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研读笔记（2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文献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881年-1883年书信）（第454-510页）

研读笔记：刘修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1年至1883年期间有关的书信29封。1881年至1883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转折期。透过29封书信，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细心耐心地指导向来请教自己的战友并提出自己殷切的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刻关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的形势发展，阐明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在斗争中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应该采取的基本策略；马克思、恩格斯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以下是29封信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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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恩格斯在1881年2月1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回应了考茨基请求自己对他的新书《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提批评意见。恩格斯在信中指出，书中第66页以及后面几页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剩余价值和资本利润之间，除了对可变资本或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际差别。在恩格斯看来，我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为讲坛社会主义者解答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剩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况且这个问题在当前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恩格斯进一步解释道，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采取合适的措施对人口数量增长，即人的生产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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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马克思在1881年2月22日致纽文胡斯的信中首先，马克思对纽文胡斯再版的《资本与劳动》一书提出了自己认为必须在细节上进行修改的地方，并且向纽文胡斯澄清了《伟人传》的作者凯迪伊克肆意歪曲自己的事实，并表明自己的态度。马克思表示，“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原则上是置之不理的。即使在伦敦，我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也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做法，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有时会给以迎头痛击，但是，人上了年纪也就学聪明了，不去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了。”

其次，马克思还就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即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这一问题发表了意见。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提的不正确，是一个不着边际、幻想的问题。因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决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最后，马克思还指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性的形势还不具备；因此，当前的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应当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否则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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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恩格斯在1881年3月12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对“国家等于社会主义”的学说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恩格斯告诉伯恩施坦，不应该相信那种“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都叫做‘社会主义’”的胡说。因为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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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马克思在1881年6月20日致佐尔格的信中对佐尔格寄给自己的亨利·乔治的《进步和贫困》一书进行了评述。马克思在信中指出，乔治和科兰、扎姆特等人是一类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触动雇佣劳动，也就是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他们想哄骗自己或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在马克思看来，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并且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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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恩格斯在1881年8月1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主要提及自己研究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的心得体会。恩格斯在信中为自己不需要使用参考书便能阅读马克思的数学收稿而感到高兴。他向马克思表示，马克思求微分的方法比所有其他的方法要简单得多，无须害怕在这方面会有数学家走在马克思的前面。恩格斯表示，马克思求解微分的公式和方法，一下子弄清了许多数学家早就断言过、但未能提出合理论据来加以论证的一点，即微商是最初始的，而微分dx和dy是推导出来的:推导出这个公式本身要求，这两个所谓无理因子首先构成方程的一方，只有等到使方程回到它的这一本来的形式的时候，才能用它来做点什么，才能消除无理式，而代之以有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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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谈及盖得和拉法格等人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求教制定法国工人党纲领一事，肯定了马克思在制定法国工人党纲领中的地位。

首先，恩格斯指出，盖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最低工资额的谬论放到纲领里去，因此很难说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其次，恩格斯指出，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马克思，都向马克思求教，但马克思并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最后，恩格斯向伯恩斯坦阐述了自己和马克思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他指出：“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期取得的原有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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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恩格斯在1882年1月25-31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谈及关于德国“领袖”中的情况的报道。恩格斯指出，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俾斯麦政府实行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这一非常法使上千人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件，但这些人大部分留在了德国，受到社会排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结果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以为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目的，于是在“大幼儿园”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幼稚了。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结果？恩格斯分析道，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以致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至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面对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情况，恩格斯指出，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因为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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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恩格斯在1882年2月7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高度重视民族独立问题，波兰民族独立问题。

首先，恩格斯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指出民族独立对民族自身生存、发展和国际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恩格斯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么，不仅在国内不可能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可能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进行真正的国际交往。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这一事实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为了能够进行斗争，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

其次，恩格斯表明了无产阶级对各民族实现民族独立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恩格斯指出，我们尤其没有丝毫理由在波兰人不可避免地渴望独立的时候去阻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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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恩格斯在1882年2月10日致贝克尔的信中对贝克尔设想成立一个类似第一国际的新的国际工人组织的建议进行了回应。恩格斯指出，就当前的形势而言，这一设想并不现实，不值得，徒劳无益。因为，第一，一个新的经过正式改组的国际，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只能招致新的迫害，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阴谋和暴动的欲望，同样不可避免地会让密探混进来。第二，在目前《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争吵不休的情况下，法国人根本不能有所指望。第三，同英国人打交道，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困难。第四，荷兰人、葡萄牙人、丹麦人也帮不了多少忙，而同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打交道则越少越好。第四，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是继续存在着的。各国革命工人之间的联系，就其能够发挥作用而言，也还是保持着的。第五，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组织恐怕这只会增加摩擦。

