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以坦（1923—1994年），人民出版社原出版部副主任。本文写于1990年5月。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以下简称出版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的出版，在全国及全世界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遍认为，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理论和经验的结晶；同时也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鉴于这部著作的出版的伟大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都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工作中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从而使这部著作在封面装帧、版式设计、校对和印刷装订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被认为是建国初期出版质量最高的政治理论书籍，受到出版界和全国人民的赞扬。当然，这本书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是上级的正确领导和支持，全体工作同志的积极努力的结果。更与当时在人民出版社直接具体负责领导出版这本书的梁涛然同志分不开。
白以坦同志
早在建国前，各个解放区都曾分别出版过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有的还编辑成集。但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各解放区只能根据电讯稿排版，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错讹；而编辑成集的毛泽东著作，也由于未经作者审阅，在选择的文章内容或文字上，难免有不当之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学习毛泽东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以指导革命实践。同时，由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者也迫切需要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为此，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同志直接主持的，胡乔木、陈伯达和田家英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出版工作交由人民出版社承担，田家英同志负责与出版社联系。而我社则指定梁涛然同志负责这项工作。当梁涛然同志得知中央将出版《毛泽东选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社时，在思想上特别重视。当即根据出版委员会向我社提出的配合编辑工作过程中的一些要求和步骤，精心制订了工作计划，向社及出版总署领导作了书面汇报。同时，还根据出版委员会的建议，提出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并提出了工作人员的名单，请领导审批。经领导研究后，我社配合岀版委员会编辑工作的小组由梁涛然、刘锋、张慎趋和白以坦4位同志组成，梁涛然同志负总责。小组成立后，首先由梁涛然同志介绍出版委员会的情况及对我们小组工作的要求。他说，出版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中央有关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兼任的，其下设一个办公室，田家英同志除参加编辑工作外，还兼管办公室的工作，并负责与我社联系。出版委员会要求我们小组，在配合编辑工作过程中，首先做到对发来的稿件要绝对保密，不得遗失和外传，排岀的校样也不得外传和遗失，废样一律收回销毁；其次是要求各篇文章的排版规格做到整齐划一，校对保证一字一点不错，按照指定的时间准时送交作者审阅，待作者审阅后，再根据作者所修改的进行改版，仍应保证校对无误后准时送交作者审阅，直到定稿时为止。此外还希望小组协助他们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如人名、地名、事件名称、日期、引用文章、讲话等的资料核对工作，以及我们发现的原稿错别字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均可在校样上用铅笔提出来供作者参考，但绝不允许擅自进行更改。根据以上情况，小组成员进行了分工：梁涛然同志负责与出版委员会联系，并领导全组进行工作；刘锋同志负责原稿和清样的收发和登记，并负责公文和档案的保管以及提供需要进行核对资料的条目等项工作；张慎趋同志除负责校对、誊抄和核对作者所修改的文字工作外，还负责收集需要统一的用字和用词的资料；白以坦同志除负责校对、誊抄和核对作者所修改的文字工作以外，还负责版式设计以及与印刷厂的联系工作。虽然小组大体上进行了分工，但如遇到某一工作环节任务繁重人力不足时，全组同志就共同进行突击，保证准时完成任务。与出版社成立工作小组的同时，我社也建议并协助承担《毛泽东选集》印制工作的北京新华印刷厂，成立了配合出版委员会编辑工作的排版工作小组，在车间内专辟了工房。
人民出版社同志在检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精装本装订质量。左一徐砚华、左二张慎趋、右一刘智钟、右三李铁良、站立者白以坦
