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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图：从四次“伟大飞跃”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中社学人 2022-09-09
收录于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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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次“伟大飞跃”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5年就要求我们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那么我们如何去不断地开拓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在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基础上，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过程中领导经济发展百年实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相辅相成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过程中针对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总结提炼出来的，同样是在党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晶。因此，考察的时空视野只能是党领导下的经济发展伟大实践进程。《决议》对党领导下的百年奋斗伟大实践进程作了总结，指出总共经历了四次“伟大飞跃”。这四次“伟大飞跃”也是党领导经济发展伟大实践的历史逻辑，在这一历史逻辑之中，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持续理论总结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于第一次伟大飞跃，《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这表明，“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的根本条件是：国家政权、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人民民主。有了这些条件，中国人民才能站起来，中华民族才能免受宰割欺凌；有了这些条件，中国才能谋求发展，探求中国发展道路。中国发展中自然包括经济发展，因此，第一次伟大飞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经济发展实践创造了前提条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因此，第一次伟大飞跃中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内容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来源，总结这些实践经验并且加以提炼就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国家政权、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人民民主分别与经济发展及其道路之间的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关系。

关于第二次伟大飞跃，《决议》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表明，第二次伟大飞跃的标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社会主义建设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第一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同样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来源，总结这些实践经验并且加以理论提炼就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

关于第三次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第三次伟大飞跃的标志是通过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第三次伟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第二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第一阶段，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还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样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来源，总结这些实践经验并且加以理论提炼就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等等。

关于第四次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第四次伟大飞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积累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因此，第四次伟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第三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第二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已经“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从而“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来源，总结这些实践经验并且加以理论提炼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党对经济工作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改革开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总之，党百年奋斗过程中实现的四个“伟大飞跃”，形成了党领导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前后相继、逐级递进的伟大实践，构成了党百年奋斗的客观历史逻辑。这一历史逻辑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不竭源泉，同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不竭源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逻辑。审视这一伟大实践，可以厘清这一伟大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不竭源泉，是因为其在百年进程中始终“坚持开拓创新”。正是党百年奋斗伟大实践始终“坚持开拓创新”，才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富矿”，从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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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正图，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经济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2012年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并作主题发言。中国博士后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涉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规划、发展战略、所有制理论、浦东开发开放理论与实践、公司战略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和咨询。承担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等纵向和横向课题30多项，出版《混合所有制经济研究》6部著作，在《学术月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华东师大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近200篇。

文章来源：《文汇报》2022年3月2日

本次转载来源：“政经中国”微信公众号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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