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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八记将“文化自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加以阐释。在全球文化交融背景大以来，习近平总书下提升文化自信内含着民族复兴的历史诉求、现实要求、未来指向三重意蕴，同时也面临着内部和外部多种挑战。全球文化交融背景下提升文化自信需要通过“强体”来奠定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通过“铸魂”来构建中华文化的精神命脉；通过“守界”来守住中华文化的民族边界；通过“发声”来增强中华文化的话语力量。

作者简介：

刘旺旺（1990—），男，河南沁阳人，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文化研究。

   (一) 全球化：“经济”还是“文化”

      全球化发迹于经济领域, 扩展到政治领域, 渗透到文化领域。但对于全球化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与认识却存在较大差异, 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论调, 其中关于全球化是否包含“文化全球化”就是分歧的焦点之一。一种观点认为, 全球化本身就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如美国后现代主义文论家詹姆逊提出:“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其制度的第三阶段或晚期阶段所投射出来的标准化, 对所有这些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都投以怀疑, 而这个世界已经被一种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在他看来, 文化全球化是技术、经济、政治等诸多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规则将打破任何对文化多样性追求的虔诚, 未来的文化将按照普遍市场秩序来建立。国内部分学者也持这种观点, 如有学者提出:“全球化不仅是指经济全球化, 而且是指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与此相反, 有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化全球化’是个伪命题”和“文化拒绝全球化”。在他们看来, 虽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交融, 生存方式趋同倾向日益明显, 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不可替代性和独创性, 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尊严, 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识。因此, 不能笼统地提“全球化”或“全球化时代”。事实上, 学者们并不否认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相互交融日益紧密的客观事实,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充分认识到文化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文化的同质化, 更不等于世界文化的西方化, 各执一端的偏激文化态度不可取, 文化发展应当秉承“求和存异”的态度。

   (二) 文化:“冲突”还是“融合”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原子孤立式的多极并存, 到近代资本逻辑下的殖民单极, 再到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融合多元的历史转换。冷战结束后,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造成文化层面出现既融合又冲突的悖论困境。为此, 有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或“文化的冲突”。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提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 国家日益根据文明 (文化) 来确定自己的利益, 它们同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联盟, 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美国学者圣·胡安也持相同的观点, 他指出:“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跨国移民潮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一种新的‘文化冲突’已经在美国迅速浮现出来, 美国所谓的自由民主模式那无止境的冗长不堪的危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症结最终将导致其文化层面上的碰撞和冲突。”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人类文化多样融合发展的倾向将更加明显。如有学者提出:“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冲突是必然的, 但融合仍是主流, 正是通过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文化适应和外来文化本土化以及文化转型等文化融合的主要方式, 人类文化才得以繁荣发展, 并将在未来别样多彩。”事实上, 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受历史、地理、人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多元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自古有之,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文化走向未来应是多彩文化的互相尊重、和谐共处、携手共进, 而不是以强凌弱、恶意扩张、独占鳌头。

   (三) 文化:“危机”还是“安全”

      全球化时代,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交融日益紧密, 且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对于传统中国而言, 人们思想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化“危机”还是“安全”问题。但近代以来, 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 人们在中西文化比较中逐渐有了文化的“危机”和“安全”意识。改革开放以来, 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交织、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碰撞、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相交缠, 致使民众对自身原有的文化价值开始产生疑虑。一种观点认为, 中华文化历经千年从未中断, 一定有其强大的文化特质在其中, 其它文明皆能与之融合而又不使其变质, 因此中华文化是安全的。如有学者提出,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从第一代文明延续至今, 就因为它不断地在吸收, 把外来的东西都融进来, 自己本性还不变, 还是中华文明, 因为中华文明像水。水, 是开放的、兼容的、平和的, 原本纯净而素朴。纯净, 故天下皆能与之相和;素朴,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相交融的时空环境中, 国家和个人应该有文化危机感并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如有学者提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交流互动, 世界主要国家越来越重视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 文化安全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日益展现出巨大的活力, 极具渗透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地位。”如何在“中与外”的文化交融中处理好“安与危”的关系是新时期文化发展的一大挑战。

      面对全球化的发展潮流, 切忌逆势消极抵抗, 而应以积极的姿态顺势而为。上述关于全球文化交融背景下文化相关问题的分歧与争论可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汲取国外优秀文化, 同时守护自身优秀文化, 确立中华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地位。二是中华文化以何种姿态走出去, 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为优化全球治理, 塑造人类美好未来提供中国方案。这两个问题紧密联系, 前者解决的是中华文化自身发展问题, 后者解决的是中华文化走出去问题。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有一个前提性问题需要予以回答, 即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态度如何?近代以来, 国人在全球文化交融背景下, 在文化心态上表现出“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倾向, 这实质上是对自身文化缺乏自信。而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就谈不上守护自身文化, 更谈不上文化走出去, 最终必将沦为他者文化的追随者。基于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认识,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提出文化自信的重要命题, 并将其作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

