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推进和学科视野的拓展，不少学者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只归结为三个方面过于简单和片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只划分为三个部分过于机械和僵化。究竟应该如何准确理解列宁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思想？澄清问题、回应质疑需要重温经典文献，如此才不至于轻率地认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追溯过于简单和片面，更不至于粗暴地认为马克思主义被肢解和学科碎片化发展的弊端应由列宁承担责任。
关键词：列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性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和体系构成，关系到我们持有何种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认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在阐述相关问题时，很多论著都是按照列宁的这一思想安排章节和体系架构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纵深拓展，不少学者提出，仅从三个方面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过于狭窄，应该做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察。（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构成，人们更是不断质疑：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为什么不是四个、五个或者更多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宗教学、美学、伦理学、历史学、逻辑学、人类学等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为了回应这些疑问，更深入、更广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前提，更全面、更有机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构成，我们有必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成果，重温列宁撰写的相关文献，以求准确理解列宁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作出“三个来源”论断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在何种意义上是科学的。只有准确理解列宁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思想，我们才不至于轻率地认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追溯过于简单化，甚至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所作的简单化理解某种程度上归结为列宁的影响，更不至于粗暴地认为马克思主义被肢解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分裂和碎片化发展的弊端应该由列宁承担责任。 一、列宁的“三个来源”说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问题。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以至于许多论著在涉及这个问题时都沿袭了列宁的思想，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是，这种状况正在不断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与之相应，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拓展。随着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陆续开掘和理论研究的纵深拓展，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呈现细而微之的微观研究与大而化之的宏观研究相互补充的研究局面。具体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提出“三个来源”说是不完备的、片面的、偏狭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做更全面、更深入、更广泛的追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问题的研究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翻译问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翻译有问题，译成“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史料”更恰当。理由如下：第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来源；第二，历史上任何科学理论都只是人类认识长河中的“流”而不是“源”；第三，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这种变革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之前的主义、理论和学说具有“质”的区别；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中的“来源”一词，俄文是用“источник”，这个词具有来源和史料双重含义。俄文的另外一个词“исток”，专指“来源”。列宁原文是采用前者而不是后者，因此“三个来源”是误译，应译为“三种史料”；（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五，从实践层面上讲，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前人的理论会导致我们轻视实践，“事必找理论依据，文必引理论依据。”①但是有学者针锋相对地对这种观点提出批判，认为“三个来源”的提法不能改译为“三种史料”。两个俄文词具有相同的词根，且都有来源和源泉的含义，二者之间并无严格区别。列宁的表述是科学规范的书面语言，意指“三个来源”而不是“三种史料”。另外，用“三种史料”并不符合实际，也有贬低前人成就的嫌疑。马克思主义的确从前人那里吸收了很多思想真理，而不仅仅是史料，即使是“史料”也不是前人的随意杜撰，依然来源于实践。② 在更具体的翻译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古典”一词翻译得不准确。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古典”是一个属性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在一定时期认为正宗或典范的”意思。既然“古典”是此意，那么可以表明马克思的思想距离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很遥远，至少表明它们不是同一时代的思想成果，而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德国哲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是“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如此，“古典”一词的翻译就存在问题，把“古典”改译为“正统”比较符合原意，也可以避免产生歧义和误解。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可以翻译成“德国正统哲学、英国正统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③ 其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纵横拓展研究。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推进，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追溯也日渐丰富。这种丰富性突出表现在人们开始从纵横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前提进行挖掘，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列宁框定的“三个来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纵向和横向理论来源，有学者这样界定：“所谓纵向理论来源，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典作家对其先驱者理论学说中的积极成果通过批判的继承而加以吸收，并构成其学说的基本理论内容的东西。而所谓横向理论来源，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典作家对其同时代人的理论学说中的积极成果通过批判改造而加以吸取，并构成其学说的基本理论内容的东西。”④ 从纵向维度而言，英国学者R.N.伯尔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作了一个现代排序，他认为从犹太教《旧约》、希腊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柏拉图)、基督教、斯多葛主义、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前提。可以看出，伯尔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来源的追溯已经到了古希腊哲学传统甚至之前的犹太教传统。有学者具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前提作了细致追溯，认为这一追溯“既要拓宽视野，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考察古希腊及其哲学、浪漫主义思潮、基督教传统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联系，又要重新挖掘康德和黑格尔同马克思之间思想史联系的丰富性。”⑤从横向维度而言，学者们认识到要重视“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如施特劳斯、鲍威尔兄弟、卢格、施蒂纳、切希考夫斯基、赫斯等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⑥“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是和马克思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们曾是马克思的战友和朋友，和马克思一起战斗、一起抨击时政、一起追求进步，包括一起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改造，尽管后来产生了思想分裂以至分道扬镳，但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互相论战却无法忽视，他们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启发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具有重要价值。 