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正：2021年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回顾及特点分析

2021年，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依然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无不受到了美国学界的关注。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对华政策展开全面评估，这导致美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特征以及中国发展对中美关系、世界秩序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尤其是，拜登团队中建制派的全面回归使一批智库精英重返决策中心，进一步提升了作为政府“外脑”的智库的涉华研究的热情，研究报告数量明显增多、研究议题多元广泛，在美国政府对华决策和舆论导向方面的影响力明显提升。本文尝试对2021年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情况，尤其是美国智库涉华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梳理，总结这些研究中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新变化，以便为国内学界更全面地把握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概况、更深刻地理解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取向以及开展相关研究和探究应对策略提供有益借鉴。

一、2021年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议题

（一）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自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诸多波折起伏，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及其未来走势引发了美国各界的激烈讨论。

1.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美国学界对中美两国在诸多领域不断加剧的竞争态势进行分析时,一方面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又强调战略竞争对手之间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不少研究者认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在“战略竞争”之下深化“战略合作”。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在《中美关系的“新常态”：相互竞争、相互依存》一文中对中美关系呈现出竞争加剧但同时相互依存加深的两大趋势进行了分析。何瑞恩指出，即便在经济问题上有关“脱钩”的言论和行动备受关注，但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数据仍坚定地指向深度依存的方向，这些趋势将影响未来几年中美之间的关系走向。美国与中国之间由贸易、金融、科学和学术联系构成的密集网络，使一方很难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伤害另一方。因此，中美几十年来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不可能就此打破，在未来几年很有可能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不断竞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美国可以将华为等企业视作安全风险从而将它们从其5G电信网络中排斥出来，但其试图与中国的所有贸易脱钩的举动将付出惨重代价。即使假设我们有可能打破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但也无法摆脱生态层面的相互依赖，因为这种依赖遵循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定律，而非政治定律。”他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一个三维棋局，涉及军事、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中美经济有着深厚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美两国的社会结构也深深交织在一起。竞争和合作似乎是两个相互矛盾的事情，但是美国处于与中国的“合作竞争”中，需要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发展目标的战略。

美国兰德公司资深国际防务研究员蒂莫西·希思（Timothy R.Health）指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和合作均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都面临大流行病、全球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大规模移民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等全球性挑战，应进一步开展研究以推动中美在竞争中建立合作机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和麦瑞安(Ryan McElveen)列出了中美应该合作抗疫的10个理由，包括：恢复公共卫生合作的传统、医学专家保持紧密联系、提高疫情透明度和数据共享、建立全球性的变异病毒监视网、在疫苗研发方面开展互利竞争、提高全球疫苗生产能力、加强疫苗国际分配的公平性、在药物研发方面进行合作、协调跨境旅行并制定新的国际协议、增强面向未来的信心和能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的一份报告强调，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全面参与协作，就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气候变化。恢复两国间的气候合作还需要中美双方做出足够的承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脱碳，才能完成《巴黎协定》提出的目标，即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

2.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美国学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都面临全面的对峙和对抗；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新冷战”，其实是危言耸听、言过其实，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未来中美关系还会回归正轨。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美国致力于阻止中国成为地区霸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只会加剧。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黄育川(Yukon Huang)认为，尽管美国企业界呼吁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迄今为止拜登总统通过加强反华同盟和追加制裁事实上扩展了前任总统的政策。在黄育川看来，现如今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不再由经济现实所驱动，更多是由大国之间的竞争和民族主义所驱动——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互不信任加剧了这一紧张状态。这种论调也对美国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强对手的看法再创新高”。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盖尔斯顿（William A.Galston）指出，美国民众和精英阶层对过去20多年来影响我们对华政策的乐观假设失去了信任，他们认为竞争和冲突是两国关系的主要特征。

奈对美国部分政界人士和决策者中流行的“新冷战”论调予以了批驳，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对历史不利，对政治不利，对我们的未来也不利。他指出，尽管一些分析人士援引修昔底德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归咎于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担忧，判定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冲突时期，但中美在经济和生态领域的相互依赖降低了冷战的可能性，更不用说热战了，因为两国在许多领域都有合作的动机。奈强调，美国的傲慢自大有可能造成危险，但过分夸大恐惧亦是如此，很有可能导致我们反应过度，双方必须警惕误判。毕竟，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往往是我们自己犯下的错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晨和耶鲁大学伊莱休历史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合作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美苏冷战至少为当前中美两国处理紧张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包括避免对对手的战略意图、实力以及国际局势的误解和误判，互相尊重，通过有效沟通加强危机管控，防止竞争升级等。他们认为，两国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探寻共同前行的道路。

