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最早发行的“历史性、批判性”全集

《尼伯龙的宝藏》

[韩] 郑文吉

最早发行的“历史性、批判性”全集

我们在前文中考察了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EI)收集资料的过程，尤其详细梳理了珍稀藏书的购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馆藏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复制工作。然而应该说，MEI对这些珍贵资料的精心整备，只有最终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版全集(Marx-Engels-Gesamtaugabe,MEGA1)出版时，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MEI起步之时，梁赞诺夫的出版计划首先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俄文版全集(Socčinenija)。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梁赞诺夫“对［伯恩施坦所藏］资料进行了缜密分类，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馆藏马克思恩格斯的未刊行遗稿进行了详尽考察，接触到大量崭新而有趣的事实”，因而修改了原先的编辑计划，制订了同时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国际版全集(MEGA1)的计划。也就是说，梁赞诺夫认为：“单只为翻译成俄文而通过如此庞大的工作来整理和誉写资料，这似乎并不合适。”[1]

梁赞诺夫特别指出：“至今还未有这样的尝试，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的所有文献遗产进行很好的整理，以用于研究。因此，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遗稿进行完美汇编，批判性、学术性地予以出版，则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如此，他仍制订计划，想使“学者们能够接近那些至今不为人所知的及分散在各处的，或已出版的但有局部错误，并不完整的所有资料”，即出版能够“满足所有学术要求的两人著作的批判性全集”[2]。

梁赞诺夫的这一马克思恩格斯国际版全集出版计划，在1924年5月和7月召开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三届大会和共产国际的第五届世界大会上正式通过。被委以如此宏大课题的梁赞诺夫，为了这一马克思恩格斯国际版全集的出版，以MEI为中心，进行了国际合作，并推进、开展了实际工作。

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1870-1938)

一、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全集的问题

为了了解当时梁赞诺夫所计划的这一马克思恩格斯国际版全集的结构，我们有必要对以下资料加以分析，一是似颁布于1925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国际版全集的宣传册，二是刊登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中的《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题的报道，三是192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1)第1部第1卷第1册(I/1.1)卷首的梁赞诺夫写的“总序”(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3]。首先，我们有必要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国际版全集并非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个人著作全集，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著作全集。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今天我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著作（全）集是理所当然的，但从历史上看，著名思想家的合并著作（全）集实际上是极其罕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具体地考察、分析梁赞诺夫是为何会作出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的著作全集的构想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宣传册在卷首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预言家、组织者”，并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导入历史进程的他们的世界观和整个思想”，因此，“为了缜密研究这一世界观的起源与形成，展示既是学者又是斗士的两人的影响作用的全貌，不仅要将他们的理论工作，还须将有关他们的实践和组织活动的所有证据和证物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他们两人是互不可分的”[4]。这样，梁赞诺夫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而归并在一起，使他们两人的共同全集成为既定事实。

正如本书第二部分最后一节中所述，不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还是在他们逝世之后，都有出版他们两人著作的尝试，但却都考虑的是个人著作集。20世纪20年代以前，例外地将他们两人姓名共同罗列的著作集共有三种，这就是梅林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1902）、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以及1917年出版的梁赞诺夫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1917)[5]。其中，前两种是为了方便起见或出于介绍性质而不可避免地采用了姓名罗列方法，只有梁赞诺夫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才称得上是划定时期的共同著作集。这似乎可以联系到梁赞诺夫对出版“维也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计划”中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著作集”所抱有的执著信念。该计划是1910至1911年，梁赞诺夫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讨论制订的，并将结果递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他在“维也纳编辑计划”的第Ⅲ项中曾指出：“他们的著作无论是在人格上、党的历史上或是学术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某些著作而言，其作者究竟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抑或是二人合著，还存有疑问。”[6]

