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历史唯物主义是我党的理论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

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重要讲话。2020年1月16日，《求是》杂志第2期全文刊登了这篇重要讲话。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第一，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诞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但由于它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好哲学、用好哲学是我们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根本经验。陈云同志说：“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2] 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大力倡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著作，掌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他担任总书记后又反复强调学哲学、用哲学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带领全党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全党树立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典范。

第二，强调学习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意义、目的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3]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正是首先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选择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必由之路，明白了创建中国共产党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中国革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此后，他又带领我们党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制度前提、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党科学分析和重新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果断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我们党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的转变的重大论断，并进一步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伟大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

建党一百年来，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系列重大历史性课题，也都是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4] 我们一定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更好地认识国情、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第三，强调结合当前实际，重点学习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重要观点。首先，学习和掌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胜利，特别是我们党在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之所以取得改革开放40余年的伟大成就，都是因为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一切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也是因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我们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举措都是从我国现在的社会存在出发，从我国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总和出发，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而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必须学习和掌握的首要的基本观点。

其次，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从社会基本矛盾和普遍规律出发，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才能清醒地认识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不断推进全面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根本上、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但同时也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只有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要求、遵从并利用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不断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根本目的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再次，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的坚持是丝毫不能动摇的。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时，首先并主要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今天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关键的重大战略选择，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健康向前发展，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最后，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始终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伟大创造者，这是历史观的重大问题。遵循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重要观点，我们党提出了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把它作为党的生命线和出发点、落脚点。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尊重和调动人民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已经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提法，列宁则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们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手们却罔顾事实，竭尽所能歪曲并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和世界观，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提法，割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其主要手法是：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新的历史观、世界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人类认识史的一场革命；人为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不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抽掉历史唯物主义最核心的观点，如生产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等，阉割历史唯物主义；以批判反思所谓“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名，以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来诠释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武器并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为抽象的“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普世价值”“抽象人性”“人道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

也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缺乏深刻理解与正确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产生种种误解。譬如，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教条，而不是当作指南、世界观和方法论；误认为先有辩证唯物主义，后有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把辩证唯物主义等同于不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狭窄的自然观，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推广，把历史唯物主义仅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整体性和逻辑严密性；有人甚至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成列宁与斯大林硬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身上的，而不是他们的本意，是苏联意识形态制度制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些错误说法既损害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整体系的正确认识，又贬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第一个伟大发现”的科学评价，严重误读并大大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更误解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真理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的认识。

在哲学史上，某种哲学的名称往往都是由后人来命名，而不是由本人提出来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恰当不过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特征。从极其严格的文本学意义上来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没有把自己的哲学直接明确地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这不能成为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提法的依据。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一科学的提法已经跃然纸上了。恩格斯明确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命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法的意思已经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新的历史观或世界观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共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构筑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由于当时创立新历史观或新世界观的情况非常复杂，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进行的，马克思在其经典文本中并没有明确地把自己的新历史观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更没有把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在恩格斯的著述中也已显现。恩格斯曾经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5] 显而易见，“自觉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说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称谓。他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6] “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原理”[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8] 在《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中，列宁指出：“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9]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10] 后来的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人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大多以历史唯物主义命名。20世纪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以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标志，强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法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开始，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提法。毛泽东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11] 。

艾思奇同志按照中央决定在1962年主持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材，从那时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以来的多届高校学生和广大读者，都受到这本书的教育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却悄然淡出了人们的哲学视野。在1981年肖前同志主持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1982年李秀林同志主持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之后，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冠名的马克思主义教材极为罕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先后两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次是2013年12月3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一次是2015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两次集体学习时，他发表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12] 坚持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提法。