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D.Swaine）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往往被夸大，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输出其治理模式并不感兴趣，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强迫或劝说其他国家效仿他们的发展经验；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也并未强大到能够对美国价值观构成威胁，因此拒绝“中国给美国带来生存威胁”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将更有利于美国正确应对挑战。正如何瑞恩所说，美国需要认真对待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但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夸大对手实力，因为这样会导致错误的认识，从而造成糟糕的政策选择，而一旦制定并实施错误的政策，最终对中美两国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此外，2021年11月16日中美两国元首的视频会晤也被视作释放了两国关系缓解的积极信号。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通过双方首次直接面对面地举行“峰会”，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试图在紧张的中美关系中搭建一个平台，并设置某种“护栏”来处理竞争关系。双方都表示这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两位领导人直接对话，这个事实本身就被视为稳定因素。这是件好事，是走向稳定，是为继续讨论和有望管控分歧打下基础。”

（二）美国对华战略

美国学界在探讨当前的中美关系及其未来走势的同时，也对美国对华战略予以了重点关注，主要围绕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领域、美国现行对华战略是否有效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1.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领域

2021年美国学界主要围绕中美在高科技、金融以及影响力等领域的竞争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

（1）高科技及金融领域的竞争

美国学界对中美两国在高科技及金融领域的竞争情况予以了重点关注，认为未来中美之间将在关键技术及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展开持续竞争。希思指出，技术领域领导权的竞争不仅提供了潜在的经济利益和企业利润，而且对军事现代化、军事形态等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主导的技术生态系统与中国主导的技术生态系统之间潜在的数字鸿沟很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兰德公司亚洲政策高级专家斯科特·哈罗德(Scott W.Harold)等学者认为，美国和日本应该考虑通过切断中国企业获得关键市场、技术投入、人才和资本的渠道，来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重塑全球竞争环境。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鲍勃·默里(Bob Murray)指出，全球信息网络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创新，但不幸的是，对美国而言，未来互联网的另外两个关键但被低估的组成部分——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正面临着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西方控制的风险。在他看来，中国推出的基于区块链的服务网络和数字人民币两项重大举措一旦成功，很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在这些领域的主导地位。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马修·斯劳特（Matthew Slaughter）和桥水基金联合首席执行官大卫·麦考密克 (David H.McCormick)指出，美国未来的繁荣发展和地缘政治实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掌握并管理数据访问的规则。在他们看来，当前，中国正在向国际公认的数据管理框架迈进，长期来看美国仍未掌握有效的数据治理模式，美国应尽快行动起来协同盟友及合作伙伴共同制定数字时代的新贸易规则。

（2）全球影响力的竞争

尽管不少美国专家学者对中美两国在科技、经济等领域的战略竞争本身进行了研究，但他们发现中美战略竞争的最终指向是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竞争。因此，他们对中美的地区影响力的分布、影响力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

兰德公司在2021年6月发布的由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资助的《认识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影响力的作用》报告中，通过对中国与20个国家交往的政策和情况展开案例与数据研究，试图弄清中国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并以此作为美国在制定同中国的竞争战略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兰德公司在同月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美国的综合国力仍占上风，但中国正在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丹佛大学2021年5月发表了题为《美中竞争：评估两国的全球影响力》的报告。报告基于对“正式的双边影响力指数”（Formal Bilateral Influence Capacity）的分析，量化了中美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变化，并重点关注了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报告指出，在过去30年间，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停滞不前，欧洲的影响力有一定程度的减弱，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正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长逐步加强，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是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影响力，各国对中国的依赖性均有所增加。

2.对美国现行对华战略的不同评价

对于美国现行的对华战略举措，美国学者们重点围绕该战略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以及该战略实施效果究竟如何等两个议题展开了激烈探讨。

针对第一个议题，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战略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认为，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而且还在不断加剧。在这一点上，反应不足带来的风险仍然大于反应过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是要阻止中国在地区或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

但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美国对中国崛起作出的过度反应以及采取的强硬姿态和妖魔化举措违背了美国利益。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认为，将中国视为一个万能对手完全违背了美国的利益。史文进一步分析认为，美国将其对中国的道德谴责与其国家利益的务实盘算混为一谈。用缺乏证据的指控对中国予以不恰当的批评，对促进美国的利益毫无帮助，进而破坏了美国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一致的努力。相反，这些声明和政策加强了中国政府受支持的程度。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仑(Michael O’Hanlon)也表示，美国应采取安抚或缓和局势的努力，绝不应蓄意挑衅。

针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实施效果，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缺乏细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前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威尔逊研究中心研究员芮效俭（J.Stapleton Roy）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缺乏细分及区别对待，我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过度，虽显示出了强硬的姿态，但同时也削弱了亚洲各国对我们能够以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的信心。”美国米勒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吉尼亚大学副教授艾恩·科卡（Aynne Kokas）指出，尽管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给美国带来了风险，但美国仍然受益于在气候、教育和健康等重要领域同中国的合作。倘若泛泛地描绘“对华政策”，就会失去宝贵的合作机会。

