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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母亲命运的起伏,跟父亲的一生荣辱息息相关

白先勇 少数派悦读
2024-08-15


七七抗战第九周年纪念日全家在南京团聚


母亲马佩璋女士,生长于官宦之家,外祖父马维琪出身科甲,任兴安县令。母亲是长女,有一位亲弟弟,还有两位庶出的弟妹。外公独宠母亲,视她为掌上明珠。


据说母亲未出阁时,马大小姐的襟上便挂了一串钥匙开始掌家,外婆坐在牌桌上是不管事的。母亲很年轻时就展现了她独当一面、拿得起放得下、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


小时候,母亲的祖母要缠她的足,母亲脚痛,便去踢祖母的房门,闹得全家人依她为止。从小母亲就是一个不甘受拘、绝不屈服的人。


她读过几年私塾,可是舅舅说她不爱背书,不喜欢私塾那一套老规矩。后来母亲又进了新式学堂——桂林女子师范,还去参加学生游行,她的奶娘提了水壶跟着她一起走,怕大小姐中暑。


母亲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她接受新思想,但遵从旧道德。母亲绝不守旧,但她教导我们的,还是中国人那一套基本的做人法则。


是母亲这种乐观进取、勇敢无畏的个性,才经得起日后跟随父亲经历惊天动地、一波又一波的历史考验。我们一家几十口,母亲是家中的擎天一柱。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母亲下嫁父亲,当时母亲二十二,父亲三十二,两人相差十岁。外公会“相法”,他看中父亲日后有“宰相命”,才肯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一位青年军官。


马家大小姐出嫁,当年是轰动桂林城的一件大事。按习俗,新娘上花轿前,照例要痛哭几声表示舍不得娘家,母亲的四姑赶在后面掐了母亲几下,她还是哭不出来。她刚吃完奶娘特别为她炖的一只鸡。母亲一生不耐虚礼,从不做作,完全是个真情真性的人,到了老年,还是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这是母亲最可爱可贵的地方,她是个“真人”。


母亲自从嫁给父亲后,就没有过几天太平日子。婚后才八日,父亲便赴柳州迎战入侵的云南军,而广西老派军阀沈鸿英却乘虚进入桂林城,把外公一家捉去当人质,母亲躲在德国医院的地窖里才躲过一劫。


母亲马佩璋

婚后第二年,北伐开始了,母亲跟随父亲由南打到北。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孙传芳军队反扑,父亲指挥北伐著名的“龙潭之役”,击溃孙部。

母亲在上海听到父亲在南京阵亡的错误消息,与表哥海竞强开车赶往南京。路上遭遇乱兵围车,母亲下令表哥:“开枪!”两人还要爬越战壕才冲过封锁线,头上的流弹满天在飞。到南京见到父亲,父亲大吃一惊,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多年后,表哥提起这段往事,还竖起拇指称赞母亲:“女英雄!”两三年间,母亲从一位金枝玉叶的千金小姐,经过战火的锻炼,已经转变成一位经得起风浪的军人之妻了。

一九二九年,北伐刚完成,“蒋桂战争”爆发,父亲仓皇乘船从天津离走,来不及携带母亲。母亲闻知后,连夜雇车,怀中抱着在武汉出生的大姐先智,在大雪纷飞中赶到塘沽,乘船逃到香港。同年中央军攻打广西,父亲与母亲流亡海外,到安南(即越南)河内避难去了。母亲命运的起伏,跟父亲的一生荣辱,息息相关。

父亲与母亲结婚时,比母亲大十岁,而且又娶到一位娇贵的官家小姐,一开始他对母亲就有一份特别的爱怜。又由于母亲性情果敢、气度大方,并非一般女流。对外,跟随父亲患难与共;对内,养育十个儿女,还要照顾七亲八戚,庞大家族一手撑起。

父亲对这样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内助,多少也存有几分敬畏。父亲在外统领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回到家里,那就是母亲发号施令的领域了。


