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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东 张 宵：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周绍东 1984年生，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湖北省“楚天学者”，兼任《政治经济学研究》等刊物的编委。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获第三届刘诗白经济学奖（著作奖）、首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湖北青年学者论坛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多项。主编《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影响力评价报告》《经济思想史研究》，编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史》。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20年第12期）。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上将“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分置，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制”和“制度”两者重新归为一体。本文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一对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出发，提出经济体制接近于“生产方式”概念，而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内涵具有共通之处。由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从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一是构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二是巩固国家作为公有制经济出资人的地位，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16ZDA002）；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重要论述研究”（2019MZD024）
引 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历史，这一伟大实践的理论表现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版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形成了两次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摆脱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开始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第二次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决策层与理论界通力配合，区分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提出市场和计划都属于经济体制层面的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相结合，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应当说，“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分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一创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实践。
时隔三十年，理论再出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形成第三次研究高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些阐述都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置已久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重归一体。
昔日，“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并行不悖，启动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今朝，“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有机融合，引领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定型”。当前，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是：分析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一分一合”的逻辑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破解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结合的“中国密码”，由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作出展望。
一、从机制到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分析，针对这一经济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让微观经济主体拥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并强调要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将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提法都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作为一种“调节机制”进入改革者的视野，彼时的市场还仅仅是作为计划体制的必要补充而存在的。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7 年10月，党的十三大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新的实践，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改革思路，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明确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为特征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这表明，党和政府开始把计划和市场放在同一个层面对待，市场已经不再仅仅作为计划体制的补充手段发挥作用了。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 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作出了初步回答。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党对市场与计划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和内容的认识不断完善。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九大以来，结合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特点，提出市场经济体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市场经济经历了从“机制”到“体制”再到“制度”的演进过程。1992年之前，“市场”主要是作为一种调节资源配置的机制和手段出现的，当时的提法是“市场调节”。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概念，并指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近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也正是朝着“制度化”的方向不断发展的。
二、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话语创新之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直接提出过这个概念。因此，要厘清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界定“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
1.经济体制与生产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资本论》研究对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方式，二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方式作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具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生产方式（一般），也即在抽象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前提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它不仅仅塑造了一般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除了生产方式（一般），生产方式还包括第二层含义，也即生产的社会形式，或称之为生产方式（特殊）。这是指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的社会形式是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生产，雇佣劳动者必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生产调度和指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界定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生产方式（特殊）作出的论断。
我们认为，“经济体制”的概念接近于生产方式，也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组合和搭配方式。实际上，如果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看作是“资源”，那么也可以把经济体制理解为“资源配置方式”。从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组合和搭配方式的角度进行界定，经济体制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从微观维度来看，经济体制主要是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企业（或其他类型的经济主体）内部的结合方式。第二，从中观维度来看，经济体制是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产业间、区域间、城乡间、国内外的组合和搭配方式。第三，在宏观维度上，调动微观和中观主体进行生产的方式有两种——计划方式和市场方式，而政府是制定和执行计划的主体，也就是说，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既可以通过市场调节组合起来，也可以在政府的各种政策指引下组合起来进行生产活动。因此，宏观维度上的经济体制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两种。
2.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与生产方式相伴相生的范畴，是在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开展生产活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可以将其视为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从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来看，我们认为，如果要把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转变为通常所见的经济学话语，那么，“经济制度”就是一个比较恰当的选项。
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生产关系”进行了界定，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说的，‘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由此，生产关系被概括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形式三者的综合体。但是，在这三者中，“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具体所指的内容十分模糊。相反，“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品分配形式”都是比较具体的概念，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把握。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把生产关系具象化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品分配形式，同时，由于产品分配形式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因此，生产关系概念进一步被简化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经济制度”被人为地等同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成为决定其他经济范畴的关键因素。
3.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范式，为揭示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经济体制可以被理解为生产方式的同义语，也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组合和搭配的方式；另一方面，经济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生产关系的同义语，也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生产活动时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由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是自然一体的，这意味着，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两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从微观上来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组合和搭配方式在企业内部体现为各种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由此表现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关系。从中观上来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可以在产业间、区域间、城乡间和国内外进行组合和搭配，由此构成产业关系、区域经济关系、城乡经济关系以及国内外经济关系。从宏观上来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全社会范围内的组合搭配方式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市场配置资源和计划配置资源方式，由于经济计划是由政府制定并执行的，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宏观上的“生产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论的时代背景下启动的，彼时，如果不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分置，不把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分置，根本无法启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因为任何经济体制改革都有可能因为涉及影响经济制度性质而夭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个论述中，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分置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不是把所有经济体制问题都上升到制度层面，而是在制度允许的条件下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充分显示了策略性与原则性的结合。以1994年以来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为例，分税制改革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支出项目进行了划分。这一改革始终定位在“经济体制”层面，着力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避免把企业所有制性质与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划分联系起来，尽可能地降低对所有制结构的冲击，从而使这一改革得以顺利推行。
