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刊物】朱佳木：陈云通读《列宁全集》留给我们的启示

陈云同志酷爱学习、勤于读书，特别是热衷于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在党内党外早已闻名。但他通读过《列宁全集》，还做过大量批注，知道这件事的人就没那么多了。

延安时期，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在部内组织学习小组，攻读马恩列斯原著。他请教员列出书目，规定大家每天读若干页，每周讨论一次，前后坚持了五年，被中央机关评为模范学习小组。毛泽东主席讲到干部要挤时间学习时，还以陈云为例，说：“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1]

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遭受政治冷遇。他没有抱怨，也没有消沉，而是利用这个机会集中精力读书学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江西，他更是抓紧时间读书。回到北京后，他不仅自己坚持看书，还把夫人、孩子组织起来，成立“家庭学习小组”，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由于工作忙、年纪大，他自己没时间看书了，就要求秘书抽时间学习哲学。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陈云同志身上有五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其中就包括“勤奋学习精神”。[2]

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江西，是1969年。那时因为战备，陈云被紧急疏散到南昌郊区，入住部队干部休养所，去的时候只带了被褥和换洗衣服，却带了三箱子书。从那时起直到1972年返回北京，他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七个月，每天除上午到附近工厂“蹲点”外，下午和晚上都用来看书，主要是重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再有就是通读《列宁全集》。

陈云通读的《列宁全集》，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苏联编辑的《列宁选集》俄文第四版译出的，由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发行。他没有从第一卷开始看，而是选择从载有1917年二月革命后《远方来信》的第23卷看起。在江西没有看完，回到北京后他继续看，中间只在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至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这段时期，有将近50天暂停，随后终于在同年12月25日读完了载有列宁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第33卷。此后，他又抽时间读了专收书信和前33卷漏收著作的第35卷和第36卷。

笔者在陈云同志那里工作时曾听他说过，他之所以从《远方来信》开始看《列宁全集》，主要是想了解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都遇到了哪些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他还对笔者说，1977年邓小平同志再次恢复工作后去看他，说起通读《列宁全集》的事。他告诉邓小平同志，粉碎“四人帮”后，他刚好读完列宁的最后一篇文章，邓小平同志听后说了一句：“这也是一个胜利。”

陈云通读《列宁全集》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代，所以很少写批语，仅有的一些也是记录读某卷某文的时间，或对某文某个观点本身的评论，基本不直接联系当时国内的实际。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中得到不少富有价值的启示。

启示之一：读书要像陈云那样按照计划，持之以恒。

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陈云通读《列宁全集》这种大部头著作，之所以能读下来，原因就在于他事先经过深思熟虑，定下计划，然后按计划坚持读，不轻易动摇，更不半途而废。正如他在延安时说：“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3]

仅从陈云在《列宁选集》第28卷上标注的几处读书时间，我们便可看出他每天读书的分量确实是很大的。例如，第19页下面注明的时间是1976年4月11日上午，而第80页下面注明的时间是同年4月13日。就是说，他在两天之内读了60页书，平均每天读30页，大约2万余字。

再如，第31卷第157页下面标注，“76.7.30上午于北京医院”。由此可见，即使生病住院，他仍然在坚持读书。唯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在做其他事、看其他书的同时，最终按计划读了13卷《列宁全集》，共400余万字。

启示之二：读书要像陈云那样认真细心，力求弄懂。

陈云在延安时期写的《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说：“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一本书多读几次，逐渐增加参考书，逐渐加深理解，得益更多些。”[4] 这种读书方法，从他读《列宁全集》的批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例如，1976年6月12日，他在第29卷《论第三国际的任务》文尾处旁批：“这一篇是选集未选进去的好文章。”后来他在该卷目录的该文题目处又旁批：“这篇（是）未选入选集的好文章。”像这种指出全集某篇文章很好却未收入选集的情况，在陈云批注中还有好几处，如第30卷的《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等。

再如，同日，他在第29卷的目录最后空白处有两个批注，上午12点半写道：“不知什么原因，这卷中没有列入列宁1919年7月31日给高尔基的信”；过了15分钟又接着写了一行字：“此刻查到是35卷中选来（过）的。”这表明，他看书的确很仔细，不仅发现第29卷按时间排列漏掉了这封信，而且很快意识到有可能放进集中收录书信的第35卷，并被他找到了。