母亲识大体,明大义,她甘于做个家庭主妇,十个儿女就是她的人生目的。对于父亲的公务,她谨守本分从来不去碰触。

有几次,广西各界要她出来担任“国大”代表、妇女代表,母亲拒绝。她知道这些公职加到她身上是因为父亲的关系,并非由于她本身的资格赢得,她不要。这就是马佩璋女士,她是个很有骨气的人。这也是父亲尊敬她的地方。

北伐后,母亲回到桂林,此后十多年间,一直留在广西,这是她一生中比较安稳顺遂的时期。

母亲在桂林风洞山的脚下,东正路上,经营了一个家,一幢两层楼的洋房,一大片花园,园中百花齐放,屋后有风洞山作屏障,景致甚佳。

一九四四年,桂林,母亲、先勇、先诚、先明

可是好景不长,日军攻进桂林城,全城火海一片,家园也付于一炬。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外婆七十,小弟先敬还在襁褓中,搭上最后一班火车,离开桂林,加入那浩浩荡荡抗战史上有名的“湘桂大撤退”。

火车挤满了难民,顶上也坐满了人,因为过载,火车行动缓慢,日军紧追在后,大家胆战心惊。火车过山洞,有的难民竟被洞顶突兀的岩石刮下车来,身首异处。

外婆的妹妹光亚姨婆,火车停站时领着孙子下车去买食物,哪知回来竟挤不上车,火车一开,祖孙两人竟被撂下,不知所终。火车走走停停,开了一个月,才抵达贵阳。最后到重庆时,很多人头上都爬满了虱子,因为很久没有洗澡了。

二十世纪这场异族入侵的大劫难,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都是无法计算的。

八年艰苦的岁月终于熬过去了。抗战胜利来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是全国人民最欢欣鼓舞的一刻。我们全家也跟随政府回到南京。

打仗的时候,我们全家十二口人很少能聚拢在一处,趁着胜利,父亲把一部分在上海念书的兄姐召唤到南京,合拍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当日,父母亲亦合影,于南京大方巷家中,父亲时任国防部长,这是两人最严肃的一张合照,大概两人都感到这辛苦得来的胜利,其沉重的意义。

国民党的命运变了,当然,父亲、母亲的命运也跟着有所起伏。

母亲在台十三年,父亲十七年,是他们所处的最长的一段逆境。到台湾之后,表面上过的是承平日子,礼数也还顾到,但是暗地里却有一组特务人员,如影随形,二十四小时到处跟踪。这是件极可悲的事情。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军,曾经打倒北洋军阀,打败日本军队,即使败给共产党,也算磊落,怎么到了台湾反而变得如此小气起来,要用特务去监控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难为父亲、母亲两位强人,在台湾岁月里,始终都保持着一份不卑不亢、雍容大度的尊严。


一九五一年,松江路还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路中央是碎石子,只有两旁铺有柏油。那一带都是一排排木造屋,好像是临时盖起来的公务宿舍。我们家松江路一二七号是两幢房子打通合成的。因为人多,单栋不够住。

依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大概可以住进一幢比较像样的房屋的,那时台北的房价还很低。但父母亲一向不很讲究摆场面,大家一克难,也就无所谓了。在这间木造屋里,父母亲在台湾度过了他们的晚年。

这栋木造屋,给我们留下许多记忆,克难岁月,也有温馨的时刻。有一年强烈台风过境,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亲房中探视她,发觉她端坐在床上,地上摆满面盆、铅桶,原来我们那间木造屋,抵挡不住台风的侵袭,开始漏水了。

母亲看我进来,指了一下屋漏,放声哈哈笑起来。我看见这个场景,也忍不住跟着笑了。是母亲的朗笑声,把在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驱逐得一干二净。

广西人有一句话“冇有怕”,不要怕,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广西兵会打仗,喊一声“冇有怕!”就冲锋上阵了。父母亲就凭着“冇有怕!”这股广西精神,渡过一生大大小小的难关。在台湾,虽然四周时有无形的压力,但两人仍旧抬头昂首:“冇有怕!”

