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是根据模型4绘制的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随着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其次，在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差异较大，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显著高于不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群体，两者之间差距较大；但随着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和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在国家认同指数的差异在缩小。最后，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和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相差不大。换句话说，拥有较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体，即使不经常说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水平也会较高。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为9分时，二者的国家认同指数几乎相同。五、结论与讨论语言不仅仅是人们沟通的工具，更是群体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是一大特点。因此，深入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增强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以及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社会交往中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第一，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之间呈正相关，即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其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更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交流。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以往研究认为，某种语言的使用者越多，其表达能力和适应能力越强，使用者发生语言转换的可能性就越大[22]。随着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逐渐超过本民族语的使用能力，便容易形成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本民族语为辅的语言使用格局[23]。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影响力和工具作用明显高于少数民族语言，拥有较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体倾向于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第二，本研究结果显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多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年龄相对年轻、社会流动相对频繁及社会交往范围相对较广者，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机会也相对较多。这一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以往的一些理论观点。少数民族群体在不同情境使用不同语言并非轻而易举，它是先在自我意识基础上改变自我，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为了避免承担额外的负担，人们通常不会轻易选择改变自我，除非这种改变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好处[17]。对于少数民族群体中年龄较大者来说，重新学习新的语言已经无法使他们的生活再发生实质性的改善，而年轻人为了谋求更大发展更愿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第三，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其国家认同水平呈正相关，即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其国家认同水平越高，这与以往研究一致。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首先，在信息获得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有着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和通用性。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强的少数民族群体可以拥有更广泛的信息渠道，了解更多国家整体发展的信息，产生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其次，在文化教育方面，拥有较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体有机会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如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大学教育。他们既可以获得更高的学历和社会阶层地位，也可以接受到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切实地体会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发展，促进其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提升。最后，在社会身份上，少数民族群体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更重要的在于可以使其具备融入主流社会生活的成员资格[17]。语言是社会群体认同的象征，是群体成员身份的特性标识。少数民族群体具备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仅代表其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也代表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第四，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水平呈正相关，他们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越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就越高。这一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以往的一些理论观点。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体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中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可以使其获得与社会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平等充分地参与国家生活，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机会。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体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会扩大其活动和社交范围，更便捷地与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和国家认同感。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群体通过国家通用语言的频繁使用，不仅会不断增强其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化价值和工具性实用价值的认同，也会不断增强其对国家的认同。第五，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关系在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可以显著提升其国家认同；但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强的群体而言，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与否对其国家认同并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在增强国家认同上发挥着不同作用。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起着基础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能有效增强其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增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起到辅助作用，尤其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强的少数民族群体更是如此。基于本研究发现，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高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为其创造一个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使其获得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和锻炼机会，也可以使其更深地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功能，从而增强其对国家通用语言和国家认同。综上所述，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尤其是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当前不仅要推进各级学校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而且要进一步创造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增加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通用语言使用频率，从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国家认同是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包括心理、文化、社会、政治等多个维度。本研究对国家认同测量侧重于心理和文化维度，而对政治维度测量和考察不足。因此，本研究结论不适于讨论一些与政治相关议题。其次，虽然本研究考察了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但是对于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个体而言，其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具体情境和含义也各不相同，这些差异都会影响到其相互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再次，关于国家认同是否会影响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需要进一步探究。最后，本研究数据来自于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其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感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杨培森同学在本文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所做的重要工作)注释：①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本文所说“国家通用语言”指的是“普通话”，采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称法，兼顾了实用性因素和象征性因素，对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也包括海外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具有重要作用。参见王晖《论国家通用语言及其推广的“时度效”》，《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4期。②2020年9月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巴特尔赴中央民族大学看望慰问各族师生的讲话。参见《巴特尔强调：学习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的共同责任》，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网，2020，https：//news.muc.edu.cn/info/1011/18297.htm。③根据模型计算的国家认同感指数变量是一个所谓的潜变量，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正态分布。关于此模型的具体介绍，可参见R.J.D.Ayal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tem Response Theor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2008。参考文献：[1]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焦开山，包智明. 新时代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 民族研究，2019（4）.[3]胡艳霞. 增强语言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20（4）.[4]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Z].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5]周庆生.语言与认同国内研究综述[J].语言战略研究,2016(1）.[6]Gumperz, J. (Ed.）.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Studies in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7]田鹏. 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失误与思考[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1）.[8]张荷. 广州市外省务工人员语言态度、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9]马得勇. 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J]. 世界民族, 2012(3）.[10]彭斌. 理解国家认同——关于国家认同的构成要素、困境与实现机制的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7）.[11]McCrone, D.B., Frank. Understanding National Identity: List of tabl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12]高一虹，李玉霞，边永卫. 从结构观到建构观:语言与认同研究综观[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8(1）.[13]王锋. 论语言在族群认同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14]Harklau, L. From the “Good Kids” to the “Worst”[J]. Tesol Quarterly, 2000(1）.[15]黄行.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16]王远新. 青海同仁土族的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17]叶君. 语言、社会认同和少数族群[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2）.[18]王浩宇. 民族交融视域下的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4）.[19]刘元贺. 人口流动、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基于2018年新疆城乡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4）.[20]陈建伟.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居民的语言选择和文化认同——以苏州回族为例[J].中州大学学报, 2011(6）.[21]武小军. 流动人口的语言接触与语言认同[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3(6）.[22]李怀宇. 浅论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转用[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4）.[23]袁焱,许瑞娟. 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及特点研究[J]. 学术探索, 2013(5）.责任编辑：李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