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
1.市场经济体制重新被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13个制度体系，其中第五个方面涉及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决定》颁布后，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于：三十年前，我们正是通过“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分置，成功地推动了市场体制改革，而现在把市场经济体制重新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这一做法的用意何在？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那么，把所有制、分配方式、市场体制并称为“基本经济制度”，是否会弱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以下，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出发，集中回答这些问题。
2.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创造了持续四十年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譬如，经济发展的质量还不高，以要素投入数量扩张为主要手段的增长模式还普遍存在；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政治体制改革仍然需要进一步推进；维持社会稳定的压力比较大，各种社会风险因素仍然比较突出；在文化建设领域，如何把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有机融合起来，形成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生态文明的理念方兴未艾，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能源高效利用的任务还比较艰巨。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经济体制具有密切联系，在一般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很难避免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在一般性的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基于私人成本和收益的精密计算，谋求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经济主体只需要在生产上进行分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但是，在现实中，人类活动带来的不仅仅包括私人成本和收益，还将可能形成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而这种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是无法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的。因此，仅采用市场机制，很有可能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是对于那些产生社会成本的活动，无法对相应的经济主体进行约束和管控；二是对于那些产生社会收益的活动，经济主体无法得到报酬和激励。换言之，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市场失灵”的情况。
从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种种现象来看，很多问题都与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当某些新兴产业出现时，经济主体为追逐高额利润而盲目投资，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对于某些具有很高社会效益但同时又面临较高市场风险的产品，企业又不愿承担风险开展研发。在文化和社会发展领域，“产业”和“事业”的界限变得模糊，一些本该保持公益性质的领域过度市场化、产业化。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尽管多年来一直鼓励市场要素向中西部流动，但现实中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仍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这种差距同样表现在城乡之间。
3.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结合的两个关键点
正是由于“市场缺陷”“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政府开展宏观调控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被理解为市场与政府的结合，或者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结合。我们认为，这一论断尽管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仍然没有全面地理解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结合的内涵。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既不能根据西方经济学的“二分法”来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不能用“小政府大市场”“大政府小市场”这种概念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在上层建筑领域先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而改造社会经济基础而形成的特殊生产方式。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现代市场经济是微观市场主体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混合物，在这种分析框架中，“国家”和“政府”被视作同一概念。而作为市场的对应面，政府仅仅是作为调节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机构出现的，因此，国家的经济职能只局限于执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些具体的宏观调控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一方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也维护着公共利益。但是，国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是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形式之一，国家参与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发挥着保护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其“总资本家”的身份来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作为一种事后调节机制，避免经济危机葬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经济活动中的“政府”上升到国家层面，通过对国家本质的深刻认识来把握“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我国政府不仅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同时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捍卫者。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以下两个方面提炼了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的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通过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不仅仅从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上来展开调控，在调控导向上，还注意处理好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关系、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在调控目标上，注意协调好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之间的关系；在调控手段上，除总量性地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还通过制定经济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战略，有针对性地实施价格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开展差异性的精准调控，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个关键点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通过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出资人地位结合起来的。我国所有制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作为根本特征的，尽管国有企业是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身份出现的，但这并没有否定国家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出资人地位，这种出资人地位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有所体现。一是在直接生产中，公有制经济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首要生产目的，更侧重于“使用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导向，在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竞争中，兼顾利润和质量两个层面的目标。二是在流通和交换过程中，国有企业在产业上下游扮演重要的生产资料供应商角色，通过价格和销量控制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意图。三是在产品分配中，国有企业不仅要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缴纳税款，同时还要上缴相当额度的利润，体现国家作为公有制经济出资人的蠃利要求。在处理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关系时，国有企业更侧重于从员工劳动力再生产需要出发为其提供劳动报酬，而不是把工资作为企业的成本项与利润对立起来。四是在消费活动中，国有企业通过向广大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有针对性地引导消费需求的健康发展。
概括来说，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就是要体现国家通过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这一微观载体的作用，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经济计划、中长期规划、重大发展战略等手段和工具，创造性地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政策，更好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结 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两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从政治经济学对物资资料生产活动的分析来看，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宏观上分为市场结合方式和计划结合方式两种，因此，“经济体制”这一概念就是指宏观层面的生产方式。而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成为生产关系，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勾勒出经济制度的轮廓。由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是自然天成的整体，因此，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也是不可分的。改革开放初期，出于推动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在理论上把“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分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目的是要摒弃那种把生产资料公有制比重作为衡量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唯一标准的做法，突出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在运行层面的共性和一般性，以促进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分置”也可以说是一种策略灵活性的体现。
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我们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认识也更为深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区分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要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要求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巩固国家作为公有制经济出资人的地位，推动市场经济朝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方向迈进。
周绍东，张 宵：《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2期，第103—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