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研读笔记（2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文献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877-1880年书信）（第419-453页）。

研读笔记：曹珊

这封书信中，恩格斯向李卜克内西谈到了他对《前进报》编辑部对在法国开展的争取共和的斗争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社论的看法。恩格斯认为，对法国毫无意义的关于国体的讨论即将结束，他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形式，同时也是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统治瓦解的典型形式。”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欧美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相继进入了建立民族国家范围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时代。这时，科学社会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也有所发展。德国党内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等对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帮助各国党的领导人及时识别这些错误思潮，而且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马克思向左尔格提到了德国党内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主要批判了《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西伯格为代表的，试图用“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的错误观点。马克思认为，没有赫希柏格《社会主义和科学》“更糟糕、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马克思接着指出，多年来，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空想社会主义因其自身包含的社会主义萌芽而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当下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潮则是完全“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这封信中，马克思向西格蒙德·肖特介绍了资本论写作的情况。马克思在写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后，于1863 月开始分册撰写《资本论》。马克思提到他写作《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他是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的，随后他提到“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

由于杜林派在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上使出种种手段，企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布洛斯在1877年10月30日——11月6日期间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询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党的同志们是否真的生气了。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回复说，他和恩格斯并没有生气，并且“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

马克思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年参加共产主义同盟时就极力反对“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到第一国际成立之后也是一如既往地“厌恶一切个人崇拜”。接着他提醒布洛斯，哥达大会杜林的追随者反对在《前进报》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一事件“它一定会被党在国外的敌人充分利用”。

最后，马克思也向布洛斯提到他和恩格斯最近的理论工作，马克思在继续写《资本论》，恩格斯除了继续写《反杜林论》之外，还在为《前进报》写文章。

19世纪70年代中叶，俾斯麦为了替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国家的军备扩张寻找新的财掠，开始宣传并推行普鲁士铁路的国有化和德意志帝国境内国家对烟草的专卖。

白拉克认为应该反对俾斯麦的计划，他指出，党参与实现这类措施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恩格斯对此进行回信。恩格斯指出，工商业职能向国家移交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反动的，向中世纪倒退一步，一种是进步的，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恩格斯认为，依照当时德国国情，德国需要借助于机器大工业和经济危机来进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再此基础上建立的“促使资本积聚并使对立尖锐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烟草专卖的积极因素就在于可以将烟草家庭工业变为大工业，消极方面则是剥夺烟草工人的结社和罢工自由，并且没有实际的补偿，这种国家垄断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会使产品质量下降、价格却大大提高，一方面在理论上则会成为自由竞争拥护者打击国家共产主义的武器。

之前，丹尼尔逊在1878年10月28日写信告诉马克思，六七个月以前他已经写信对马克思说过，书店里《资本论》第一卷脱销了，可以考虑出俄文第二版。他询问马克思是否打算对该书作新的修改，并请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付印后，把这一卷的校样寄给他。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首先向丹尼尔逊提到了《资本论》俄文第二版的相关事宜，他提出，希望俄文第二版可以按法文版那样分章节，译者应该仔细的把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进行对照，同时，马克思也对丹尼尔逊是否打算对该书作新的修改的询问进行了明确回答，他认为，“认为作某些修改是有益的”。

其次，马克思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商业会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第一个国家将是北美合众国... ...尽管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打碎了束缚黑人的锁链，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使自人生产者遭到奴役。”他还强调，经济学家应该将研究的目光转向美国迅速发展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俄亥俄，因为在这些地区，“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革，在这里只用几年就完成了。”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仔细论述了三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分析了在1873 年兴起的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席卷了奥地利、德国、北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等国家世界经济危机的特点。一是，虽然苏格兰、英格兰多数地区都出现了银行倒闭的现象，但是伦敦却没有受到危机的过多影响，甚至如英格兰银行这样的大银行还从普遍停滞中获利。接着马克思分析了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他指出，首先，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分行，法兰西银行可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出现骚乱之时，购买跌价证券。其次，“美国不声不响地恢复了现金支付，这就消除了从这一方面加于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的种种压力。”最后，确保伦敦货币市场真正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兰开夏郡和其他工业区（西部矿区除外）各银行的明显的稳定状况”。二是，“当去年所有其他行业都很不景气的时候，唯独铁路事业很繁荣”，马克思认为这种繁荣实际上是“通过增加债务从而日益扩大自己的资本账户来维持着繁荣假象的。”三是，看似稳固的英国社会其实正潜伏着足以在社会结构方面引起巨变的农业危机。马克思认为不论此次危机如何发展，都会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

