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预告 | Haiyan Hu-von Hinüber：《翻译名义大集》研究与古今梵藏辞典学

§1.1.梵藏辞典学的研究概况（5分钟）

佛教辞典学（Lexicography）与语言文献学（Philology）息息相关，互为辅佐。讲座首先介绍印度与佛教的传统辞书在当代佛学领域的研究概况。自释教东渐以来，在浩瀚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各类说词解意、规范术语的工具书发挥过无法估量的领衔和导航作用。在完成其使命一千余年后，这些古籍仍是我们研究佛教语言、历史和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它们或者继续被当作词典使用，或者成了研究的对象。

在同类文献中独树一帜、而且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翻譯名義大集》（梵文 Mahāvyutpatti，藏文Bye brag tu rtogs byed chen po，英译 The Great Etymological Dictionary）。藏传佛教前弘期在8至9世纪之间进入了关键的发展阶段：由三代吐蕃赞普（赤松德赞、赤德松贊、赤祖德赞）敕令，在印藏高僧的领导下，开始对藏译佛典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而《翻譯名義大集》便问世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勘定工程中，其主旨是统一梵文词汇和术语的藏译等。所收集的9565个词条涵盖283个范畴。这类梵-藏双语对照词汇表在古印度传统辞典学中被称为Nighaṇṭu，属于词源类（Vyutpatti）工具书，它也包括了注释书（ Pañjikā）以及相关的衍生版本，如《翻譯名義中集》Madhyavyutpatti 和《翻譯名義短集》*Kṣudravyutpatti。由于其意义重大，《翻譯名義大集》后来被附上中文、蒙文、满文，以及近代的日文等。

在中古时代，双语词汇对照表均不注词条的文本出处。这对现代佛学和辞典学均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三藏佛典中找到《翻譯名義大集》9565条词组的具体出处？或者说，我们能否重新找到8世纪印度和西藏高僧们在编辑《甘珠尔》和《丹珠尔》时依循的经藏体系以及与《翻譯名義大集》存在的内在联系。在这个研究领域里，1931年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地区偶然发现的梵文写卷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通过对照梵文写本和《甘珠尔》的藏译本，笔者得以确认《翻譯名義大集》中戒律词条的具体出处，它们约占《大集》全书15% 的词条总量。对此，讲座将举例给予说明。

讲座的第二个重点是揭示藏传佛教在戒律（Vinaya / ´Dul ba）方面的两种传承体系。通过对比德光（Guṇaprabha，约5-6世纪）所著的《律经》Vinayasūtra和《律经疏》Vinayasūtravṛtti, 笔者得以判定：（1）《甘珠尔》的藏译本（约8世纪末）和吉尔吉特的梵本（字体约7世纪中）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的同一传承体系；（2）然而与此相异的是《翻譯名義大集》和著名律师（Vinayadhara）德光所代表的另一个体系。讲座将具体介绍笔者研究的切入点Vinayavastu / ´Dul ba gźi等相关问题，同时指出：这项研究对探索根本律起源的时间和地域至关重要。

总体来看，目前佛教辞典学的研究与工具书的编辑工作均存有较大的滞后现象。

故讲座在最后希望与同仁一起探讨如何在数据化时代，利用AI功能为《翻譯名義大集》注入新时代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这部至今仍为全球佛教学者广为使用的古老辞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辞典”。为此，笔者将具体举例阐明其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