马克思与恩格斯

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在梁赞诺夫这一主张的背后，是20世纪10年代前后他通过研究，通过考察收集马克思的东方问题和第一国际相关资料而获得的学术洞察力。1917年，他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的标题下，出版了头两卷（计划共出版四卷），随即准备出版第一国际相关资料；而出版该《著作集》的迪茨在1915年谈到处于排版中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Engels-Werke)时，认为如若将之扩大至13卷，就可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Gesammelte Werke Marx-Engels）之始。因此，这一时期梁赞诺夫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著作（全）集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且他的这一观点和出版商迪茨的想法似乎是相吻合的。[7]

当然，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全集在学术上是否妥当，现在仍存有争议，但20世纪20年代至今，共同全集之所以几被视为当然之事，则是基于在梁赞诺夫计划下所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性、批判性全集》(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kre/Schriften/Briefe,1927-1935)(以下简称为MEGA1或旧MEGA)的深远影响。[8]

二、MEGA1的基本编纂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版全集编纂工作由梁赞诺夫指挥，以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EI）为中心，通过国际合作得以推进。如前文所述，为了拷贝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法兰克福社会调查研究所签订了学术协议，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MEAV)，并在莫斯科的MEI,对收集到的资料集中进行整理和认读。而这些工作的最终目的，则是编纂出版历史性、批判性的全集，“不管对于何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都成为其客观基础(Grundlage)，换言之，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所有精神遗产一目了然地加以整理，如实再现”[9]

我们的版本所追求的最为重要的目的是，必须让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的思想全貌(Ideenkomplex)在所有领域内都能够为学术研究所利用。因此，我们摒除任何主观的介入或解释，将重中之重放在严格意义上的准确的文本再现上。[10]

从引文可知，梁赞诺夫强调文本的精准再现，将之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必须具备的首要品格。他还表示，“将他们有文字记录的所有精神证物，完美地、有体系地汇编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仅包括狭义上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评论，还包括未完成的著述、未刊行的评论与片断。而且，他们两人准备工作的成果（资料集Stoffsammlung、草案、短文、草稿Rohschriften,个别著作中未采入的片断）也同样地在最大限度上加以利用，必要时予以刊载”，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则除了两人的通信以外，他们收到的第三人的信件也包括在内”[11]。

此外，该宣传册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下面这一表述“所有信件和著作使用原文本的语言文字(in der Sprache des Originaltextes)进行再现，编者序或注释采用德文”[12]。这一表述明确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版全集所使用的基本语言文字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母语——德语。

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原则，可以看成是1910年梁赞诺夫与维也纳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商定最早的编辑原则之后，继续不断加以斟酌而成的结果。因此，罗基田斯基将之概括为以下四项。

1)忠实于文本，批判地加以接受Texttreu und Textkritik。

2)叙述文本的发展过程Darstellung der Textentwicklung。

3)[按照当时的留存状态］采用完美性原则Anwendung des Vollstbndigkeit [entsprehend dem damaligen Uberlieferu ngsstand]。

4)[通过详细的文献证据］注以文献的批判性注释textkri­tische Kommentierung[detaillierter Quellennachweis usw.]。[13]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版全集便是根据上述基本编纂原则，而正式加以阐明的最早文件，则是1926年的宣传文，其中对全集的各部各卷结构预告如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分成四部，将发行大开本42卷。

笫1部有17卷，收入他们两人的哲学、经济学、历史、政治著作，以编年顺序排列。但马克思的毕生巨制《资本论》则为例外，计划从第I部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第Ⅱ部。因此第Ⅱ部将由13卷组成，出版那些至今还未被考虑过的马克思为数庞大的手稿。这里将利用原有的手稿(Originalmanuskripte)，恩格斯编纂的《资本论》将被复原成原来的形态。

第Ⅲ部由10卷组成，将不作[1913年倍倍尔、伯恩施坦版那样的]修改和删节，以完美版本来再现为数庞大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且将包括那些未曾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著作，或因与其生平的特定时期没有密切关系而未收入之前的相应各卷中的其余信件。