从批注中还可以看出，陈云读《列宁全集》并非只读原文，而是一边读原文，一边查阅和对照历史资料，关注历史事件的进展。例如，他在第25卷《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标题处旁批：（1917年）“八月卅一日九月五日彼得堡和莫斯科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已占多数。”再如，他在第28卷《在前米赫里逊工厂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题目处旁批：“列宁在这次演讲后被刺”；在同卷《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大会》一文处旁批：“此时布列斯特条约已废除”；在同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词》的标题处旁批：“30国52个代表”。第31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有一段既讲到1908年又讲到1905年对沙皇议会的抵制，他在“但是当时”一句旁批：“指1908年”；同卷《给德国和法国工人的信》中有一句“迪特曼和克里斯平等等总是动摇的”，他在这两个名字下面用红铅笔划了杠杠，旁边写道：“曾经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还在第33卷目录《向解放了的沿海区致贺》旁批：“解放海参崴”；在同卷《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指出“大多数地方审查委员会在清党过程中有向个人和地方挟嫌报复的行为”处旁批：“审查委员会是审查党员的”；在同卷《〈给CLARTé〉社》的书信中“我（指列宁——笔者注）由于生病”一句旁批：“重病一年多”；又在同卷《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标题处旁批：“列宁最后的演说”。

这样细致地读书，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启示之三：读书要像陈云那样结合实际，积极思考。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陈云读《列宁全集》的批注，虽然囿于当时政治环境限制而很少直接联系国内实际，但这并不等于说他读书是不带着实际问题的，批注是没有针对性的。相反，从他的批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读《列宁全集》是结合我国实际并力图找寻列宁当年是如何处理类似问题的，有哪些解决问题的经验，是相当有针对性的。

例如，第27卷中有一篇列宁1918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报告，论述为了恢复铁路运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在当时条件下必须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向资产阶级专家、工程师支付高额薪金，在革命政权领导下对企业采取一长制和泰罗制。对此，陈云在第286、289、293页分别作了如下批注：“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当时列宁主张一长制，实际上是在那些组织中建立共产党的领袖（导）权”；“这是建立一长制的当时的客观条件”。联系到“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歪曲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掀起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一长制”等狂潮，可以明显看出他批注时的思考，以及批注的针对性。

再如，第28卷《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大会》一文中论述，当时现实力量对比促使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立，出现了利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机会，陈云在旁批中写道：“对于改造旧俄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把这个批注与“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相联系，其针对性也是十分显著的。

再如，第30卷上有列宁在1920年纪念第三国际一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说，其中指出：十月革命初期许多人都以为，世界大战一结束西欧就会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假如西欧无产阶级没有那么深刻的分裂，社会党领袖没有那么大的叛变行为，这种情形本来是可能发生的。陈云在这段话旁边批注：“这反映了当时共产党人（包括列宁在内）的希望。但没有实现。”至于这个希望为什么未能实现，批注没有写，但意思已经十分清楚了，就是认为列宁和俄共（布）领导人当时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

再如，在同卷《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列宁论述为什么说倒卖粮食的农民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陈云旁批，“十分重要的解释”；论述剥削者虽被击溃但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资本的支持，陈云又旁批，“地主资本家的力量所在”。从这些批注中都可以明显地感到，他是在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打击投机、稳定物价和统购统销的实际。

再如，第33卷《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中，列宁论述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半以来，资本主义强国仍然在抵制我们，因此必须用单干取得成就，陈云旁批，“列宁对租让制的估计”。后来，他又在同卷《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关于“现在所谈的租让等等，只是纸上空谈，差不多没什么结果”的论述处旁批，“租让没什么结果”。把这两处批注合起来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即租让制是克服暂时困难的一个途径，但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并不会轻易租你的企业和土地，因此必须做好依靠自己单干来战胜困难的准备。

陈云读《列宁全集》的旁批虽然不多，但划重点的地方很多，有的用红铅笔或黑铅笔划，有的用钢笔划；有的划横道，有的划竖道；有的打对勾，有的画圈圈；有的画一个圈圈，有的画两个乃至三个。其中第27、28卷和第30～33卷这6卷中划的重点最多，有的卷几乎每页都划，甚至一页划好几处。粗略计算，仅这几卷中划重点的地方就有上千处。从这些划重点的地方，我们不难看出他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依笔者的粗浅理解，这些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关于国家与革命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特征，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革命过程中的困难，议会道路，国家消亡和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平等，十月革命后国内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形势，国内与国际之间的资本联系，为什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什么一国能取得革命胜利，等等。

第二类，关于经济建设问题。包括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工业国有化，多种经济成分，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制定经济计划的意义和重点，工人学习管理国家，高薪聘用资产阶级专家，向资本家学习，工厂实行一长制和泰罗制，建立劳动军，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国家引导下的自由贸易，建设不要图快贪多，等等。

