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栉风沐雨中，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百年历程，这是在披荆斩棘、历经磨难中赢得胜利、铸就辉煌的一百年，充满着深刻的辨证法。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写下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壮丽篇章，是在不断克服矛盾和伟大斗争中实现的。哲学是智慧之学。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哲学智慧。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斗争话语的历史演进及思考

话语在当代显得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成为一个日益凸显的重要研究领域,而且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1]。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斗争话语。回顾百年来党的斗争话语,分析其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有助于掌握斗争的基本原理、科学规律和基本方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斗争话语的分析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推动事物发展。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精神底色,其批判的革命品质和实践品格都内含着斗争精神。梳理建党百年来的斗争话语,具有强烈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深刻把握党的发展史和斗争史的内在关系

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2]。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革命斗争的党”,能“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3]116。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从“反对霸权主义”的角度认为“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4]289。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伟大斗争”的丰富内涵。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话语不是狭义上的“争斗”“打斗”“对抗”,而是体现为适应不同阶段历史任务的“革命”“解放”“改造”等话语表达。梳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话语,目的是把握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线索,深刻理解党的发展史和斗争史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斗争历史,要始终从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视野理解斗争的必要性,明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的深刻内涵,理解“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有9 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5]的必然性,从而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斗争话语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

为此,首先要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进行了哪些斗争?要认识到党的斗争话语是如何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进程中基于世情、国情、党情而发展变化的。如五四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革命年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武装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初反封锁、反霸权的斗争,改革开放时期反对资产自由化、反对西化的斗争以及新时代新的伟大斗争。其次要理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需要斗争?要分清历史上不同性质的斗争,如有些斗争是为了解决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对抗性矛盾,有些则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从而为掌握“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问题提供价值论指导。最后是分析斗争是如何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在这一点上,既要总结斗争取得的成就,还要反思历史教训,核心是把握斗争与转化的关系。“转化”是矛盾学说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发展中的最基本形式。列宁曾强调:“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互相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6]90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斗争话语,目的是思考如何通过斗争推动矛盾转化,从中把握党成长发展的规律性。

(二)为百年变局下新的伟大斗争提供历史镜鉴

研究历史是为了服务现实。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斗争话语,有助于为百年变局下新的伟大斗争提供历史镜鉴。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此,我们要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视角,深刻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新特点、新形式、新要求。

首先要充分认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斗争?要从新的矛盾、新的发展、新的使命的视角,深刻把握“强起来”必然面临伟大斗争、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导致伟大斗争、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必然呼吁伟大斗争的内在根源。其次要理解新时代斗争为什么伟大?要从赢得优势、赢得未来、赢得主动的视角,深刻把握新时代斗争的战略性、全局性、系统性。如果说过去的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新的伟大斗争则是为了实现长期执政;过去的斗争主要是立足本国政治实践,新的伟大斗争还包括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一大党在世界舞台上如何发挥作用,事关全面从严治党、涉及民族前途命运和国家核心利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最后是如何做到科学斗争?不仅要总结建党百年来的斗争线索,还要分析斗争的具体形式。在实践中,斗争必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有理论和实践的、国际和国内的、党外和党内的、立场和路线的、显性和隐性的,对之具体分析,有助于从方法论视角理解斗争与团结、斗争与和谐、斗争与机遇、斗争与稳定的关系,正确把握斗争的原则要求。如宇宙万物的发展既有斗争,又有和谐,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强调斗争,同时强调斗争的目的是消灭“差别”,达到“同一”。“‘和而不同’中的‘和’是承认差异、差别、乃至矛盾和斗争的。”[7]厘清上述关系,对于明确斗争的目的很有必要。同时可以从中学习斗争的具体策略,掌握科学思维、避免陷入斗争误区,做到敏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服务。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斗争话语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话语演变,按历史发展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话语

1919—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斗争话语的高峰期之一。话语主题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话语建构主要是通过引入十月革命、结合中国现实获得话语权,主要话语形式有:

第一,五四运动前后同各类思潮的思想斗争话语。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源头应追溯至新文化运动关于众多社会思潮的论争中,思想论战是在“社会改造”语境下中国社会矛盾的话语表达。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先后进行了问题与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20世纪30年代,党的各级组织先后以“斗争”为刊名出版了10多种出版物,期间还有围绕“东西文化”“科学与人生观”“真假三民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论战,等等。这一时期同各类思潮的思想斗争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开展理论斗争的最初形态。