最后的第Ⅳ部有2卷，是总的索引(Gesamtregister)，计划起到一种马克思恩格斯辞典(Marx-Engels-Lexikon)的作用。

另外，编者序和注释将可被利用来首先阐明个别著作的撰写目的和形成过程。

文本大多根据原有的手稿，批判地加以确定。无法找到原件的情况下，将依照作者的最终版本(Autorenausgabe),并附记重要的异本(Varianten)。[14]

每卷将附以人名索引。

正如该宣传文所阐明的，192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原则已有了大纲，但随着分卷编纂的进行，这一原则渐渐变得具体。例如，对于第I部的著作，虽说“除《资本论》外的所有著作”均按“编年顺序”排列，但梁赞诺夫于1927年4月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序中却明确表示，这一原则无法严格地适用。换言之：“若从逻辑上的关联性，或按个别领域及主题来（分卷）划分资料，则原则的适用就变得更加困难。（此时）两个范畴就组合起来使用。在这里，与其按严格的编年顺序而导致断裂，不如就优先采用了发展史的观点。”[15]

三、MEGA1各部各卷结构的具体化

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和出版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因同时进行对资料的收集、认读和整理，故各卷结构具有相当大的流动性。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EI)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工作虽然是各卷同时进行的，但相对集中于第I部（著作与评论）和第Ⅲ部（通信）。

首先，就第I部而言，以1852年为分界线，将所有的编辑人员分成两组。这样的划分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因为这一年前后的历史、政治环境有很大不同。MEI还表示，在第I部中，重点放在先出版第1卷和第15卷上；并报告说，1925-1926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第1卷时，MEGA1第I部第1卷的大部分文稿已经付印[16]。而1927发行的MEGA1第I部第1卷第1分册（MEGA1 I/1.1)的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序中，则更为具体地叙述了对MEGA1第I部各卷的设计。[17]

根据计划，MEGA1第I部第1卷和第2卷将分别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精神和思想上的亲密伙伴之前的著作。从他们最早的著作开始，到1844年的《德法年鉴》，将他们的著作分开来刊载，并按照年代，收入与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有关的各种文件，以及他们各自收到的信件。[18]

《德法年鉴》

第3卷则刊载马克思恩格斯《德法年鉴》之后到1845年春的所有著作和评论，这里将包括《神圣家族》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时期，他们的共产主义还处于“现实的人道主义”(realer Humanismus)，他们那时还是费尔巴哈主义者(Feuerbachianer)。[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序中还宣布，第4卷将刊载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共同撰写的1845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体现出“反对德意志哲学意识形态观点”与他们以前观点的“对立态度”，换言之，对他们“以前的哲学认识”作了清算，但当时这一著作只有些片段为人所知，并称不仅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史，而且对于德国的普遍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历史，该著作都具有重大意义，真实体现了他们从黑格尔经由费尔巴哈到达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20]

第5卷则计划包括从1846年下半年开始，至1848年革命期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关他们两人与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蒲鲁东的小市民式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等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形成；最后收入《共产党宣言》[21]。

切塔姆图书馆

1848至1849年的革命期，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之前的一段时期(1848-1852)发表的论文和小册子，除前面的第5卷有所收录外，将成为第6卷和第7卷的主要内容。继这一时期之后，从1852年至1862年，即革命以后的10多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评论、著作、小册子，因数量庞大，预计至少要编纂7卷（第8-14卷）。而第一国际期间(1864-1876)他们撰写的评论、宣言、决议等，则计划刊载于第15卷。最后两卷（第16-17卷）则打算收入1876年至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间他们两人的著作。[22]

