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研读笔记（2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文献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884-1886年书信）（第511-561页）

研读笔记：曹珊

199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2月4日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向考茨基询问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加·德维尔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改意见。恩格斯认为，德维尔书中主要错误是“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

200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2月16日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首先向考茨基谈到自己对荷兰在其殖民地爪哇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二是向考茨基介绍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

首先，恩格斯认为，荷兰在其殖民地爪哇从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组织生产，使当地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阶段上，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7000万马克的收入”，恩格斯认为，爪哇的“原始共产主义，像在印度和俄国一样，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

恩格斯还向考茨基谈到了对摩尔根《古代社会》这一著作的看法， 恩格斯指出《古代社会》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是“一本像达尔文的著作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恩格斯也提到马克思对此书很感兴趣，他说道，“马克思谈到过这本书，... ...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从他所作的十分详细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恩格斯认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就是“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

201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 年3月24 日于伦敦

恩格斯首先对伯恩施坦的两篇文章《二月战斗纪念日》和《论人民党的自然历史》给予了正面评价。但同时也指出其中关于“民主”概念的引证是“糟糕”的。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指出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恩格斯接着指明，“如果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

恩格斯指出，立宪君主政体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同专制君主政体妥协的产物，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民主共和国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它随着无产阶级发展壮大而面临危险，所以它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形式，资产阶级统治也将在这种民主共和国的形式下灭亡。

202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4月26日于伦敦

恩格斯首先向考茨基表明了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态度，即“不可能写得适合反社会党人法的要求”，他无法写出“写得坏，就会得到许可”的文章。

就著作内容而言，恩格斯认为，如果在书中对摩尔根著作只做客观的介绍而“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意义在于对“我们共同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阐发“将有特殊的重要性”。

最后，恩格斯还谈到了傅立叶的理论和摩尔根的发现的联系，他说，“我应当指明，傅立叶早就天才地想到了摩尔根谈的很多问题。而傅立叶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则由于摩尔根而显示出它的全部天才。”

恩格斯还建议考茨基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或仿照奥·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出版方式，以免使《新时代》杂志遭遇查封的风险。

20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5月23日于伦敦

这封信的背景是1884年5月10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有效期的法案，同时，俾斯麦宣称，他承认劳动权。所以在这封信中，恩格斯主要对劳动权进行了阐述。

恩格斯认为，相比于国会通过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更值得注意的是俾斯麦主张劳动权。首先，恩格斯指出，俾斯麦在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承认劳动权对俾斯麦自身而言是非常愚蠢的，“拿这种空话当做竞选纲领，丝毫帮不了他的忙。”

其次，恩格斯对劳动权进行了科学的阐述。第一，劳动权这个概念是傅立叶发明的，但是只有在其构想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法伦斯泰尔才能实现，所以傅立叶及傅立叶派的劳动权是空想的、不切实际的。第二，恩格斯用法国1848年建立的国家工场和1861-1864年英国兰开夏郡建立的工人移民区为例，证明了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作为单独的要求而提出来的劳动权，根本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而如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劳动权，那么也就只能建立实质上对劳动者剥削更为严重的国家工场、习艺所、工人移民区。第三，恩格斯提到了劳动权的消极作用，他认为劳动权就是一句空话，“如果说要求劳动权便间接地表明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革，那么，这对当前的运动状况来说，是一种怯懦的退步”，俾斯麦主张劳动权的目的就是使“工人思想混乱，认识模糊，看不清自己应当追求的目标，看不清唯一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条件... ...”。

20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6月5日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告诫伯恩施坦不可急躁进行党的分裂活动，论述了党内斗争在不可能避免分列的情况下需要采取的策略。

对于党内斗争，首先，恩格斯认为，在抱怨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有可能采取造谣、污蔑和施展阴谋诡计的情况下，“分裂应当尽可能往后拖”，“分裂应当推迟到德国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是要特别注意，“当避免一切使他们有口实说我们搞分裂，即把分裂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的行动”，分裂应该让他们提出。

其次，恩格斯告诫伯恩施坦，党内分裂不应该带有私人性质，分裂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出现原则性问题，例如“纲领遭到破坏而发生”，分裂也必须经过充分的准备，要争取更多人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的支持，不能急躁，要对未来做出预判。