      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 使得国家间竞争力的核心发生转移, 即由经济硬实力的竞争转变为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历史高度明确提出:“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化自信内含着民族复兴的历史诉求、现实要求、未来指向三重意蕴。

   (一) 历史诉求

      文化自信是近代中国在经历了文化的自信、犹豫、迷茫、选择、建设的艰难探寻后才找回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古人思想上是没有文化自信观念的, 因为他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认为自身文化就是天下最先进和最优秀的。到了近代, 中国国门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后, 国人开始了对中国未来方向的苦苦探寻, 历经挫折后,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后, 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飞速提升, 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围堵由经济遏制转变为文化渗透, 各种纷杂的文化思潮打着“自由”“民主”“多元”旗号, 声音不绝于耳, 少数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产生质疑。为此, 习近平明确提出:“当今世界, 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 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可以看出, 习近平在中华民族最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提出“文化自信”, 其意蕴之一就在于,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自信的, 虽然近代以来经历了世所罕见的历史灾难, 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选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走出苦难并将迎来新的伟大复兴, 这一梦想的实现, 离不开文化自信的提升。

   (二) 现实要求

      文化自信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存在, 而是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它的提出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 也昭示着这是一个当前迫切需要面对和回答的新课题。全球开放的文化环境中, 一方面世人惊叹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盛赞“中国奇迹”, 期待中国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但另一方面否定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声音开始在国内外甚嚣尘上, 致使少数国人对中国自身发展缺少底气, 归根到底是文化的不自信。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将“文化自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加以阐释有其强烈的现实考量。他多次强调指出中国人最应有自信, 因为有“50 0 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此外, 他在有关讲话中还说:“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 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但对“文化自信”的理解不能仅局限在文化领域, 需要将其放到当代中国整体现实环境中, 尤其放在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辩证关系中, 我们才能以更加自信的精神状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 在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奋力前进。

   (三) 未来指向

      当今世界, 文化已成为影响人类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文化大国, 必须要让深深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的文化力量转化成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新世纪以来, 面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动,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民主模式、生活方式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遭到质疑。全球许多国家将目光转向了中国, 希望中国能够为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方案。为此, 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他还曾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 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 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 我们走自己的路, 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 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 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这里表达出对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期许和信心。从国内看, 文化自信表达出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期许, 汇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力量。从国外看, 文化自信表达出中华文化以何种姿态走向世界的期许。在最接近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刻,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彰显出一种坚定的理想信念, 展示出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 表达出中国理论的强大活力, 凸显出中国道路的科学伟力。只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才能不断增强, 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使得“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作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身份标识的文化, 在全球文化交融背景下日渐模糊化。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丰裕的物质财富, 更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习近平形象地说:“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 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坚定的文化自信, 而文化自信的提升需要正确认识其所面临的内外挑战。

   (一) 内部挑战     

      中国有着骄人的文化资源, 但近代以来挨打受骂的窘迫境地, 使得曾以文化为荣的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沉重苦难。虽然中华民族进行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奋起抗争和奋力追赶, 但在当代中西文化比较中, 国人的文化自信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社会深刻变革带来的文化转型, 主流文化话语权在文化转型中的缺失, 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乘势而入, 三者构成了当前提升文化自信的内部挑战。

      其一, 社会深刻变革带来的文化转型。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社会走上了艰难的转型之路, 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在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革。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 其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辐射之广前所未有, 人们的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多层化的特点。各种文化形态和思潮杂然纷陈, 消费文化的崛起、大众文化的兴盛、网络文化的普及等形成了喧嚣多变的文化市场, 不同的观点在同一市场上进行展示, 给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注入了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同时, 社会转型也带来诸多文化上的矛盾需要人们进行破解, 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锋、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张力等。身处这样的文化环境中, 一些人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精神上“魂不守舍”的痛苦, 形成文化上的“边际人格”。中国梦的实现要有稳健的文化资源作为根基, 强大的文化自信作为支撑, 当下中国汇聚了甚多的文化形态, 而主流文化的式微使得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出现了“沙化”, 这就为文化自信的提升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 如何发挥文化凝聚共识、安顿人心之用, 在全球文化交融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 主流文化话语权缺失削减文化自信度。在全球文化交融背景下, 话语权不仅有一个对外传播发声的问题, 更有一个对内凝聚民心的问题。信息化、开放化的社会, 文化多样多元发展是客观潮流, 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要有主流文化作为引领, 凝聚人心, 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我国现阶段的主流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其它多样文化。当前我国文化生态中, 存在着对主流文化强调不够、对亚文化引导不够、对反文化抵制不够的现象, 不同程度存在主流文化疲软、亚文化兴盛、反文化猖獗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主流文化不够鲜明, 使得普通民众在面对陈杂纷繁的多样文化时, 没有对先进文化、优秀文化的敬畏之感, 没有判断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价值尺度, 加之资本逻辑的使然和工具理性的偏见, 使得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固有自信被削弱。

