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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题注集萃

中社学人 2022-09-09
收录于合集 #马恩列经典原著及当代实践 227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题注集萃 (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题注集萃 (二)


中共中央编译局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各篇著作重新编写了题注, 除第十卷 (书信卷, 共280封书信) 外, 前九卷收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06篇, 重新编写题注106条。题注力求用简练的文字完整准确地呈现有关著作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 并对写作背景、写作过程和出版流传情况也作适当介绍, 对于重点著作, 还介绍了中央编译局译本以外的主要中译本。这些重新编写的题注, 有助于读者掌握原著的要义、精髓和指导意义, 有助于读者了解相关著作在我国的出版流传与传播情况。作为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重新编写的题注为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参考资料。上期本刊已经刊发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二卷主要著作的题注, 共11条。本期刊发的是第三卷至第九卷的主要著作题注, 共10条。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全面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战斗历程和历史经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因此，“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阶级必须把“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充分肯定巴黎公社作为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公社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公社的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可随时撤换;武装力量按民主原则组织;司法机关的官吏由选举出来的法官取代;所有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等等。马克思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改造任务及其长期性和复杂性。他指出:“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工人阶级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还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强调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建设没有剥削的新社会制度的重要条件。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搜集和研究关于公社活动的各种材料，并建议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一篇告全体会员的宣言。受总委员会的委托，马克思于1871年4月18日后着手起草这一宣言，一直持续到5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从5月6日起开始定稿。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两天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随后，马克思又对这一宣言的第四部分的某些段落作了补充和加工。
《法兰西内战》是用英文写的，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前后在伦敦印成小册子，同年又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第二版中改动了几处正文，增加了《附录》的第二部分。
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先后被译成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佛拉芒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丹麦文和波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同时还出版了单行本。1872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根据英文第三版翻译的法文版，马克思校订了译文，作了大量修改，并重新翻译了某些段落。
这部著作1871年由恩格斯译成德文出版。1876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再版了《法兰西内战》的德文本。1891年，柏林《前进报》出版社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 (纪念版) ，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该版写了导言。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一并收入这一版。此后在《法兰西内战》的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均收有这两篇宣言。
恩格斯在为1891年《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中阐明了马克思在书中对巴黎公社经验所作的总结的重大理论意义;进一步论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失败原因，分析了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对公社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公社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可随时撤换、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这两项措施，认为这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靠办法;阐明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法兰西内战》的第一个中译本由吴黎平、刘云 (张闻天) 翻译，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

■《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包括马克思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和他在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逐条批判了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针对拉萨尔派离开生产关系空谈“劳动”和“公平分配”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也不可能得到拉萨尔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只有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于补偿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建立后备基金、支付管理费用、满足共同需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等各部分之后，才谈得上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消费资料的分配。在阐述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时，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并阐明了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由于在经济、道德和精神上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消费品分配只能遵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即实行按劳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和人本身的全面发展，“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还批判了拉萨尔派所谓废除“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指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针对拉萨尔派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自由国家”等错误观点，马克思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国家的阶级性，指出现代国家“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并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此外，这部著作还论述了工人阶级政党在教育和宗教等问题上的重要观点。
1875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纳赫派) 和全德工人联合会 (拉萨尔派) 在哥达召开了合并预备会议，并拟定了合并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纲领》。马克思针对这个纲领草案于4月底5月初写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并把它和信一起寄给了白拉克，后来该著作被通称为《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1月，恩格斯为了反击德国党内日见抬头的机会主义思潮，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不顾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将这一著作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并写了序言。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考虑了《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约·亨·威·狄茨和编辑卡·考茨基的要求，删去了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词句和评语。
