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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前景:天塌不下来|专访刘遵义

凤凰卫视 2024-05-25

刘遵义,著名经济学家,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

1979年,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初,刘遵义作为美国经济学会代表团成员来到中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访华的10位美国经济学家之一,访问期间,他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预测模型,也因此被称为“第一个为中国创建经济模型的人”。


1

刘遵义:

亚洲将在10-15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


吴小莉:在2024年3月25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您还特别提到未来亚洲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我们想知道,亚洲什么时候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中心?

刘遵义:1820年的时候,亚洲的GDP——基本上就是中国和印度的GDP总和,超过全球GDP的50%;而在1950年左右,中国和印度的GDP加起来不到全球GDP10%,为什么会下降这么多?就是因为中国和印度都错过了工业革命。

吴小莉:所以现在中国和印度都没有再错过新一代的科技浪潮,只是在追赶而已?

刘遵义:对,尤其是中国,在过去20年进步得很快,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现在中国和美国是不相上下的,中国的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左右,美国稍微高一点,但是再加上东亚、南亚的话,我觉得在10-15年之内亚洲的GDP就一定会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吴小莉:这中间会不会因为中美的竞争态势、一些“卡脖子”的问题或者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延缓这个进程?

刘遵义:地缘政治的影响会有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太重要。大家问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怎么样?有没有影响?我说短期可能有点负面的影响,但是长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吴小莉:那这个长期是指多久呢?

刘遵义:我觉得短期是一两年,长期是四五年左右。举个例子,原子弹是美国首先做出来的,后面前苏联也做出来了,最后中国也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没人做成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究竟做不做得成;但人家已经做成功之后,就知道绝对可以做成功,只要找对了方法。


2

刘遵义:贸易“脱钩”其实不一定是坏事


吴小莉:我们看到最近有好多美国高官开始访华,释放了一些好像要和缓的信号,但是美国的行动并没有减少,包括重启“301调查”、对于一些中国企业实施全球限制等,所以有人说中美的关系在和缓,也有人说中美的贸易战在升级。

刘遵义:有这样的沟通还是好事,美国有一些统治阶层,是不愿意接受自己不是全球唯一的霸主,所以它们会用尽一切办法,去遏制中国的发展。例如出口、芯片、光刻机,它们都是希望中国不要成长得这样快。我的感觉是到最后这些都没有用,但它们不会就这样算了,会每样东西都试过,都没用之后它们就只好接受了。

吴小莉:所以中国现在比较难受的是,美国正在试每一种会让我们造成阵痛的东西?

刘遵义:对,因为美国其实也有想靠中国的地方,比如说中国持有很多美债,假如真的是外国中央银行都在抛售的话,你本国的人……

吴小莉:会造成一个心理压力?

刘遵义:对,同时美国人不是都这样爱国的,所以其实大家都不想动的。有惊无险、斗而不破,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吴小莉:对。您可能说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就未来十年会是有惊无险、斗而不破,看样子美国一定还会继续地找麻烦、找问题,所以您认为中美的经济“脱钩”可能会在哪些方面?

刘遵义:少数人觉得所谓“脱钩”其实不是坏事。我们一直以来都太依赖一个单一的供应商,供应链就一条,一断就会有很大影响。其实很多理由会“断”的,不一定是地缘政治的因素,海啸、地震很多都会发生,都会造成断链,所以如果中国能在世界上有两条或者更多的供应链会更好。

吴小莉:可以分散风险。

刘遵义:对,所以是好事。这样的话价钱会下来,品质会上升,都要竞争嘛!其实我觉得中国本身的供应链也是太过集中了,在新冠疫情期间,从2019年底一直到2022年2月都没什么大事,除了上海影响了全国,因为所有中国的供应链,国内的、国际的都经过上海,所以当上海停摆了,全国大部分都要停摆。当时我就建议,等恢复之后最少要做两条供应链,另外一条可以经过重庆或者武汉,这样就避免了太集中的问题。


3

刘遵义:

面对中国经济碎片化风险需统筹管理


吴小莉:您曾经说过,未来十年中国的面临的风险有几个,第一个是中美经贸的“脱钩”;第二个是高科技的产品买不到;第三个是经济碎片化。关于经济碎片化,您是看到了什么?现在中国的统一市场提出之后,这种情况有改善吗?

刘遵义:碎片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其实它们最重要的还是维持地方繁荣。例如,每个县都希望自己有个水泥厂,不许人家进口,但是这样对总的大局是不对的。

吴小莉:有可能重复建设,也有可能效益不彰,要互相竞争。

刘遵义:对,规模也不够。所以中央要看得准,不要让地方各自为政。比如电动车,我朋友讲中国现在的电动车制造商至少有130个,这个是不行的,中国不可能支持130家,30家都支持不了,迟早要淘汰。因为是自由市场,除非回归计划经济,不然我要做、你也要做,最后就看哪一个效率高,哪一个品质好。

吴小莉:才能生存下来。

刘遵义:我想主要就是不要让地方政府去做津贴,企业有钱就去弄,不成功的话就破产,但是地方政府要支持的话,就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了,所以碎片化是很可怕的。我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半导体产业,中国现在半导体也很蓬勃,很多地方政府也在支持,如果真正从不同的方向做同样的东西,我是赞成的,但是太多的话,会把我们的人才分散了,可能大家都做不成功。

吴小莉:这可能需要统筹处理。

刘遵义:是。


4

刘遵义:

大湾区“四通” 不太通 

税制改革促消费流通


吴小莉:您提到大湾区有四个自由化:商品、人才、资金、信息。

刘遵义:对,四通。

吴小莉:您觉得这“四通”现在做得怎么样?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刘遵义:我觉得还是不太通,因为我们想创造的大湾区其实是一个迷你的全球化,但是要真的做到是需要很有魄力才行的。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外国的东西来香港是没有关税的,但是从香港再进去内地,就是大湾区也有关税,这个就是不通了。

吴小莉:货品不通。

刘遵义:服务也不太通。

吴小莉:是因为两边的法律制度不一样吗?

