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才：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上）

编者按：在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王凤才教授与比岱教授围绕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对话。本期特转载王凤才教授《21世界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上）一文，以飨读者。

雅克·比岱

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西巴黎大学荣休教授、(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

王凤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暨国家创新基地研究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法兰克福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被进一步边缘化，在原苏东国家失去了在意识形态与学术领域原有的主导地位。然而，经过短暂沉寂之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复兴；21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甚至还出现了“马克思热”。“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起，构成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至今还不到二十年历史，但却纷繁复杂、精彩纷呈；它与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思潮、激进左翼思潮、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一、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

从地域分布看，“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主要分为四大区域：（1）21世纪欧陆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2）21世纪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3）21世纪原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原苏联、中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4）21世纪亚非拉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中国、日本、越南、老挝、朝鲜、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尤其是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谓“热火朝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组织机构、学术杂志、学术论坛、学术网站多达数百家。譬如：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柏林MEGA编辑出版资助协会、（德国）马克思协会、（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与研究中心、（乌帕塔尔）恩格斯故居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心、卢森堡基金会、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国马克思—黑格尔研究协会、经济理论学会（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日本）、（日本）马克思研究会等；MEGA²、《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德国）；《马克主义创新杂志》（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德国）、《阶级斗争问题：批判的社会科学杂志》（德国）、《批判理论杂志》（德国）、《WestEnd：社会研究新杂志》（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法国）、《今日马克思》（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意大利）、《批判的社会学》（意大利）、《新左派评论》（英国）、《激进哲学》（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英国）、《历史唯物主义》（英国）、《每月评论》（美国）、《重思马克思主义》（美国）、《十一条论纲》（澳大利亚）、《辩证》（墨西哥）、《阿根廷的当代马克思》（阿根廷）、《前卫》（日本）、《经济》（日本）等；马克思主义论坛（德国）、马克思主义创新论坛（德国）、马克思—秋季学校（德国）、国际马克思大会（巴黎）、《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伦敦）、《重思马克思主义》国际会议（美国）、全球左翼论坛（纽约）；等。

第二，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蔚为壮观，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激进左翼思潮研究有关的著述更是不胜枚举。例如：

1、欧陆国家（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马克思主义思维创新的13个尝试》（W.F.豪克，2001）；《共产主义：赞同还是反对》（施泰格瓦尔德，2002）；《今天与马克思一起思考》（第1—3卷）：（塞夫，2004/2008/2014）；《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与创新》（德佩，2007）；《走向马克思的途中》（霍尔茨，2008）；《马克思的﹤大纲﹥》（马斯托，2008）；《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贝洛菲尔、芬奇，2009）；《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克勒纳，2009）；《帝国主义与现代性》（迈彻尔，2009）；《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时代诊断》（胡弗施密特，2010）；《论平等》（巴里巴尔，2010）；《被否定的阶级：今日工人阶级》（泽普曼，2011）；《生态社会主义》（洛威，2011）；《重新发现马克思》（阿尔特法特，2012）；《金融推动的资本主义》（比朔夫，2014）；《社会主义观念：一个现实化的尝试》（霍耐特，2015）；《21世纪社会主义趋势》（M.波卡罗，2015）；《葛兰西研究：对资本主义被动革命的持续批判》（A.托塞尔、E.基米，2016）；《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诞生、死亡并重生》（D.洛苏尔多，2017）；《另类的现代性：葛兰西的20世纪》（G.瓦卡 ，2017）；等。

2、英语国家（英文）：《希望的空间》（哈维，2000）；《马克思的生态学》（J.B.福斯特，2000）；《今天为什么还要研究马克思？》（R.D.沃尔夫，2002）；《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洛克莫尔，2002）；《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阿瑟，2002）；《马克思的复仇》（德赛，2002）；《资本的起源》（E.M.伍德，2002）；《资本的帝国》（E.M.伍德，2003）；《辩证法的舞蹈》（奥尔曼，2003）；《<资本论>的阐释与重构》（J.比岱，2004）；《政治理论中的人》（T.卡弗，2004）；《阶级分析方法》（E.O.赖特，2005）；《另一种马克思主义》（J.比岱、杜梅尼尔，2006）、《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N.莱文，2006）；《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柏克特，2006）；《拯救正义与平等》（G.A.科恩，2008）；《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瑟伯恩，2008）；《意识形态理论》（詹姆逊，2009）；《辩证法的价值》（詹姆逊，2010）、《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伊格尔顿，2011）；《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拉克劳，2012）；《马克思主义、宗教和意识形态》（塞耶斯，2015）；《马克思的货币理论》（C.拉帕维萨斯，2016）；《马克思的地狱：〈资本论〉的政治理论》（W.C.罗伯茨，2016）；等。