其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三”和“多”的问题。列宁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理论来源，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相当丰富，仅从三个方面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太过简单，也太过武断。意识到这一点，学者们开始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作纵横拓展研究。紧接而来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究竟是“三”还是“多”？依据列宁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理论来源，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显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要比三个来源丰富广泛得多。在这里，似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三”和“多”的矛盾。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既是“三”又是“多”，是“三”和“多”的统一。理由如下：第一，说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是就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来说的，而就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来说，它是多层次的有机整体。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既是“三”又是“多”。第二，马克思主义直接的、主要的理论来源是“三”个，间接的、全部的理论来源是“多”个。⑦ 其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广义理解。有学者认为，要从多方面、多层次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中，自然科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然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⑧有学者认为，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来源，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中都包含着进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⑨ 还有学者提出，随着马克思一系列手稿特别是晚年人类学手稿的问世，仅从以近代欧洲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三个来源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已显不够。要把“英、美、德、俄人类学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⑩这些人类学思想以非欧社会尤其是以东方社会为重要研究对象，更有助于完整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架构。 更有学者从广义马克思主义出发，认为不能机械、僵化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其理论来源当然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也就是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过程中、发展过程中都有一定的理论来源。(11)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类生态学教授理查德·莱文斯在其《马克思主义的持续性来源——探寻整个运动》一文中提出：“生态学、女权主义、民族/种族斗争与反战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四种当代思想来源。”(12)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各种追溯，一方面说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逐渐向纵深拓展，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前提、思想史前提，正在做更深刻、更广泛、更细致、更复杂的考察，这是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必须重新面对的问题。因为只有了解一种理论、一种思潮、一种主义的“来源”，才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去脉”，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是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史前提。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空间，如何科学评价经典作家的经典论断就是其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上，我们需要弄清楚，列宁的“三个来源”思想究竟是在何种语境下阐述的，“三个来源”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过度简单化阐释是否列宁造成的。 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错误思潮和理论的斗争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与各种敌对势力、错误理论、反动思潮的斗争和论战中发展壮大的。回顾马克思主义170多年的发展历史，不断地与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或派别进行斗争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始终的鲜明特点和规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3)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等的斗争和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论战。通过这些论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得以确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得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指导思想地位得以确立、检验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需要不断进行斗争和论战？是因为马克思具有好斗的性格吗？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断地与各种敌对势力、错误理论和反动思潮作斗争，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4)于是，马克思与他的战友不得不持续地与形形色色的伪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承担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科学理论，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理论使命注定“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5) 1913年，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列宁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马克思虽已逝世30年之久，但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敌对势力、错误思想的斗争远未结束。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时常装出一副文化遗产“保卫者”的面孔，攻击马克思主义抛弃以往的文化遗产，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偶然产生的“异端邪说”，是某种“有害的宗派”。(16)在这篇文章中，列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17) 正是依据这篇文献，人们认为是列宁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思想。（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一思想影响深远，以至于后来所见的许多教材、论著在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时，都沿袭列宁的“三个来源”思想，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问题是，“三个来源”的思想越来越被教条化，似乎除了“三个来源”，马克思主义再无其他思想来源。这就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窄化”理解。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偏狭理解是否应该由列宁承担责任？列宁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思想的？ 仔细阅读这段话，可以发现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时，首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先进思想之间的批判性继承关系。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宗派主义，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相反，马克思所关注和回答的问题就是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问题。当然，马克思对人类先进思想的继承是批判性地继承，他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立场和思想偏见，立足于工人运动，对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都重新加以探讨和批判。