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齐、姜迎春：论把握好“两个大局”的唯物辩证法意蕴

     [关键词]两个大局；唯物辩证法；危与机；变与不变；立与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绘就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宏伟蓝图，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既说明当前仍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表明中国将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是当前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习近平强调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他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3]由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把握“危”与“机”的辩证关系，是认清“两个大局”的应有之义。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把握“危”与“机”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明确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4]541

   （一）从“危”与“机”并存的整体联系出发，“两个大局”在当前阶段集中体现为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的社会实践过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来不是空洞的价值悬设，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奋斗实践过程的彰显，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危险和机遇从来都是相伴而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遍运用，但中国人民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是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就可能成为泡影，而机遇是人类文明进步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工业化、电气化的发展经验，中国人民对于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极大的热情，因此，必须通过改革调整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通过开放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经验。

     改革开放决策有效化解了社会生产力滞后的风险，赋予了中国赶超世界发展潮流的战略支持，同时进一步凝聚起了人民群众关于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共识，转危为机，实现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当然，改革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不断调整具体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原则，从决策到调整的依据始终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整体联系。历史与实践证明，正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把握住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发展变化的两个大局，才没有重蹈苏东剧变的覆辙。今天认识“两个大局”的风险与机遇也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联系出发，坚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同时抓住新发展阶段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机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并充分利用好中国制度优势显著、社会大局稳定的内在机遇优化生产关系，推进社会发展实践的进一步飞跃。

   （二）从“危”与“机”之间相互联结的样态和要点出发，面对“两个大局”需要明确应对危局、把握机遇的要诀与方法

     社会发展的全部事实是多重作用的共同结果，“危”与“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只有通过唯物辩证法把握事物之间相互联结的样态，才能洞悉“危”与“机”中的本质与现象、内因与外因、偶然与必然等多重认识维度。这也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的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因，只有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整体性推进才能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习近平强调：“越是兵临城下，指挥越不能乱，调度越要统一。”[5]无论是面对危局，还是面临机遇，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各要素出发，统筹把握和探索社会发展各要素的联结样态和联结要点，才是应对危局、抓住机遇的应有之义。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理论创新，习近平当时强调：“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部、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6]可见，趋利避害的要诀是从系统结构层面把握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统筹发展各方面的联系，推动转危为机和把握机遇的战略决策的实现。“十四五”时期也是如此，把握当前“危”与“机”在本质与现象、原因与结果等维度的具体联结样态，就能更准确地从联系的角度揭示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客观逻辑，通过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精准发力联结的要点，防范风险形成“破窗效应”“蝴蝶效应”，紧抓机遇的“窗口期”，实现发展与安全的统一。

     （三）从“危”与“机”相互转化的运动过程出发，把握好“两个大局”就是从社会发展的问题性特征着手寻求转危为机的实践路径

     社会发展的全部事实总和呈现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这一矛盾体中既有发展的机遇，也有发展的风险，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全面地看问题，才能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全貌，从“危”与“机”并存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发展的规律性。所谓“危”就是矛盾问题叠加带来的制约社会实践发展的结果，所谓“机”就是矛盾问题演变过程中所暴露的解决空间，“危”与“机”普遍存在于“两个大局”之中，坚持问题意识是正确把握“危”与“机”之间辩证关系的题中之义。毛泽东曾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7]213无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征程，还是世界文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在矛盾的运动中都体现为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并且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危”与“机”的辩证关系就是这一运动过程的集中体现。比如，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之治”面对现实问题的作用，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定了信心。由此可知，把握社会发展问题实现转危为机，必须聚焦矛盾问题发展的实质，在时空发展脉络中把握矛盾问题的内在特性，一以贯之地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和科学的实践原则，促使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从而实现新的发展机遇和动能的产生。

　　总体来说，把握“危”与“机”的辩证关系就是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出发，明确“两个大局”所蕴含的基本形势、基本环境，为走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阶段、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指引。习近平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1]219-220唯物辩证法强调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通过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认清事物客观存在的机理、结点和趋势，形成具有客观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进而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实际问题。由此，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要求全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好“危”与“机”的辩证关系，坚持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新时代行稳致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8]如何面对变化是当前把握好“两个大局”的核心理论要求。“两个大局”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变化的阶段性反映，统筹“两个大局”，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原则所组成的理论武器，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变”与“不变”，这是“两个大局”具有根本性、现实性的理论要求。因此，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到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就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这一过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理论指导。