接下来的第Ⅱ部至少要有13卷以上，收入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这里包括以往未加考虑过的数量庞大的马克思的手稿，以及为《资本论》而作的所有预备笔记(Vorarbeiten)。第Ⅱ部所含各卷的最大难点就是文本的复原(Textherstellung)，这是因为不仅要将作者出版的最终版本(die letzten Autor-Ausgaben)与之前出版的版本进行比较，还要与手稿、经过数次修改的修改稿、记在马克思文本上的恩格斯的修改指示(der Nachweis der [……] Umarbeitung)等作对比，再加上未曾出版的为数众多的经济学笔记，以及散在于马克思大量经济学摘录笔记上的各种敷衍说明、批判性的评注、文献概观等，需要编辑人员付出长期无止境的努力，并进行具体分工，通过资料的内在关系，严格地制定各卷的界限。[23]因此，在一直持续到1935年的MEGA1发行期间，第Ⅱ部未发行过一卷。[24]作为第Ⅱ部编辑人员的工作成果，只有1939年和1941年发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hrsg. von  Marx-Engels-Lenin Institut, 2. Bde. , Verlag fur fremdsprachliche  Literatur, Moskau 1939,1941),该书未冠以“MEGA”标题，而是以独立的著作出版。[25]

此外，当初计划出10卷的第Ⅲ部，则决定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这里首先刊载了他们两人的通信，然后是他们寄给魏德迈(Weydemeyer)、库格曼(Kugelmann）、弗莱里格拉特(Freiligrath)、左尔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阿德勒、尼古拉(Nikolai-on）、施密特(Conrad Schmidt)等人的信件，最后是因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著作，或与其生平的特定时期没有密切关系，而未收入第I部各卷的其余信件中。

就第Ⅲ部而言，虽然按照编年顺序来排列所有通信看似理想，但却无法严格适用，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梁赞诺夫计划尽快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美的”通信集。[26]他明确指出，无论何时，两人的通信都属于历史性文献，以可信赖的形式加以完美无缺地出版，则是紧迫的学术要求。[27]

对于大多数与个别著作或各卷所属时期有密切联系的重要信件，则刊载于各卷之中(1927年发行的第I部第1卷中收入1844年中期之前的所有书信）。[28]

最后的第Ⅳ部有两卷，计划出涵盖整个全集的具体事项及人名索引。编者表示，该索引集将详尽地处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提到的或关涉到的所有对象、术语、基本概念、问题等，一个标题词(Stichwort)下所属的所有内容，都将及时地按编年顺序标示在一处。人名索引将包括所有历史性人物和马克思恩格斯引用到的作者，并呈现出他们两人对每个人物的评价是如何展开的。因此，该索引集将为那些想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理论的研究者们减轻负担，给他们以激励，使他们能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更为集中的研究。该索引集当然是在全集出完后再出版，因此届时将收入适用于全集各卷的简明索引。[29]

四、MEGA1的刊行

前文中，我们围绕1926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宣传册和《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第I卷的有关全集的介绍报道，考察了梁赞诺夫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EI)为发行《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性、批判性”全集》(Marx-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而制定的最早的基本编纂原则，以及由四部(Abteilung)组成的全集各部各卷的计划。而未竟之处，则1927年出版的MEGA1第I部第1卷第1分册(MEGA1 I/1.1)中刊载的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序来作补充叙述。MEI的这一编纂原则和各卷结构，随着1927年首卷出版、1929发行2卷、1930年发行3卷，而逐渐变得具体。这体现出，通过新发现的庞大资料和相关研究的累积，包括最先出版的MEGA1 I/1.1(1927)在内，之前的宣传册和文献中阐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计划得以不断地增补，变得越来越具体。

总之，根据上述计划和构思而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1)于1927年出版了首卷第1册，距MEI成立有6年，距梁赞诺夫在流亡生涯中与德国迪茨出版社筹划的马克思恩格斯四卷本著作集（其中只发行了两卷）出版有10年，距梁赞诺夫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商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计划，并将提案递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则相隔有16年之久。

