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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友、周慧红：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铸就百年辉煌的强大思想武器
摘要：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应时推进理论创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而且指引中国共产党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克服无数风险考验，取得了辉煌的百年成就，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同向同行、相携促进。理论创新是一个伴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前进的永无终点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百年辉煌；伟大梦想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鲜明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将理论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百年来，党始终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一系列思想理论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及推动国家持续进行社会革命、逐步实现根本政治制度变革和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眸党的理论创新与党的事业的良性互动，我们可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偕行、不断创新的宝贵品质，牢牢把握理论创新在大党百年征程中的重要作用，继续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比作鲜活的生命，那么，理论创新就是维持生命体的新鲜血液。理论创新一旦停止了，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理论创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时就要求人们结合实际不断创新他们的理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理论创新的必要性。“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2]“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3]没有一成不变而又永恒正确的理论。因此，每个时代的人们只能在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去认识事物，而认识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实践发展的程度，认识是无止境的，理论创新也是无止境的。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反复向人们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4]它不是对于某一静止现象的描述，而是对处于动态中的社会发展的不断解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5]它是人们认识和研究社会现象所采用的原则和视角。马克思不仅关注理论的运用，还重视理论的创新，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6]从而明确了理论的运用与理论的创新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人们将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机结合提供了依据。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创新思想。俄国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发生在20世纪初期具有种种新的历史特点的国家， 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时刻面临着理论滞后的困境，又时刻面临着理论创新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深刻地认识到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是一般的原理和总的指导原则，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在每个国家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也带有那个历史时期所独有的特色；特别是“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7]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据变幻莫测的形势及时提出新的口号以引领广大人民行动。所以，列宁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抽象公式和学理主义，也不是包治百病、适用一切的灵丹圣药和万全之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活生生的现实融会贯通，既做好当前的实际工作，又将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将理论创新当作责任和使命。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他强调，我们必须认真品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始终坚守我们的看家本领，“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9]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战略高度说明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共产党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那么就是在僵化它而不是发展它，就是在迷信它而不是信仰它，到头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必将遭遇危机，马克思主义也终将失去生命力。所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0]江泽民提出了“理论创新”的政治术语，并明确了“理论创新”的内涵：“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11]胡锦涛在继续强调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同时阐述了理论创新的源泉、目的、动力、着力点。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理论创新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更加注重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观。他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2]“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共同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13]
二、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党以巨大的政治智慧成功掌握并运用了理论创新这一重要法宝和思想武器，持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行动指南，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接续取得成功。
（一）理论创新推动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优良品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如何实现理论创新、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优势成为党着重思考的问题。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党的充分酝酿下，中共二大制定了旨在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二大还改变了中共一大不和其他党派建立联系的观点。这是党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进行的一次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推动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和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 促进了革命新局面的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初步认识，包括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方式等。“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 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14]这时党还是一个理论创新意识和能力比较薄弱的党，但是党必将随着自身的成熟而释放出强大的理论创新觉悟和能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创新了中国革命道路，对中国革命发挥了关键作用。大革命失败后，按照苏联曾经的革命方式，党把斗争重心放在城市，然而，党领导下的军队攻打大城市却多以失败告终。对此，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十月革命式的先在大城市发起武装暴动并占领城市、后解放农村的革命步骤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同时高度评价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他指出：“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5]在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引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激发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意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不仅使党领导下的红军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为党保存了革命火种， 而且使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理论以及新民主主义理论，推动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第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主张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主张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人民的政治权利。在全面抗战路线的引领下，党始终坚持从人民中汲取力量，使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不断扩大， 使日军长期苦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第二，党的持久战理论科学指出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战争结局，分析了抗日战争必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着重强调了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在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退步，领导根据地军民以坚忍不拔的惊人毅力和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奋力扭转抗战局势。第三， 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擘画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在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澄清了关于革命的模糊认识，激发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丰富新民主主义理论，推动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6]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所创造的理论结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遵循的总路线。在这一总路线的引领下，党一面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一面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人民解放军在不长的时间内便转入战略反攻并迅速结束战略决战，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在战争结束以后，政权问题就是焦点问题。