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洪特：MEGA2的进展和关于马克思著作的若干热点讨论
MEGA2的进展和关于马克思著作的
若干热点讨论
［德］马丁·洪特
金建 译
原文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摘要
本文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历史和现状同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最新研究状况相结合，对这两方面进行了简要介绍和评述。作者指出，新MEGA的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文献学基础，学术界应关注MEGA2的编辑动向，将其视为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料。作者还强调，鉴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一直没有完整出版，对马克思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挖掘，随着MEGA2卷次的不断出版，有望产生重大发现。
关键词
MEGA2；马克思研究
本文作者Martin Hundt为国际MEGA编辑委员会成员，本文是他2010年12月9日在柏林莱布尼茨协会社会人文科学讲习班上的演讲。译者：中央编译局马列部编辑。
对大型历史考证版的关注一直是学术界的基本使命之一。虽然我们协会不再有可能（或者积极点说：暂时还没有可能）出版这样的版本，但是我们不仅愿意，而且确实有必要对其表示严重关切。在这些版本中，继《莱布尼茨全集》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无疑最引人关注。此外，现在有一个现实的角度，一个值得庆贺的理由：计划出版114卷的MEGA2现在出版了57卷，正好完成了一半，加上最近将要出版的第一部分第30卷，MEGA2的出版已经过半。
我非常高兴在这里谈两个问题：近年来新的MEGA2卷次的出版情况和关于马克思的最新学术讨论。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领域，所以不能面面俱到，只能给大家一个概览。在我来说，重要的是要说明，这两个主题——出版和讨论——彼此相关，而且它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引人注目的是，甚至连以《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个人主义》为题出版的2004年维腾堡会议的内容深刻的论文集[1]，以及以“马克思。一条死狗？”[2]为题召开的2009年卡塞尔会议，都几乎没有提到MEGA2！只有2008年特里尔研讨会的成果——论文集《保留了什么？今日马克思》[3]中，少量引用了MEGA2。2008年11月在里斯本召开了马克思大会，同年在不伦瑞克召开了类似的会议，2009年德国学术协会在华盛顿召开了题为“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的大型会议，当然还有多年来连续召开的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
明确以MEGA2为基础的，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由里卡尔多·贝洛菲雷奥和罗伯托·菲内斯基编辑的论文集《重读马克思。考证版之后的新视角》（也是2006年贝加莫国际马克思大会的成果），论文集虽然只收录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但是在导言中正确地总结说：“新MEGA，即MEGA2，在更好的语言学基础上开启了彻底重新思考马克思整座思想大厦的可能性。”
哈拉尔德·布卢姆出版了文集《德意志意识形态》，可惜只能部分地利用原始稿，因为MEGA2第一部分第5卷尚未出版，但是同样由布卢姆发起的“马克思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概念化和描述”会议去年在哈雷召开，作为“重点专题”发表在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年鉴》上，这次会议因为对MEGA2的若干利用而受人关注。[4]
编辑和研究相结合，意味着研究能够和应该充分利用MEGA2。然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应当知道哪些卷次出版了。了解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当今的书籍价格昂贵，也许还因为MEGA2这四个部分卷次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出版的。
自1990年到现在，MEGA2出版了25卷，在所谓的转折之后竟然还能够继续出版，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这样的大型经典作家著作的版本因为历史事件长期中断或者干脆就终止了。考虑到这个版本1989年以前都是由苏共中央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的两个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它能——当然也付出了很多——继续出版就近乎是奇迹。
当时，1990年，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少数目光敏锐而且属于各个完全不同的政治阵营的人安排了MEGA2的继续出版，但是这个奇迹的发生，应当要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虽然非常迟缓地公开承认（大多数人还不承认），但是都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属于人类的文化遗产，今天仍对我们很有教益，或者更确切地说：放弃他们的科学认识就是文明的损失，是科学史上的巨大倒退。比如，见于报端的就有这样的说法（顺便说一句，这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1998年首先指出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相当贴切地描述过“全球化”。此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这样的提示。