第二，马克思分析了铁路作为“实业之冠”的重要原因。首先“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其次，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国家而言，“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第三，铁路加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综上，马克思认为铁路带来的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却是非常悲惨的！”

第三，马克思将美国和俄国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要找出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相似之处是不可能的。”首先，美国政府开支日益减少，而对与俄国来说，“国家破产好像越

来越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其次，美国摆脱了自己的纸币，俄国的纸币事业则异常繁荣。再次，“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它们的自然结果。”俄国则正好相反。最后，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群众也更为活跃。

1879年6月13日，伯恩施坦写信给恩格斯说《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需要一些关于各国工人运动的文章。他请求恩格斯推荐一个能够写有关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的人。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回复他不能向伯恩施坦推荐。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谈到了对英国工人运动的看法，恩格斯指出，英国近年来的工人运动“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毫无出路地打转转”，罢工不是被当作无产阶级解放的手段而被当成了目的，罢工实质上是在生意萧条的现实情况下“常常是资本家为找到关闭自己工厂的借口而故意制造出来的”。

恩格斯认为，目前英国工人运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工人运动，实质上“只能说这里有一些罢工，这些罢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把运动推进一步”，也更不具有世界意义。

这封信中，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他指出，“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同时马克思还对卡菲埃罗寄来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表达了感谢和认可。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主要针对倍倍尔在1879年10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援引1876年和 1877年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为社会民主党讨论保护关税问题时的策略进行辩护这一行为，阐述了他对党的决议在现实指导党的行动的看法。恩格斯指出，“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辩护的理由。”，“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律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可以随时改变。”党的行动不能囿于“已经僵化和死去的旧决议”，特别是在特殊时期，党不能召开大会对旧的决议进行修改，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废除了这些决议的约束力”，从“在自己的活的、经常变化的需要中去寻找自己的法规。”

针对倍倍尔认为不能在国会中对关税问题采取单纯否决的立场，恩格斯认为，应当予以反对或弃权，这是“由于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经常发生意见分歧，自然而然地要求在表决时弃权和否决，这一点就更加容易做到”、“应当使行动同最后的表决一致。”

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在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超出单纯否决，比如“工厂立法，正常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良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而对于经济问题，如关税、铁路及保险业的国有化则应始终遵循“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权力的任何措施。”

恩格斯还批评了《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报告》中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一是争取舆论的意义并没有报告认为的那么重大。二是，报告中说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

最后，恩格斯还向倍倍尔提出警告，他指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无产阶级要警惕，不能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思想做出让步，否则就会失去领导地位。

这封信中，恩格斯与“苏黎世三人团”划清了界限。

恩格斯首先批判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上刊载的《报刊历史的回顾》中对于1848年革命不公正的评价，并指出“这样的报纸不是我们撰稿的地方”，恩格斯还推测这篇文章出自赫希柏格、伯恩施坦、施拉姆这三人中一人之手。

恩格斯认为“苏黎世三人团”要求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宣传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已经走的这样远”了，他向倍倍尔指出，“这里涉及的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都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恩格斯表示，他也不可能再把他们看作党内同志。

恩格斯指出，在“当进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公开表明态度的时候... ...。只要还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点一点地偷运到德国党的机关报中来，这个机关报就等于对我们关上了大门。”恩格斯和马克思采取的行动就是不予攥稿。