最后，恩格斯认为，在时机有利于抱怨派的情况下，在“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在分裂后在德国诬蔑和诽谤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冒充群众的代表”的现实中，《社会民主党人报》便成为“我们尤其必须竭尽全力守住我们掌握的一切阵地”中首要也是最重要的阵地。“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报》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败坏德国党的声誉”，要“不顾一切地竭尽全力守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阵地。”

20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7月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通过对盖泽尔《地球的内部结构》的批判，重申了他对无神论的看法。

恩格斯指出，早在40年前，他和马克思在驳斥哲学家时就指出了“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为对宗教的单纯的否定，它始终要涉及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 . . . . . ”。

206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9月20日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在为考茨基的著作《洛贝尔图斯的<资本>》提出建议时，通过廓清“抽象”概念，进而对洛贝尔图斯的资本观进行了批判。

就抽象概念而言，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而绝非是洛贝尔图斯所认为的，即提出一个概念，让事物符合概念。

就资本而言，恩格斯指出，洛贝尔图斯为资本设定了一个资本的概念，而当前现实运动的资本不过是他资本概念不完备的体现，“他不从目前的、唯一实际存在的资本里面得出资本概念，却为了从今天的资本达到真正的资本，去求助于孤立的人们，询问在他们的生产当中能体现为资本的是什么。”这样的结果就是将资本与生产资料相混淆，“这样一来，一切坏的属性，即一切真实的资本属性就都从资本中排除掉了。”

207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4年10月15日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对马克思和自己进行了评价。

恩格斯首先向贝克尔介绍了自己整理《资本论》第二卷的工作。他提到，他已经口述并几近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册，还校订了第一册英译文的八分之三。

紧接着，恩格斯展现了对马克思的怀念之情，并对自己做出评价。在谈到马克思时，他深情地写道“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他谦虚地评价自己无论是在理论问题上，还是时局变得更动荡的实际斗争中，“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208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1月8日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揭示了德国的革命化较英法更为彻底的原因。

客观上，是由于德国工业落后导致的。恩格斯的论证是通过对比英法与德国工业发展进程的不同进行的。英法由于已经“按现代工业所能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而德国工业变革尚未完成，资本家为融入世界市场，对工人进行了更为严酷的剥削，整个德国都卷入社会革命。

此外，恩格斯还揭示了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的奥妙是因为马克思“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这就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行动的纲领，所引发的必然结果是“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

20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累斯顿-普劳恩 1884年11月18日于伦敦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重点谈到了暴力革命问题。恩格斯明确指出，“整个欧洲现有的政治制度，都是革命的产物”，那些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却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是非常荒谬的，也是绝对不能、更不应该答应的。接着，恩格斯对党进行暴力革命的策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指导意见，他认为第一，不能对敌对者采取顺从和让步的办法，在不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下，“我们可以等待，直到武装力量本身不再是反对我们的力量”；第二，要通过顽强的抵抗力量赢得尊重，“可以让人透过丝绒手套感觉到钢手铁腕，但必须让人感觉到它”；第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是关键，要无愧于无产阶级和党，同敌对者斗争到底。

此外，恩格斯还在信中向倍倍尔介绍了他对洛贝尔图斯的批判集中论述在《哲学的贫困》序言和《资本论》第二册的序言中。

210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5年3月8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同劳拉谈到了整理《资本论》第三册的工作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感想。

恩格斯认为第三册是“巨大的发现”，他说，“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它在内容上“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革命”。恩格斯指出，《资本论》的存在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树立的一座纪念碑，“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

恩格斯推测第三册在马克思手里搁置20年之久的原因是由于内容复杂的第二册的撰写使马克思腾不出时间，加之不断收集增添的材料也需要整理加工到旧稿中去。

恩格斯认为，第三册“要不是在第一卷以前写的，就是和第一卷同时写的”，而内容复杂的第二册“这是他最后写的，也是他在 1870年后唯一动过的一册”。

最后，恩格斯向劳拉提到，“说实在的，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好像他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恩格斯也表示，不管怎样他都会把整理出版《资本论》的工作坚持下去。这封书信处处能看到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怀念和敬佩之情，体现了他俩动人的友谊。

211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日内瓦 1885年4月23日于伦敦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向查苏利奇表达了得知俄国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欣喜之情，并对俄国革命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一切革命策略的指导原则，一个国家制定出正确的革命策略，需要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并且“必须了解这些条件”。