然而，1927年的这一MEGA1第I部首卷（MEGA1 I/1.1)的出版，并不能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顺利刊行。梁赞诺夫和MEI负责的这一雄心勃勃且庞大无比的事业要成功地继续下去，首先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仅如此，还要同时进行长期而严谨的学术研究。实际上，负责该项事业的MEI,依靠将马克思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巨大财政、行政支援，依靠共产国际号召下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帮助，集聚了大量具有才华的研究人才。刚起步时，MEI的专家为数极少，之后，大多数的研究员则由各国拥护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程有望的青年党员来充当。他们怀抱着初创期的革命热情，全身心地投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工作。[30]然而，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关注的是，由于这一全集出版事业是“国家的”事业，肩负着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国家政策起了变化，或执政者对之的关注与好恶感情起了变化，这些则有可能成为直接左右这一事业成败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们通过1927年至1935年，即MEGA1不到10年的发行期，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里，为了便于说明，首先将这一时期出版的MEGA1各卷标题等相关事项按年度列举如下（见表4-1)。

自192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逐年发行后，起先比较慢；到了1930至1932年间，进展较快；1935年后便停下了。包括附卷在内，MEGA1共出版了12卷13册，并只限于第I部和第Ⅲ部。这意味着，将涵盖《资本论》及其预备笔记的第Ⅱ部，其出版准备期要比预想的要长。至1935年，距MEI成立已有15年之久，但第Ⅱ部的著作却一卷也未出版，这说明该项工作有何等艰难。在MEGA1停止发行的若干年后，即1939年和1941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出版，但并未冠以“MEGA”这一标题。这说明，即便在MEGA1的发行进入休止期后，MEI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与出版准备却仍在部分地继续进行。

第I部有7卷8册，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已出版的著作、评论，以及未出版的手稿、摘录、草稿和有关该卷主题的书信及文件，至1848年12月。这与19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1900年初梅林所计划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著作集的时间范围几乎一致。当然，已出版的MEGA1收录了著作与评论，以及许多未曾公开的新资料，对此我们应该高度评价其所取得的成就，但我们也看到，这一时期著作集的基本框架与以往的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变。我们从MEGA1 I/1.1刊载的对全集整体计划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出，第I部第7卷之前的刊载内容讲述得比较详细，但第8卷以后，即1848年革命以后时期的编辑计划却极其简略。在当时，似乎对1848年革命后的资料编纂还未确定具体的计划。[31]

收录书信的第Ⅲ部则出版了前四卷，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旨在及时地对1913年出版的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缺陷加以补充和修改。[32]尤其是考虑到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高度评价，以及有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早日出版简便的单卷本、单行本的意图，便可知这一忠实于原件的MEGA1版通信集在当时所具有的巨大意义。[33]但就连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这些通信，也未能完美无缺地按年代顺序整理并拟就目录，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完美地收集和整理他们两人与第三者的往来书信当然就将需要更多的时日，因此第Ⅲ部其余卷的出版也不得不延迟。[34]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

另外，MEI为了与法兰克福的社会调查研究所合作出版 MEGA1,决定让设于法兰克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MEAV)”执行MEGA1的出版任务。该出版公司作为拷贝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馆藏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原件协议的MEI方当事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真正出版MEGA1,却只限于1927年发行的第I部第1卷第1分册。因此，从1929年开始发行的MEGA1第二卷起，至希特勒掌权之前的1932年，这期间9卷10册的出版，则是由为出版MEGA1而在柏林设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来负责的。而1935年发行MEGA1的最后两卷时，出版地则移至俄罗斯，印刷者是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共同发行地的驻苏外国工人出版团体(Verlagsgenossenschaft ausländischer Arbeiter in der UdSSR)。[35]

注释

[1]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Historisclr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rke/Schriften/Briefe, Im Auftrage des Marx-Engels-lnstituts Moskau, Herausgegeben von D. Rjazanov. I/1.1, 1927（以下记为"MEGA1 I/l.l"), S. XXI.

[2]Prospekt der Gesamtausgabe,Marx-Engels-Archiv,Bd.I,1926,S. 461及MEGA1Ⅰ/1.1, S. XXI.