严格地讲，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内在逻辑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不可分割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块整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的科学体系。列宁提出：“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13]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也不是两个分开的部分，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一般规律的总体看法。自然、社会、人类思维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的三个现象，自然、社会、思维既为一个整体，同时又有区别。人类社会说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又是自然的特殊部分。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自然界中由有意识的人有意识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自然历史进程中的特殊部分。思维是人的思维，说到底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更为特殊的部分，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自然、社会、人类思维都是归于整体的自然。人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对人的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成对整个自然的科学认识。只有完成包括对人类社会历史、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才能完成对整个自然一般规律的全部科学认识，才能完成对旧哲学的彻底改造，实现哲学革命，形成最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没有对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唯物论和辩证法都是不完整的。只有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又称唯物史观，才真正地创造了最彻底、最完备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没有从历史观角度认识到实践决定认识，而仅从唯物论视角认识到物质决定意识，那么对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也是不彻底的。只有完成对社会、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才彻底完成了对全部自然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才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当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对自然，同时完成了对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的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才真正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先后形成之分，是不可分离的统一整体。它们同时形成，又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来看，先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知识分子，后是建党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首先接受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首先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们同时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而首先传入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当时普遍称之为唯物史观。那时马克思主义只是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潮之一，对中国的思想政治影响并不大。1899年，英国人李提摩太在上海《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大同学》文章中，在中国最早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介绍的主要内容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唯物史观。梁启超是最早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1902～1906年，他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出于介绍西方社会改革以推进中国社会改良的目的，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介绍了唯物史观，当时他把马克思翻译成“麦喀士”。1903年，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提到，“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14] ，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做了简略的宣介。同年，赵必振翻译出版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辟章推介了马克思的学说，这是近代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和唯物史观的第一本译作。被毛泽东称为马克思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的朱执信，在1905年和1906年发表的《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讲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为依据探讨中国社会的变革，其中论及唯物史观。

辛亥革命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唯物史观也随之迅速传播。孙中山在1912年发表《社会革命谈》的演说，他认为：“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15] 在《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的演说中，孙中山赞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唯物史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震撼、影响和教育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中国的唯一思想武器。从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准备阶段。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集中、大量地传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唯物史观，因为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首先接受的是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传播、研究和发展，其中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研究传播的主要内容。李大钊是第一个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改造社会巨大力量的革命者，也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实现了从激进民族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而推动其转变的关键因素是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和掌握。1920年夏，他参与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于同年8月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批判无政府主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先驱》《共产党》以及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上海《星期评论》等报刊登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论述的主要内容是唯物史观。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中文，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这些译著主要集中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党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和1923年11月成立的党的第二个出版机构——上海书店，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从当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中译本看，印刷发行版本和次数最多的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全译本，还有《资本论》第一卷，《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节译本，多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方面的论著。

为什么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成为他们最先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唯物史观往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这个说法符合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文本表述，譬如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都可以看到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他们共同思想的指认。唯物史观的提法也得到了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认同。如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等关于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关系的解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解读，都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征。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的实际社会问题。要集中解决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就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研究集中在唯物史观上。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纯粹的学术流派、一个学术问题来接受的，而是为了解决中国最急迫的社会现实问题和摆脱中国的落后状况，而寻找最直接、最现实、最管用的解决方案和思想武器的，这就必然要寻求并运用唯物史观。十月革命的成功使苏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使中国共产党人必然把注意力集中到唯物史观。从最先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到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有一条贯彻始终的红线，这就是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在运用唯物史观寻求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改良主义道路的新的中国革命道路。唯物史观是能动的、革命的新哲学，不是具体科学，也不是某个学科，而是意识形态，是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和信仰，是最直接地用于改造社会的认识工具，也是同社会革命、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思想武器。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首先接受唯物史观。