恩格斯指出，一种优越的斗争手段，决不应当在还比较平静的时期，即革命的前夜就使用它，损害它，从而削弱它的作用。只有到了革命行动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事变以及在德国必然产生的反应时，才能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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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恩格斯在1882年5月16日致倍倍儿的信中对辛格尔的意图进行了评析。恩格斯指出，“我们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不应当为了这样一些细小的打算使自己的名声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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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回复了考茨基请教自己对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恩格斯指出，这里没有工人政党，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移民占据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属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恩格斯认为，当前我们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外，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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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恩格斯在1882年2月7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向考茨基谈及了法国圣艾蒂安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运动的状况。恩格斯指出，马隆和布鲁斯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受无政府主义毒害太深，他们虽然接受了纲领，但暗中却想推翻纲领。他们在筹备代表大会的时候，完全使用了巴枯宁的一整套旧策略，不惜采取撒谎、诽谤、搞阴谋诡计等一切手段，窃取领导地位。后来，纲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他们抛弃，纲领的正面要求被他们取消了。但是，在小的支部里和在汝拉这样小的地区能够获得成功，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大国的真正的工人党内能成功，圣艾蒂安的表面的胜利不会长久保持下去，马隆和布鲁斯很快就会彻底完蛋。

面对党内存在的斗争，恩格斯指出，我们必须正视，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通过党内斗争，我们可以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清扫党内存在的污浊，从而加强和壮大工人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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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恩格斯在1882年10月28日致倍倍儿的信中指出，面对俾斯麦政府发布的反社会党法，我们不应该靠屈膝乞求的办法去摆脱。恩格斯还就法国工人政党分裂一事谈及自己的看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自己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不应该以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丢开不管，牺牲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这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也不例外。

恩格斯还指出，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阶级性，应当和牺牲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进行斗争。“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做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 ，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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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恩格斯在1882年11月2-3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批评了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名誉扫地的看法。恩格斯指出，伯恩斯坦依据的只不过是马隆的陈词滥调，实际上从事实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并非名誉扫地。当然恩格斯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遭到的歪曲。以至于马克思自己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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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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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以上两封信指出了恩格斯在财力上给予马克思支持，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就数学微分方法及应用问题进行了交流。恩格斯指出，代数方法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微分方法，马克思的新方法和老方法的根本差别在于：把X变为X'，也就是使之真正起变化，而其他人则是从X+h出发，这终归是两个量的和，而不是表示一个量在变化。因此，你的X纵然通过X'再变回到原来的X，和原先的已不是一回事。变化的每一图解都只能表示出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即结果，也就是一个已经变为常数的量；表示线段X及其附加线段的是X+h，也就是一根线段的两节而已。X如何变为X'并再变为X，这是不可能用图解表示出来的。