3、原苏东国家（俄文、英文）：《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奥伊泽尔曼，2003）；《为修正主义辩护》（奥伊泽尔曼，2005）；《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梅茹耶夫，2008）；《俄国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布兹加林，2013）；《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苏别夫，2013）；《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俄罗斯：21世纪的视角》（泽罗夫，2015）；《马克思和21世纪<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错了吗？》（巴兰金，2016）；《21世纪社会主义的正义》（瓦季莫夫，2016）；等

4、亚非拉国家（日文、西班牙文）：《21世纪社会主义》（H.迪特里希，2006）；《21世纪与马克思》（大谷祯之介，2007）；《〈资本论〉与我》（宇野弘藏，2008）；《资本与剩余价值理论》（森田成也，2008）；《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岛诚一，2008）；《世界金融资本主义》（铃木芳徳，2008）；《再见！贪婪的资本主义》（神谷秀树，2008）；《迈向自主的马克思主义》（涩谷要，2008）；《哲学的起源》（柄谷行人，2012）；《帝国的构造》（柄谷行人，2014）；《马克思和生态学》（岩佐茂，2016）；《“承认”的哲学——被他者承认是怎么一回事》（藤野宽，2016）；《马克思与拉美马克思主义》（R.H.罗梅洛，2016）；《今日拉美马克思主义》（A.博隆，2016）；等。

第三，关于19—20世纪马克思主义，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例如：《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法国拉比卡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德国W.F.豪克主编）、《当代马克思辞典》（法国J.比岱等主编）等；然而，关于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系统性、宏观性研究并未出现。当然，在那些以国别、流派、人物、问题、思想观点为线索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例如：

1、在《马克思主义思维创新的13个尝试》（德文，2001）中，德国马克思学家W.F.豪克（Wolfgang Fritz Haug）试图通过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遗产，实现“马克思主义复兴”愿望；讨论在“复数的马克思主义”中哪些应该摒弃哪些应该继承？全方位透视了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试图在“哲学走向终结”之后，使“马克思主义重回哲学”。

2、在《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英文，2006）中，美国马克思学家N.莱文（NormanLevine）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关系的考察，进一步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异，揭示马克思方法的黑格尔根源。

3、在《何谓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法文，2007）中，法国哲学家J.比岱（Jacques Bidet）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对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并将当代社会视为阶级结构（包括现代国家）、世界体系、世界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标志着现代社会科学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凭借它对自由、平等、理性的主张严肃地对待现代社会。[1]

4、在《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英文，2008）中，英国马克思学家T.卡弗（Terrell Carver）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尤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不仅指明了60年代英语马克思主义发展得益于政治的、学术的原因，回顾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与美国的不同境遇；而且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差异，以及欧陆国家马克思主义与英美分析的或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之不同；并揭示了英语世界从分析的或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学研究转变：“新辩证法学派”（塞耶斯、阿瑟、奇蒂）代表着英语世界马克思学研究新走向。[2]

5、在《1968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终结与多元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法文，“21世纪中的马克思主义研讨班”演讲稿）中，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T.托塞尔（André Tosel）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当代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尤其是1968至今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将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终结与共产国际分裂后的重构，阿尔都塞学派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异端”（1968—1975）、后阿尔都塞时代，出现各种重构马克思主义方案（1975—1989）、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时代（1989—），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3]

第四，关于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1、立足于MEGA2的文献学与文本学研究。例如：《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聂锦芳，2005）、《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鲁克俭，2006）、《探求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文本的解读与分析》（魏小萍，2010）、《﹤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文献研究》（韩：郑文吉著，张一兵审订，2010）、《﹤巴黎书稿﹥研究》（韩立新，2014）、《重新发现马克思》（王凤才，2015）等著作；以及《﹤巴黎书稿﹥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韩立新，2007）、《“马克思学”一词源流的新发现》（王东、赵玉兰，2007）、《国外四位“马克思学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聂锦芳，2008）、《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鲁克俭，2014）、《从MEGA1 到MEGA2：历史与逻辑》（王凤才，2015）、《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王凤才、袁芃，2016）等论文；此外，还有一些介绍MEGA2编辑出版状况的文章，例如：《MEGA1及MEGA2的编辑出版状况》（鲁路，2007）；《日本现阶段新MEGA版的编辑和研究》（日：平子友长著，赵蓬蓬译，2007）；《近40年来国际马克思学界关于﹤巴黎书稿﹥的文献学讨论》（鲁克俭，2008）；《欧美MEGA2新进展》（魏小萍，2009）；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黎书稿﹥研究》（韩立新）、《重新发现马克思》（王凤才）、《﹤资本论﹥的哲学》（仰海峰）分别入选2013、2014、2016《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立足于最新外文资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包括欧陆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英美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学术队伍最庞大、学术成果最丰富、学术观点最前沿的研究。例如：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俞吾金主编）、“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陈学明主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国内学者众多、研究成果丰富且质量很高。在此，不一一列举。其中，有些著作填补了国内（甚至国际）学术空白。例如：《蔑视与反抗》（王凤才，2008）、《从公共自由到民主伦理》（王凤才，2011）、《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陈学明主编，2013）、《“一元三维”正义论》（贺羡，2015）等。