[3]从“伯恩施坦放弃其所保管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出版权，将之转让给柏林的社民党档案馆”这一报道来看，全集的这一宣传册最早应是在1924年底以后拟定的，且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第I卷中该报道所采用的表述是，“与本《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同时颁布的全集宣传册”，据此可推测日期应为1925年。"Marx-Engels-Gesamtausgabe",Marx-Engels-Archiv,BdIS.461-466.笔者所引用的该杂志，是1969Verlag Sauer & Auvermann KG/Frankfurt a.M.重刊的1928年法兰克福印刷版。MEGA1I/l.1,S.IX-XⅫ.另外，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于1926年出版，但最近的研究推算是1925年。Rolf Hecker, “Erfolgreiche Kooperation: Das Frankfurter lnstitut fur Sozialforschung und das Moskauer MarxEngels-lnstitut”, Beitra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2, 2000, S. 60.

[4]"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arx-Engels-Archiv, Bd. Ⅰ, S. 461. 

[5]参考郑文吉：《未竟的梦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见《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著作》，首尔文学与知性社， 1994年版，第335-348页。

[6]“资料2：维也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计划”，郑文吉，见前:书第409-411页重点见第410页。出处为Dossier Parteiarchiv(Div.Ⅲ/1), IISG, 刊登在：Go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uge", lntem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XXⅧ/1 (1983), S. 126-129. 另参见本书第二部第三章。

[7]N.Rjasanoff,"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wn K. Marx und F. Engels 1852—1862, hrsg. von N. Rjasanoff,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Stuttgart 1917. Bd. 1. S.Ⅶ-ⅩⅥ. 另见：Jurgen Rojahn, "Rjazanovs Studien in der Jahren 1907-1917", MEGA-Studien 1996/1, S. 56-57 Anm. 242.

[8]参考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文本编纂问题》，见《韩国的马克思学》，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4年版，第63-64,69-70页。

[9]MEGA1 Ⅰ/1.1. S.ⅩⅫ．黑体为原文所加。

[10]MEGA1 Ⅰ/1. 1, S.ⅩⅩⅦ. 他还补充说，字体与拼写按照现代标准，明确的印刷上或书写上的错误，则予以改正而不另行说明。

[11]“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arx-Engels-Archiv,I. S. 462: MEGA1 Ⅰ/1.1,S.ⅩⅫ．

[12]“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arx-Engels-Archiv, Ⅰ, S. 462. 黑体为笔者所加。

[13]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 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 Rjazanov”，Beitra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3, S. 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宣传册第Ⅲ 项全文。Marx-Engels-Archiv, I, S. 462.

[15]MEGA1 I/1.1, S. ⅩⅫ．

[16]Marx-Engels-Archiv, Ⅰ, S. 463. 

[17]MEGA1 Ⅰ/1. 1, S. XXⅢ- XXVI. 概括刊载于郑文吉：《未竟的梦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见《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著作》，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4年版，第360-362页。

[18]MEGA1 I/1. 1. S. XXⅢ. 就马克思而言，实际收人 MEGA1 Ⅰ/1.2 的信件和文件共89件，160页。MEGA1 Ⅰ/1. 2(1929), S. 163-323. 21)出处同。1932年出版的 MEGA1 l /5刊载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且原定刊载于第5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月至1848的著作和论文则顺延至MEGA1 Ⅰ/6,1932出版。

[19]MEGA1 Ⅰ/1. 1, S.XXVI．但 1932 年刊行的 MEGA1 Ⅰ/3包括《神圣家族》，刊载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初至1845年初在巴黎的摘录笔记。

[20]同上，引文见：Marx,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Berlin 1859, MEGA2 II/ 2, S.101.1932年出版的MEGA1I/4未刊载《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是收人原定刊载于I/3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及1844月至1845年初恩格斯的评论。

[21]同上，1932年出版的MEGA1 Ⅰ/5刊载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且原定刊载于第5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月至1848月的著作与评论，顺延至MEGA1 I/6,1932出版。 

[22]MEGA1 Ⅰ/1.1, S.XXⅣ- XXV.1935年后中断MEGA的发行，因此第Ⅰ部的最后一卷是1935年发行的MEGA1 Ⅰ/7中刊载了当初计划收录于I/5及I/6的1848年3月至12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与评论。

[23]MEGA1 Ⅰ/1.1, s. XXV. 