大家不太熟悉的是（因为不是在著名的《宣言》中，而是在不太有名的《时评》中），我们的两位作者早在1850年就提到了环太平洋国家未来的作用，并具体说到美国和中国将是欧洲的竞争者，而且还指出，那时人们可能会与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打交道：“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就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欧洲的文明国家要避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前在工商业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可能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晚，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变革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弥补地理上的不利条件。”[5]
可见，这是一场确保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优势地位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这肯定不是按照国际主义设想的，这里就开始了对马克思的完全必要的批评。对于经典作家的崇拜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唯一需要的是一种批判的即一种规范的学术的衔接，或者如德里达所说的“出于忠诚的不忠诚”[6]。
当我1994年11月第一次在我们这个研讨班作关于MEGA2的演讲时，形势要比今天更为严峻。过去的工作小组已经“被清理了”，两年没有出版新的卷次，应该还需要3年，才能再出版一卷。新的出版机构，阿姆斯特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和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的MEGA编辑小组虽然已经成立，但是还没有开始工作。从此以后，准确地说，从1998年起，形势才有了根本好转。
下面我对MEGA2的编辑工作所作的阐述，是以一位私人学者的身份进行的，无意侵犯编者的传播学特权。1994年我还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委会成员，而现在我则作为一位局外人来作讲演，尽管我从1964年起就是和MEGA2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之一。
我将不是简单地罗列出版了哪些新卷次，而是要谈谈对“马克思著作”说明了什么这一点的整体理解，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判断，每一个新卷次意味着什么，缺失什么。因为真正伟大的思想家的典型特征是，他们的著作一生都处于发展当中，还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所有著作都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真正作出评述。
马克思有3年时间担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7年时间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但是他有40多年的时间艰苦地、非常顽强地从事学术研究。只有从他的学术活动出发，才能判断，如何对他的观点作总体的或具体的评价。如果不纵观其生平活动的全貌，就不能真正理解其本质，在有限的材料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会对个别著作，当然也会对全部著作错误阐释。过去在评价马克思的著作时大多犯这种错误。
马克思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像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一样，他不仅对世界史、外交政策、数学和自然科学、地质学和化学、国家法、艺术和文学等感兴趣，而且对这些领域做过深入研究，试图将所有这些具体的认识都融入到他的全部著作中去。这种整体视角意味着什么，试以康德为例说明：他从1755年开始研究行星的起源理论，同时还提出了这样的假说，即遥远的恒星的星云和我们银河系类似。半个世纪后他以未完成的《遗著》告别人世，《遗著》对整个自然界作出了解释。不知道这一点，就不能完全理解《纯粹理性批判》。
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都曾毕生积累新的知识领域，借助于这些新的知识自我批判地审视自己的著作，并试图进行重新论证，而这些著作今天都是不完整地出版的。此外，黑格尔和马克思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早期著作都长期不为人所知。我们必须认同默斯托的话：没有完整出版的命运对于马克思尤为严重，“在人类最著名的思想家中，这一命运特别降临到了马克思身上”[7]。
事实上，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过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那个马克思充其量只是部分的马克思，主要是根据“基本著作”拔高的。人们害怕革命言论的稀释——多么地信心不足啊！关于自然，歌德写道：“你攫取之处，都意趣盎然”，这也适用于马克思：你开卷之处，他都是革命的。革命的意义不是持续粗俗地高喊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同时开展真正的、深刻的人文科学研究和“重大历史意义上”的革命。
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九章一条隐晦的附带说明中，马克思在比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时写道：“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还有，他在这一点上还说：“对他的科学犯罪。”[8]