第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武装斗争话语。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1922年,党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时就提出用斗争取得权利,针对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但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武装斗争。党的二大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北伐战争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成为大革命时期的斗争话语。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建立自己军队的必要性,1927年毛泽东提出“武装革命”,“八七”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论断,随后又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鲜亮的斗争话语。

第三,“停止内战、坚持抗战”的抗日战争话语。抗日战争开始后,适应形势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话语转变为“抗战”。1939年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同年9月,毛泽东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论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话语。194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共产党斗争史上最生动的斗争话语之一。另外,这一时期还穿插着针对国民党反共摩擦的斗争,毛泽东提出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观点,提供了党的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重要方法论。

第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延安整风话语。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内纠正不正确立场的思想斗争。1941年,毛泽东提出了“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的重要观点,指明了斗争方向是“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的演讲中291次提到斗争,强调“我们是一个领导广大群众战斗的党”。总之,延安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理论斗争,在斗争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多次同错误思想、倾向和路线的斗争,包括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在斗争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第五,争取最后胜利的解放战争话语。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斗争话语,1947年中共中央响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成为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斗争话语。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诠释和构建了完整的革命话语,在话语鼓舞下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殊死斗争,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最终取得了斗争胜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斗争话语

1949—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斗争话语,依次围绕以下三个核心和主题展开:

第一,将革命进行到底: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话语。“这一时期斗争话语建构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巩固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创造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8]1949年,为坚决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过程中继续斗争的话语,主要是解放全国、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外交战线斗争、扫除旧社会痼疾的斗争及“三反”“五反”等与新旧、内外势力的斗争。此外,还包括在刚刚解放的城市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的斗争,如以上海为主战场打赢了“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

第二,坚决捍卫主权:应对外部干预的斗争话语。这主要指朝鲜战争爆发后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号角,以及此后由于美苏冷战的影响,面对各种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对外斗争话语中有很多新提法。面对美国插手台湾、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苏军屡次侵犯中国东北、美国策动并出兵柬埔寨,提出了“对小打、中打以及大打,都有所准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打倒社会帝国主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等斗争口号。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话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话语主要是“阶级斗争”,由此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全面的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系列话语,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的严重局面。党的九大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教育革命”进一步促进了“斗、批、改”运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正常的斗争话语得到纠正。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斗争话语

改革是在关照现实问题和反思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持续开展的,改革开放后党的斗争话语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包括:

第一,冲破“两个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话语。这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拨乱反正,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思想上的禁锢,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路线,并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之后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使党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上迈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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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刚柔结合:应对西方势力的斗争话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外交领域改变了斗争策略,刚柔结合,独立自主。20世纪80—90年代,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和制裁,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宣示“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我们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4]320;针对部分国家抛出中国“好战”论时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4]328;在应对西方制裁时强调“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4]359;面对东欧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时指出“谁也压不垮我们”[4]321,这些都体现了深刻的中国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历代领导人还从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角度,对自我革命提出了很多论述,也属于党的斗争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邓小平指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江泽民强调必须解决好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胡锦涛高度重视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要求必须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保证党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些论述与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内在统一性。

(四)新时代的斗争话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从党的十八大提出“伟大斗争”到十九大提出“四个伟大”的完整体系,“伟大斗争”成为新的斗争话语。其中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抵御“颜色革命”、反对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展反腐败斗争、抗击疫情等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主要体现在: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到刀刃向内:以自我革命为核心的斗争话语。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关键斗争话语,“自我革命”是习近平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从严治党中提出的,多次强调“打造和锤炼自己”“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党的十九大将之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具体包括“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达到“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事实证明,自我革命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强大生机。

第二,维护国家安全:应对国际范围重大挑战的斗争话语。进入新时代,由于百年变局下的国际关系深刻调整,大国博弈不断升温,维护国家安全、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成为我国应对重大挑战的斗争话语。为此,2013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推进了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2014年习近平强调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丰富、宽广和复杂。2016年强调“打好主动仗,做好各种斗争的准备”;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成为应对国际挑战的基本立场和根本保证;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安全”一词出现22次,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安全和发展的关系。

总之,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既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各个领域遭遇的各种新矛盾、难题、阻力、挑战、考验、风险的斗争,又是一种国际新的复杂形势下的斗争,包含着奔着矛盾难题、风险挑战去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担当精神。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斗争话语演进的内在逻辑

历史是以事件生动呈现的逻辑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10]深刻把握党的斗争话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程,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斗争话语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根据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斗争的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是指思想体系在命题上的严密性、合理性、一致性。理解建党百年斗争话语演进的理论逻辑,核心是回答什么是斗争、斗争的依据是什么、不斗争行不行的问题。为此,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出发,分析“矛盾决定斗争”的科学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存在于事物之中并贯穿于事物发展始终。“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1]58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说明矛盾范畴既体现了客观规律,也反映了认识规律。