另一种观点认为，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战略考量不利于美国的整体利益。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丹·斯莱特(Dan Slater)对美国近期频频以民主为线来划分“民主阵营”的做法表示担忧。斯莱特认为，美国重新建立与亚洲盟友的关系是正确的，但将这些同盟者塑造成一个努力击败竞争对手的“民主俱乐部”则将付出惨重代价。美国国防重点智库研究助理萨沙·格莱泽（Sascha Glaeser）指出，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应对大流行病、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促进公平贸易等全球性问题均需要各国携手合作，而拜登政府却决定在根据意识形态划分的“我们VS.他们”的基础上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追求美国的核心利益，这注定会削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应更加重视对盟友圈的重建。布鲁金斯学会2021年1月发布的报告建议，美国应将重点放在如下方面：建立新的多边论坛，加强同欧洲与印太盟国之间的联系；让美国的盟友重新关注并增强本国发展的韧性，同时加强各自所在地区的集体性防御；发挥联合创新的优势等。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和日本国际关系论坛召集美国和日本的专家学者合作撰写的报告指出，美国和日本必须联合起来，为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更多可供选择的技术和融资平台。此外，加强美日同其他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使“四方”和“四方+”模式成为拓展美日同盟力量的框架。

（三）中国的发展进程

除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战略展开研究外，2021年美国学界对中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其产生的影响也予以了高度关注。

1.中国的发展政策及其成效

中国共产党在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美国学界对此予以关注，“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经济发展”、“治国理政”等词汇成了他们解读本年度中国国内发展的关键词。

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过去40多年来在减贫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效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出三大主要经验：一是1980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减贫的速度和规模上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离不开其较高的储蓄率、健康且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口以及相对公平的土地分配；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三是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政府在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以及在减贫工作中协调利益相关方等方面展现出高效的行政能力。此外，中国公务员管理制度中以绩效为导向的激励举措以及更容易适应当地特点的制度安排，也在减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学界还对中国提出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理念予以了关注。《华尔街日报》8月18日刊文称，在中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共同富裕”这一词语频繁出现于中国的各大媒体。文章援引专家的分析称，中国从新冠肺炎疫情中迅速恢复并实现发展，这让中国政府“有能力追求长期发展目标”。何瑞恩追溯了“共同富裕”这一思想的来源，认为这一理念深深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基因之中。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想要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对于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指出，一些人所预测的全球经济与中国脱钩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事实上，尽管经济和金融局势紧张，外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面临着更大的限制，但在中国引领全球经济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外资企业在华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的背景下，中国继续吸引了数量创纪录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这意味着在某些关键方面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在持续加深。

此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法和成效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对中国治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例如该中心推出的《从一个中国城镇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中国》一文通过对娘子关这一城镇的个案研究，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地方治理方面的情况；《中国特色国企治理带来的新挑战》一文重点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情况及其可能对现有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产生的影响。在环境治理方面，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七国集团能从中国向气候智能型增长的转变中学到什么》一文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增加，但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效率、能源结构、可再生能源、绿地产业和碳排放交易市场试点方面成效显著，尤其是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有望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麦怡瑞(Ilaria Mazzocco)也称赞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作出的承诺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清洁能源的举措，认为这是全球气候治理中值得称道的进步。

2.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其世界影响

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其世界影响是美国学界近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在对中国外交关系的研究中，除中美关系外，中俄关系是其关注的另一重点，美国智库就这一主题发表了多篇研究报告。兰德公司在2021年10月发表报告《中俄合作的决定因素、未来轨迹以及对美国的启示》，回顾了中俄两国之间合作的历史，分析了推动及制约两国关系的因素，并对中俄未来的合作前景、中俄关系对美国未来发展及政策走向的影响进行了预判。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关于中俄关系的研究报告强调，美国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并调整其同中国和俄罗斯展开竞争与合作的方式，制定更加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要着眼于全球层面的竞争，而不能只考虑军事竞争。除此之外，美国学界也对中印关系、中非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等双边关系进行了研究。