20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这种罪行负有很大责任，他们误认为已经掌握了无需作任何补充的“真理”。但是继续研究不仅意味着找到证实“根本真理”的新例证，而且还意味着对整体不断提出质疑。为了在这方面也精确体现历史，我至少要顺便指出：对“未完成项目”这一概念非常陌生的、对马克思著作的“马列主义的”理解，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在第二国际特别是考茨基那里深深扎根了。
当时有意识地部分采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所以得到鼓励，是因为《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样的重要著作在马克思去世之后半个世纪才发表，并且在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还不能产生全面、正确的影响。此外，MEGA第1版在出了不多的卷次以后就被希特勒和斯大林埋没了40年。因此，长期以来，人们非常根本地认为，“早期著作”在原则上有别于成熟期著作，异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等等。当时曾经宣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的实现”，但是直到1989年，马克思恩格斯留传下来的著作还只发表了不到一半，此外，更加严重的是，那些著名著作有些是完全被误读的。而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就这一点，我想起了施特凡·赫尔姆林的《暮色集》，他在其中就正确阅读《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指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这句话的意思是，在马克思那里，首要的不是社会或者集体，而是个人（个人的自由当然不是属于社会的自由，而是在社会里和经过社会的自由）。这样的思想在他的著作当中还能找到，我们在《大纲》和《资本论》当中也找到了相应的说法，不过特别清晰的表达，是在《宣言》前一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同麦克斯·施蒂纳的论战中说，应提出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并且，“这种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10]
《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说明，在民主德国大肆宣传的口号“从我到我们”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作为引用被直接排除在外，通常也不写入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但是当时（1979年）依然没有进行关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原则讨论——以及对这些政党自己的纲领的正确理解的讨论！我认为，官方对赫尔姆林问题的无视[11]是世界体系爆炸10年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破产声明。
对马克思著作采取错误态度有多种因素：比如，马克思的一个根本提示被“遗忘”或忽视了：“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我批判……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12]没有真正参考经济学手稿，这让弗里茨·贝伦斯感到气恼。简而言之，根本没有列宁所说的“向马克思请教”的态度。
可见，1989年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一“转折”在客观上为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在主观上起初让人很难理解。人们“只”能利用这个前提。黑格尔称之为“历史的狡黠”，拿破仑和列宁认为：受过打击的军队学得更好。我们现在也许才能正确理解恩格斯所提醒的，社会主义在经马克思变成科学之后，也必须“像一门科学”一样对其进行研究。
奥斯卡·内格特就曾指出，任何一种以社会主义为指向的当今的马克思研究都必须首先带有一种“道德决定”，即持一种“集体主义态度”，对20世纪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名义犯下的罪行负责。[13]
这影响到编辑。虽然我们从未直接伪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但是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发表，我们还经常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进行歪曲阐释和评论。如果将完整性作为认识可能性的标准严肃对待，那么不完整就近乎伪造了。
到苏联结束，斯大林主义的势力确实始终致力于不仅曲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而且限制其规模。官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也没有考虑重新着手MEGA的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视为蓝本的俄文版全集中，没有收入包括《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早期著作，因此后来不得不出版两卷补卷。但是还有一部分至今没有发表，如1849年春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许多反对沙俄军队入侵革命的匈牙利的文章、《18世纪外交史内幕》——所有涉及列宁猛烈抨击的俄国的“亚洲根源”以及沙俄外交政策的内容都被禁止发表！恩格斯1855年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草稿也被禁止发表。