一二七号家中的小园子里,父母亲种植了许多盆栽,有不少人家送的素心兰,但也种了一些多刺的仙人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父母亲游阳明山

母亲养育十个儿女,一生操劳,又经过许多颠簸离乱,晚年健康受损,患了高血压症。

母亲一向不喜官场酬酢,到了台湾,环境改变,台湾官场中的虚情假意,她更加不耐了。除了每年一次蒋夫人宋美龄的宴请外,其他官方应酬,她都托病一概推辞。母亲甘于淡泊,她是冬日里的“傲霜枝”。

母亲所到处,都会带来阳光与温暖,也同情弱小,喜欢雪中送炭。

大伯妈有六个儿女,独独嫌弃桂英五姐。因为桂英倔强叛逆,常常挨打,母亲看不过去,把桂英接到我们家,一直养育到大学毕业,跟我们一样待遇。

有一回,一位晚辈来我们家松江路一二七号探望母亲,晚辈的父亲从前在大陆是一位高官,声势显赫,上海家中派头很大,出入座车是凯迪拉克,后来政治上受了打击,家势一落千丈,在台湾过得相当拮据。

晚辈骑着一辆旧脚踏车来,颠颠簸簸,满头大汗,而且还怀了孕。母亲看着不忍,抱了她一下,说道:“妹妹,你怎么怀了孕还骑脚踏车呢?”说着掉下泪来。母亲怜惜那位家道没落的官家千金,也同情他们家的遭遇。

母亲有时很有幽默感。公家派给父亲的座车,是一辆老得不能再老的道奇,开起来摇摇晃晃,父亲就是坐这辆老道奇“摇”着去上班的。后来各个单位换车了,偏偏父亲这辆老道奇迟迟没有换,连我们的司机陈义方都开始咕哝了,他认为开这辆老道奇夹在其他新车里挺没面子。

后来终于换了一辆美军留下的雪佛兰,是新款式,座盘低,车门矮。有一次父母亲坐这辆雪佛兰出去,母亲俯首钻进车门后,回头向父亲笑道:“老太爷,我还是喜欢我们那部老爷车,进车门不必低头!”说完两人相视呵呵大笑。

母亲爱看京戏,常看顾正秋剧团的演出。

有一次,父母亲带我们一同去文艺中心看张正芬的《红娘》。那晚大雨滂沱,寒风恻恻,我们的座车刚停在戏院门口,后面那辆跟我们共存了很多年,车牌15-5429的黑色吉普车就跟了上来,车上的三个人,在寒风冷雨中缩在车内,没有下车。母亲往车外瞥了一眼,叹道:“真是辛苦了他们!”她对我说:“你去买几张票,请他们一起到戏院里看戏吧!”

我去买了三张戏票拿到吉普车那边,把票递给车里的三个人,说道:“我母亲要请你们看戏呢!”三个情治小伙子慌张了一阵,不过还是接受了母亲的好意,一同进戏院去观赏张正芬的拿手戏《红娘》去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与母亲于台北

一九五五年,父亲母亲结婚三十周年纪念。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两人结伴一同度过三十年一个里程碑的日子。父亲六十二,母亲五十二,两人互相扶持,已经走到他们人生最后一个阶段。

这天父母亲都着实打扮了一番,父亲衣襟上别着一朵大红色缎子花,母亲发上也簪了朵大红花,两人最登样的行头都上了身,全身喜气洋洋。那天亲友、旧属该到的都到了。

晚宴时刻,母亲先致辞:“我和白先生结婚三十年,我们也算得上‘患难夫妻’了……”母亲说到“患难夫妻”,不禁哽咽落下泪来。她那天晚上讲了一番真情真性的话,亲友们都为之动容。

三十年当然不算短,但对父母亲来说,三十年恐怕特别长,因为这三十年间,两人共同经历过太多忧患、太多动乱,父亲处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走错一步即可能身败名裂。

作为军人之妻、将军夫人,母亲需要过人的勇气、毅力、智慧、见识,才能应付各种挑战,协助父亲,使他无后顾之忧——这一点母亲很称职,都做到了。父亲心中明白,对母亲他是心存感激的。

