“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主义思想,以及“浅绿”提倡的运用经济政策工具和行政管理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难题的具体措施,走出一条“红绿交融”或“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路[14]。这条新的文明之路既要“文明”,也要“生态”,特别强调“文明”要在“生态”的约束之下持续发展。既要摈弃工业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也不是向生态中心主义者提倡的“自然至上”的理念回归,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观为指导,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位置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一种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倡导的“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基本要求相一致,更是一种站在“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高度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观。在这种文明观指导下,我们会认识到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演化的阶段性产物,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可能突破自然界的限制,只有与自然系统和谐共存,而不是试图征服和主宰自然,人类文明才可能获得持续的发展。生态文明绝对不是对工业文明简单的修修补补、小打小闹,“换汤不换药”,而是人类在反思工业文明带来的致命缺陷后逐步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作为一种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新的文明范式,生态文明倡导运用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在这一思维方式下,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不仅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改善生活方式等改革,而且是需要实现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向生态文明形态的“双重变革”。
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路径选择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为了从根本上扭转人与自然关系趋向恶化的严峻局面,进入新时代以后,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全局工作日益突出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文明理念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写入了党章。2018年5月,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为标志,正式形成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思想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创新性。这一思想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观为指导,汲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丰富营养,借鉴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经验,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五大体系”和“六项原则”。所谓“五大体系”是指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生态文明是一个涵盖观念、行为、政策、制度和产业等多个层面变革的文明形态,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口号和文件话语的“绿化”上,还必须深入到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政策制度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绿化”上,特别是以生态文明理念取代传统发展理念。所谓“六项原则”是指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这六项原则又被进一步阐发为“八个观”,即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邃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全社会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观,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共赢全球观[15]。走向生态文明从根本上是一场思想观念上的伟大革命,只有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重新认识历史、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发展以及认识人类自身,才能最终抵达成功的“彼岸”。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擘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系统性。按照系统工程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一方面,这一思想强调要以“生命共同体”的观念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系统提出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16]。到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这一理念丰富升华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在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他进一步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如果因小失大、顾此失彼,最终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系统性、长期性破坏。”[17]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制度和器物三个层面逐步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以确保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观,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把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到规划设计、项目编制、工程审批、建设施工、政府监管以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让生态文明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发展的鲜明标识。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责任,也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秉持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克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羁绊,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实践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始终处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早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看得很重,并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继2018年5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式提出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和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2019年4月28日,在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他用“让子孙后代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的形象生动语言从远、中、近三个角度,描绘了未来生态系统既“绿”又“活”的美好景象[18]。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规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中办、国办联合颁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工作。同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祁连山考察生态保护工作,强调指出祁连山是我国西部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黄河流域的重要产水区,要把祁连山的保护放在国家的战略格局高度予以重视,并强调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要摆脱对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引导企业和民众积极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途径。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浙江、陕西和山西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进一步释放了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信心。3月30日,重返15年前提出“两山论”的浙江安吉县余村,看到这里因生态环境良好而带来了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强调“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生态就会回馈你”,平息了长期以来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争论;4月20日,在考察秦岭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再一次严肃批评了一些人试图将秦岭这个国家“中央水塔”变为“私家花园”的错误行为,语重心长地告诫广大干部一定要对生态环境保护这一“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重申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也是党的执政宗旨、执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息息相关,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19];5月12日,在山西考察了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后,再次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将生动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又以抽象理论指导实践活动,形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丰富完善。(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在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就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即通过生态环境保护最终实现“三化”的目标,即“绿化”国情底色、“优化”经济发展和“美化”人民生活。第一,以生态环境保护绿化国情底色。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观。面对当时森林面积只有约1.2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仅为12.5%的严峻现实,邓小平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战略思想。1979年,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决定将每年的3月12日确定为我国的植树节。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植树造林力度不断增强、林木蓄积量持续增长,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党的十八大在继承和丰富“绿化祖国”思想的基础上,把“美丽中国”确定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绿色环保日益成为国情的最靓丽的底色。据2019年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地球卫星数据显示,与20年前相比,世界越来越绿了,中国和印度的植树造林和农业等活动主导了地球变绿的过程[20]。其中,中国的绿化面积主要来自森林(42%)和耕地(32%),而印度主要来自耕地(82%),森林只占4.4%。中国用仅占全球植被面积6.6%的土地,取得了占全球绿色面积净增长25%的突出成绩。《2019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21],当年全国共完成造林706.7万公顷、森林抚育773.3万公顷、退耕还林还草80.3万公顷,种草改良草原314.7万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2.96%,40年间提高了10个百分点,森林面积2.2亿公顷。我国荒漠化防治及造林绿化成就已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