即使从1953年起，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莫斯科马列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室的一些工作人员与他们的柏林同事（这里首先是路德维希·阿尔诺德）接洽，就新的MEGA进行审慎洽谈以后，1956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决定同意就新MEGA进行合作，起初也没多少动作。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苏共二十大的一些代表曾就俄文版全集第1卷没有收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提出批评，海尔曼·克勒纳尔在1957年《统一》第1期的评论中也对此提出了批评。
1956年后德国统一社会党方面多次询问莫斯科方面，但是直到1964年中，尼基塔·赫鲁晓夫才在给瓦尔特·乌布里希的答复中同意两党就新的MEGA进行合作，这是他最后的行动之一。这使得柏林欢欣鼓舞，结果提出了一个前后统一的历史考证版MEGA的所有要求[14]，然而这些要求经过了多年才得以实现。
同样，按照莫斯科的说法，也存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内部的阻力：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在3年后才前往柏林讨论这个问题：不收入第三者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笔记——没有笔记的马克思是什么？——而且50卷为上限，该版不能称为“历史考证版”，只能称全集，因为“人们不能考证经典作家”。
大家知道，虽然付出了辛劳，也作了一些妥协，科学的观点还是得到了贯彻，收到赫鲁晓夫的回信11年后，继1972年出了一个试编本以后，新MEGA出版了头2卷。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的历史，迄今已经有大约170年了，这是一部为完整性而斗争的充满艰辛、甚至是富于牺牲的历史。即使在今天，由于分散编辑，依然难以找到诸如波兰手稿[15]这么重要的文稿（实际上主要是一部18世纪英俄关系史），再如《数学手稿》（原准备收入第1版MEGA，其编者是索菲亚·亚诺夫斯卡娅，后来她被长期监禁在古拉格，但是手稿保存了下来，并且于1968年出版了俄文版，可惜几乎没有得到重视）、《人类学笔记》[16]和其他一些手稿。
与编辑史有关的一个问题是第二部分和其他著作分开，这可以追溯到MEGA第1版。这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并不是1857年才以《大纲》开始，它作为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问题的综合而统一的研究过程最晚从1843年就开始了。在注明1939年11月莫斯科版的《大纲》第1版[17]的前言中，开篇就写道：“1848年左右，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特征已经确定下来了，（自从1843年以来）他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这个版本的附录中收入了100页马克思于1851年春所做的李嘉图著作摘录。这一卷的编者是德裔俄罗斯人保罗·维勒，他于1941年遭遇德国飞机轰炸死于莫斯科。早逝的瓦尔特·图赫舍雷尔在他1968年出版的书中陈述了马克思早期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很多方面。[18]
撇开第二部分开始的具体时间点不谈，将“著作”同与《资本论》有关的文章分开，就会割断对马克思研究过程的统一性的认识。现在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在使用MEGA卷次的时候加以注意。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写到，《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巨作，也是他的哲学巨作（他自己就多次强调他在写作《资本论》时所运用的以黑格尔为基础的特殊方法）。我的同事沃尔夫冈·库特勒1983年出版了关于历史学家马克思的文集，他在详细的导论性文章中指出，《资本论》也是马克思的历史学巨作。[19]
重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史也是一项必要的任务。除了洪特的概述[20]和德鲁贝克的两篇材料丰富的关于MEGA第2版前史的文章[21]，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表在我的同事罗尔夫·黑克尔担任学术和组织领导的、自从1991年来每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上的大量文章，尤其是关于梁赞诺夫，关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莫斯科马恩研究院在20世纪20年代的合作，关于斯大林主义和MEGA第1版的终结以及其他专题的5个特辑中的文章，其中包括了很多非常难得的原始资料，尤其是来自莫斯科的原始材料，还有回忆录和其他材料。
MEGA1
我只能就新出的MEGA2卷次作一个简述，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概览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激励各自的研究和思考。
在民主德国时期（1975—1990年的15年间），大约出版了35卷（计算很困难，因为第一部分的3卷总共出版了10个分册）。自那时起，又过去了20年，在这20年中出版了25卷。数量从每年大约两卷下降到1.2卷，但是，这个速度与其他学术版本相比还是很快的。当然，还要注意，新出的卷次中很多在1990年前已经开始了，也就是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这些前期准备现在逐渐消化完了。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领薪水的编辑人员已经减少了大约5%。
——第一部分共32卷，已经出版21卷。尚待填补的空白涉及1844—1849年以及1856—1864年的著作（除了1860年的著作，即《福格特先生》）。
——第二部分除了第4卷第3分册之外已经全部出版了。
——第三部分（书信）共35卷，已经出版12卷；包括最近出版的收录1865年以前的书信的第12卷。
