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联勃：当代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生命形式——“解放思想”的哲学特性与当代价值

习近平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措施。”[1]当前，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面临着各种思想、观念和制度上的解放和创新，解放思想是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所以，从哲学本性出发去理解“解放思想”哲学范畴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通过阐释“解放思想”哲学范畴的哲学特性和当代价值来揭示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品性和生命形式。

“解放思想”哲学范畴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现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与解放。无论解放什么思想或者提倡什么思想，都得有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思维方式的革新与转向，才能破除传统思维对头脑的束缚，不然以传统思维来理解现代思想，得到的只能是对一些现代哲学观念的传统理解和盲目信仰，崇拜经典著作、信仰领袖语录、推崇哲学观念和凝固解释体系等具有准宗教性质的现象实际是回到了从观念出发的传统思维上去了。在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变革从根本上说是思维方式上的自觉变革，首先从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开始才能开创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与提倡一套新的哲学理念，马克思便是从实践观念思维方式的变革出发而成为了现代哲学的开创人。同样在我国，对现代哲学话语的建构而言，思维方式的变革是迫切和必要的。没有思维方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可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相统一，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又是何其困难，破除传统思维的思想包袱和精神枷锁，需要开创性的睿智和胆识才能实现一场思维变革和现代哲学的转向，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式长期占据人们的头脑，思想的惰性会使得人们依旧按照传统思维来理解开创性的哲学思想，会使得一个开放性的现代哲学思想在思维定式的理解中下降为一个保守性的传统哲学水平。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以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具有现代哲学精神的马克思哲学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现代变革与理论转向，这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丧失了马克思哲学的现代精神和革命本性，丧失了马克思哲学所应有的思想创造性和理论生命力。

在我国，实际上是分两个阶段来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的，第一阶段可以看作是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开创，第二阶段可以理解为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自觉。现代中国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态度和应用问题，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克服教条主义，真实做到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的相统一，这是我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和思维方法。

毛泽东对从实践中走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实践道路进行理论总结和哲学思考的时候，在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出发、从人的现实出发，从而贯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认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2]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提倡，正是针对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理论态度与思维方式，不是从我国国情、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经验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教条出发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指出教条主义的理论态度遵循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哲学原则，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主观主义态度，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态度。这个时候的思维变革，是从实践、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主要是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可以说这次的思维变革具有一定的自在性。因此实事求是的哲学范畴及其思维方式并没有在我党哲学理念和指导思想中得到坚持与贯彻，这才导致后来我党在哲学思想上引入并坚持苏式教科书的解释体系及其基本原理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对批判教条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采取了教条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理论态度，使得毛泽东思想在丢掉、摒弃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哲学指引下丧失了理论创造力而停滞不前、凝固不动。由此，中国建设实践基本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因循守旧，这个时候又回到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传统思维老路上去了，把苏联模式照搬到中国的建设实践中，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要重新确立这一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重新从实际出发来开展和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正是在实践标准的建立下才有后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大好局面。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3]因此，邓小平从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出发，重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并进一步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范畴提了出来，其理论目的就是以解放思想作为前提和手段，把我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自发形成的实事求是思维方式上升到理论自觉的高度，“解放思想”的哲学用意便是以防止思想僵化的理论觉醒来抵制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理论态度，从而在思想自觉性上把握“实事求是”这一现代思维方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哲学范畴表征了现代中国哲学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从而现代中国哲学把“实事求是”哲学范畴看作是其理论核心和哲学灵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毛泽东思想在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活的灵魂的基础上开创了实事求是的现代哲学思维，进而邓小平理论在理解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础上坚持和巩固了这一开创性的实事求是思维方式，所以，“解放思想”哲学范畴的实质精神实际上是思维方式及其哲学精神的自觉变革。也就是，邓小平理论体现了“在邓小平同志一切理论思想和实际行动中的那种脚踏实地、面向未来、不断创新的精神；不从抽象原则出发，尊重生活实践要求，不受书本教条束缚，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绝不因循守旧，大胆突破陈规，把握方向，认准道路，一往直前的开拓进取精神”[4]。总之，解放思想的哲学意蕴在于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由此引发我国哲学精神的自觉变革，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哲学精神的转向，即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的世界观转变。