《哥达纲领批判》最早由熊得山译成中文，1922年发表在北京《今日》杂志第1卷第4号 (马克思特号) ;1925年上海解放丛书社出版了李春蕃 (柯伯年) 的中译本;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何思敬、徐冰的中译本。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评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指出这一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一矛盾的发展将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恩格斯分析了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所有制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新形式，认为这是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迫使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采用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形式，“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恩格斯还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恩格斯还根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科学地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他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这部著作是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根据《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内容 (《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改编而成的，改编时对《反杜林论》中的相关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改。这部著作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经恩格斯本人校阅后，起初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第3—5期，同年出版了单行本。马克思为法文版写了前言，称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这部著作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在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巨大作用。这部著作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波兰文本，1883年在贝内文托出版了意大利文本。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了德文本，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扉页上标明的时间是1882年) ;同年又在该地出版了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这部著作的俄译本最初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标题于1882年12月发表在秘密杂志《大学生》第1期，1884年劳动解放社又在日内瓦出版了单行本，标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出版;1891年在柏林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德文第四版;1892年出版了由爱·艾威林翻译的英文版，恩格斯写了长篇导言。此外，这部著作的四个德文版和1892年的英文版均以附录的形式收有恩格斯的《马尔克》一文。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早由施仁荣译成中文，1912年发表在上海《新世界》杂志第1、3、5、6、8期;1928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朱镜我的中译本;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吴黎平的中译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博古校译的中译本。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用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论述了氏族组织的结构、特点和作用以及家庭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了原始社会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过程，分析了国家从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本质特征，指出了国家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消亡。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家庭的形式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变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家庭血缘关系曾对社会制度起过重要作用;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就被受私有制支配的社会所代替;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私有制的出现导致剥削制度的产生和对抗阶级的形成。恩格斯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阶级社会中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还论证了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关系，阐明了在私有制统治下妇女不平等地位的经济基础，并指出，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婚姻自由和妇女的彻底解放才有可能。
列宁认为，《起源》“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
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在1884年3月底—5月底撰写的。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1881年间对美国人类学家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批语和补充材料。恩格斯确信摩尔根的这本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结论。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利用这些材料，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恩格斯在第一版序言中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在写作过程中，恩格斯还利用了自己对古希腊罗马史、古代爱尔兰史、古代德意志史等等的研究成果 (恩格斯的《马尔克》、《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 和其他文献，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1884年10月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苏黎世问世，1886年和1889年在斯图加特重新装订出版，并注明是“1886年斯图加特第二版”和“1889年斯图加特第三版”。这部著作的波兰文、罗马尼亚文和意大利文译本于1885年出版，其中意大利文译本是经恩格斯亲自审定的。此后恩格斯还审定了1888年出版的丹麦文译本。第一个塞尔维亚文译本也于19世纪80年代末出版。
1890年，恩格斯积累了有关原始社会史的新材料，于是便着手准备出版新版。他在新版中对原文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特别是利用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材料，对《家庭》一章作了重要补充。经过修改和补充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于1891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该版所作的重要改动，在本卷的脚注中作了说明。
1892年和1894年，这部著作还出版了第五版和第六版，这两版都是在第四版的基础上翻印的。
这部著作在恩格斯生前还被译成法文 (1893年) 、保加利亚文 (1893年) 、西班牙文 (1894年) 和俄文 (1894年) ，其中法译文由劳·拉法格校订，并经恩格斯审阅。
1920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内容由恽代英译成中文，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号;1929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了李膺扬的中译本;1941年学术出版社又出版了张仲实的中译本。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具体说明了它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详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和本质区别，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在哲学领域中引起革命变革的实质和意义，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第一次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们依照对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恩格斯同时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恩格斯批驳了怀疑和否定人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错误观点，指出对这一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阐明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三大发现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形成的作用，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他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一致性，同时论述了社会发展史不同于自然发展史的特点，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的不同特点“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这篇著作还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动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列宁认为，这篇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这篇著作写于1886年初，最初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1886年第4年卷第4、5期;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专门写了序言，并在该书附录中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89年圣彼得堡出版的杂志《北方通报》第3、4期刊登了恩格斯这篇著作的俄译文，标题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1890年，这篇著作被译成波兰文;1892年，日内瓦劳动解放社全文发表了格·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译文，同年葡萄牙文译本问世;1894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社会主义月刊《新纪元》第4期和第5期刊载了劳·拉法格翻译并经恩格斯审阅的法译文。