——第四部分（笔记）共32卷，出版11卷。这方面可能还会有重大的发现，比如，关于经济学著作、俄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世界史、数学等方面的摘录笔记。马克思笔记的重要意义还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表明，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马克思对摩尔根的摘录为基础的。在这个方面我还要指出，如果再有人说，马克思在晚年没有做什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些笔记就是他在1880年完成的，这是一个值得引用的事实。而地质学摘录是他1878年6月以后做的。
MEGA2
现在我按照出版的时间顺序，介绍1990年以来出版的各卷，当然每一卷只能简单提一下。
1990年，出版第一部分第29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主要由我们多年的秘书约阿希姆·海尔曼编辑），第二部分第9卷（经过恩格斯审核的《资本论》第1卷1887年英文版）和第三部分第8卷（从1856年4月到1857年12月的书信）。
从1991年起，1990年9月正式成立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成为出版者。当年出版了第二部分第10卷（恩格斯最后审阅和编辑的《资本论》第1卷1890年版）和第四部分第9卷，这是收入所谓的24本《伦敦笔记》（即1850—1853年的笔记）的4卷中的1卷。
第四部分第9卷告诉我们，马克思早在研究詹姆斯·芬利·约翰斯顿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学演讲集》中的农业化学时，在1851年就已经获得了关于地质条件对作物生长的提示，这对地租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他同时还阅读了关于地质形态的一些基本读物，几个月后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首次出现了“社会形态”概念[22]。
在同一时期，关于殖民理论的研究把他带回古代世界的奴隶制社会。在后来讨论印度的《伦敦笔记》第21—23本中，他又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个概念。经过艰苦的仔细研究，关于生产方式的历史顺序的认识虽然已经成熟，但是直到1857年才在《大纲》的前言中出现关于这个历史顺序的话语，这句话太著名了，我用不着再在这里引用了。但在这一点上我不禁要指出马克思1861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23]
如果——希望很快——《伦敦笔记》完整发表，那么就可以讨论，在马克思的创作中是否存在某种形式的长波，在这种形式下，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艰辛阶段之后，“离开本题”做了大量关于历史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关于地质学和数学的摘录。而其中有哪些有助于理解他的整体著作，我认为这和安娜利泽·格里泽提出的问题相关，即马克思是否认为当时的自然科学是社会理论研究的样板，他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否是要模仿这种样板。马克思寻求——在这里明显是模仿黑格尔——当时自然科学中所有超越机械的、非历史的思考范围的那些趋势，从而得以综合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这一点在他与达尔文的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马克思《伦敦笔记》手稿
但是对认识马克思的著作尤为重要的是理解他的摘录方式。维佩曼对这种方式表示不理解，说它“很奇怪”。马克思对所阅读的东西作很长的摘录，只是偶尔才加上自己的评论（我记得第四部分第6卷关于居利希的世界经济史的摘录就几乎达1000页），他保存这些东西不仅是以备后用，而且在很大31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MEGA2的进展和关于马克思著作的若干热点讨论程度上把它们变成自己的精神财富和工具，而这些东西今天可以瞬间复制。马克思使人最感兴趣的一点是，他有时几乎不自觉地就从摘录转向自己的表述。
1929年，梁赞诺夫第一个谈到要界定摘录、准备材料和可以付印的文稿的困难。[24]这不仅仅是编者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且是马克思创作过程的核心问题。据我看，迄今在这方面的最好例子是默斯托所提供的，他细致入微地分析了马克思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所做摘录和所写章节的多重交叉。[25]
在这个意义上MEGA2的第四部分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部分。马克思阅读了什么，摘录了什么，或者只是做了一些边注？他在哪里中断？哪些用于后来出版的文章中？总之，清楚的是，马克思从未采用过今天那种项目定向的也就是时限比较短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会越来越限制科学研究，妨碍专家在长期内成长，从而使人很难达到科学上的顶尖成就。
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分第20卷（1864年9月—1867年9月的著作、文章和草稿，即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的第一阶段；像第一部分第21卷一样，这一卷完整地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撰写的国际总委员会的文件）以及第二部分第4卷的第2分册：马克思的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即资本论全部3卷的第一个草稿。
第二部分第4卷第2分册出版后，出现了几年的间歇，但是在这几年中仍然为继续出版做了很多基础工作。1992年3月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市召开了一次会议，旨在修订编辑准则。在编委会的多次协商中艰难辩论的结果是，在不放弃完整性原则的情况下，压缩原来计划的卷数。1992年以前，MEGA2各卷由狄茨出版社出版，此后狄茨出版社、民主社会主义党理事会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签订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MEGA2将由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次调整是合适的，符合MEGA2的普遍一贯的学术化原则。