“解放思想”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范畴，根本地在于解放人自身，人的解放是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出发，开创现代思想，开创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都是为了把人从传统思想、传统观念和传统思维中解放出来，确立独立自主的人格，积极发挥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一切从人本身出发。贯彻人是目的的哲学原则，不再是从抽象原则出发去解释世界，而是从人的现实世界出发去改变世界，改变一切把人异化为手段和形式的颠倒世界，从而在动态的运动中不断完善和臻至一个体现人是目的的理想世界。马克思哲学把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作为哲学宗旨，就是要实现事实上的、现实上的人的解放，从而把人类从一切压迫人和异化人的社会形态和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毛泽东思想和我国的革命实践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半封建的压迫状态和国家落后状况中解放出来，从解放“三座大山”开始在民族国家的独立状况下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邓小平理论和我国的建设实践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贫穷的生活状况中解放出发，从解放生产力出发在生活富裕的现实基础上最终实现中国人民的现实解放和全面发展。所以，解放思想的哲学意蕴还在于从传统、教条和先验思想束缚中解放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最终回归“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哲学命题上来。

总之，解放思想，就是要自觉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从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出发，克服教条主义的思维态度，从而实现哲学精神的根本变化；解放思想，就是要自觉实现解放人的最高目的，从人的解放出发，克服一切束缚人发展的传统、教条和先验思想，从而实现人的现实解放，这就是解放思想的基本的哲学内涵。“解放思想”哲学范畴的确立，表明现代中国哲学实现了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和转向，并表明现代中国哲学实现了人本主义思想的自觉回归，自觉回归到马克思所提倡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哲学命题上来，这便是“解放思想”的哲学意蕴。

“解放思想”哲学范畴的确立，表明现代中国哲学把“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变革从自发状态上升到自觉水平，也就是现代中国哲学实现了“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从而现代中国哲学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完整哲学范畴看作是其哲学基石和理论核心。由此，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都是从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开始的。正是从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出发，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走上了成功道路，反观苏联模式，也正是由于没有出现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苏联模式在封闭、保守、僵化的过程中走到了失败境地，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才会出现从苏联模式直接倒向西方模式，实际上是自我全盘否认了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可行性和优越性，西方思想界对苏联模式崩溃的理论反应便是自信地抛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历史判断，直到中国道路的出现才又开始质疑“历史的终结”这个问题。我们对“解放思想”这个范畴的哲学理解，必须首先明确这是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这一观点。变革意味着“破”与“立”的统一，一方面从批判性、革命性来看，也就是破的一面，现代中国哲学批判、否定和变革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先验理性主义原则这一属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传统哲学本性的范围的东西，这是西方拒斥形而上学运动的中国形式；另一方面从建构性来看，也就是立的一面，现代中国哲学的实事求是思维方式主张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出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是相符合的。“解放思想”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范畴，实质表明了现代中国哲学已然具备了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本性及其基本精神，这就说明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在哲学本性上具有发展同步性和变革一致性的特点，同时现代中国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在哲学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从作为文化的理论内核的哲学来看，一个哲学传统的开创与发展主要在于哲学思维方式。这种初始的理论种子一旦在该民族文化中生根发芽，就会在对之前哲学理论扬弃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演化和确立为该民族文化的精神灵魂和哲学传统。作为西方哲学的开端者，泰勒斯在爱智之忱的理论追思中提出了世界的本原为何物的哲学问题，这一提问方式就使得世界观成为了西方哲学面对的第一个思考问题，使得古希腊哲学从世界的本原到世界的原理、原因的提问追问中集中表现为本体论的理论形态。本体论理论在西方哲学史上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发展到衰落的过程，古希腊哲学是本体论理论的萌芽和形成时期，中世纪神学是本体论理论的异化表现形式，近代哲学是其发展顶峰，而后本体论作为哲学的主导和典型理论形态走向衰微。传统哲学有着共同的理论形态和一致的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统一联系和历史的同一关系。西方传统哲学可以说都是从本体这一共同的理论基点出发去建构体系，本体论作为传统哲学的第一原理，不仅是传统哲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理论形式，也是传统哲学用以解释人与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方法和态度。这种形而上学哲学体系肩负着终极存在、终极解释以及终极价值的理论使命。