恩格斯十分谦虚地承认自己并不了解俄国革命派“近几年的事情”，但他也根据自己对现实情况有限的了解提出了对俄国革命发展的看法。他认为，俄国集中了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矛盾，“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举世无双的专制制度用强力禁锢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他判断“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

21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85年6月3日于伦敦

恩格斯曾在1884年11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提到他在《资本论》第二册的序言中对洛贝尔图斯进行了批判。这封信中，恩格斯也向左尔格提到上述情况。

此外，恩格斯还提到整理第三卷的相关情况并对第三卷进行了评价。

恩格斯指出，第三卷的内容“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整理“第三册的工作进展顺利，但还要花很长的时间”，这是因为第三卷最后几章在叙述形式上写得很乱，这使他不得不搁置甚至包括通信在内的一切写作工作。虽然还需要很久第三卷才能问世，但是恩格斯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人们需要时间把在内容上“纯学术性的，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的第二卷消化掉。

213 恩格斯致盖尔特鲁黛·吉约姆-沙克 博伊滕 于1885年7月5日前后于伦敦

德国社会党人盖·吉约姆-沙克女士的准备写一篇关于限制妇女劳动的文章，为此写信问恩格斯，马克思和他是否确实参加了拟订包含同工同酬要求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工作。

恩格斯在信中回答了沙克的问题，并就男女平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恩格斯回答在起草纲领时，他和马克思“至多只是提些建议”，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导言确是出自马克思之意。

对于男女平等问题，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消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且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才能实现。而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终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为对抗资本主义剥削，需要对妇女进行特别保护。但是恩格斯也表示，英国争取妇女的形式上的权利，实质是“让妇女和男子受资本家同样厉害的剥削”。

214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苏黎世 1885年7月24日于伦敦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向倍倍尔指出了考茨基的主要弱点。他认为考茨基受到“恶劣的历史讲授法”的影响，具有“爱草率下结论的倾向”。同时，因为考茨基为稿费写作，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科学工作，他一无所知。”恩格斯曾“十分善意”和“毫不宽容”地向考茨基提出过告诫和批评，他也承认“我自己在年轻自负的年代也正是这样做的，只是从马克思那里才学会应当如何工作。”

215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5年11月13日于伦敦

恩格斯首先指出，德国的全部历史科学“已经堕落到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讲坛社会主义者面对“理论阐述确实精辟高深”的《资本论》第二卷，只能“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对他们来说，“第二卷将始终是一部无法弄懂的书。”

接下来，恩格斯向丹尼尔逊介绍了第三卷整理工作。恩格斯表示对于第三卷尚未整理的四分之一部分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并提出了分两册出版第三卷的设想。恩格斯也提到最近他补做了很多因为整理二、三卷而耽搁的工作，此外第一卷的英译本也还需要校订，因此第三卷整理完成的时间还要在延后一些。

丹尼尔逊在寄给恩格斯信时，附上了从马克思写给他的信件中的一些摘录。丹尼尔逊认为这些摘录对恩格斯整理《资本论》第三卷以及为第二卷撰写序言可能有用处，因为这些摘录中包含了马克思对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和农业危机所作的评述，同时还包括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文的一些建议。对此，恩格斯向丹尼尔逊表达了感谢并就信中马克思谈到经济危机的内容补充了自己的观点。恩格斯指出，“完成第三卷并从其他手稿中挑选出适于发表的部分以后，我很愿意设法收集作者的那些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书信”。关于经济危机，恩格斯认为发生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危机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这是和以往发生的危机的不同之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大工业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使“世界市场状况已经完全改变”，进而导致“生产过剩的过程所涉及的范围已经比该过程主要局限于英国的时期大得多，而且这种后果直到目前还是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这样一来，先前每10年把大气层清洗一次的大雷雨就推迟了，因此这种持续的慢性的萧条必定酝酿着一次空前剧烈和广泛的破产。”对于农业危机，恩格斯赞同信中马克思观点，即“农业危机也一直持续到今天”，除非美国西部尚未开垦的土地全部开垦完，否则危机必定会持续下去。 

21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85年11月14日于伦敦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拉法格1885年11月13日来信的回复。拉法格在信中请恩格斯讲一讲他参加 1849年德国西南部起义的详细情况，他想用这些资料编写恩格斯的传记，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恩格斯在信中大略介绍了战争的背景、经过以及他参加战斗的情况，在恩格斯看来，这些介绍足够拉法格“写几行提要的了”。