毛泽东设计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提出了通过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国思路，使党得以在革命胜利关头及时建立国家政权、巩固革命胜利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创立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推动中国平稳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全面的、系统的，涉及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农业领域，党探索出一条比较成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即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渐进步骤来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减少小生产因素。在手工业领域，党决定采取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种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形式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工商业领域，党确定了从低到高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此外，对资本家的“和平赎买”政策等都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正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毫无流血和动荡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全国人民以喜悦的心情和积极的态度迎接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从长远来看，以循序渐进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对所有制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的统一，使社会主义在我国深入人心；即使后来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发生曲折，全党和全国人民仍然坚定信仰社会主义， 从未走上歪路和邪路。
（二）理论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取得巨大成就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续推进理论创新。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体现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反过来推动了实践的发展。“从1956年到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十年，虽然经历曲折，仍然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17]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矛盾、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矛盾是我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早在1956年， 中共八大就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57年，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成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集大成作品。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存在的原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种类型的矛盾、解决两种类型矛盾的原则和方式。毛泽东尤其强调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民主的和说服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运用这个原则和方式来解决党和非党的关系就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解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就要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指导下，国家政治生活出现集中与民主相统一、严肃与活泼相结合的积极健康的政治局面。人民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工农联盟得以巩固；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持续巩固；继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先后成立，少数民族的利益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我国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总之，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了。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党探索出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以后，国家工业化建设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如何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根本经济问题。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需处理好的几对关系。一是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要坚持以重工业为重点，更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使三者比例更加协调。二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要利用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继续发展此地区的工业，并运用其技术优势和设备优势支援内陆地区的工业建设，使二者协同发展。三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军政费用，抽出更多资金发展经济，从而为国防建设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促进二者的良性循环。四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国家、工厂、工人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合作社、农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只顾一头，而要统筹兼顾。五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处理好中央的统一性和地方的正常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在坚持统一性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以上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的主体部分。同年，中共中央会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指出要随时警惕和纠正保守主义和冒险主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在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弊端，工农业总产值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提升。最重要的是，我国实现了现代国家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完整化、独立化建制。电力、煤炭、冶金、机械、石油、交通运输等行业获得较快发展，国防尖端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两弹一星”令世人瞩目。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党做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新论断，并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指导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方针。对知识分子做出恰当的判断和定位，以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事关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成败。1956 年，中央知识分子会议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要信任和爱护他们，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另外，制定正确的科学文化艺术方针也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同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允许科学工作者和文化艺术创作者自由创作、自由争论、自由批评。中共八大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双百”方针的原则和前提，即必须在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吸收中国古代和外国的一切有益文化、正确对待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具有我国民族特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针的指导下，科学文化艺术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图书、报刊、广播、电影、教育等文化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文盲半文盲人口大大减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深入人心。
（三）理论创新推动改革开放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进行理论凝练和理论升华，创立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思想理论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新飞跃，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纵深发展。
邓小平理论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起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内，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抵制“两个凡是”，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在全国的大讨论，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的思想支柱。改革开放从此拉开了序幕。此后，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探索中前进，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出了判断，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国情依据、目标原则和步骤安排，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将“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并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标志。南方谈话是中国社会的一场思想大解放，翻开了改革开放的崭新篇章。从此，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姓“资”姓“社”的混乱思想进一步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导向和社会共识更加凝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确立，与此相配套的国企、财税、金融、外贸、外汇、商品流通改革协同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力度加大，政企分开加快推进；文化经营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起步；对外开放加快，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形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改革开放乘风破浪，于巨大的国内外风险考验中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世纪之交，改革开放既面临国际共运低潮的压力、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又面临国内洪涝灾害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抓住改革开放领导核心的建设，强调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放眼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凝练概括了党的先进性要求，是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重大原则和重要遵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了党的建设，使改革开放经受住了世纪之交的诸多风险考验，同时推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财政税收改革稳步向前，推动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科学发展观推动改革开放综合推进，促使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遵循的重大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做了全方位的统筹谋划，既包括“发展”的认识论，如发展的价值归宿、深刻内涵，也包括“发展”的方法论，如发展的基本要求、根本方法，是党的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政府机构改革继续深化， 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依法行政全面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不断优化，垄断行业改革稳妥推进，要素市场体系逐步健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有序进行，新型文化体制初步形成，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协同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迈出步伐。