这篇著作最早由林超真译成中文，发表在1929年10月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1929年12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了彭嘉生的中译本;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张仲实的中译本。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1891年6月18日提出的党纲草案而写的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德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指出只有“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而在实行反动专制制度的德国，以为“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他指出，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他还揭露了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篇文章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党纲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篇文章写于1891年6月18—29日。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获合法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党需要制定一个新的纲领，以代替1875年的哥达纲领。1891年5月，威·李卜克内西着手起草新纲领。6月，党的执行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把草案确定下来。6月18日，执行委员会以机密文件的形式把草案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收到后立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肯定这个草案优于哥达纲领，并分别对草案的绪论部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党的执行委员会收到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后，对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并于1891年7月4日把修正草案公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修正草案吸收了恩格斯对绪论部分和经济要求部分的意见，但在政治要求部分没有什么改动。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直到1901年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所加的按语中指出，这篇文章的手稿是在李卜克内西的遗物中找到的。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撰写的论述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策略思想的重要著作。在导言中，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指出:“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恩格斯认为这一公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导言中，恩格斯详细具体地分析了1848年以来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指出:在1848年革命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因此，1848年革命时期他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大决战已经开始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制定符合新的形势要求的新的斗争策略。他充分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指出:在德国工人那里，普选权从历来的欺骗手段变成了解放手段，普选权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应当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力量。他同时告诫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革命暴力，决不能放弃革命权，“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
1895年1月30日，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的理·费舍写信给恩格斯，建议把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革命的一组文章 (共三篇) 编成单行本出版，并请恩格斯写一篇导言。恩格斯同意了这个建议，同时增添一章，作为该书的第四章。他为各章拟定了标题，将书名定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3月6日为单行本撰写了导言。
1895年3月6日，费舍受党的执行委员会委托给恩格斯写信，以当时德意志帝国国会正在讨论所谓反颠覆法草案为由，请求恩格斯按照随信附上的修改方案，对导言进行修改。恩格斯在3月8日的复信中表示，他尽可能考虑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严重担忧，接受他们的部分修改意见。同时，恩格斯郑重声明，导言的原稿经过这样的删改已受到一些损害，他自己在修改原稿方面绝不会再多走一步。他还告诫党的执行委员会不要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德国“立誓忠于绝对守法”，指出“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在单行本出版前，1895年3月30日的《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其中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几段话，使恩格斯的观点遭到严重歪曲，似乎他主张“无论如何都要守法”。恩格斯看到后非常气愤，在1895年4月1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强调有必要在《新时代》上全文发表导言，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他在1895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批评了《前进报》的这种做法，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根据恩格斯的要求，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2册第27期和28期连载了这篇导言，但仍保留了作者在单行本导言中所作的删改。
1925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在1925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期发表《恩格斯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根据研究院收集到的导言手稿和排印的条样，介绍了它在1895年发表时被删改的情况。在本卷中，导言的删改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导言》的中译文曾收入1942年7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柯柏年翻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阐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根据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这部著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把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在一起，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深入研究了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指出资本积累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加深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激化，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在第二卷中全面考察了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 (第I部类) 和消费资料的生产 (第II部类) ，分析了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矛盾，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不可避免性。马克思在第三卷中分析了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全部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信贷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不仅受直接雇用他的资本家的剥削，而且受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工人要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就必须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及其矛盾的分析，科学地预言了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未来的新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社会生产由计划来调节和控制;阶级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劳动差别将消失;个人将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等等。