3、关于原苏东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例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衣俊卿主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衣俊卿主编），涉及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捷克人本主义学派。另外，在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中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安启念、俞良早、李尚德、郑忆石、傅其林、赵司空、林艳梅、户晓坤、孙建茵、王新颖、轩传树等人做了不少工作。

4、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看，大致可分为两类：（1）综合性研究，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例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顾钰民，4卷，2007—201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梅荣政，2010）；《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包心鉴，2011）；《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纲》（方松华，2011）；《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陶德麟，201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30年》（王伟光，201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郭建宁，201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顾海良，4卷本， 2015）；等。（2）专题性研究，即依靠相关学科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专题性研究，包括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研究、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生态文明研究、意识形态研究、党建研究、宗教观研究、人权理论研究等。例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孙正聿，2010）；《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孙麾、汪信砚，201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刘吉发，201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刘强，201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郝立新，2012）等。

二、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条阐释路径，即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第一，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马克思学家”概念最早是由梁赞诺夫提出的。1928年，在《马克思主义史概论》“序言”中，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1870—1938）最早提出“各种马克思学家们”[4]。不过，“马克思学”（Marxologie/Marxology）概念最早来自M.吕贝尔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Etudes de Marxologie，1959）。他说，马克思的大量思想遗产、社会活动、众多门徒、著作发表史、迄今尚无可靠的著作全集，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得马克思学研究成为必要。[5]。

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学”并不是统一的学派或系统的学科，其共同性仅仅在于研究对象；而研究对象范围极其广泛：从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到对某一部或全部著作的版本考证、文献注释；从研究马克思思想到研究恩格斯思想，以及分析二者的差异；并考察马克思所有后继者的思想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等。总之，“马克思学”是对马克思的生平著述、著作版本、思想发展、理论观点、学术关系，以及马克思所有后继者的思想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进行跨学科、超意识形态、纯学术的研究。[6]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文献学考证。例如：《资本论》之马克思手稿与恩格斯编辑稿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的写作时间问题；等。（2）文本学解读。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的文本学研究；等。（3）理论问题研究。例如：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马克思思想来源问题、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问题、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问题、马克思与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与伦理学问题；剩余价值分配理论问题；等。

第二，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马克思主义者”概念，最早应该出现于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给马克思的信中。她说，那些鼓吹“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的人，自称是“你的学生和马克思主义者”[7]。马克思在回信之第二草稿（共五点）第二点说：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8]那么，作为名词的 “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否可以说最早出现于1882年？在1882年11月2—3日，恩格斯致伯恩施坦的信中，有这样的说法：“您屡次硬说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依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9]

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恩格斯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原苏东国家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今天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尽管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都以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基础，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到斯大林被固定化为传统教科书体系。

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中，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和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基础上形成的；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这条阐释路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未从“权威结论”中摆脱出来。[10]目前，这条阐释路径在欧陆国家、英语国家、原苏东国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柯尔施，1930）一文中：“现在，一场关于今日马克思主义总体状况的根本争论已经开始，（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家族内部之争已经成为次要的甚至已经消逝，在所有重大的决定性的问题上，相互对立的双方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老正统派和俄国的或‘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正统派的联盟为一方；以今日工人运动理论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趋向为另一方。”[11]因而，尽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性比较来自今日俄国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反对派，然而它的作者却是一个正统的普列汉诺夫信徒，一个在哲学上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人。因而，他的批评根本不是旨在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结构，而是只反对它的最近的滑稽形式——它似乎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发展和继续”而是“败坏和歪曲”。[12]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经过梅洛-庞蒂、P.安德森、B.阿格尔的改造，出现了四种不同用法[13]：

1、纯粹地域性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例如：1983年，南斯拉夫学者A.格尔科奇科夫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类：（1）东方马克思主义（苏东、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2）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3）西方马克思主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独立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包括共产党的理论）。

2、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特定思想内涵（即意识形态性）：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与列宁主义对立的特征。例如：柯尔施、梅洛-庞蒂就是从思想路线角度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如，雅各比在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撰写辞条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体系汇集成为向列宁主义挑战的政治体系。

3、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世代更替与主题转换。例如：P.安德森将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分为三个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分为几代的更替与主题的转换，“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重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而“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14]