父亲忘情地伸过手去,搂住母亲的肩,母亲的感触,他了解,而且感动。那晚父母亲紧紧靠在一起的那一幕,是一幅极为动人的“患难夫妻”图。

父母合影

父亲七十岁那一年年底,十二月四日母亲逝世了。其实母亲最后几年身体状况一直不佳,高血压是她的老毛病,可是后来愈来愈难控制,有时波动起来,须住进医院治疗,病情紧张时,一夕数惊。

过完父亲七十大寿,没有多久,母亲就病倒了,住进中心诊所有半年之久。那期间,父亲天天跑医院,辛苦而又焦虑,而母亲经过几位名医诊治,却一直没有起色,母亲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了。

母亲过世前两天,我去医院探病,母亲若有所思地对我说道:“老五,昨天晚上我梦见外公了。”接着她交代我去取一笔钱交给亦婆过活。亦婆是外公娶的姨娘,几十年来一直是由母亲奉养。母亲病危,家中许多牵挂放不下。她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强人也有不支的一天。

母亲的病,医生束手无策,会诊的结果,决定开刀,开肾脏。十二月四日那天清晨,天气阴寒天色灰蒙,父亲领着我和先刚、先敬,还有三姐先明,在客厅中一起跪下祈祷,乞求真主保佑母亲平安。

不幸母亲开刀手术失败,流血不止。母亲身亡在手术台上。噩耗从手术房传出来时,父亲一时张皇失措,一脸茫然,这是他一生中所受最重的一击,一下子竟回不过神来。

父亲经过无数惊涛骇浪,他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功夫是出了名的。可是母亲遽然辞世,那突来的剧痛,即使百战将军也难担当。护士替父亲量血压,一下子飙到两百多。

母亲的死亡对我也是一次痛彻肺腑的分割,逼使我头一次认知到人生无常的本质,因而对生命有了新的开悟。我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写下对母亲之死的感触:

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至于寂灭,因为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

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由此,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
——摘录自《蓦然回首》


这是白先勇的年少回忆,也是一群人的记忆,更是时代的印记。谈起当代的华语作家,白先勇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人物。他是将门之后,却以一支笔名满天下。著名作家三毛说,自己是看着白先勇的小说长大的。
在他的作品里,能看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世情百态和时空流转。他是站在华语文坛顶峰的大家,是翩翩贵公子,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守夜人......对于他的美誉实在太多,好在,他的成就无论被赋予多高的评价都不算过分。
◎当代华语文学第一人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白先勇的《台北人》排名第七位,是在世作家中的最高位,这与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清对他的评价不谋而合: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他的文字让整个台湾沉默
《台北人》,写出了沦落台北的大陆客,民国历史遗留下的一代忧患重重的人,他们的漂泊与离散,追忆与生存,历经岁月,饱含沧桑,各种人生况味,苍凉至极。《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半部民国史。

《孽子》是华语文学划时代的开山之作,把“青春鸟”这一性少数群体隐秘的世界展露给公众,以悲天悯人的笔触将他们的爱欲、纠结和痛苦娓娓道来,一时让整个被传统道德观所禁锢的台湾都陷入了沉默。

◎他是“最后的贵族”
导演谢晋说白先勇是“最后的贵族”。他的高贵不仅体现在他文字中对人性的悲悯,还体现在作品背后对人性之美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守护。

白先勇兼采中国传统与西方小说技巧的优点,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这使得他的文笔真实细腻,把生活琐事也能写得如昆曲般典雅、婉转,动人心弦,尤其擅写女性的悲怆,过往的繁华盛景对比今昔的凄凉落魄,入骨入魂。
白先勇独特的人生造就了独特的作品,就像一篇时代的史诗,一段流浪诗人的故事,他的作品便是他一生追求的沉淀,既是他对社会与时代的关怀,也是他对人性之美的思考和体悟。阅读白先勇,就是复兴人性中的高贵和美。为此,诚挚推荐“白先勇典藏集”签章版。签章版库存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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