第三类，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包括租让制的必要性、好处、性质、做法和实际状况，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如何把握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寸和实施有效监督，等等。

第四类，关于粮食和农民、农业问题。包括余粮征集制的背景、弊病，由征集制向粮食税的转变，对小农经济的分析，工农联盟和农业合作制的意义，尊重大多数农民的意志，粮食对于稳定物价和货币的基础作用，等等。

第五类，关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包括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阶段，十月革命后的最初时期是过渡阶段的过渡阶段，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共产主义因素，过渡阶段的国民经济必须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物质奖励制具有重要意义，等等。

第六类，关于文化教育与宗教问题。包括知识是劳动群众获得解放的武器，学校不可能脱离政治，要无条件招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上学并发给助学金，要提高教员的地位，文化上的胜利要比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困难，对宗教偏见的斗争要特别慎重，等等。

第七类，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包括党与工会的关系，工农检查院与中央监察委员会机构的合并，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要团结非党知识分子，正确对待党内斗争，重视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斗争，加强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教条主义、骄傲自满和贪污腐化，重视党员质量，通过清党纯洁队伍，清党要防止挟嫌报复，等等。

第八类，关于思想方法问题。包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注意事物的限度，要区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个别规律，学习要结合实际，退却有时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不要怕承认错误、弱点和本领不大，只有什么都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对错误要分析理论根源，没有失败就没有胜利，危险的是不承认失败，自欺是最有害的，等等。

陈云读书历来重视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原则。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之后，之所以“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5]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善于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及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仅从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由江西回京，部分恢复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持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和主持全党纪律检查工作时的一系列主张、论述中，就可以看出通读《列宁全集》对他的影响。

例如，1973年他受周恩来总理委托研究外贸问题，鲜明提出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说不研究资本主义要吃亏；不要把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具有两重性；进口棉花再加工出口与自力更生并不矛盾，不这样做是傻瓜；用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的办法增产粮食，然后出口大米和肉类，同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要给我国出口商品的推销商、中间商好处，使他们有利可图；等等。

再如，1979年年初，他写了一个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指出，60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现在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忽视价值规律，没有“利润”概念，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等等。

以上这些观点固然是陈云总结多年领导中国经济工作实践而形成的，但无疑也是他通读《列宁全集》过程中结合自身经验而深入思考的结果。《列宁全集》第33卷《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一文开头部分有一段话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6] 还说：“社会化的国营企业也在改用所谓经济核算制，即商业原则。”[7] 在这几段话下面，陈云都用红铅笔划了横道。显然，他对这些话十分赞赏，并从中汲取了营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之所以能与邓小平同志携手推进改革开放，与他结合自己实践经验通读《列宁全集》也是不无关系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陈云著作中甚至可以看到他对《列宁全集》中一些论述的直接引用。

例如，1973年他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说道：“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8] 列宁讲的这段话，就来自他划过重点的《列宁全集》第33卷《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

再如，1979年他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到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俄共（布）党内生活非常正常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1918年面对德国进攻，为了保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但在中央委员会表决时，他的主张处于少数，未能通过；后来局势发生变化，再不签要付出更大代价，有两票转到列宁方面，这才通过。另一个是1920年12月列宁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讲道“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时，布哈林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举过这两个例子后，陈云指出：“可以看出，当时在列宁领导下，民主气氛是很浓的。”[9] 这两个例子，也都来自陈云划过重点的《列宁全集》的文章。

再如，1989年“政治风波”后，陈云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没有过时，并复述了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个特点，即“从自由经济到垄断经济，从工业垄断到金融垄断，形成财政寡头，然后是资本输出，分割殖民地，最后就要打仗。”[10] 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主要见诸1916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列宁全集》第23卷之后，仍有对这个问题的概述，而且也被陈云划上了重点。

我们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党，也是一个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党。毛泽东主席自延安时代起，便一直倡导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曾先后发出过学习马列五本书、十二本书、二十二本书的号召。“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党全军县团级以上干部还在他的提议下开展了一次读马列六本书的学习活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1979~1981年党中央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他去看望陈云，陈云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中第二条是要提倡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马恩列斯的著作。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个建议很好，说：“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所以，要全面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12] 当前，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各种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更需要我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了解陈云通读《列宁全集》的情况，从中感受他勤奋学习的精神，领悟他读书的方法，对于促进大家响应党中央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号召，引发人们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兴趣，都是不无裨益的。

注释：

[1]《陈云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

[1]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

[1]《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9页。

[1]《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9页。

[1]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14日。

[1]《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5页。

[1]《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5页。

[1]《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

[1]《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1]《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809页。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1页。

[1]《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