第三，五四运动关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争论，推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新文化运动打着“民主”“科学”的大旗，批判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提出要关注劳工阶级和实际的经济科学，必须彻底地与旧传统文化决裂、与旧制度决裂，这与唯物史观有着内在的契合。唯物史观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解释中国社会性质、解释中国革命性质、确定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答案。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在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比较批判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了唯物史观，澄清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李大钊驳斥了胡适反对根本解决问题的改良主义主张，强调要实行经济革命，注重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从新文化运动到批判“孔家店”，再到探讨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道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宣传研究了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提供了思想准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也得益于唯物史观。毛泽东本人完成由唯心主义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转变，完成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过渡，接受唯物史观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毛泽东也是首先接受了唯物史观，才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是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到1920年年底，由于先进理论的武装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毛泽东同各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彻底决裂，把唯物史观视为改造中国的唯一思想武器，从而使自己转变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写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16] 这表明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通过接受唯物史观而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因为他认为这一学说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哲学基础。实际上，从毛泽东接受唯物史观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极其注意把这一崭新的历史观当作武器，用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曾经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7] 

正当我们凯歌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之时，有人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之机，掀起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干扰发展，居心叵测，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醒，认清其本质与真实意图，及时扫除思想垃圾和理论障碍，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我们该走的路。

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就是历史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典型表现，极具欺骗性、迷惑性和杀伤性。它以所谓“反思历史”“还原历史”“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歪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近代革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抹黑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当今一切英雄模范、历史上一切进步人物和民族英雄，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世界革命、否定历史上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以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演绎出一场又一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丑剧。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思想认识过程中，有极少数人一路向右，发展到“纠正”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思想认识过程中，有极少数人一路向右，发展到妖魔化中国共产党、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丑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贬损和否定近现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全盘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内涵及其现实价值，否定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刻意渲染极少数中国人的不文明、不道德的言行，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在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教训的思想认识进程中，有极少数人一路向右，发展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信念，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领域，还蔓延到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中，潜入文化、教育、哲学社会科学、道德风俗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等领域，兴风作浪、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这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潮几乎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在课本、影视节目、讲坛论坛、文学作品、少儿读物、学校课堂、各类展陈、互联网等一切可以施加影响的地方，他们都拼命地贩卖私货，打击正确、向上、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思想文化领域大打出手，出现了一批“无良公知”“网络大咖”“专家名人”，他们罔顾事实、胡说八道、毒害人民。

历史虚无主义一个共同的表现，就是贬损和否定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所谓“新政”，贬抑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否定和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重新评价”和历史假设达到否定革命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人民战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着“学术公正”“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尊重史实”的招牌，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写历史”的名义下，做翻案文章，设置“理论陷阱”。他们在歪曲历史的同时，声称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他们提出的所谓“范式转换”，并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理论创新”，而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他们主张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革命斗争。革命并不是同现代化相对立的，而是实现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永无实现之日。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19] “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20] 这是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这股历史虚无主义妖风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坚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其根本目的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以达到西化、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死敌。为了达到虚无历史、虚无革命、虚无英雄、虚无领袖、虚无共产党、虚无社会主义、虚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他们要彻底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全面否定历史唯物主义。

在立场上，他们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彻底地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人民立场。在阶级社会，人民的立场不是空的、不是虚的，不是无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即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剥削阶级少数人的立场上，为谁发声，代表谁的利益，这是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是反对人民、反对工人阶级。历史虚无主义攻击的矛头始终对准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立场完全站错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反对主张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反对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最广泛民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历史虚无主义不代表人民，是代表站在人民对立面的人民公敌。凡是历史上的一切奴隶起义、农民造反、工人革命，他们一概反对。对正面人物一概否定、对反面人物一概肯定，这是由他们所持的立场决定的。