4、非地域性的纯粹意识形态概念：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例如：B.阿格尔认为，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科学的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第四国际的托洛斯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不论它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可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应有以下规定性：（1）既有地域性限制，又有特定思想内涵：产生于西方并发展于西方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包括西方共产党理论。（2）既以马克思思想为依据，又主张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多元化：以马克思思想为依据，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又用不同西方思潮重释、补充、修正、重建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马克思学。（3）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既批判工业文明，又批判性地反思人类文明本身：就批判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而言，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就批判现实社会主义而言，它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相似；就批判性地反思人类文明本身而言，这是它自己的特色。（4）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体系庞杂、观点各异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混合的社会思潮。

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就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15]；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等。这样，我们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但包括“后马克思主义”[16]。

第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新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1903年：梅林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一文。从广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又叫做“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持不同政见者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倾向于狭义理解的新马克思主义，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捷克人本主义学派，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1）从理论框架看，是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人本主义与实践本体论；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现实社会主义批判；以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改革方案。（2）从理论本质看，是二战后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一种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但它并非统一的政治派别或学术群体，共同点仅仅在于研究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尽管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因而，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3）从学术贡献看，对马克思思想有独特的、深刻的阐述，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命运的反思；以及现代性独特的理论反思。（4）从历史演变和学术影响看，“马克思主义复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70年代中期）；左翼激进主义（70年代后期—80年代末）；后现代理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诚然，作为一种独立思潮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历史影响仍然存在。[17]

第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说法，最早出自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第七部分，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8]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在这个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三方面内涵：（1）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2）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3）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19]

第六，五条阐释路径之间的关系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五条阐释路径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也有着共同点：都以马克思思想为理论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都具有批判精神；都拥有乌托邦理想。下面以第三条阐释路径为参照点，考察它们之间的差异。

第三条阐释路径，即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之中最具学术原创性、思想深刻性、现实前瞻性的阐释路径。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统一？这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

1、第一条阐释路径与第三条阐释路径之差异。如果说，第三条阐释路径偏重于理论阐发与现实关注；那么，第一条阐释路径则立足于MEGA2进行文献学考证与文本学解读。[20]简言之，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偏重于学术性，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偏重于思想性；而如何实现学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则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

2、第二条阐释路径与第三条阐释路径之差异。（1）后者试图将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或者强调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前者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2）后者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既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又反思人类文明本身；前者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工业文明。（3）后者的乌托邦带有太多的理想主义成份，譬如：非压抑性文明、交往共同体、法权共同体等；前者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譬如：自由人联合体等。简言之，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偏重于意识形态性，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则偏重于学术研究；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性统一起来？这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3、第四条阐释路径与第三条阐释路径之差异。如前所说，第三条阐释路径或者强调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或者强调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这两种倾向既存在于欧陆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又存在于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但这两种倾向有时又交织在一起，难于截然区分开来。第四条阐释路径与第三条阐释路径同中有异：（1）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主要批判现实社会主义。（3）乌托邦理想是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简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偏重于学术性、思想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是最关注实践性的阐释路径，偏重于现实性；而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键问题。

4、第五条阐释路径与第三条阐释路径只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致力于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之统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最有活力、最具现实性的阐释路径。如何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如何阐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这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标之一。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0期

本文原排版编者为“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

参考文献：

[1]详见J.比岱：《何谓今日的马克思主义？》，赵协真译、莫伟民校，载复旦大学组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266页。

[2]详见T.卡弗：《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姜海波译，载复旦大学组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197页；并参见鲁克俭：《马克思思想的德国古典哲学来源——近年版来英语世界马克思研究的新动向》，载复旦大学组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0—305页。

[3]详见A.托塞尔：《1968年版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终结与多元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夏莹编译，载复旦大学组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9—368页。

[4]杜章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M.吕贝尔》，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5辑，1982年版，第232页。

[5]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6]详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5页。

[10]参见俞吾金、王凤才：《关于诠释学视阈中的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对话》，《晋阳学刊》2009年第5期；并参见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阐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 Karl Korsch,GesamtausgabeKrise des Marxismus,Band 3,S.373.

[12]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2-73页，译文有改动。

[13]参见王凤才：《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 P.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15]自2004年版以来，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领域，王凤才提出了几个原创性观点。例如，“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他认为，在几十年版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20世纪30年版代初到60年版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建构与工业文明批判；第二期发展（20世纪60年版代末到80年版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F.v.弗里德堡、A.施密特等人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第三期发展（20世纪80年版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维尔默、奥菲等人为代表）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实现了“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的过渡。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已经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参见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并参见王凤才：《从公共自由到民主伦理——批判理论语境中的维尔默政治伦理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6]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系，请参见王凤才：《继承与超越、解构与重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阐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6），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7]参见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18]参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参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20]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