这里还值得介绍的一个情况是：在中央决定交给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毛泽东选集》这一伟大而又光荣的任务的时候，适值我社在原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的基础上重建不久，而其成员有的是在老解放区的书店和报社工作过的同志，还有少数是在旧社会新闻出版社工作过的同志，而绝大多数是在全国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当时，出版社的各项工作制度也正在建立和健全之中。因此，梁涛然同志领导我们工作小组，在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边开展工作边总结提高的办法，不断建立和制定出小组的各项临时的工作制度。这样，不但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使小组的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并逐步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例如，根据出版委员会对小组的要求，首先在组内拟定了《工作纪律》。《纪律》规定，不得将组内的工作情况透露给与本工作无关的任何人，更不允许将原稿和校样丢失，废稿和校样一律收回统一销毁。尽管组外的同志有这样和那样的反映，说小组在搞神秘化、不参加运动搞特殊化等等，但小组同志严守工作纪律，因而受到了出版委员会和社领导的信赖。又如，在排版过程中，发现印刷厂的铅字是用几副不同笔型的铜模混用铸出来的，不但笔形不协调，有的同一个字也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像“够”与“夠”，“閙”与“鬧”，“鬥”与“閗”、“鬬”字等等。于是，除和印刷厂协商选用一副笔形较好的铜模外，还共同商定选用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用字，并制定了《统一用字表》共同遵守执行。再如，由于发排的稿件是分次或分批进行的，虽然在排稿上注明了字体的大小、占行等等，但打出来的样子却常常不能一致。为此，又制定了《版式规定》。用文字注明了篇题、章题、节题、小题、题序、注释、题解星花的字体字号，还确定了注线的长度、各种标题占用的行数，标题字少的字与字间空的距离，以及左右之间的距离（加几号的几根条）和上空正文几个字等等，并排出标准的版式规格清样，发给厂社工作小组，以便和校样核查。随着出版委员会编辑工作的进展，又陆续拟定了《统一用词》、《关于发稿、校对及付印工作的程序和制度》等等。当编辑工作完成后，在进行正式出版的排版、印刷、装订工作的过程中，也根据各个工序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拟订了不同的工作制度。如，在打纸型时，发现有的铅字因损坏而使字和字意变了形，像“太”字的点被打掉了变为“大”字，或上版时解掉捆版绳时将边行文字颠倒等等；在印刷过程中，由于铅版磨损挖改铅版换错了字，将联系的“繫”字换成“擊”；在出版普及本照相制版时，由于照相底稿纸上的杂质感光，将支持的“持”字制成了“特”字；在制铜版时由于个别地方没有压上蜡，致使大标题末尾掉了几个字；等等。都及时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制定了制度，避免和堵塞了各种事故的发生，因而保证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其单行本高质量的出版和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以后，梁涛然同志领导我们全体同志及时地总结了这一年多来的工作，并对小组的临时工作制度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经领导批准后形成为正式的工作制度。这为以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至四卷和各卷的单行本，以及《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和其他毛泽东著作高质量的出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以后我社高质量地出版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和中央文献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出版工作经验。时至今日，我社陆续出版的《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和《陈云文选》等，仍然沿用了《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所制定的部分制度和经验。回忆我社几十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中央领导同志在我社重建大会时所作的谆谆教导，仍呈现在我的眼前。他们一再强调，人民出版社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理论书籍出版社，是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机构。出版社出版的一切书刊，都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影响。因此，要求全体同志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多出好书，多出人民喜爱的书，把党的出版工作搞好。与此同时，也使我回忆起和怀念那些付出一生辛勤劳动，全心全意为党的出版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老同志，以及那些和我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志。尤其是早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编辑部就领导过我、以后又领导我参加毛主席著作出版工作的梁涛然同志。他在工作中的那种高度的政治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日夜忘我工作的精神，以及他那善于教育和启发同志认清所从事的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主动依靠组织和争取组织的领导和支持，及时总结工作经验，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保证各个环节的工作质量，并通过规章、制度的制定，将工作推向新的高度的优良品质和行动，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目中，值得我努力学习，让我终生难以忘怀。回忆起往日的战斗历程，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党对我的培养教育，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热诚关怀和帮助，我除了表示衷心的感谢外，并愿以实际行动，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继续发挥余热，为今后的出版工作作出自己一份微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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