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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读什么样的书

徐忠明 少数派悦读
2024-08-15


本文为中山大学徐忠明教授与本科生谈读书体会的讲稿。


读书的姿态与途径

文:徐忠明


不久前,在学而优书店看到金克木先生的文集《书读完了》,不觉心头为之一震。撇开手抄本不说,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人类创作和生产的书籍,何其之多,怎么读得完呢?又怎么敢说读完了?据说,鄙校有位知名学者也曾说过,30岁前已把书读完了。细想起来,说把书读完了,倒也并非奇异可怪之论。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讲,所谓书读完了,无非是指,那些奠定学术根底的书籍,到了这个年纪,应该是读完了。古人“三十不学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反过来讲,倘若到30岁上下,连个学术根基还都没有打下,对于学术研究仍然懵懵懂懂,将来的学术前景,就可想而知了。这就难怪,优秀学人超常之处,早在30岁前后已经“荷角”初露。拿博士论文“打天下”,恐怕也是这个意思。例如,辞世不久的著名美国中国史学者孔飞力先生,其修改之后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即是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成名作。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所谓“书读完了”,只不过是一种说法,不必当真,书永远是读不完的。旧闻新知,扑面而来,哪有读完的时候!


读书的姿态,大约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随意而读,毫无功利上的考量,这是最称快乐、最有美感的读书境界。另一种是,为了学习和研究而读,这种读书,目的明确,但是并不一定愉悦。还有一种是,把两者结合起来,适性而又不失快乐,只是机会难得。



对于爱读书却不做研究的人,他们读书,无疑是第一张姿态;对于那些面临升学压力和科研考核压力的人,只能采取第二种姿态;对于已经摆脱了上述压力的人,才能把读书与研究结合起来,既为稻粱谋,又有愉悦感,可以说是一种大快乐、真快乐。


曾有《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采访我,问及“你有什么阅读打算?”我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的是:希望随心所欲的读书。不过,只是一种心愿,而非实际的读书状态,毕竟“谋稻粱”也是不得不考虑、不能不考虑的事情。这天底下,随心所欲的事儿毕竟不多。我辈乃深陷于“套中”的俗人,实难本着“超脱俗谛”的心境读书。

读什么书?当然是因人而异。不过,读什么书,往往与性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我自己而言,有些书,读起来感到特别轻松愉快;有些书,读起来比较勉强;有些书,可以说是怎么都读不进去。以我大学时代的读书经验来讲,同样是文学作品,像《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一类的书,读起来就特别愉快,而《西游记》则勉强,而且从未读完。同样是当时流行的俄罗斯文学,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就可以开心阅读;像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读起来很沉重。同样是西方的诗,英国的奥顿、艾略特等人,比较喜欢,但拜伦就不喜欢;美国人写的诗,喜欢埃拉兹·庞德、弗罗斯特,而不喜欢惠特曼。即使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也有个读得进和读不进的差别,与写得好坏关系不大。我读茅盾,比较喜欢《蚀》与《虹》,却不大喜欢《子夜》;读巴金,我喜欢《寒夜》,而不喜欢《家》、《春》、《秋》三部曲。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名,也很好,但相对而言,我却比较喜欢《巴马修道院》;同样是莎士比亚,他的喜剧我就不大喜欢。好像我对喜剧都不怎么喜欢,比如莫里哀的喜剧,也是勉强读完。原因何在呢?我将其归结为:与自己的性情不合。好比交朋友,有人投缘,有人则不投缘。



对于读什么书,有人推荐,固然是好;但是,书读也可以采取顺藤摸瓜的路径,找到可读的书。读曹禺的剧本,若要了解他的风格特征,可以随之读读相关的剧本。在读《原野》时,可以读一下美国剧作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尤金·奥尼尔的剧本;而读《北京人》和《日出》,则可以比较一下契诃夫的剧本。至于读学术书,参考文献便是很好的指南;或者,顺着学术综述或学术回顾提供的线索来读。渠道很多,不必概言。


读什么书?虽说以适合性情为嚆矢,但也有个品味高低的标准,选择必不可少。如果老读低端的书,哪能提高读书的品味!以前我做民间法律文化的研究,常读低端的史料,老有一种担心,长此以往,自己的读书品味会否下降,读书能力是否也会难以提高。因此,间或会读一些高端的书,以便保持自己的阅读品味和阅读能力。