217 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 维也纳 1885年11月26日于伦敦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明娜·考茨基描写盐场工人生活的小说《旧和新》的文学评论。

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小说对于维也纳社会环境、人物描写的出色之处，可是“为了表示没有偏颇”，恩格斯表示也“还要找点毛病出来”。

一是恩格斯认为明娜·考茨基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阿尔诺德，并将其刻画的过于完美。二是恩格斯认为一个具有政治倾向的作家，“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党的小说，应当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引发读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21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86年1月20日-23日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对他提出的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进行了补充说明。

恩格斯主张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与舒尔采-德里奇和拉萨尔提出的建立小合作社的主张有根本区别。他们二人强调“合作社不应占有现存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而恩格斯主张应在当下的生产中推行合作社，“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恩格斯还表示，无论如何要坚持这个措施，“我们一旦掌握政权，就一定要付诸实施”，在未来向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国家必须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就可以避免使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压过全社会的整体利益。

虽然这个建议在实质上是可行的，但是现政府绝对不会实行，如果现政府实施了能够断送资本主义的此类措施，那原因只能是为了将其败坏、糟蹋和断送。那么，此时提出这个建议又有什么作用呢？恩格斯认为，其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党可以通过要求在国有土地上建立农业工人合作社并由国家给予津贴，来抵制政府对轮船公司发放年度津贴的提案，这属于实际斗争的策略问题。一方面，恩格斯表示，“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个措施就能使普鲁士完蛋，我们越早宣传这个措施，对我们就越有利。”

219 恩格斯致爱德华·皮斯 伦敦 1886年1月27 日于伦敦

这封信是恩格斯给费边社领导人皮斯的回信草稿。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费边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恩格斯回绝了皮斯的请求，但向皮斯指出他对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看法已凝结在《反杜林论》中。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并没有所谓的一劳永逸的方案，所有的理论都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的结论”，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现实条件，对未来社会特征的阐发“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220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苏黎世 1886年2月25日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强调了他和马克思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原则之一就是从不为个人目的向任何一个工人组织提出要求，“凡是可能被说成是向某个工人组织要求给我们个人提供帮助的事，都从来没有做过。”这是因为一是要保持他们自己的独立性，二是资产阶级经常造谣污蔑“说什么‘煽动家们骗取工人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用于自己的个人目的’”。恩格斯之所以强调上述原则是由于美国妇女运动活动家雷·福斯特受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委托，为在美国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商谈，为此福斯特曾向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提出出版该书的建议。恩格斯表示对福斯特上述行动毫不知情。恩格斯认为虽然福斯特小姐的做法是“完全可以容许的”，但是如果他事先知情他一定会对此加以阻止。

此外，恩格斯还建议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名译为《1844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

22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累斯顿—普劳恩 1886年3月18日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提到了中国，他认为中国是“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恩格斯将中国变化与世界变化联系起来，进行了两个大胆的预测。一是中国铁路建设的开放是欧洲工商业复苏的唯一前景，而短暂复苏后迎来的将是一次不同于过去十年一次的、由于英国丧失世界市场垄断地位和新的交通工具发展而促成的周期更短的“急性的危机”；二是中国一旦开放，“那么不仅生产过剩的最后一个安全阀门将会失灵，而且中国将开始大批向外移民”，这将引起世界范围的生产条件方面的革命。

222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苏黎世 1886年6月3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分析了美国的国情、指明了美国工人运动发展情况以及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恩格斯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超阶级国家，而是一个建立了纯粹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恩格斯指出，“美国工人阶级投入了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其组织速度之快、群众规模之大是“极不寻常的；半年以前谁也没有看出任何迹象”，他将其称为“今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于美国来说，工人登上历史舞台可能使美国“不致像欧洲那样变为地狱”；对世界而言，美国阶级战争的爆发会“犹如俄国沙皇制度的崩溃对欧洲各大军事君主国来说一样，意味着它们的主要支柱的垮台。”

223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10月2日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首先对小资产阶级的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次，恩格斯通过对拉法格在1886年9月24日的判决中被宣告无罪这一事件的分析，阐述了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

恩格斯指出，根据他在德国的经验，小资产者具有狭隘的偏见，他们会成为党“前进的绊脚石”，这是因为他们“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他们的特点就是普遍的“彷徨、动摇、不知所措和任人摆布”，因此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所以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正确态度应是“决不能期望大批的小资产者转到我们这一边来”，他们的最终命运将是“一部分将被资本集中所压垮，另一部分则将被无产阶级的胜利所摧毁”。