西方哲学的这一精神气质和理论品格发展到近代，形而上学的概念内涵得到了增加和丰富。总的说来，形而上学包括了两层基本涵义，一个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一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第一层涵义的形而上学，指专门研究超感觉事物、超验对象的哲学理论，近代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对形而上学理论进行了分类，明确规定了本体论、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和理性神学这四大分支，可见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形式，一般也有把本体论与形而上学混合使用的。第二层涵义的形而上学，是由黑格尔指出的，作为一种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由此黑格尔争锋相对地提出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它把事物看作彼此孤立、绝对静止、凝固不变的；这种方法集中反映在对‘概念’的僵化观点之中，其思想的本质是根本否定‘矛盾’（‘对立面的同一’）观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5]由此可见，本体论这种基本理论形式塑造了西方传统哲学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本性，西方哲学的这种形而上学本性在传统社会既有积极的和历史的意义，又在实践的发展下成为现代社会的消极因素和批判对象。一方面，必须肯定，本体论哲学是西方人从宗教文化进步到哲学文化所进行的理论创新以及所形成的哲学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领域的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以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性。“它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人们在觉醒为人之后，已不再满足于自然给予的那种本能生活，开始要用自己的智慧去争取和创造适于人之本性的理智生活和属人世界。本体论是西方哲学表达人之为人‘形而上追求’的一种特有形式，那里灌注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理想和渴求，在当时对于推动人性发展、提高和升华人性意识是具有重要作用的。”[6]另一方面，西方这种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本性必须予以拒斥和批判，尤其是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传统哲学从思想上禁锢了西方人对哲学形态的进一步创新、以及对哲学本性的深入理解。进而形而上学体系的传统哲学以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自居、以绝对真理的面孔示人、以绝对权威的身份君临于一切意识形式之上，这种对具有最高概括性和最大普适性的永恒不变真理的理论归宿却使得传统哲学不断陷入到“诸神之战”的逻辑漩涡，本体的虚构性特点使得终极性的本体与本体世界不断处于讨伐与批判之中，这是宣称拥有绝对真理的传统哲学的最大吊诡。这种本体论哲学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失落了人和人的主体性这一根本点上。“本体是支配一切的主体，人则不过是实现主体规定的一个活动工具而已”[7]，传统哲学就是在对人作抽象化本质规定中失落了人本身。现代哲学对本体论哲学的直接反叛和本能反动，最先就表现在对理性的批判和对非理性的弘扬上。

其次，从人类思维的进程来看，哲学自身的发展已不再可能依靠传统哲学的理论形式及其思维方式的简单延续，现代哲学必须把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作为其发展前提。可以说，拒斥形而上学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整体呼声，无论是在自发的形式下以实证方法展开独立研究，还是在自觉的形式下进行哲学内部的深层反思和集体批判，都可以视为是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共同主题之下西方文化的一次现代变革与思想解放。现代哲学不再关注传统哲学的老问题，传统哲学苦心经营的有关终极存在、永恒本体、绝对真理、先验原则之类的根本问题，从现代哲学的观念来看，已经不再是哲学的问题了，它们或者是虚假的、或者是无意义的、或者是应由实证科学来回答。在此意义上，西方现代哲学从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开始，批判了传统哲学固有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哲学固有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从而体现了一种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本性。反形而上学运动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的普遍思潮，拒斥形而上学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的标志口号。