《资本论》的内容极其丰富。除了经济学内容，这部著作还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同时包含有关政治、法律、历史、教育、道德、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的精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整部著作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正像列宁所说，“虽然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 (大写字母的) ，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
马克思为这部著作付出了毕生精力。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担任《莱茵报》编辑的时候，他就开始注意经济问题。40年代中期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期间，他系统地研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笔记。他的研究成果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后，他因回国参加革命而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革命失败后他侨居伦敦，从50年代初起，重新钻研经济学，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种刊物。1857年7月—1858年6月，他写了50印张手稿，这是《资本论》的最初稿本，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同时制定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这一计划经过不断修改和完善，最后定为六册: (1) 资本 (包括一些绪论性章节) ; (2) 土地所有制; (3) 雇佣劳动; (4) 国家; (5) 国际贸易; (6) 世界市场。第一册《资本》分为四篇: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而第一篇“资本一般”又分为三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一篇的划分成为后来《资本论》三卷的雏形。从1858年下半年开始，他在1857—1858年手稿的基础上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打算分册出版，但只在1859年出版了第一分册。1861年8月—1863年7月，他又写了23个笔记本的手稿，共200印张。这部手稿涉及《资本论》三卷内容的一系列问题，还深入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这是继1857—1858年手稿之后整个《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
1862年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发表自己的著作。他计划把《资本论》写成四册:第一册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是总过程的各种形态;第四册是理论史。1863—1865年他又写了第一、二、三册的手稿，并从1866年开始着手第一册即第一卷的付排工作，于次年4月付印。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由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本想很快完成第二、三卷，但这一愿望没有实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留下的大量手稿对《资本论》第二、三卷进行编辑整理，并于1885年和1894年先后出版了这两卷著作。恩格斯还曾打算整理马克思计划的理论史部分，即《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资本论》第四卷，但未能完成这一计划。《剩余价值理论》后来由卡·考茨基于1905—1910年整理出版。1954—1961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重新编辑出版了此书。
1867年9月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只包括第一册的内容，共六章，卷末附有一篇通俗讲述“价值形式”的附录。马克思原定《资本论》分为三卷四册，第一卷包括第一、二册，第二卷为第三册，第三卷为第四册 (理论史) 。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把卷次作了调整，第一卷只收入第一册，第二卷预计包括第二、三册，第三卷为第四册。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后，马克思对第一版的内容和篇章结构进行了修订，在1872年7月—1873年4月期间，以分册形式出版了第二版。第二版分为七篇共二十五章，第一版卷末的附录也被并入正文。马克思还亲自校订并修改了1872—1875年间出版的第一卷法文版，为使法国读者便于理解，对文字、内容作了修改和补充，对篇章作了新的安排。马克思本来想参考法文版重编德文第三版，但计划未能实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留下的《资本论》手稿进行编辑整理，并调整了马克思原定的《资本论》卷次，将第二册编为第二卷，将第三册编为第三卷。1883年恩格斯出版了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后来又对第三版作了编辑加工，于1890年出版了第四版，这一版成为现在通用的版本。
《资本论》最早的中译本是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译者是陈启修;《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于1936年6月以世界名著译社名义出版，译者是侯外庐、王思华;《资本论》三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于1938年8、9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译者是郭大力、王亚南。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通过对欧根·杜林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揭示了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在哲学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先验主义，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阐述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还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平等观和自由观，等等。
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观点，概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并阐明了“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阐明了经济决定政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暴力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在历史中还起着革命作用，“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在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条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根据对这一矛盾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在揭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性时，科学地预言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并指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还为《反杜林论》三个德文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明了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目的，同时说明了这部著作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完成的，反映了他们共同的观点。他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 (《〈批判史〉论述》) 就是马克思写的”。恩格斯在序言中还着重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及其自然科学基础，指出:马克思和他“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奠立在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自然科学家应当掌握唯物辩证法，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反杜林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19世纪70年代中期，杜林的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影响颇大，爱·伯恩施坦、约·莫斯特等都成了杜林的积极追随者，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受杜林的影响。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 (1874年11月出版) 和《哲学教程》 (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出版) 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种势头。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这就促使威·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致信恩格斯，请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恩斯特和约·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
早在186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杜林在1867年12月《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而开始关注他的观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68年1—3月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杜林观点的批判态度。1876年2月，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中指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论。鉴于杜林的思想对1875年5月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造成的危害，恩格斯决定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全力反击杜林，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世界观。