至于怎么读书?似乎可以挪用“文无定法”来作况比,并无成法可资遵循。

读书,既可以采取“不求甚解”的态度,也可以采取“读书百遍,其意自见”的态度。换句话说,读着读着,慢慢就会领悟书里书外的趣味和奥义。若真读不懂,放下就是了。甚至读不懂,也是一种收获。何必耿耿于怀,自寻烦恼,读书毕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对我来说,寻常读书,只要能够引起一点共鸣,已经足够愉悦,与懂不懂没啥关系;甚而至于,只要能让自己处在一种阅读的过程和状态之中,并不在意懂不懂,更不会有懂不懂的焦虑,免得败了读书的兴味。甚至为研究而读书,似懂非懂之间,同样会有启发。如果一味追求读懂,反而败了读书的乐趣,失去获得启迪的机会。



关于读懂、读不懂的问题,唯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会特别在意。他们之所以感到自己没有读懂,是因为,所作之研究与自己的性情、能力不合。一个短于抽象思维的人,偏要研究哲学;一个缺乏数学能力的人,偏好研究经济学;一个理论训练不够的人,偏要研究理论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读不懂是在所难免的事情。相对而言,若能找到与自己性情和能力契合的学术领域或问题进行研究,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尴尬与困惑。


犹记得,大学时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尚属似懂非懂;而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完全是一头雾水,从此不再敢碰哲学,彻底吓倒。就我而言,对于细琐的考证,没有足够的耐心;对于抽象程度太高的哲学,没有能力解悟;故尔,只能读读介乎两者之间的东西。如今在学校混饭吃,研究兴趣同样介乎两者之间。以前写明清诉讼策略的文章,同事推荐读博弈论,看到书里的数学,只好放弃。可以说,什么样的人,读什么样的书;从事学术研究,大约也是这种情形,是勉强不来的。

虽说读书并无成法之可言,但仍有某些轨辙之可循。比较方便的,当然是请博学通达之士指点迷津;也可以阅读“某某入门”之类的书籍,以求循序渐进,登堂入室;还可以顺着问题刨根究底,若欲读懂德沃金的法理学,似可顺着德氏论著征引和对话的其他作者的作品溯源而上,逐个逐个通读一过;回过头来,顺流而下,再作通读对勘。一旦源流疏通,脉络理清,就离读懂德沃金不远了。古人所谓“考镜源流,辨彰学术”,真乃读书求解的不二法门。读书贵通,若能依循这样的门径读书,自然能够把书读通、读懂。


问题在于,从事学术研究者往往不耐烦,不愿意下笨功夫,这就难免不得其门而入。读不懂,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此而言,林毓生提倡“比慢”的读书心态,很可回味,值得牢记在心。读书,可以快,也可以慢;可以求解,也可以不求甚解。但有些书,必须慢读深思,必须努力求解。不过,对于求解过甚,也要有所警惕。即或学富五车的硕学通儒,因会错作者之意而强作解人之事,从来就不少见。经常听说,某某人误解了作者。其实,正解误解,难有定说。那倒不是因为福柯宣告作者死了,而是书中的意义确非作者所能垄断。


若要问我怎么读书?答曰:读而已矣。



读书是最奢侈的事情,因为静下心来读书真的很难。读书是最廉价的事情,廉价到只需要付出最昂贵的时间。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俯拾即是,人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在阅读,无论是一段文字、一篇文章还是一本书。然而,读书未必有用,开卷未必有益。读书的数量固然重要,但质量更重要。
叔本华说:“真正独立思考的人,是思想上的君主。”要站在这样的思想高地上理解世界,需要长期的训练,或者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快节奏急行的现代人来说,其实并不容易。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指点迷津,让我们茅塞顿开的前辈老师,和他们作为资深读书人用一生经验所提炼总结出来的读书心法。
因此,《南方周末》特约一百多位人文学者,包括余英时、杨奎松、张鸣、吴思、刘瑜……请他们向读者介绍自己的读书经历与心得。这些学界大咖的读书“谋心”的文章,汇集成一本书——《我书架上的神明》
他们选书、读书,不是人随书转,而是书随人转,书为己用。就如刘瑜在书中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当下的世界与自己。
书中学者,不仅是学有所成的学者,更是懂得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的读者。138位学者,138个角度,138条选择之路,足可让读者视野大开,少走许多弯路。他们如何在懵懂读书中,寻找和确认自己口味,如何通过读书复苏沉睡的思考能力,更值得读者去发现,去思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我书架上的神明》(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我们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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