西方传统哲学蕴藏着本体论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最终成果构成了现代反形而上学思潮的理论源头，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始于休谟、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怀疑和批判。休谟从经验论原则出发，认为有关因果关系的经验知识是来源于感觉印象，又止限于感觉观念之间的关系组成，通过想象、信念以及习惯推移这样的心理活动来说明一个因果知识的发生，以心理主义的方式来保证因果知识的必然性。紧接着休谟以知识的经验但不超验的原则来应对近代哲学的三大实体——上帝、心灵与物体，以经验心理学的认识原则瓦解了支撑实体存在的理性根据，这样实体问题就被休谟以怀疑的态度搁置在一边而不加以判断，仅仅让这些实体在人情感、想象的“虚构”中以自然信念的形式得以继续存在。康德进一步发挥了休谟的观点，人的感性能力运用自身具有的先验形式以形成清晰的表象，这表象是人的先验感性形式形成的，因此，不是外物的，而是人的。人的先验思维能力运用自身具有的先验概念去理解表象、现象，形成知识。这知识更加不是关于外物的，而是人的。知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真理，而是人自己形成的关于意识界的普遍有效的判断，康德明确说，所谓客观性，就是指普遍有效性。“如果我们把一个判断当作普遍有效的并且同时当作必然的，那么我们就懂得了客观有效性”。[8]知识不是关于物自身的，而是对一切人普遍有效的，是人的知识，是主观的。这种对人普遍有效的知识观，成为现代哲学思维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认识，使真理观灵活起来。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本身，而是为了认识人的意识界。“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和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学说，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在历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古典哲学追求外部客观世界的绝对知识和建立永恒形而上学真理的时代的结束，它标志着现代哲学‘有意义’的‘经验世界的实证知识’时代的开始。”[9]“现代哲学在反对形而上学名目下，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本体论模式，它的总的口号就是：‘拒斥形而上学’。在这里‘形而上学’代表着传统哲学的理性独断主义、绝对一元主义、先定本质主义和客体决定主义。”[10]

“解放思想”哲学范畴集中批判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自觉实现了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变革，从而现代中国哲学具有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本性，达到了现代哲学的思维水平，实现了与西方现代哲学在发展上的同步性。从我国实践来看，资本主义性质的西方模式和社会主义性质的苏联模式已经先行存在，我国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就意味着我国要想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最根本的是突破和超越苏联模式，而不是西方模式。苏联模式的理论弊端在于以非此即彼、形而上学的传统思维方式来开创苏联的发展道路和形成苏联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传统思维定式来僵化固守这样的苏联模式及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以一种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指导社会主义实践而匮乏哲学思维的现代变革。我们谈解放思想，也就是要实现哲学思维的自觉变革，自觉从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出发来批判和抵制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理论态度，这里不仅指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对苏联模式的照抄照搬，而且指在哲学理论上对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态度。“按照通常的认识，对教条主义我们只看作一种理论态度、一种思想作风，而不把它理解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实际说来，教条主义所体现的正是先验理性主义的思维逻辑，也就是传统哲学的世界观。”[11]因为，传统哲学在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把终极存在、绝对真理和永恒价值的理论追求作为哲学本性，从先验理性原则出发指导人的行为来牺牲真实生活，所以传统哲学是先验理性主义哲学，具有准宗教性质，其本质是教条主义。我们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和照搬，实际遵从的是一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是属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范围。不从固有模式出发，不搞固有模式的迷信，不从任何不可逾越的先验原则出发，这样才能不陷入从观念出发、从意识出发的传统思维的老路上，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出发，做到思想和现实的相统一。所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就是要批判、否定和变革这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批判、否定和变革这种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本性，并形成和具备了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本性。

“解放思想”哲学范畴在思想自觉性上开创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这样就确立了一条通过中国传统哲学话语阐释和消化马克思哲学的实质精神的发展路径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确定了一条有的放矢地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进而现代中国哲学在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下转向生活世界，具备了现代哲学的思维水平。概括地来说，实事求是的哲学理念与思维方式至少有以下四层哲学内涵：

首先，人是社会的存在，是历史和文化的存在，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提，这对于引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哲学而言，要“懂得希腊”还要“懂得中国”，要“懂得中国的今天”和“昨天”，不然就是割裂历史的主观主义作法。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中国传统哲学理念，用来阐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哲学原则，用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首先在理念对接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文化、历史的结合。马克思哲学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一部分，是一种西方性的概念范畴、思维方式和哲学形态，要想让马克思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存活和消化，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必须以中国哲学话语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实质精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使其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最终才能真正独立和创新地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传统、古老智慧之间的思想对接和理论汇通，这样现代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具备文化融合和哲学自我的发展前提。纵观文化融合的经典例子，保持民族文化的哲学精神和哲学范畴是文化融合的客观前提，这样的哲学精神和哲学范畴是一个民族文化及其民族本身存在及其发展的生命所在。一旦从根底上否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根基和思想灵魂，这个民族在丧失了哲学自我的主观前提下也就丧失了民族自我。因此，从中国哲学传统的精神和观念出发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实质，是坚持民族主体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必要途径。树立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就要从中国的文化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从而现代中国哲学具有了文化兼容性和哲学自我性的基本特性。