随后，1998年出版了第四部分第3卷：1844年夏至1847年初的摘录和笔记。其中有所谓的1845年的《布鲁塞尔笔记》，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此开始的。摘录的书中有一本是英国数学家和统计学家查理·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该书最先译成法文版。当时马克思忽略了拜比吉的暗示：劳动分工中的工艺不仅因剥削而产生异化，而且，因为技术（从而间接地是科学）在工作进程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悄悄地和顺带地产生了专业化，也就是带来了人的解放，这一点甚至在当时的妇女劳动中也有所体现，这可能会重新改写妇女解放的历史。艾米·E.温德林（来自美国奥马哈市）在《卡尔·马克思论技术和异化》[26]中谈到了这一点。
第四部分第32卷（199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已经查明的藏书的带有简介的目录。这个目录收录1450本书名，实在是非常美妙的工具。本卷改变了原先在MEGA2中特别开设一个部分收录书中边注的想法[27]
第四部分第31卷（1999年）：1877—1883年的自然科学摘录，第一部分是马克思的450页化学摘录，第二部分是恩格斯的150页对磁学、电解、流电学以及原子论等方面的摘录。
第一部分第14卷（2001年）：马克思和恩格斯1855年的著作。这是200篇为《纽约论坛报》和《新奥得报》撰写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欧洲军队》以及非常有意思的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材料。《说明》指出，马克思并不了解1925年才发表的、最近才被讨论[28]的当时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证明，帕麦斯顿勋爵根本没有像马克思和其他同时代人一起坚定认为的那样，与沙皇俄国签订了盟约，帕麦斯顿秘密的没有实现的战争目标，是“非常理想的”，那就是将俄国排除在欧洲大国的圈子之外。[29]
第三部分第13卷（2002年）：1864年10月—1865年12月的书信。
第一部分第31卷（2002年）：1886—1891年2月的文章，等等。这里最有意思的是恩格斯关于《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材料。
第三部分第9卷（2003年）：1858—1859年8月的书信。
第二部分第15卷（2004年）：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3卷1894年汉堡版。这一卷的出版在政治经济学家中间引起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现在已尽可能地在第二部分第4卷发表）时，是随心所欲的，还是严格遵循了马克思本人的意图？[30]这一问题同样也涉及2005年出版的以下一卷。
第二部分第12卷：《资本论》第2卷，这是恩格斯1884—1885年的编辑稿，是在仙台大学的编辑小组共同编辑的，由此非常明显地体现了MEGA2的国际性。
第三部分第11卷（2005年）：1860年6月—1861年12月的书信。
第四部分第12卷（2007年）：1853年—1855年1月的摘录笔记。除了克里木战争前夜的外交专题之外，本卷首先收录了马克思关于西班牙历史的5本摘录笔记，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梯叶里《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的摘录。在这里马克思发现自己关于中世纪的城市公社是现代资产阶级的胚胎的观点得到了证明。但是，这次他没有将自己的这一最重要的发现记入笔记，而是写在1854年7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这反过来又体现了MEGA2全部四个部分的统一性。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在谈到12世纪旧的势力反对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斗争时说：“‘公会’这个词同今天的共产主义一样，常常受到辱骂。”[31]
该卷的摘录还存在另外一个难题：因为宗教问题既在西班牙历史上存在，也由于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成为克里木战争的原因之一，所以马克思对此重新加以研究，同时还研究俄国东正教的历史。与这一研究相关，他在给《纽约论坛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赞同法国外交官塞扎尔·法曼的著作（对这部著作他也作了摘录）：《可兰经》及以其为基础的立法将穆斯林和异教徒割裂开来，从而奠定了永久的敌对状态。[32]
《纽约每日论坛报》
2008年出版了第二部分第11卷（《资本论》第2卷的手稿）和第二部分第13卷（《资本论》第2卷的刊印稿1885年汉堡版）。
2009年出版了第一部分第21卷：1867—1871年3月，即第一国际到巴黎公社开始时期的著作。这里非常有意思的是同巴枯宁论战的材料，还有恩格斯为爱尔兰史撰写的草稿和收集的材料。
2010年出版了第一部分第32卷（1891—1895年的著作），2011年要出版第一部分第30卷。到时，属于第一部分的恩格斯1895年以前的晚期著作就全部出版了。（第30卷还收录恩格斯的费尔巴哈提纲的稿本及所有异文，但是只涉及文风和标点。）
不久有望出版的是地质学摘录（第四部分第26卷）。这一卷拖延出版是因为人们对“说明”有意见，但是在普罗旺斯艾克斯会议上已经决定，将来在“说明”中不再阐述内容方面的问题，而只阐述原文发表方面的问题。[33]可惜人们没有遵守这条明智的规定。