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列宁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取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8)后来的学者们致力于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文化、与古希腊哲学、与宗教等的关系，甚至阐述马克思的犹太人身份对马克思哲学建构的影响，其实都是对列宁的这个论断做注释。 其次，从更直接的意义上，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9)1913年，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撰写了词条《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后来此文用单行本出版。在此文中，列宁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思想：“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20)也就是说，“三个来源”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最直接、最主要的来源。既然是最直接、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当然也有间接的、次要的理论来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一点，撰写《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的R.N.伯尔基也表达了相似观点，他把“三个来源”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嫡亲现代前辈”即是此意。(21)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有“嫡亲现代前辈”，也有“非嫡亲非现代前辈”，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思想史范围就被拓宽了许多。 再次，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论断在最直接、最主要来源的意义上是恰切的，后人的诸多著述只从三个来源追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前提，其实是对列宁的“三个来源”思想作了教条化理解。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进行过度简单化阐释的责任不能由列宁来承担。随着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陆续出版和开掘，马克思主义研究向深入、细致和微观方向拓展，文本文献的阅读和阐释更充分，视野更为开阔，这是对此前粗线条、宏观研究的补充和深化，表现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广泛追溯。欧洲宗教文化背景和特里尔传统对马克思思想孕育的影响、“原子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塑造，(22)都表明人们对孕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正在做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这却不能看作对列宁“三个来源”思想的纠偏，而是理论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列宁的“三个组成部分”说逻辑自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后，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对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作了简要论述。但是总有学者或研究者提出疑问：究竟是恩格斯还是列宁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说？（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是由三个部分组成，而不是由四个、五个或者更多的部分组成？为什么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宗教学、美学、伦理学、历史学、逻辑学、人类学等却不能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构成部分之中？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三个组成部分”说？马克思主义各学科的碎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被肢解是否该部分归罪于“三个组成部分”说？围绕这些问题，有下面几种代表性观点。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的创始人问题。究竟是恩格斯还是列宁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说？不少论著提出，恩格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提出这个论断的依据是恩格斯撰写的《反杜林论》一书的体系就是按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编划分的。而实际上，仅仅依据《反杜林论》的体系编排就断言是恩格斯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说，论据不是十分充分。这一点应该结合《反杜林论》撰写的理论背景和写作目的来说明。1876-1878年恩格斯撰写的《反杜林论》是典型的论战性著作，主要是为了批判杜林的错误观点，清除杜林的错误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的影响。 恩格斯明确说，杜林的三部巨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分量，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其实，就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我所要应付的就是这些。”(23)既然是应付、应战性质的论著，那么恩格斯“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24)（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恩格斯的这一说明表明了他写作《反杜林论》的目的是为了批判杜林，而不是为了划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也不是为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此，《反杜林论》在体系编排上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编三个部分，就不能作为恩格斯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的论据。(25)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反杜林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领域反击杜林，的确给予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以重要启示。(26)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体系划分方法，不管出于论战目的还是其他，客观上的确对列宁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二，关于“两个伟大发现”与“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哲学编、政治经济学编、科学社会主义编三大编的结构对杜林展开了批判，但是恩格斯并没有正面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概论”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论断：“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27)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提到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那么，恩格斯提出的“两个伟大发现”与“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尽管恩格斯没有正面提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但是他已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有学者认为，恩格斯的“两个伟大发现”其实已经蕴含着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三个组成部分思想在恩格斯那里已经“呼之欲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最先提出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之间有内在紧密联系，但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提法却是列宁首先提出的。(28) 其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的不同理解。有学者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结构必须立足于一个基点，即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离开这一基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究竟有多少组成部分的问题只会陷于繁琐的争论。(29)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是指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最具有实质性的内容”。(30)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学科是两回事，不能把二者相混淆。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是有机的、整体的，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才只能是三个，而不能是四个、五个或者六个。（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学科却可以涵盖很多内容，人类学、美学、宗教学、政治学、历史学、军事学等都可以纳入其中。但如此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会面临沦为知识大杂烩的危险，马克思主义成了一个“知识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作为“知识之筐”的马克思主义也随时面临被肢解的危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知识论的致思取向所导致的后果”。