其次，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和思维方式是指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基本态度，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相对立。我们理解、对待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为了中国实际问题的目的在马克思主义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就是有的放矢的理论态度。中国哲学传统中就有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实用理性精神，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论发展不完全，不注重发展有关世界的原理与原因的理论兴趣，缺乏纯粹理论性的认知研究旨趣，可以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运用了哲学传统的实用智慧，强调学以致用、有的放矢。目的论是摆在第一位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能仅仅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只能片面的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而是应该为了中国实际的目的，革命实践的目的和建设实践的目的等，从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正是在这种实用理性的传统哲学精神作用下，“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12]，强调理论的目的性，做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优良的实用精神，本就缺乏本体论的理论形态及其思维方式，引入苏式教科书体系反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本性，所以我们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有的放矢地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就应该继续批判苏式教科书体系这一抽象的形而上学体系。

再次，实事求是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同超越了主客二分的现代西方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3]实事求是就是要求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态度；从人之实事出发，转向属人世界、生活世界和人的现实世界，不再从与人无关的本体或者客观存在出发；注重知行合一的哲学传统，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检验，强调理论的实践性实现了从绝对真理观到灵活真理观的转变。正是实事求是所具有的哲学精神，达到了现代哲学的思维水平，从人类文明发展三阶段来看，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一样进入到文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无论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在表现形式、理论形态、哲学旨趣上存有多大差别，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中国哲学具备了现代哲学的精神和本性，现代中国哲学应当是当代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实事求是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同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同马克思实践精神相一致的实事求是精神。”[14]马克思哲学变革正是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开始的，从实践观点出发，从现实的人、从人的现实世界出发，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原则，首倡“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哲学精神，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从而使得共产主义理论从空想变成现实。而以往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抽象理性原则、永恒正义尺度或者普遍道德理性出发，因为脱离人及其人的现实世界、缺乏现实生活的基础，所产生的哲学学说往往从非人的关系来理解人，从非现实关系来理解人的现实世界，所以具有空想性质。反观现代中国哲学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发掘和开创了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实现了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的理论自觉，从理论上摆脱了对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的思想束缚，打破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哲学思维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哲学范畴的意义正在于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理论自觉。“实事求是”哲学范畴是中国哲学传统和古老智慧，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哲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出发、从人的现实出发的哲学精神，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知行统一观。大致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一种中国哲学范畴与马克思实践观点这样一种西方哲学范畴之间在哲学精神的理解上是相符合的，都是体现了从实践出发、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的哲学精神，都是体现“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哲学精神，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具有一致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哲学精神则是完全一致的”，“世界观基础的一致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上的一致性。”[15]正是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哲学范畴的提出和确立，现代中国哲学以中国哲学传统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消化和理解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实质精神，在保持哲学精神一致性的根本前提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正是思维方式的一致性和契合性，我国可以使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范畴来理论表达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精神，并从“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出发延展出一套符合马克思实践精神的中国哲学范畴体系，如中庸、和谐、民本等，我国使用一套中国哲学范畴体系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现代中国哲学。在符合马克思实践精神的基本前提下，现代中国哲学发展了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自我和思维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哲学创新是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创造和文化创新。

总之，“解放思想”哲学范畴完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对哲学自我的理论想象，实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对哲学本性的自我理解，从而塑造了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发展的生命形式。当代中国哲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一场文化选择和文明融合，“实事求是”哲学范畴提供了对待、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而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精神本性和价值诉求，“解放思想”哲学范畴进一步提供了克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而完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生命形式。通过“解放思想”哲学范畴所实现的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当代中国哲学具有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步性，是拒斥形而上学的中国形式，当代中国哲学进一步具有同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一致性，是文化兼容和哲学自我的创新形式。这是我们当前提倡“四个自信”以及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所必须面对的理论前提和哲学基础。

本文作者：仝联勃 (1980—) , 男, 陕西户县人, 讲师, 博士, 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