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是引领未来的历史大事件

中国在脱贫攻坚、经济与科学发展、多民族和谐发展、处理市场化改革中固有的社会矛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任何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会对这些成就产生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于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因此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在本国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开展政治活动的人来说，中国的吸引力自然就更大了。

除了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外，中国以维护和平、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为目标的外交政策，也颇为引人关注。这对我们瑞士共产党人来说，也是至为重要的。中国正在为超越大西洋单边主义、推动实现多极化世界而努力，为战胜帝国主义以及将亚非拉贫困国家从新殖民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作出根本性贡献。也许，这才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中，值得给予更多关注的方面。

在我们瑞士共产党人看来，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长期执政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第一，能够与传统对话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有能力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创新。第三，有能力对干部选拔体系不断进行试验和创新。在优良的干部选拔体系下，对每个人进行评估。在评估过程中，既没有权力寻租现象，也不存在庇护问题。这些都与党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不背弃过去，同时把人民大众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当代实践。这是很容易获得理论认同的一句话，但实际上也许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复杂的一点。对于那些观察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吸引人的问题之一。无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和风俗习惯的角度，中国共产党都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或许是最值得深入分析的方面。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仅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说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懂得如何避免使马克思主义退化为一种僵化的、教条的、停留于书本中的学说，并使其恢复了本质上的辩证性。与历史上的其他社会主义经验相比，这是其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

遗憾的是，过去的一些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理论往往很难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建立联系。这是世界上很多共产党都存在的问题：他们都希望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力量，但事实上却难以将自身与具体且现实的国情密切联系起来。我们瑞士共产党人需要进行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正以必要的谦卑态度，通过革新党来纠正这些错误，重新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科学特征，以与实际的历史阶段和大众的真正意识相适应。毕竟，这就是我们所渴望成为的“先锋队”与一个脱离自己的人民和工人阶级的“精英党”之间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还始终将另一个核心思想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即毛泽东主席所强调的“实事求是”，坚持调查研究，并力争克服一切教条主义。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来看，防止思想僵化，应该按照“理论——实践——新理论”的原则，从具体行动中产生新的理论，而“理论——实践——新理论”又与“统一——实践——在新的基础上统一”相联系。并且，这种进行思想理论创新的意愿绝不能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可能导致机会主义的“新奇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另一个要素是渐进地适应新阶段，避免现实与历史相脱节。从小规模试验转向更广泛、更具战略意义的创新进程，意味着要努力让群众参与进来。这一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是一条能够避免急转弯的集体道路，其能够在未来与传统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在这个进程中，将避免骤然剧变，因为过于激进的方式，会将奋斗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前辈们的巨大贡献和奉献精神湮没，还会因此在民众中引发混乱情绪，进而使其产生对党的不信任感。

社会主义在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衰落，凸显世界左派在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和处理权力问题等方面的主要倾向：要么将这些问题排除在理论辩论之外，要么将它们视为与当下现实脱节的陈词滥调。而反观中国共产党，其功绩恰恰在于，它不仅没有低估这些问题，而且还能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以适应中国的实际，并推进理论革新。此后，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屈服于意欲把西方自由文化下的治理体系强加给中国的内外压力。

马克思告诉我们，经济结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国家秩序、法律制度、道德观念、政党制度、宗教、思想等）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恩格斯曾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他还提出，应该从经济而不是哲学中寻找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的起源。马克思也曾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必须不断对西方左派中的一部分人重复这一原理，他们现在认为政治是一系列模糊而抽象的暴行。

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进行自我批判的反思。他们认为，经济结构是唯一值得分析的因素，这种观点可能是片面的。如果认为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会自动导致思想意识的变化，那就有点轻率了。无论是在建党过程中，还是在每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上层建筑因素，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还应注意不要低估思想建设的必要性，避免党内出现官僚主义、唯利是图和个人主义现象。尤其要注意这些情况，因为它们与社会中持续存在的资本主义元素和帝国主义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密切相连。

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快人民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的自觉转变，将社会主义革命纳入上层建筑的范畴。这种尝试必须以观念的更新和民主化为目标，因为人们尽管可通过说理和学习经验获得革命意识，但其思维方式不宜通过纯行政手段来加以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干部开始对党员进行严肃的政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过渡阶段，政治教育应该能够平衡物质激励和道德激励，而这又与再分配和生产力之间的进一步平衡相关。

世界观的转变，是坚定地坚持党的路线，摆脱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影响，为社会主义政治进程作出贡献的必要条件。因此，不充分重视党员和广大群众的主观创造性因素，不仅很难避免教条主义，而且还不能阻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生。如果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的“自然”风险，那么，即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可否认这种风险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适当的文化倡议与物质生活发展相随，那么一旦社会权利得到保障，消费主义和利己主义就会抬头。这将首先从党员干部开始，然后在群众中大量出现。