(31) 其四，关于“三个组成部分”说产生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划分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核心及其层次性，并且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这直接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三个组成部分如果作为学科划分的依据，那么各学科在研究内容上就存在交叉重复，比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关于阶级、国家、革命问题等，这是三个学科都必然要涉及的重要内容；二是学科的分化分工，一方面使各领域的研究人员学有所长，另一方面却导致一种“片面性发展”，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科学性。(32)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列宁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经济理论、阶级斗争学说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呢？三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外在的、随机的、偶然的组合还是内在的、有机的、统一的整体？现实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各学科的片面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被肢解是否应当归咎于列宁的“三个组成部分”说？ 第一，“三个组成部分”以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基点展开。阶级概念是马克思历史观中的核心概念，构成马克思历史观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指出，阶级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发展呈现向两极发展的“极化”趋势，即“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3)阶级发展的“极化”趋势以及两大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最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人类社会最终进入无阶级社会。需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并非自然而然，无阶级社会的实现也非顺其自然，都需要依靠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具有先进性、组织性、纪律性、团结性等特点，最大公无私，最能进行彻底革命，能够完成解放自身进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要完成解放自身、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优秀文化成果，都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不符合无产阶级完成伟大使命的需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需要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要克服英国、法国、德国的民族片面性和相互分离状态，而且要获得科学的形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才有可能科学阐明无产阶级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才能够使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列宁的阶级斗争说、社会主义学说，最后都落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一基点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内在逻辑正是以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基点而展开的。 第二，“三个组成部分”是逻辑自洽的统一整体。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划分为三个部分，并非随意偶然，而是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逻辑。概括地讲，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运行体制进行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最后引出社会发展的科学结论。由此构成世界观(哲学)——中介(政治经济学)——结论(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体系。具体地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以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基点展开，无产阶级要完成解放本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首先需要一种不同于旧哲学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不仅要能够解释世界，而且要能够改变世界。这种新哲学被马克思喻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精神武器”和宣布人类解放的“高卢雄鸡”。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进程来看，他们的理论活动始于德国古典哲学。在完成思维革命、建立起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不应当在头脑中，而应当在经济中寻找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于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停刊后开始钻研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之后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试图通过分析私有财产的运动，从经济学角度来论证共产主义。可以说，手稿中已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雏型。《资本论》是马克思耗尽40多年精力写成的巨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透彻的经济分析，逻辑地再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进程，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资本论》是经济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资本论》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分析为中心，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最深刻，最全面的论证。”(34)可见，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内在的、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具有逻辑自洽性，将任何一个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出去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不完整。同样，再增加任何一个部分也会破坏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有机整体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各学科的片面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被肢解不应当归咎于列宁的“三个组成部分”说。当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确实存在学科分化和碎片化发展的问题，也确实存在研究哲学的不懂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的不懂哲学的所谓“专业化”弊端。但是问题的存在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过多地抽象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概念，而不是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不注重马克思主义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融通和相互补充，不注重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过多地对本学科实行封闭式、保护式发展，人为造成了各学科的“独立”发展，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的被肢解和碎片化。 但是马克思主义各学科的片面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被肢解，绝不能归咎于列宁的“三个组成部分”说。恰恰相反，正确理解列宁的“三个组成部分”思想，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野。实际上，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割裂开，对马克思主义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改造、补充，或者做伦理化、哲学化理解，这些肢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在第二国际后期就存在。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考茨基就曾极力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基础，他说：“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这种观点同任何唯心主义哲学当然毫无联系，但是同马赫的认识论不是没有联系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35)伯恩斯坦则试图割断科学社会主义同经济、哲学之间的联系，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基于人性冲动产生的伦理要求。他说：“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36)针对这种错误理论，列宁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恰似一块整钢，无法去掉任何一个部分，否则都会离开客观真理走向思想谬误。