      其三, 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乘势而入。在社会变革带来的文化转型中, 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在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中乘势而入, 通过无限放大历史细节, 掩盖、装点、涂抹历史的创伤, 将历史文化仅仅作为提供趣味、娱乐、金钱的工具。这种对历史的抽空和颠覆, 使得主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核心统摄力, 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被制造的幻想巧合所遮蔽。全球时空环境的巨大变化, 各国的文化传统都不同程度受到挑战,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 文化疆域决非是平静如水之地, 而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为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和塑造良好的对外文化形象, 世界很多国家, 如美国、法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等都在竭力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优势文化。习近平在有关讲话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 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 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这里, 习近平从历史发展的大叙事中强调了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还强调:“坚定文化自信, 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 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 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因此, 文化自信的提升需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力量, 否则, 文化自信将在激烈的全球文化竞争中演绎成文化虚无主义。

   (二) 外部挑战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断改变着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方式。两极对立格局的不复存在使得硬实力的牵制力式微, 软实力的竞争力凸显。但全球化的发展并不平等, 西方发达国家既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又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全球开放环境中文化交流交融的频繁使得文化间的交锋更加凸显, 西方发达国家乘机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实施文化和价值输出, 利用文化竞争优势维护其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三者构成了当前提升文化自信的外部挑战。

      其一, 国家间文化交流交融中的交锋更加凸显。历史上的中国曾长期与世隔绝, 马克思对此曾有描述:“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 不顾时势, 安于现状, 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扩张, 随着坚船利炮的攻击,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的开启、1994年互联网的全功能接入、20 01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为节点, 中国不断走向世界, 世界也不断走进中国, 中国与世界愈发紧密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后, 文化成为一个日益显现的舞台, 在文化的频繁交流交融中, 文化间的交锋更加凸显。在“中与外”的交往中如何维护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如何基于国家总体安全框架下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诸如此类的新课题, 需要人们在全球文化交流频繁、交融深入的客观现实面前, 灵活且又不失原则地处理好文化间的交锋问题, 更加合理地处理好文化交往中“中与外”的辩证关系, 既不崇洋媚外, 也不盲目排外, 不做文化自卑和自闭者, 既不墨守成规, 也不骄傲自大, 不做文化自傲和自负者, 而是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其二, 西方发达国家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实施文化和价值输出。改革开放后,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多, 西方发达国家常打着“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旗号, 并将其标榜成所谓的人类“普世价值”, 炫示自身在文化上的先进性和优越性。面对这种“普世主义”文化的入侵, 我们不能以“全人类”的名义去崇拜西方文化, 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普世主义”并不是基于对世界不同文化差异性的尊重, 其本质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优先发展地位, 极力将一些原本属于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共同价值化为己有, 并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将这些价值赋予新的含义, 美化成人类文化的制高点向全球扩散, 实施文化和价值输出。其中以新自由主义最为典型, 它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市场化, 政治上主张不干预、不调控, 文化上主张一体化、西方化, 以其迷惑性、欺骗性、隐蔽性在中国多元文化场域中暗流涌动。它不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理论妄加指责, 而且把矛头指向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 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而要有效应对“普世价值”的挑战, 不仅要从理论上对“普世价值”进行祛魅, 揭露其暗藏的实践陷阱和战略目的, 更要在实践中对“普世价值”进行积极抵抗。当前我国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是要唤醒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标准, 就是要“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三,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文化竞争优势维护其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在既有的世界文化格局中, 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意图是明显的。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白宫声明到世纪之交尼克松的“不战而胜”, 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话语规则的制定权, 抢占道义的制高点和真理的定义权, 对他者文化进行评判和裁决。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针对美国在全球文化扩张的行为指出:“尽管美国扩张主义主要是经济性质的, 它仍然要依靠不断公开说明的、关于美国自身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并与它同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文化霸权地位, 通过现代传媒、宗教渗透、国民教育、舆情操控等多形式、长期化的实施文化输出和渗透战略, 其在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制造的长期动荡和不安就是明显例证。当前中国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 但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力量、话语表达、议程设置能力明显不足, 有人提出“中国威胁论”、有人提出“中国崩溃论”、有人提出“中国傲慢论”、有人提出“中国责任论”等等。这些论调站在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立场, 竭力矮化乃至丑化中国形象, 其本质目的在于维护自身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话语霸权。而国人在面对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时, 又常处于被动的窘迫局面, 使得国人在中西文化比较中缺乏足够的文化自信。