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开始了对马克思著作的科学研究，当然也研究恩格斯的著作（几天前，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90周年，柏林MEGA促进协会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在乌珀塔尔也召开了一个会议[34]）。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思今天已经居于社会科学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列。从来也没有像21世纪的头几年这样，有如此多的关于马克思的讨论，有如此多的关于马克思的出版物[35]——这在很多情况下肯定不是出于对马克思的理解同情，而是对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后果感到震惊和不安的世界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寻求答案。“当前的马克思复兴是时代的产儿，在这个时代，全世界曾许诺的乐观主义一直晦暗不明。”[36]
最近几年出版了9本新的马克思传记[37]，但是大部分没有以新的材料研究为基础。关于恩格斯，年轻的伦敦历史学家特里斯特拉姆·汉特不怎么严谨地写了一本《穿礼服的共产主义者》。关于青年恩格斯关键的不来梅岁月，近期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38]
对于作为政治学家的马克思也许只能找到非常少的新材料。但是已经为人所知的材料也足以使人深入研究他的政治理解，他的理解显然不是像人们长期以来所描述的那样片面。杰拉尔德·胡布曼首先从马克思的政论活动出发，在文章《改革还是革命？论马克思的政论文章》[39]中提出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民主—改革轨迹”这个论题，但至今只有很少人注意到这个论题。与波普尔相反，胡布曼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根本不可能是决定论甚或极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也不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我认为这同以下事实有联系，1860年左右的马克思几乎有10年时间放弃了政党活动，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英国博物馆做研究，他的生活靠给《新奥得报》（布勒斯劳）、《纽约论坛报》撰写通讯以及为美国百科全书撰写条目来维持，他曾打听如何成为伦敦皇家科学协会的成员。这是第一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之前的一段时期，当时还没有想到要成立社会民主党。从1858年起，马克思试图重新回到德国。1860年，还在撰写《福格特先生》之前，他在柏林提起诉讼，以便打通在德国重新开始政治活动的道路。还是这个马克思1861年去了柏林，拜访了哲学协会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科本，和拉萨尔商量创办一家报纸。经常受邀参加我们会议的罗尔夫·德鲁贝克发表了两篇关于这次旅行的内容丰富33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MEGA2的进展和关于马克思著作的若干热点讨论的文章[40]，可惜在他逝世之前未能写出更大的文章。
至于围绕马克思的学术讨论，政治经济学是重点。部分原因在于MEGA2的第二部分基本出齐了，其根源却早在阿尔都塞1971年出版的《读〈资本论〉》中。英格·艾尔伯的《马克思在西部。1965年以来联邦德国的新马克思读本》一书的重点也在《资本论》。这种情况在扬·霍夫的《全球的马克思》（副标题是《自1965年以来国际马克思讨论的进展》）中得到继续发挥，其中主要反映了政治经济学的争论。[41]
希望未来能够对历史学家或当代史学家以及哲学家马克思有一定的倾斜。亨德里克·瓦拉特的文章《马克思思想中的概念颠倒》[42]在理论上刺激了关于异化概念的无尽讨论，这篇文章不仅考察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且还考察了他的全部著作，并将异化、物化和拜物教这几个概念分别归为颠倒这个上级概念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维度。总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远远没有得到彻底研究；现在又出版了很多新版本，有些还加了大量注释。[43]
尽管上述文章中的很多内容，即使马克思看了也肯定会摇头。比如说，什么也不能代替自由竞争；共产主义制度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异化是现代性和自由的代价。但是，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对马克思著作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在这方面还有亮点，比如美因茨法哲学家格哈德·恩格尔在维腾堡争论中说的：“至于说到缩短工作日，那么马克思后来将缩短工作日视为一种经济制度的人性化的决定性标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还有更好的标准。但是这也意味着：像我们这样的社会没有能够避免周工作时间的（再度）增加和失业人数的（再度）上升的社会，马克思肯定也要指责它陷入了人道主义意义上的贫困化，因为很明显，人们还没有那么透彻地看透经济机制，以致不能继续减缓资本主义经济的人道主义偏瘫症。”[44]
在为当前患病的社会制度进行诊断时，人们日益以马克思为依托，科学界迟早会发现，马克思的著作还包含一种疗法。如果《共产党宣言》、《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即巴黎公社的马克思现在依然站在这些争论的幕后，那么这就不会使人感到不安了。这个革命的马克思还活在为资产阶级报纸撰写的数百篇文章中，活在数以千页计的对看上去冷僻的科学领域所做的摘录中。我们必须正确地阅读他的著作，努力理解他的全部著作的内在联系。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想法：我们已经知道了马克思的重要的东西，一些摘录笔记不会带来什么具有颠覆性的新东西。这种想法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马克思的著作始终还是一块尚未发现的新大陆。经济伦理学家英格·皮斯在结束他的关于本文开头时所说的维腾堡会议的引论时说：“建设性地解读马克思在很多方面也许才刚刚开始。”[4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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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