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存在内部斗争，表现之一就是资产阶级在面对“一个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时，会陷入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是它的自由和民主的总倾向；另一方面是它对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斗争所需要的镇压。”——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怯懦的资产阶级如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可以牺牲自己总的阶级倾向，去换取残酷镇压所带来的暂时利益”；而“具有自己革命历史的资产阶级”如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则不会为了镇压无产阶级轻易牺牲自己的阶级倾向，“尽管有时也使用暴力和镇压，但总的来说，是推动资产阶级前进的”。所以，恩格斯得出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资产阶级在为它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为我们工作。”

224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6年10月8日于伦敦

这封信中，恩格斯同倍倍尔提到了他建议约·菲·贝克尔撰写回忆录的事情。

一是建议党从抚恤基金中拨款贴补贝克尔。恩格斯认为贝克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起过重大的作用”、“是唯一的一个真正来自人民的指挥员”、是“一位天生的人民统帅”。可是现在对贝克尔来说“更大的障碍是他必须靠写作维持生活”，早年因化学实验爆炸导致视力减退，写作就超出了老贝克尔力所能及的程度。基于这种情况，如若党在财力上允许，“那它就应该用自己的抚恤基金起码是部分地负担这位老战士的生活费，而不要让他为了每星期挣25法郎累瞎了眼睛”。信中恩格斯还慷慨的承诺每个季度寄给贝克尔125法郎。这样一来，通过私人捐助和党的补贴，贝克尔就不至于为了谋生写作，就能有时间写作个人回忆录。

二是阐发建议贝克尔写作个人传记的有益之处。恩格斯指出，贝克尔写作个人回忆录的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一方面，“这个回忆录对德国革命运动史，因而也对我党成立以前的历史，从1860年起部分地对我们党本身的历史，都是极端重要的。”老贝克尔就是十分珍贵的史料本身。另一方面，这些历史应该由我们叙述和保存下来，而非掌握在“我们的敌人和半敌人、庸俗民主派等等那里”。

这封信在内容上涵盖了恩格斯认为党应该如何对待革命老战友以及如何对待党的历史的问题，体现了恩格斯对革命战友的关爱之情和他慷慨的个人品质。 

22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86年 11月29日于伦敦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同左尔格分析了美国的国情、美国的工人运动的形势，并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进行了指导，包含了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奋斗目标、党的领袖、斗争策略等重要内容，是集中反映恩格斯晚年建党思想的重要文献。

恩格斯认为，工人运动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即便这个党的纲领暂时是“混乱的和极不完备的”，也要给群众时间和机会来逐渐深化认识，“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而取得进步，吃一堑，长一智”从而获得成长。其次，工人运动需要有明确的目标，要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如若不然，“工人运动就会走上歧途，遭遇失败”。再次，恩格斯指出，美国的工人运动应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首要前提就是真正学懂弄通理论，将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要将理论变为推动群众的杠杆，而不是以此为教条。最后，工人运动需要由卓越的领袖进行领导，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物应该是“理论头脑清醒的人”、“在理论和久经考验的策略方面毫不动摇”。

就美国工人运动具体情况而言，恩格斯认为，美国的运动“正处于我们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其特点是发展速度快、取得选举成就大，恩格斯甚至将其称为“闻所未闻”。同时恩格斯指出，美国的资产者更加无耻和专横，美国因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远远落后，这就需要“有几个我们方面的人”对美国工人运动进行正确指导。此外，恩格斯还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策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强调，“劳动骑士”虽然具有很多弱点比如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中立态度，这就导致他们不可避免成为具有“混乱的原则”的“可笑的组织”。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并且这股力量还在日益增大，这就决定我们必须要在“劳动骑士”中展开工作，“在这批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 让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从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自然而然地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手中。”

226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纽约 1886年 12月28日 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这封信中，恩格斯通过指导美国无产阶级运动，进而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述。

首先，恩格斯认为，一方面，理论来源于实践，“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工人运动相比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其规模能够扩大、协调地发展、建立牢固的根基，广泛动员无产阶级参加则更为重要，“一二百万工人在下一个11 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学理上无可挑剔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另一方面，美国无产阶级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向。

其次，恩格斯通过批判存在于美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企图将“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遥远的距离”的错误做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