   （一）从根本上说，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在要求，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准确识变的核心理论立场

     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作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变化的阶段性反映，“两个大局”既是反映中国社会发展普遍联系的一般性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特点或者其发展一个侧面的具体性特征。矛盾普遍性是矛盾特殊性的总体性概括，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二者共同促进矛盾的统一与斗争之间相互转化，其实这就是从根本层面上把握“两个大局”“变”与“不变”的理论依据所在。换句话说，“变”一定意义上表明了矛盾的特殊性，事物发展的矛盾和矛盾着的每一个侧面都处在具体的变化之中；“不变”一定意义上强调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事物发展具有共性的一般性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时代课题和具体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原则和现实条件的有机统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主要发展模式的一般性矛盾特征发生根本改变，习近平指出：“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9]因此，从中国发展的总体环境来看，矛盾运动的一般性特征没有改变，但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在不断变化，坚持内在不变的规律性特征与外在变化的现实性特征相统一是把握好“两个大局”的理论原则。

   （二）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的前提是要清楚地知道影响变化的理论依据，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唯物辩证法坚持事物发展的质量互变规律，事物的质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规定性，事物的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规模、速度、程度等内容的外在规定性，“两个大局”就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质量互变的现实体现。纵向把握“两个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中国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但是量变到质变是一个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社会发展在现实中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带有质变的本质属性，却一定程度上呈现相对稳定性，这可称之为“不变”。着眼“两个大局”的现实样态，“不变”是相对的、暂时的，是为质变提供基础条件和必要准备，在实现一定意义的质变后，也呈现一定意义上的稳定性，从而巩固发展的成果，也可以称之为“不变”，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在“变”与“不变”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向前发展。

     横向把握“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执着追求的历史使命，当前中国发展的每一项工作安排和努力都是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实性转化的过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挑战，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挑战更需要一以贯之地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为追求“不变”的质的要求，而应对“变”的量的要求，“两个大局”呈现的是中国社会发展整体的现实图景。

     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10]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通过其内在矛盾的变化实现由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也是在吸取旧事物积极因素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体现的就是这种自我运动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不是断裂的，以往实践征程中的积极因素被保留下来，并不断地通过扬弃的运动过程，激发出现实发展的新动能，实现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不是琢磨不透的，在快速变化发展的世界大势和实践样态中蕴含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交替的实践规律和价值取向。

   （三）要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逻辑出发，把握好面对“两个大局”“变”的是什么

     一是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在不断推进，矛盾着的事物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因素，根据对立统一规律，把握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和社会主要矛盾是核心要求。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绝不仅仅是单向度地通过发展更快速度地接近数值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实践要求。

     二是外部环境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的局部变化不断产生，新技术革命不断推动全球性的产业变革，当前中国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正是复杂多变的关键期。各种要素推动新的变化不断涌现，经济全球化面临众多世界性挑战，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政治上仍处于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期，零和博弈与合作共赢两种理念在不断碰撞，文化与社会层面也仍处于冲突与交往的共存时期。由此，量变不断产生、质变仍未到来的世界动荡变革期成为当前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现实写照。

     三是部分落后因素不甘心就此退场，无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还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面临着新旧因素的不断碰撞，这就造成局部社会实践进程不断进行新的变化重组，唯物辩证法强调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因此在理论层面针对变化要做好两手准备，既要有面对新要素产生如何坚定理论方向的高招，也要有面对旧事物阻碍如何坚持理论原则的先手。

   （四）要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逻辑出发，把握好面对“两个大局”“不变”的是什么

     习近平强调：“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1]69一是面对“两个大局”的现实要求，首先不变的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物质统一性基本立场确立的理论路线。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决定了对立统一的一般性特征，决定了质量互变的前提基础，决定了否定之否定的必然逻辑，聚焦“两个大局”，这一物质统一性就体现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是历史交汇期把握“两个大局”不能改变的根本性原则。

     二是斗争是有方向的，量变也是有方向的，前进更需要方向性的引领，把握社会实践的正确方向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指出：“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11]中国共产党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结合，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一条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相统一的前进道路，并且这一原则具体体现为中国共产党把方向、定大局、谋大势的政治优势，因而坚持党的领导是把握“两个大局”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理论原则。