那么,矛盾和斗争有什么关系呢?从“矛盾—发展—斗争”的链条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有斗争,才能发展”。从人类社会领域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可见,正是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变化。重要的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辨析和界定是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的重要认知方式之一”[12],“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13]。纵观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作为准确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伟大的认识工具”,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以此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党带领人民进行斗争、推动矛盾转化的历史。

具体而言,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并提出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斗争是武装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斗争针对的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斗争是新的伟大斗争。总之,矛盾分析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提出斗争的深刻依据。

(二)遵循客观规律发展推进斗争的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统一的。“矛盾决定斗争”是建党百年来斗争话语的理论逻辑,而如何实现矛盾转化、促进事物发展则是推进斗争的历史逻辑。梳理历史发现,斗争不是盲目的,是不同时期矛盾演进的统一过程,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的对象和方式相应发生了变化;再如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现状、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加之世界格局的演变,必然产生带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矛盾,即“强起来”的新使命依然需要新时代伟大斗争。由此决定了新时代伟大斗争必然是克服发展阻力、赢得优势的斗争;是实现民族复兴、赢得未来的斗争;是提升国际地位、赢得主动的斗争。这些都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4]265。

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历史发展规律时,必须从历史舞台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这是因为历史是随着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社会基本矛盾是靠人民群众来推动的,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从这一点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根据人民需求、紧紧依靠人民开展斗争的历程,体现为从求人民翻身解放、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进程。在这一历程中,只要违背、阻碍、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事物和因素,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管是军事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文化的,都成为斗争对象,而且斗争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一切工作都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如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为赢得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一部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了人民展开斗争的历史。百年来党的斗争话语蕴含着“为什么出发”“党从哪里来”“为谁斗争”“依靠谁”的问题,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论证了人民的事业就是党的事业这一基本结论。

(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斗争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体现了从现实出发、针对问题采取具体措施的行动逻辑。如果说理论逻辑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斗争话语的根源,历史逻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斗争话语的历程,实践逻辑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斗争话语的实现。矛盾决定斗争是从宏观层面讲的,一旦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斗争的开展是很复杂的,是展开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斗争?是直接还是迂回的斗争?是局部还是全方位的斗争?是剧烈的还是缓和的斗争?不能一概而论。为此,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多次反对过单纯军事的观点;另外,属于军事斗争的对象,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会以经济的、文化的斗争为重要手段。在不同情况下针对同一对象的斗争方式也是不同的,如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不同阶段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

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斗争实践发现,党的具体斗争始终是围绕中心工作而展开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是中心工作的一部分,是推动中心工作的方法。中心工作是指在各个历史时期起主导地位或决定性作用的工作,起着带动其他工作的主导作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立足全局,抓住重点,采取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不同。例如党的一大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党的七大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党的十五大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中可以把握党围绕中心工作开展不同斗争的辩证法和方法论。在新时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美博弈成为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主线,只有紧紧围绕双循环,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以战略布局赢得发展先机、以战略优势化解外围困境、以战略定力把稳发展航向,而不能将伟大斗争理解为简单对抗。

四、对新时代提高斗争本领的深层思考

知往鉴今。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斗争话语,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目的是不忘记伟大斗争,提高新时代斗争本领。

(一)坚守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价值立场

这是从价值论角度回答“为什么斗”“和谁斗”的问题。首先,“为什么斗”是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立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2]面对这场涉及全球新兴科技、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治理秩序的变局,中国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国际地位随之发生着深刻变化。再加上西方社会用几百年缓慢释放消化的经济发展问题、社会转型问题、环境生态问题,中国必须在短时间内面对、经受和化解,其难度之大、风险之危不言而喻。特别是传统国际规则被挑战和破坏,全球经济一体化被阻挠,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剧烈,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增大。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考验”长期复杂,“四大危险”尖锐严峻,需要一步一步地克服和解决重大挑战、风险、阻力和矛盾。总之,在这一变局中,必然要求我们破解挑战、寻找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核心是克服阻力、赢得优势。

其次,“为谁斗”是回答价值立场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伟大斗争是以人民立场开展的斗争。虽然具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包括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改革发展、内政外交国防、保障和改善民生、乡村振兴、生态环境治理、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由此决定了斗争对象包括体制顽瘴痼疾和藩篱、腐败分子、分裂势力、自然灾害、国外反对势力,是全方位、多层次、复杂深刻的斗争。