[24]实际上，概述MEGA1出版计划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第Ⅰ卷宣称，第II部各卷的出版要待第Ⅰ部和第Ⅲ部完成之后再开始。Marx-Engels-Archiv,I,S.463.

[25]据传，当时莫斯科的外语出版社出版了数量有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53年柏林的迪茨出版社将之重刊，合并为1卷出版之前，交给西方国家的只有3、4部。Roman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tr. by Peter Burgess, Pluto Press, ndon 1977, p. 11 n. 1.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1册于1939年11月23日付印，印数为3140本第2册则于1941年6月28日付印，印数为3100本。Rolf Hecker, "Fortsetzung und Ende der ersten MEGA zwi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Stalinismus (1931-1941)", Beitriige zur Marx -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Sonderband 3, 2001, S. 265-266.

[26]应该说，若将所有书信严格按照年代来排列，则一方面能带来巨大的洞察效果，另一方面则能促进对书信的理解，便于传记式利用，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编者注。但制订MEGA1编纂计划那时,还不可能采用这样的方法，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信和所收到的信的全貌还未被充分认识，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信被发现和收入。对于梁赞诺夫而言，重要的是计划编纂MEGA1时使用的版本不完整因而更显得有必要。Marx-Engels-Archiv,l,S.464.对于1913年出版的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梁赞诺夫明确认为，这是“故意删节的不完整的版本，必须要用目前保存的信件文本的完美而准确的再现来代替”。MEGA1Ⅲ/1,s.Ⅸ．实际上，MEGA1Ⅲ/1的序(Einleitung)中．一贯地对上述伯恩施坦版（倍倍尔因健康问题而未曾参与编纂）作了彻底的批判性分析。MEGA1 Ⅲ/1,S. Ⅸ-I.

[27]因此，第Ⅲ部涵盖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部分的前四卷分别于1929年、 1930年、1931发行第1卷，第2、3卷和第4卷。

[28]Marx-Engels-Archiv,I, S. 464: MEGA1 Ⅰ/1.1, S.XXV.

[29]MEGA1 Ⅰ/1. 1, S. XXVI.

[30]郑文吉：《未竟的梦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见《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著作》，1994年版，第362-363页；见：Stern und Wolf, Das groBe Erbe: Eine historische Reportage um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3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Dietz Verlag, Berlin 1972, S. 92- 106. 另外，我们随即可以举出一些代表人物，他们不是俄国人，却作为MEI初创期的研究员或海外通讯员，有着积极的活动，如在MEI起到梁赞诺夫代理人作用的匈牙利人佐贝尔以及卢卡奇、德国人斯坦(Hans Stein）、海尼士(Walter Haenisch)等。

[31]郑文吉：《未竟的梦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见《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著作》，1994年版，第365页。

[32]MEGA1 Ⅰ/1. 1, S. XXV ; MEGA /1, S. IX.实际上，第Ⅲ部所刊载的通信中，对于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版未选的书信、删除的部分、修改的部分具体为那一封信、哪一处，在每页下端都一一说明。MEGA /1. S. XLⅦ-IL.

[33]据报告，为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俄文版通信集，列宁将其所持的倍倍尔和伯恩施坦 191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以及他自己的摘录笔记交给阿多拉茨基，令其编纂俄文版和通行的欧洲各国文字版。阿多拉茨基于1922年底完成了其中的俄文版，令列宁十分满意。Stem  und Wolf, 见前书，S. 69-70. 82 页。A I.  Malysch, “Die Her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 und Engels in der UdSSR wahrend der zwanziger Jahre und zu Beginn der dreiBiger Jahre", Beitrage zur Geschich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uegung 8. Jahrg. 1965, Heft 1, S. 117-118.

[34]郑文吉：《未竟的梦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见《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著作》，1994年版，第365-366页。

[35]郑文吉：《未竟的梦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见《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早期著作》，1994年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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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阮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