刘遵义:法律制度不一样,但是主要是两边的标准也不一样,举个例子,现在香港面临的挑战就是交通方便了,香港的人随时可以去深圳消费,深圳租金便宜、人工便宜,所以去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很好,起码省一半的钱,这个就是全球化,香港人去深圳消费,深圳就是赢家,但是香港会有很多输家。

吴小莉:香港的餐饮业、服务业。

刘遵义:对,就是说生意都跑了。但是这是全球化必然的结果,赢家没有问题,市场会给它们报酬的,但输家没有,那政府就要照顾它们。中国最初开放的时候,其实很多企业都快要做不下去了,很多工人下岗,当年完全是政府照顾的,不照顾不行的。

吴小莉:那到底要不要全球化?

刘遵义:全球化是要做的,因为总体上大家都增长了,但是政府都要有个责任,就是不要让输的人输得太惨,所以香港真的要做好的话,一定要想办法把租金降下来。

吴小莉:另外您还提到,要是一个学生在深圳图书馆看书,然后下午就可以去香港看展览,这样的自由对于教育很重要,它重要在哪里呢?

刘遵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业。香港人应当可以随时去大湾区做事,大湾区的人也可以来香港做事,我提议就是学一学欧洲国家跨国就业的办法,你住在什么地方就付那个地方的税。

就是说如果你在深圳居住,每天来香港上班,或者在新界上班,你就需要付五险一金,但是香港的税不用付,强制性公积金也不用付。反过来也是一样,住在香港去深圳做事,就只付香港的。我觉得这个就很简单,现在其实假如深圳人去前海做事,原则上是不用付深圳的税,但那个是深圳市政府补贴的,它替你付了。

关于怎么增加消费,其实我倒有一个意见,我觉得现在内地的个人所得税太高了,每年赚个四五十万,在今天来说其实也不算高了,但边际税率是45%,我觉得不合理,你是老板,你自己薪水都不多拿,都拿股息。老板一年拿3亿股息还、是付20%的税,替你做事的经理他只拿40万,他边际上要付45%的税。其实我们应当把劳动所得拉长一点。第二就是所有人交税,要把所有的收益加总,不要分太多税种。

吴小莉:然后每个税种的税率又不一样。

刘遵义:对,收益加总,这个其实对于中下家庭的消费绝对有帮助,因为他们可分配的收入就增加了。


5

刘遵义谈中国经济预期:

天不会塌下来


吴小莉:2024年和2023年比,大家觉得疫情过后要重启了,信心更足了,但2024年外部环境更复杂,内部环境问题也不容小觑。

刘遵义:我觉得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基本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其实是很稳固的,因为我们的储蓄率还很高,但今年回到8%、9%的GDP增长,我想是不太现实的,但是5%、6%,我觉得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吴小莉:您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还蛮简单的样子?

刘遵义:对。中国现在其实和美国一样,我们是受外部的影响不是太多,和2000年是不一样。

吴小莉:和2000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刘遵义:假如中国没有加入WTO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农民工进城,不会发展得这样快,你看中国的出口在2000年之后一直是这样上升的,以前也有上升,但不是那样快,这个就代表我们其实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吴小莉:那您觉得这23年来中国巩固了什么?让您今天可以说,中国其实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刘遵义: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主要就是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以前是没有的,中产阶级就是中国的一个支柱。2000年我们生产出口的东西假如不出口的话,是在国内卖不出去的,到今天什么东西,统统在国内都可以卖。以前沃尔玛都是做出口生意,现在它们觉得中国是大市场,它们要在中国多卖,这个就是转变,转变就是这20年中国创造了好几亿中等收入的家庭。

吴小莉:这就是您觉得天不会塌下来的底气?

刘遵义:对。我们国家应该好好地处理大家的预期,因为预期是有自我实现性的,你觉得将来好,你就敢放手做,结果就会好;你觉得将来不好,就会做得不好。

邓小平先生1992年“南巡”前,其实1991年、1990年都是不太好,1992年初也不是太好,就是他讲了一句“发展是硬道理”,结果大家的热情都上来了。第二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当年所有东南亚的货币都贬值了,中国也有很大的恐慌,人家贬了,我们都要跟着贬,就是朱镕基总理说不贬,其实稳住了大家的信心。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温家宝总理提出来的4万亿振兴经济方案,当然那个要过一两年才落实,但是他提出了那个口号,大家就放心了。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项目,让大家信心和预期都能改变。


制作人:韩烟
编导:梅苑
编辑:金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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