      文化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智慧, 一个国家的形象, 一个民族的力量, 承担着直面现实、创造理想、熔铸灵魂、实现梦想的重任。在全球文化交融日益加深的今天, 我们有必要审视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打造中国的文化名片, 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 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 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一) 强体:奠定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人类历史发展表明, 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 并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世界性示范意义。因此, 大国的崛起是以经济、政治、文化为核心内容的综合体的崛起, 并昭示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要重新找回往日的自信需要有坚实的基础:一是社会经济基础, 二是政治制度基础, 三是先进理论基础, 四是自身文化基础。换言之, 文化自信基础的奠定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坚持与发展, 也更需要中华文化自身的创新与进步。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 并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范畴。可见, “四个自信”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整体, 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而要实现文化自信的根本提升, 需实现国家经济、政治、理论、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创新, 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特别是在文化上要能够创造一套领先世界, 并能够为世界人民所广泛认同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同时, 提升文化自信还要“练好内功”, 一要坚持不忘本来, 善于挖掘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 做到既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又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二要坚持吸收外来, 秉持文明是多彩、平等、包容的正确态度和基本原则, “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 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三要坚持面向未来, 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审视世界文明, “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 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 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只有内外兼修、软硬兼得, 才能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

   (二) 铸魂:构建中华文化的精神命脉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标识, 更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气质。当前, 各种文化思潮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激荡交织, 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程度上带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倾向, 消解着其它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主权和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与文化纽带。在此境遇下,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成为我们应对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的有力武器。习近平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 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莫衷一是, 行无依归, 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精髓, 其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直接关乎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和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他还说:“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实现中国梦, 必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千磨万击还坚韧, 任尔东西南北风。而这‘三个自信’需要我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定作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信最深层的精神内核, 文化的力量熔铸民族精神之魂, 从深层次上推动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文化自信的提升要牢牢抓住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支点, 积极培育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其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使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 不断增强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参与感、获得感, 进而为坚定文化自信确立强劲的价值主轴。

   (三) 守界:守住中华文化的民族边界

      文化的边界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活动范围和存在空间, 它并不是严格的区域界限, 而是指因价值差别或思想差别造成的不同文化样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 不同的文明因其独特性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因受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文化交往等因素的影响, 文化的边界会发生变更。当今开放的世界环境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有利契机, 为提升文化自信带来了难得机遇, 但也给国家的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这就要求在全球文化交融中“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 就感到不顺眼, 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 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守住中华文化的民族边界就是要守护好中华民族“在50 0 0年的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因为, 这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还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 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因此, 在全球化浪潮中, 中华民族需强化自己的主体文化和铸造民族的精神灵魂, 守护好自己的文化疆域, 既不走闭关锁国的文化老路, 也不走迷失自我的文化邪路,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 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 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 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四) 发声:增强中华文化的话语力量

      文化自信不只表现为对内的一种文化态度, 更表现在对世界文化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度。当前,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仍在持续, 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文化遭到质疑。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不断挑战着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要求改变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合理的世界格局。全球企盼日益崛起的中国, 能够为人类未来提供一个能够替代西方模式、又具有优秀文化价值和值得称道的中国方案, 但由于国际地位、话语权、规则制定的不平等, 严重影响着中国声音的表达, 更制约其向世界的传播。也正是此意义上, 习近平在“8·19讲话”中明确提出, 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 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述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有关讲话中, 他还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 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阐释好中国特色。”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华文化充满自信的同时, 能够创造出既彰显中国特色、又凝聚世界共识的话语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一成功例证。习近平立足于世界和人类长远发展, 在中国传统“和”文化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既把全世界最为关心的问题凸显出来, 又以共同的命运为纽带扩大了各国的利益交汇点, 成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中国智慧。

      全球文化交融背景下提升文化自信, 既不是关起门来的文化自恋, 也不是孤芳自赏的文化自负, 更不是夜郎自大的文化狂妄, 而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更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的战略工程。只有确立、保持和坚定文化自信, 才能在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转变中汇聚民智、聚合民气、守护民魂,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 才能在全球文化交融中为世界文明提供丰富的营养和充沛的智慧, 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文章来源：

《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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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刘成    校对： 刘畅、赵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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