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于5月25日回信表示坚决支持。于是恩格斯立即着手这项工作。他在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阐述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用了两年时间，从1876年5月底开始做准备工作，到1878年6月完成。
《反杜林论》第一编正式写于1876年9月—1877年1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这一编还包括后来第一次出版该著单行本时抽出来作为整个三编的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该书的第二编写于1877年6—12月。这一编的最后一章即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恩格斯作了修改。第二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7年7—12月的《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
该书的第三编写于1878年上半年。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
《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杜林追随者的不满。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们力图阻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由于他们的影响和干扰，该报发表《反杜林论》时断时续。
1877年7月，这部著作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编和第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在莱比锡还出版了《反杜林论》第一版，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6年该书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1894年经过修订的第三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恩格斯为这三个版本写了序言。
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讽刺性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凯里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庸俗经济学家查·凯里，凯里实际上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导师。恩格斯在1879年11月14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把《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称做《反杜林论》。后来这部著作以《反杜林论》这一书名广为流传，载入史册。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 (《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改编成一本独立的通俗著作，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并经恩格斯本人审定，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出版德文单行本时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称它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列宁认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它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反杜林论》的第一个中译本由吴黎平翻译，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同年上海昆仑书店还出版了钱铁如翻译的《反杜林论》上册。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1873—1882年撰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是他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问题的重要著作，由论文、札记和片断组成。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最重要成就作了哲学概括，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指出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的必然性和科学性，唯物辩证法为自然科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家应当自觉地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各门自然科学的辩证内容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把辩证法的规律概括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和运动观、物质基本运动形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批判了把一切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运动的机械论观点;论述了自然研究中的认识论和辩证逻辑问题，阐明了概念的辩证性质、判断的辩证分类、归纳和演绎的辩证关系等等，批判了自然研究中的不可知论。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论述了劳动在人类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他阐明了人与动物在对待自然界方面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利用自然界、支配自然界;同时强调人们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还指出，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人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和控制日常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所引起的较远的影响，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他们不考虑这些行为在自然方面造成的影响，因此，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多年对自然科学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他最初打算写一部批判庸俗唯物主义者路·毕希纳的论战性著作，1873年1月前后写出了提纲，后来改变计划，转入写作《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叙述了撰写《自然辩证法》的宏大计划。在以后几年，恩格斯按既定计划进行了大量工作，但原定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列入《自然辩证法》的材料，除《〈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外，都是1873—1882年这一时期写成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从计划写这一著作到完成《反杜林论》 (1873年初—1878年中) 和从《反杜林论》完稿到马克思病逝前 (1878年夏—1882年夏) 。在前一时期，恩格斯完成了几乎所有的札记和关于细节的研究，并写了一篇较完整的论文《导言》。在后一时期，恩格斯拟定了未来著作的具体计划，写完了几乎所有的论文。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主要精力用于完成《资本论》的编辑出版工作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停止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
恩格斯将《自然辩证法》的材料分为四束，并冠以下列标题:《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自然研究和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这里看不出这些材料是按内容划分还是严格按写作时间顺序划分。这四束手稿中只有两束 (第二束和第三束) 标有恩格斯编的目录，列出了该束所包括的材料。
《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还包含恩格斯原定写作计划以外的一些文稿:《〈反杜林论〉旧序》、《反杜林论》三则注释 (《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关于“机械的”自然观》和《注释 (1) ，凯库勒》) 、《〈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等，此外还有几篇短小的札记材料。
《自然辩证法》的手稿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恩格斯逝世后，德国有关报刊发表了收入《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两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第14年卷第1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于1898年发表在《世界新历画报》年鉴上。1925年《自然辩证法》用德文和俄译文对照的形式首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莫斯科版第2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6卷 (1985年) 刊出的《自然辩证法》，分别按手稿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和按手稿内容编排。后一种编排方式以恩格斯的写作计划为基本依据。本卷采用后一种编排方式。
《自然辩证法》先后出版过几种不同的中译本:193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杜畏之的译本;1950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郑易里的译本;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于光远、谢宁的译本;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等的译编本。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

本次转载来源：微信公众号学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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