在坚持伟大斗争的价值性不动摇基础上,还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伟大斗争“是以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变化和新的特点为表征和表象的”[15],是为了创造稳定的国内外发展空间、赢得国际生存空间和国内发展机遇而展开的全方位的斗争,与历史上其他斗争存在明显不同。如果说过去的斗争具有显性特点,那么新时代伟大斗争则是隐形而深刻的。“应当说,无论是防范风险的先手还是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说到底都是斗争之举。”[16]为此,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二)把握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科学内涵

把握新时代伟大斗争,还要从认识论上掌握斗争的科学内涵,分析伟大斗争的原理、内涵、目标,明确斗争对象、内容、尺度,避免盲目性。

首先,明确斗争对象是为了防止“四面出击”。为此要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突出主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17],都属于新时代的重大风险,因此这五个方面就成为伟大斗争所涵盖的对象。

其次,明确斗争内容是为了有的放矢,为此必须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14]这“五个坚决”阐述了伟大斗争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反渗透、反颠覆、反分裂、反霸权、反腐败、维护国家安全、战胜自然灾害。

再次,把握斗争的尺度是为了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曾强调要以斗争手段达到团结的目的。为此,伟大斗争中要把握量变与质变、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把握好广度、深度和进度等各种“度”。要处理好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做到有备无患、统筹推进、内外兼顾。

在认识论层面,把握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科学内涵,还需要处理好以下两对关系:一是斗争和安全、发展的关系。要认识到安全是斗争的前提,没有安全的斗争是危险的,没有斗争的安全是虚无的。因此要在斗争前考虑安全要求,在斗争中确认安全变化,在斗争后总结安全经验。在斗争中确保安全,在安全时推动斗争,实现斗争和安全的良性互动。要牢记“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理解斗争促进新的发展、新的发展出现新的矛盾、新的矛盾产生新的斗争这一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二是斗争的内部和外部关系。要认识到内部和外部是密切相关的,不解决好反腐败、全面从严治党等内部问题,就不能有效应对来自外部意识形态安全、国际新挑战引发的不得不面对的斗争。伟大斗争是全方位、系统的,是内外联动的,贯穿于新国家安全观之中。因此,伟大斗争要把“立足世界看中国”和“跳出中国看中国”统一起来。

(三)掌握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重要方法

如果说世界观是说明“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则是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际上就是从方法论角度讲的。提高新时代伟大斗争本领,关键是要将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和法治思维自觉运用于斗争过程中。

首先,将战略思维融入伟大斗争中,有助于在斗争中把握总趋势。战略思维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可以保证斗争始终不偏向。“70多年的历史中,从来不乏各种各样的危机与考验”[18],但依然创造了长期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用战略思维审视矛盾,可以从斗争的核心、全局和长远上谋划,从事物发展规律上把握,从政治方向、主要矛盾、目标要求上思量,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这个根本方向;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全局看问题;紧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蓝图,解决关乎根本、全局和长远的问题。

其次,伟大斗争要特别注意坚持底线思维,这样有助于在斗争中保持定力。底线思维是做最坏准备,争取最好结果的思想和方法,具有目的性和前瞻性,可以保证在斗争中处变不惊。斗争中要既拿好“望远镜”又拿好“显微镜”,既要观大局、思大势,又要不忘危、不忘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承认风险、明确风险,做最坏准备、尽最大努力。斗争时保持定力,毫不动摇,毫不退缩,同时以不断斗争稳守底线。

再次,伟大斗争要始终坚持辨证思维,把握风险和机遇的辩证法,在斗争中化危为机。这是因为风险中藏有机遇,机遇中必有风险。保持风险意识不仅可以避开不必要的风险,还可以在风险中寻找机遇。为此,要在把握风险中预防风险,在日常中主动发现风险,在斗争中主动识别风险,因势利导,从风险中创造机遇,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备之战,也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主动战。

除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辨证思维外,历史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也在伟大斗争中有深刻体现。伟大斗争需要强化历史思维,是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看待矛盾,经常回头看过去走过的路,抬头把握面前的路,在历史规律中汲取智慧,在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更好制定未来斗争策略。伟大斗争还要因时而变,坚持守正创新,树立创新思维。伟大斗争面临多种矛盾,创新是破旧立新,需要因事而变,因事而新,“既不能无所适从,也不能墨守成规”[19]。创新需要集中群众智慧,所以伟大斗争中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参与不可缺少。伟大斗争还必须坚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为公平正义提供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本文作者：马忠(1974- ),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薛建航，男，西安交通大学马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H025)。

文章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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