国内改革和发展的良好势头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外贸进出口总额飞速增长，外贸进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励中国人民奋发蹈厉、求实图强，推动改革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生了空未有的深刻变革、取得了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大变革的时代往往也是催生大思想的时代，在这一重大历史变革进程中，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该思想以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提出了“十个明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总问题进行了系统概括，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人对治国理政探索的最高水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历史性突破。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政府治理现代化取得新突破，法治国家建设迈出新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不断推进，文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网络强国建设取得成绩；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生态保护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国防和军队改革进一步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加快步伐；“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推进，全面开放格局加快形成。
三、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持续推进理论创新
一个人时刻需要理想的指引，一个社会也同样如此。自古以来，中国人坚持不懈地向往和追求美好社会，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理想，然而，唯有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是建立在科学理论之上、有众多社会主体力量参与、能够成为现实的社会理想。今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就是要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伟大梦想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而理论创新又是科学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实现伟大梦想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8]这是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句至理名言，强调了理论对于科学、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伟大梦想是党和人民所向往的蓝图和奋斗的目标，也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长期工程，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
只有一以贯之地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道路问题是根本问题， 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我还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断经过事实检验、又与时俱进的正确道路，是一条既区别于封闭僵化的老路、又区别于改旗易帜的邪路的独特道路，是一条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的长期道路。在我国，理论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学理支撑和逻辑支撑，只有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理论定力，才能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并且越走越顺利、越走越通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就要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要认识规律，就要牢牢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牢牢掌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1]
只有一以贯之地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们才能回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全面把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规律。在党的十九大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间轴，即以2020年为起点，把实现伟大梦想的30年再分为两个15年，前一个15年是后一个15年的基础和前提，后一个15年是前一个15年的发展和完善， 这两个阶段有序衔接、同等重要，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奋斗，绝容不得一丝自满和懈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宏观描绘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和蓝图。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坚持以客观的视角审视历史和实践、以科学的方法总结经验及教训，才能坚持用正确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课题，进而不断认识规律、深化规律。
只有一以贯之地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们才能冷静审思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成功应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风险挑战。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回首我国走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我们不仅应对过国内的政治风险、经济压力、意识形态危机、社会治理考验、国家安全威胁、生态问题等，也面临过国际上的一系列挑战，如霸权主义、逆全球化潮流、气候变化、粮食危机、恐怖主义等。其中许多问题已经伴随并将长期伴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除了老问题以外，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进道路上，我们必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新风险、新考验。“现在，推进改革开放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22]我们尚不知道爬多少坡、过多少坎、闯多少激流、涉多少险滩。“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23]
（二）坚持问题导向，驰而不息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科学的理论即是创新的理论。理论要发挥指导实践的功能、永葆科学性，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其要坚持问题导向， 驰而不息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行动指南。
理论创新首先要立足实践。“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24]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决定了理论创新必须从社会实践中破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25]立足实践推动理论创新还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反对本本主义、注重实地调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阶级动态，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和贯彻，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基本国情，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既来源于实践、又能有效指导实践的理论。当前，我们已经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新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这必将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成为人类历史上生动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将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广阔的生长空间和深厚的实践土壤。全体理论工作者要牢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并用创新理论指导党和国家的事业，同时在指导过程中检验并进一步完善理论，从而达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样态。
理论创新还要坚持问题导向。这是因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而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往往是我们最急需认识的事物，因此，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往往是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哪个环节的矛盾最突出，理论创新就最先从哪个环节突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26]回溯党的理论创新的百年历程，什么时候党善于把握时代命脉、抓住时代任务，什么时候党的理论创新就能前进一大步。如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党时刻关注时代发展的中心任务，先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要矛盾和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征途中，新情况新问题必将层出不穷，“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27]我们必须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密切关注我国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矛盾观及时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揭示我国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无论党的事业进展到哪一步，理论创新都不能缺位， 二者必须始终同向同行、辩证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28] 我们要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永远绽放真理之花、永远闪耀科学之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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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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