在一些西方左派眼中，“贫困中的平等”竟然是社会主义“纯洁性”的同义词。要知道，贫困是应该且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加以克服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很早就认识到贫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认识到，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停滞且技术水平落后是国家生存的致命威胁。当资本主义世界持续衰退，失业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不断恶化时，在中国保持着旺盛活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成功应对当前诸多挑战的理论指南。中国共产党知道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基本经济制度，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使市场在国家计划控制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无论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还是疫情之后，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明白：中国不是敌人，它有太多值得学习的方面。例如，将公共卫生安全置于利润之前；在紧急状态下，利用电子信息技术高效地实现现代化的管理规划。中国经济的发展，大规模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惊人成果，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这不仅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至关重要的事情，也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一个妖魔化和污名化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进程开始了。资产阶级的“历史终结论”不仅对青年产生了不良影响，还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武装，使工人运动陷入消极状态。此外，还不应忽视那些改旗易帜的共产党力量实施的修正主义和清算主义的消极影响。

今天，我们再次站到了十字路口：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再次展现出了光明的前景。与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一样，中国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因此，尽管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首先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但在世界范围内对理解、研究和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重要意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一种新的、非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主要践行者。这种政策不仅使帝国主义国家以既定模式主宰世界的企图破产，而且还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合作。帝国主义过去对南半球国家资源的开发并未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新殖民主义强权也无意于如此。而中国正在努力促成一种新的国际贸易体系，期望通过促进长期贫困落后国家的发展，来消除历史遗留问题。在这样的多边主义地缘政治秩序下，中国的任务不是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模式输出以在海外燃起革命烈火，而是帮助被压迫民族摆脱屈从于帝国主义的范式。如此，或可间接开启新的政治行动空间，使每个国家的进步与和平力量能够独立行动。这些力量首先应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然后建设、发展新的人民力量，最后走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1952年10月14日，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谦虚地说，如果认为苏联共产党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不再需要支持了，那就错了。苏共及其领导下的国家过去和将来始终需要海外兄弟人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这种支持的特点在于，任何兄弟党对苏共争取和平的一切支持，都意味着对苏联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的支持。斯大林还指出，团结应该是对等的，苏共不能停止支持兄弟党，必须继续帮助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维护和平的斗争。众所周知，苏共就是这样做的。苏联领导人还特别注意到了那些尚未上台并继续在资产阶级严酷统治下工作的共产主义政党、民主主义政党和工农政党。显然，他们的任务很艰巨。当然，这并不像沙皇统治时期的俄国共产主义者那样困难，当时哪怕是最微小的进步都被视为严重犯罪。但俄国共产党人仍然坚定不移，不怕困难，取得了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其以审慎、相互尊重且多元的方式发展国际关系的主张是值得称道的。不称霸，也不向背景不同的国家输出自身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这并不应该减少我们对增强国际主义的期待。作为瑞士共产党人，2009年，我们发起了一场叫作“放开中国”的宣传活动，并在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在瑞士贝林佐纳市召开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瑞士共产党两党之间的关系历经多年停滞甚至倒退后，2011年开启了一个加强彼此间了解和增进友谊的进程。这多亏了我们亲密的同志——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帮助，尤其是现任意大利罗马大学法学院院长和中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者”讲座教授奥利维耶罗·迪里贝尔托（Oliviero Diliberto）同志的推动，他是四届国会议员，并两度担任意大利司法部部长。此外，中国共产党与瑞士共产党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得益于已故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詹弗兰科·贝利尼（Gianfranco Bellini）的影响，贝利尼教授公开支持向多极地缘政治秩序过渡，接受并逐渐发展了合作共赢的理念。这在我们党的纲领性文件中都有体现。

我们已经讲过，今天我们处于大西洋帝国主义的包围阶段。大西洋帝国主义正损害着整个欧亚大陆，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这意味着各种类型的挑衅，包括最严重的军事挑衅将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领土完整。我们还注意到了中国的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地出现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

由美国发动的新的贸易战，可与海盗行为相提并论，其不择手段地对中国公司施加极大的压力（如施压多国弃用5G技术）。此外，针对中国文化和学术中心（如孔子学院）的审查，也很好地说明了“恐华症”的扩大化。但是，毛泽东主席说过，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与推动和平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不仅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力量以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也鼓舞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如瑞士共产党人虽深知自身力量有限，但会采取具体行动与中国共产党持续协调，以在多个层面实施合时宜的软实力战略和政治、文化、经济交流战略。

作为瑞士共产党人，我们深信，必须采取行动，找出和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取得突破，并推动我们国家保持中立地位（现在经常妥协），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此外，还要推动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伙伴等的多样化。我们希望瑞士能够对中国越来越开放，我们也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机遇。简而言之，民间的和自我参照式的国际主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革新国际主义的实践方式，使之不仅再一次成为团结的标志，而且成为能够影响现实的有效合作工具。

本次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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