在科学历史观的真理上，他们不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真理的一面，而是站在真理的对立面。凡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他们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向我们疯狂地发动进攻，是因为他们要釜底抽薪，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点点地像抽丝剥茧似的剥得干干净净，把唯物史观最重要的观点彻底阉割、完全抽净。历史虚无主义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否定唯物史观的关键性核心观点，如果把这些核心观点阉割出去，唯物史观就不能称为唯物史观了。譬如，否定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的原理，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用皇权更替史、个人奋斗史代替社会形态演变史，以达到消解唯物史观的目的，从而抽掉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共产党人的理念与信念；否定阶级、阶级斗争原理，反对社会革命学说，用“文明冲突”“文化冲突”“种族对立”“宗教分歧”代替阶级分野，不讲阶级分析，以阶层划分代替阶级划分、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从而抵消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否定国家、民主的阶级性原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用“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西式民主”代替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否定社会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只讲和谐、不讲矛盾，只讲中庸、不讲斗争，既看不到生产力的根本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看不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否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斗争性，一味“去政治化”“淡化意识形态”，妄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否定人民是历史真正创造者的观点，无视人民的伟大历史作用，无限夸大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为历史的中心人物，甚至把历史上一些反面人物打扮成改变历史的英雄，从而否定人民的历史地位，反对党的群众路线，反对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利益、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我们党的根本方针；等等。

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出现和蔓延的理论根源，就在于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陷入唯心史观的陷阱。历史虚无主义抽去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特别是生产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站在反人民的立场，用错误世界观去观察历史，用唯心史观去解释历史，完全把历史头脚倒立起来，不分是非、颠倒黑白。历史虚无主义的必然走向就是现实虚无主义。

在分析方法上，历史虚无主义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析方法。其违背唯物、全面、客观、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的历史研究方法，从主观臆想、假设、猜测出发，以偏概全，用一些片面的、个别的、零散的、枝节的所谓“史料”轻易地推翻普遍的历史规律和已有的定论，大做翻案文章，并当作“创新成果”向人们兜售。翻案文章历来有人做，翻案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关键要看其是否合乎历史的整体的真实。西子湖畔岳飞墓前有一副名联：“忠奸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辨伪真”，做的也是翻案文章。扶正压邪，涤浊扬清，是正直的史学工作者的史德良知。然而，今天却有人热衷于美化、拔高像慈禧、琦善、汪精卫这样的反面人物，而对林则徐、谭嗣同、孙中山等则加以非难、贬低。这样的翻案，唯物史观断难接受。历史虚无主义用错误的方法分析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背离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背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总线索分析历史。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笔下，历史成为“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殊死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伟大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阶段性胜利，形势大为好转，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就偃旗息鼓、挂免战牌，宣布投降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战斗远未结束，伟大斗争必须继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也会出现反复的斗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21] 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开展伟大斗争，拿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把历史虚无主义彻底打扫干净。

要彻底战胜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拿起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把利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揭露、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虚无主义彻底击败。当病毒、细菌侵入人的肌体、毒害人的器官、吞噬人的生命时，战胜病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强人自身的免疫力，让身体内部产生对抗病毒的抗体。而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抗体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免疫力来自唯物史观。历史虚无主义能够乘虚而入、大肆对我们发动进攻的原因在于有些人失去了抗体，丢掉了唯物史观这一最有力的武器。

要彻底战胜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拨乱反正，把被抛到一边的唯物史观的正确观点恢复起来、坚持下去。这项工作做起来难度比较大。一些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观点，如“五种社会形态”的观点、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意识形态观点、社会矛盾的观点、社会革命的观点、伟大斗争的观点等，在有的宣传媒体、出版物、展陈馆、互联网，甚至教科书上都销声匿迹了。譬如，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国家、意识形态阶级性的观点等，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中都不见了。可见，坚持和恢复正确的东西是需要斗争的。如果不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就不能彻底战胜历史虚无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22] 拨乱反正，恢复唯物史观的真正面貌，让干部群众掌握唯物史观，这是一场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艰巨战斗。如果不从理论上战胜历史虚无主义，让历史虚无主义长驱直入，占领一切思想舆论阵地，那么亡党亡国就是必然的了。

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党的史学工作者，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绝不能放任自流，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与之开展坚决斗争，消除恶劣影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我们当前重要的战斗任务，也是我们理论和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