最后，恩格斯还对欧洲未来发展走势做出预测，他提出，随着俄国这个反动堡垒的崩溃，“欧洲的风向也会马上转变，要么是爆发欧洲战争，而这次战争也将把现在的德国党葬送在每个民族争取本民族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之中。”但是，恩格斯也乐观地指明，虽然战争可能会使工人运动进程倒退20年，但是“新的党终究一定会由此建立起来，它在欧洲各国将会摆脱现在到处都阻碍着运动的各种疑虑和浅见。”

这封信中，恩格斯表达了他对党组织和党报的一些看法，他认为“据我看，原来的党及其原先的组织已经走到了尽头”。

1850年夏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同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之间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尖锐化，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分裂。恩格斯指出，如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如今工人协会分裂为各种各样的派别，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杯水风浪”。恩格斯担心“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对当前状况下应该保持的组织形式会产生错误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做法将会使党陷入瓦解的危险，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党报“上除了资产阶级小报上的东西，没有别的货色”；第二，党的一些领导在一会中表现的过于温顺，“他们向现任政府‘积极’建议在各种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怎样做得更好一些”；第三，“《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货色，得到这些人的赞许。他们在每一封信里都对我们说，决不要相信所谓在党内出现了分裂或产生了意见分歧的说法，但是每一个从德国来的人都肯定地说，这些领导人的做法把大家完全弄糊涂了，大家根本不同意那样的做法。”

恩格斯还谈到了对党报的看法，《自由》和苏黎世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的内容尽是些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是他们在对自己的机关报发号施令，而是赫希柏格借助于自己的钱袋伙同他的庸人朋友施拉姆和伯恩施坦在发号施令。”

最后，恩格斯总结了德国运动的特点，即“领导的一切错误总是由群众来纠正。”

这封信中，马克思提出纽文胡斯是“是最适于向荷兰人简要介绍《资本论》的人”。

同时，马克思还“顺便指出”，“‘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因而‘价值’和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属于价值理论本身，更不能用一般的经院式的词句来预先确定。”对于施拉姆对《资本论》中有关价值理论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解释进行反驳。

最后，马克思认为，由于“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所以，《资本论》的第二卷在德国尚不可能出版。

哥尔布诺娃在1880年7月25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回答怎样才能使俄国农村中家庭工业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与大工业的兴起这一时代要求相适应。此外，她还就建立技术学校一事向恩格斯求教。恩格斯在信中回复哥尔布诺娃，他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家庭工业的有关部门有所了解，需要对它们的经营状况、它们的产品、它们的竞争能力有所了解，而这些情况只有在当地才能了解到。”

恩格斯认为，哥尔布诺娃“提到的那些工业部门，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有能力和大工业竞争。”虽然俄国机器大工业排挤农村中家庭工业的速度可能比德国、英国更加缓慢，但是“原始的生产方法当然逃脱不了最终的灭亡”。俄国的情况同西欧可能有很大的不同，那里“整个政治局面无疑将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在德国或其他地方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俄国也许能够在某些方面帮助人民度过政治上的危机，并把他们的工业维持下去，直到他们自己有发言权为止。”

对于技术教育，恩格斯认为，“如果技术教育能够一方面设法至少使那些具有生命力的普通工业部门的经营更加合理，另一方面又对儿童事先进行普及性的技术训练，使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到其他工业部门，那么，技术教育也许就能够真正达到自己的目的。”

恩格斯还对俄国工业进行了分析，他非常肯定的指出四点，一是莫斯科省还不会很快成为一个大工业的基地，二是俄国的某类家庭工业还会维持一个较长时期，三是只有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并且协作耕种，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四是公社和劳动组合的瓦解过程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着重向左尔格介绍了同恩格斯、盖得、拉法格共同制定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相关事宜。马克思认为法国工人党纲领在内容上“这个很精练的文件在导言中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在经济部分中只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自发产生出来的要求。”其意义在于，将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来的一个强有力的步骤”。虽然党纲遭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激进反对，但是这个纲领还是广泛传播开来，并在许多工人区被通过，一些工人团体也都“接受纲领中的大部分‘实际’要求”，马克思称其为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