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思想研究状况的总结分析，在重新阅读相关著作、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或方法论启示。 第一，防窄化，忌泛化，免误解。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和组成部分的问题上，不能对列宁的思想做简单化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三个来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所做的窄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非常丰富，可以从纵向、横向维度做深入追溯。但同时，又要防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做泛化理解，以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为由，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批判、吸收的所有文化、思潮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比如前文提到的生态学、女权主义、反战主义等，这些理论思潮的性质以及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尚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更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评价，而不是简单认定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问题上，三个组成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视野来看，是全面的、完整的，把三个部分的任何一部分抽出来加以强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同样，也不能任意增加其他内容作为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与涉及的学科是两个问题，要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多种知识大杂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 第二，读原文，悟原理，得正解。目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存在三种基本路径，即文献考证法、理论阐释法、现实引导法。文献考证法重视研究经典著作和手稿的版本比较、笔记保存、文本考据等，但是容易陷入个案、细节、微观的梳理和纠缠，在理论逻辑和现实关照方面有所欠缺。理论阐释法具有理论逻辑性强的特点，但是由于疏于对资料的全面收集以及文本文献的考证和梳理，容易断章取义，同时也由于较少关注实践层面的联系，因而容易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现实引导法最富有活力，最切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但是容易导致逻辑思辨的欠缺，实用主义地理解经典著作。可以说，三种研究路径各有千秋，互相印证。不管是哪种研究方法，读原文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只有原原本本学、扎扎实实学，才谈得上深入的文献考证、理论阐释和现实观照，也才能悟到原理，得出正确结论。仅就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来说，要正确理解列宁的思想，需要重新精读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文章，理解列宁是在什么意义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列宁所说的“直接继续”“当然继承”的语境和含义是什么。如此，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列宁的思想，而不至于把后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来源的简单化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片面化发展和被肢解的问题归咎于列宁。 关于为什么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个问题，早在2011年5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就专门以《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题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前提性、本源性意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讲到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内容以及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问题。他强调：“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努力学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一些人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深刻认识和剖析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的本质，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3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重要性。2015年12月11日，他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到手，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38)2018年5月4日，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明确要求：“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39)（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们党已经形成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建党原则和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仍然要发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优良传统，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增加思想深度、培养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不断提升我们党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等各项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本领。 第三，精一点，联其他，得全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卷帙浩繁，据保守统计也有140多册(卷)，要想全面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包括正式出版的著作、手稿、笔记等，对任何人而言都极其不易。也因此，专题式研究、问题主导式研究成为相对高效的研究方式。在对某一领域、某一问题深耕细挖的基础上，逐渐拓展问题域，以求比较全面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思想精髓，这其实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专”和“博”的辩证统一方法。具体到某一问题，也需要专和博相统一的研究视野，避免因阅读不全面导致的断章取义。在列宁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解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明确表达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和结构组成的文章，但是准确理解列宁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又不能仅限于此文。1913年前后，列宁撰写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几个特点》等都是与此问题有关的著作。在其他著作中，如《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等文章中，也涉及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问题。要准确理解列宁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思想，需要精读《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同时要联系列宁其他相关著作一起研读，通过列宁的相关“著作群”的集中研究，全面准确把握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含义。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选择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40)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41)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两次集体学习，一次是2013年12月3日，学习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一次是2015年1月23日，学习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20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南腾冲考察了艾思奇纪念馆，向全党传递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家本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强烈信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才能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作者简介：任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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