陕西宜君梯田生机勃发

第二,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既是压力更是动力,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要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将经济系统纳入生态系统来实现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传递和价值增值,使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从而达到生态与经济两个系统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高度统一,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一方面,要利用增加环保投资、淘汰落后产能、严格环境法规标准和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等措施,实现在有效改善环境质量的前提下,优化经济发展方式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产业生态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和释放生态产品的经济、生态和精神文化等多重价值,通过中央财政购买生态产品,地区之间的生态价值补偿,生态地区出售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和生态产品溢价等方式,实现生态产业化。以寻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结合点为突破口,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培养一支热爱自然并善于经营的企业家队伍去促进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特别是抓紧理顺重要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关系,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第三,以生态环境保护美化人民生活。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认为“生态”一词优于“环境”。一是字义上“环境”具有“包围、围绕、围绕物”之意,环境是与人二元对立的存在。而“生态”则具有“生态的、家庭的、经济的”之意,是对于主客二分的解构。二是从内涵上说,环境一词具有人类中心论的内涵,而生态则是一种生态整体论。三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生态一词更加切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文化模式[22]。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原则,“环境改善民生、青山蕴含美丽、蓝天映衬幸福”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的人民战争、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成为民生优先领域。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言,生动表达了生态环境保护在美化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例如,通过科学治理空气、水体和土壤三大污染,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和“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好景象,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通过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不断推进城镇留白增绿,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享有惬意生活的休闲空间。生态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是新时代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同时,也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实现生活方式的绿色革命。
四、通过人与自然关系重塑推动社会价值观念变革

正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绩的同时,由于受“人多地少”基本国情的客观制约,再加上人的正常需要和过度欲望的双重增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也日益暴露出三个十分尖锐的矛盾:一是经济持续增长与环境污染严峻、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二是经济总量扩张与资源有限供给、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三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服务需求与政府不尽理想的优质生态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23]。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之所以日益提升,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更是为了通过重塑业已失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在新时代掀起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短短几十年中国就彻底告别了物品短缺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但在人与物的关系极大改善的同时,不仅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同步增加,而且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同步提升甚至有恶化的趋势。从人与人的关系看,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短短几十年的熏染就将以前饱含温情的人际关系部分地改变成为赤裸裸、冷冰冰的金钱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由于快速改变土地利用类型、过度直接利用生物资源、气候变化、污染加剧、外来物种入侵等原因,局部生态系统正面临着崩溃的威胁;从人与自我的关系看,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并未同步带来精神生活的充裕和幸福感的增加,各种精神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升,甚至有人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反而感到精神空虚、生活无聊、人生乏味,失去了活着的意义和目标。一个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繁荣必须同时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自我这四大关系,其中任何一种关系失衡都可能会带来严重影响。人是宇宙间一个复杂的存在,绝不仅仅是西方经济学家假定的“经济人”,不是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经济动物”,而是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需要文化认同、精神愉悦和自我实现。通俗地说,对人积极性的调动,没有钱不行,但光有钱也不行。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必须对人的本性和这四大关系予以重新认识。其实早在浙江主政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中就深刻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只能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24]破解这一困局,一个可行的选项就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来改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我的关系,进而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念进行“革命性”的变革。我们要认识到,大自然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不能没有大自然,大自然既是人类的家园,也是其他生命体的家园,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元;人类不仅要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之心,更要有敬畏自然之感,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只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冰山一角,大自然的奥秘无穷无尽、深不可测,人类要在大自然面前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学会谦卑、逊让和感恩;人类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只是大自然之子,不可能成为大自然之主;人类的生活一刻离不开大自然,大自然必须得到足够保护。地球的资源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欲望。只有把人从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泥沼中解救出来,从“水泥森林”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从“小我唯我”的局限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天地之间,学会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克制贪欲,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积极倡导“足够就好”的消费观和“内向超越”的人生观,那么一直纠缠于人心的名利、收入、地位、健康等个人主义的目标就会黯然失色和重新定位,人生境界也就会从低阶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逐步上升为高阶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最终到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诗意地栖居”的境界。从某种程度上讲,生态文明本质上就是心态和价值观念的文明。只有心态的和谐,才能促进生命和谐、生态和谐,最终达到社会和谐、国家和谐、世界和谐。 [参考文献][1]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的“大政治”[N].北京日报,2018-07-16.[2]世界气象组织: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创历史新高[N].经济日报,2019-11-26.[3]李茹玉.当珠穆朗玛长出了“绿头发”,这意味着什么?[EB/OL].中国环境新闻网,2020-03-23.[4]游雪晴.青藏高原暖湿化加剧,是福还是祸[N].科技日报,2017-06-01.[5]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百万物种濒临灭绝[N].人民日报,2019-05-08.[6]Anthropocene now: influential panel votes to recognize Earth’s new epoch[EB/OL].Nature,2019-05-21.[7]卢风.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和根本[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5.[9]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10]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增订版)[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35-36.[1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2.[12][美]约·贝·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6-17.[13]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J].中国社会科学,2012,(11).[14]郇庆治.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当代生态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49-184.[15]李干杰.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J].行政管理改革,2018,(11).[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7.[17]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18]习近平.让子孙后代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N].人民日报,2019-04-29.[19]习近平在陕西考察[N].人民日报,2020-04-24.[20]地球更绿了!美国航天局:中国和印度贡献最大[EB/OL].中国日报网,2019-02-15.[21]顾仲阳.我国森林覆盖率近23%,2019年完成退耕还林还草80万公顷[N].人民日报,2020-03-12.[22]曾繁仁.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N].光明日报,2018-01-17.[23]丛晓男.探寻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N].经济日报,2019-12-20.[24]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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