马克思随即回应了恩格斯对微分方法的看法。马克思指出，赛姆在批评自己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时不研究这种方法，而去研究自己还只字未曾提到过的几何应用。马克思还就伯恩施坦关于关于马隆一布鲁斯的组织规模庞大的看法，提出了不赞成意见，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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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恩格斯在1882年11月28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就目前巴黎工人运动的状况谈了自己的看法。恩格斯认为，当前巴黎工人运动虽然在数量上巴黎工人阶级处于少数，这也是一直以来的客观事实，但也可以通过报刊的影响而两倍三倍地得到弥补。恩格斯指出，“‘真正的工人政党’，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他们其实从骨子里就是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比起那些没有纲领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而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虽然人数上处于少数，但在组织上有正确的纲领指导，未必不好。由此可见，恩格斯非常注重正确的革命纲领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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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恩格斯在1882年12月1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对毛勒的著作和关于农奴制起源问题进行了评述，并谈论了自己对农奴制起源的看法。恩格斯在信中指出了毛勒的著作中关于农奴制起源问题的论断所以产生相反矛盾的原因是，“（1）他习惯于不分主次地和杂乱无章地引用一切时代的证据和事例。（2）他带有法律偏见的残余，每当问题涉及对发展的理解时，这种偏见就对他起阻碍作用。（3）他对于暴力及其作用注意得非常不够。（4）他具有‘开明的’成见，以为自从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必定会不断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进步。”恩格斯指出，“农奴制的普遍恢复是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工业未能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首先，行会中存在着相反的分工，也就是同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相反的分工 分工不是在手工工场内部实行，而是在行会之间实行。在英国这里，工业向没有行会组织的农村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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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恩格斯在1883年1月18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推进社会革命过程中面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应该采取的基本策略。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我们的策略从来就是这样，而且到现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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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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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在以上两封信中恩格斯主要谈论关于交易所税的看法。恩格斯在信中指出，交易所税是“成资本主义赢利的顶峰”，它使“所有权简直变成了盗窃”，“摧毁现代经济的这个表现得最清楚的顶峰，绝对不利于无产阶级，相反，应当让它充分地自由发展，以便使最蠢的人也能明白，现代经济会造成什么后果。”“把反对交易所的喧嚣称做小资产阶级的行为，这是很对的。”“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本的积聚，因此这是像蒸汽机那样的革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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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恩格斯在1883年2月27日至-3月1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谈及了电工技术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恩格斯指出，“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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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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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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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恩格斯在以上三信中叙述了马克思的病情发展状况，表现出马克思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健康甚至生命的优良品格；高度而精练地评价了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指出马克思的逝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损失。

首先，恩格斯在1883年3月15日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详细叙述了马克思逝世前两年的病情发展状况。在1883年3月14日致伯恩施坦和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到了马克思逝世前的健康状态。“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本来大有希望，但是今天早晨体力突然衰竭，接着就完全睡着了。在两分钟之内这个天才的头脑就停止了思考”，“上星期五医生——伦敦最好的医生之一——还告诉我们，只要营养跟得上，维持住他的体力，他完全有希望恢复得像以前那样健康。而且正是从那时候起，他的胃口又开始好一些了。但是今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去的时候，看到全家都在掉泪，说他异常地虚弱，琳衡叫我上楼去看他，说他处在半睡的状态，当我上了楼的时候——此时她离开房间不过两分钟光景——他已完全睡着，但是长眠不醒了。”

其次，恩格斯对马克思病情的阐述表现出马克思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健康甚至生命的优良品格。恩格斯指出，“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决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像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基地去，这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根据过去发生的、连医生也不如我了解得清楚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只有这一条出路。”

再次，恩格斯高度而精练地评价了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考了。”

最后，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逝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损失。恩格斯指出，“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马克思的逝世使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新旧大陆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马克思的逝世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人类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各国工人阶级领袖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请教的中心点，使得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 ，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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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菲力浦·范派顿

恩格斯在1883年4月18日致范派顿的信中回答了4月2日范派顿曾经问自己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

首先，恩格斯从正面阐述了自己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基本态度。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

其次，恩格斯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及其带来的后果。恩格斯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最后，恩格斯表达了马克思始终坚决与无政府主义谬论作斗争的态度。恩格斯指出，在反对无政府主义面前，马克思走在最前列，出力最大，是无政府主义夺取国际领导权的主要障碍。“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巴枯宁用现在的形式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马克思的反对。从1867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在1872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把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国际，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这件事情上出力最大的就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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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恩格斯在1883年5月10日-11日致倍倍儿的信中，就倍倍尔在1883年5月2日认为德国各经济部门已经呈现出危机临近的征兆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恩格看来，英国、法国和美国发生的事情正处于中间危机阶段，但整个说来，情况是不大妙的，并不意味着危机过后工商业又出现相当大的复苏。但是恩格斯指出，在这之后，彻底崩溃必将到来。可见，恩格斯始终坚信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必然产物，危机必将葬送资本主义。

197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恩格斯在1882年11月22日致贝克尔的信中指出自己当前正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物，并且要为马克思写传记，而马克思的传记，“是一部《新莱茵报》和 1848-1849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1849-1852年讨厌的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恩格斯还指出，首先要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而这项工作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恩格斯喜欢这种劳动，因为在恩格斯看来，又和老朋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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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恩格斯在1883年8月27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对法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势，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进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进行到底。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按其形式来说，同样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它在这里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也许是以进步党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可以利用它首先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件事将在一两年内完成，并将引起除我们以外还可能存在的一切中间党派彻底衰退和自行瓦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胜利地取得政权。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1830年) ，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1848年的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