     三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我国仍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虽然中国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但是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和世界发展的根本趋势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对外部环境的基本判断没有改变。需要注意的是，“两个大局”不是停滞不前的，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要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迎接更多的新问题、新变化，这一过程中增强忧患意识是进行前瞻性思考、在危机中育先机的重要理论要求。需要明确的是，增强忧患意识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着眼于社会实践的变化，坚持普遍联系与发展的统一，是前行路上披荆斩棘的根本思想武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8]这段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论述不仅总结了认识“两个大局”需要从“危”与“机”着手，理解“两个大局”需要从“变”与“不变”切入，更从实践层面提出了面对“两个大局”的方法论路径，集中体现为“保持定力、主动作为、赢得先机”。因此，当前把握好“两个大局”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概括为把握好“立”与“破”的辩证关系。立，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把握新时代新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主动作为，开新创先；破，就是发扬斗争精神，把握新时代新阶段的新矛盾新挑战，主动作为，应变破危。“两个大局”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对国内外社会实践变化的总体概括，运用唯物辩证法把握好“两个大局”就是通过辩证思维的理论分析，明确在实践中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或者说应该建设什么、抵制什么，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立”与“破”的辩证关系，从而有效推进社会实践发展。

   （一）办好自己的事，是实践中把握好“两个大局”的核心路径

     历史交汇期中国自己的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主题，是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革命，把握好“两个大局”是当代中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要求，“立”与“破”的辩证关系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推进当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实践引领。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1]69-70因此，“立”就是如何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就是开展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破解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回击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声音。“两个大局”是当前谋划工作的出发点，是当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现实要求，把握“两个大局”就是围绕“立”与“破”的辩证关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已经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面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社会革命，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推动当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核心前提，把握“立”与“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中表现为培根固本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1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强化初心与使命推动当代中国伟大社会革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实践要求。聚焦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要求，“立”就是立根固本，是自我革命的方向性内容，“破”就是祛除阻碍立根固本的因素，是自我革命的着力点。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立根固本，就是要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13]676一方面，强化理想信念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的引领作用，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形成谋划“两个大局”的强大力量。同时要严守理想信念底线，旗帜鲜明地反对信仰动摇、党性背离、宗旨抛弃等现象，永怀赤子之心，永葆奋斗精神，是面对“两个大局”推动事业前进、开展斗争的实践要义。

   （二）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提高工作的主动性是把握好“两个大局”在实践方法论层面的核心路径

     “立”与“破”是工作主动性的两个诠释维度。一是把握好“立”与“破”的辩证关系，在实践指向上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习近平指出：“把握矛盾运动规律，守正创新、开拓创新，更加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强斗争本领，拓展政策空间，提升制度张力。”[14]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是“立”与“破”辩证关系在具体工作方法论上的直接体现。守正，就是把握矛盾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把握普遍联系的一般性特征，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地坚持，形成把握好“两个大局”的战略定力，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实践准则。什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习近平多次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内容都是把握“两个大局”要牢牢坚守的正确方向与要求。创新，就是坚持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作用下推动旧的矛盾体向新的矛盾体转化，并逐渐由量变的积累实现向质变的飞跃。创新是唯物辩证法对事物发展动力的最好诠释，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统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法论。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实践路径，就是保证面对“两个大局”的复杂情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牢牢把握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原则和实践动力，用坚定的步伐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二是把握好“立”与“破”的辩证关系，在实践方法上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把握好“两个大局”，要全面认识历史交汇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优势和制约因素，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破解和补齐现存“短板”，在危机并存的形势中形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思路。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着的事物都存在不同的侧面，这些内容既统一，又斗争，结合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事物的运动过程，这些内容通过优与劣、强与弱等形态表现出来，把握“立”与“破”的辩证关系就是在面对“两个大局”的客观要求时，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同时，面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新特征、新要求，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明确工作的着力点是在当前执政环境下主动作为的实践要求。唯物辩证法强调把握事物发展变化过程，要重点把握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矛盾，重点把握决定其他矛盾侧面性质和方向的矛盾主要方面，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其自身的特殊性。把握好“两个大局”，要求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征、新要求，重点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基点，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支撑。因此，进入新发展阶段更要做到对重点工作的狠抓落实，脱贫攻坚不松劲，高质量发展出新招，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强大动能。

 “两个大局”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谋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立足点，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与决心，增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定力和底气，需要不断从唯物辩证法中汲取理论给养，科学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时，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两个大局”所呈现的“危”与“机”、“变”与“不变”的现实形态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与运用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富矿”，在“立”与“破”的工作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要求。因此，不断深化“两个大局”的唯物辩证法意蕴研究是当前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的重要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