总的来看，美国学界研究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于分析中国发展对世界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即崛起的中国究竟会不会取代美国而主导世界以及究竟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试图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兰德公司在2021年6月发表的报告《中国对全球主导地位的追求：中国超越美国的国际和国防战略分析》对“中国是如何与美国竞争的”、“中国希望双边关系的最终状态是什么”、“在竞争中获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的国际战略旨在确立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提出中国在战略竞争中的成功可能对美国造成严重后果，包括经济前景萎缩、国际地位边缘化以及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下降等，并据此提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相应策略。这些论断体现了部分美国学者、政客面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心态。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并没有像美国所说的那样蓄意挑战国际秩序，相反，中国的崛起给其他国家提供了相比单极时代更多的选择方案。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指出，所谓美国信奉规则体系而中国意欲打破这一体系的说法极具误导性，它选择性地忽视了美国在认为规则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无视、规避甚至改写规则的事实。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中国接受并捍卫了现有国际秩序的许多原则，尽管不是全部规则。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制定和执行某一国际秩序的所有规则，就全球秩序和中美两国各自主导的局部秩序而言，两国均有较强的影响力为这些秩序书写规则。江忆恩的评价较为客观，驳斥了那种认为“美国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就是国际标准，不能发生任何改变，否则就被视为破坏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错误论断。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游戏规则，因为所有的规则都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国向来无意颠覆世界秩序、重塑国际规则，而是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秩序的构建，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提出修改建议，使其更加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绝不是什么“另起炉灶”，更不是推倒重来。

二、2021年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新特点

纵观2021年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诸多研究成果，结合近年来美国中国研究的总体情况，我们能够看到，无论在研究主体、研究议题，还是在对华认知方面，均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变化。

（一）美国智库的舆论影响力更为显著

近年来，美国智库的涉华研究迅猛发展，各主要智库基本都设立了中国研究机构或中国研究项目，发表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逐渐成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主阵地。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使大量智库精英重返决策中心，各大智库更加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投入还是研究成果都显著增加。在美国，智库和政府部门的交流互动更加频繁，有着深厚智库背景的杜如松、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威廉·伯恩斯（William Joseph Burns）、库尔特·坎贝尔（Kurt M.Campbell）等资深智囊相继成为拜登政府外交和国家安全决策团队的主要成员，直接参与对华决策，很多智库也通过“旋转门”机制聘任前政府官员加入中国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提升了美国智库在政府对华决策制定和舆论导向方面的影响力。

由于不同智库所服务的党派和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其涉华研究的侧重点以及对华基调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诸如传统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偏保守派智库更加重视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及军事领域的研究，其研究更多体现了对华竞争、防范、制衡的一面，对华认知带有明显的偏见，呈现出一定的对抗性倾向。相较之下，诸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等政治属性相对中立或者偏自由左派的智库在响应美国政府对华总战略的基础上对中国的认知和评价相对温和，更加侧重于研究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等问题，主张中美应在部分领域加强合作与对话，敦促美国政府理性看待中美关系，倡导有序竞争、风险管控，释放中美“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政策导向。

（二）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战略：2021年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两条主线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区域研究，旨在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这一功能性定位决定了它的研究主题会随着研究对象国中国的发展、研究实施国美国的利益关切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使得美国政府备感焦虑，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经历了诸多波折动荡。随着拜登的上台，美国政府将如何对待特朗普的对华外交遗产、对华政策将做出怎样的调整、中美关系又会受到何种影响等问题引发了美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走向成为贯穿2021年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两条主线。

基于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美国学界既关注中美两国宏观层面的战略博弈，分析两国地缘战略的布局、地区影响力的变化，也着眼于具体领域的战略角逐，如在数字货币、5G技术、太空等领域分别展开的“金融战”、“科技战”、“太空战”等，在此基础上判断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除此之外，美国学界也对中国国内的发展进程予以重点关注，既有对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以及中国减贫历程的经验启示的宏观分析，也有从公司治理、城镇化等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及成效的微观探讨。总的来看，美国学界对于中国制定的政策及中国发展趋势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解答中国的发展对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究竟会不会以及能不能取代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等问题，并以此作为制定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参考。

（三）美国学界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战略存在不同认知

美国学界在认识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如何评价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方面存在不同声音，总的来看主要包括两种不同的论调：一是以米尔斯海默、弗里德伯格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强化对抗性竞争；二是以奈、史文为代表的温和派反对“新冷战”的论调，主张“竞争与合作共存”。

强硬派认为，中美关系面临着激烈竞争的紧张局面，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美国过去无视现实主义逻辑，对华政策出现战略性失误，中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强硬派认为对于中国可能带来的挑战，反应不足导致的风险大于反应过度。

温和派则认为，部分政客和决策者提出的“新冷战”论调和“脱钩”言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美国与中国深度交织、相互依存，试图与中国强行“脱钩”将付出惨重代价。与此同时，他们提醒过分夸大对中国的恐惧可能导致战略误判，而一旦因误判造成两国关系滑向对抗和冲突，将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美国与中国将长期处于“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需要制定能够同时实现竞争和合作这两个发展目标的战略，推动两国在竞争中建立合作机制，加强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等领域的接触和合作。此外，温和派强调，美国应更多地将战略关注点转移到美国自身的发展，即“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总的来看，尽管强硬派与温和派对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对华战略的有效性各执己见，但他们在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竞争关系这一点上保持了高度一致，分歧只是在于应采用何种战略和战术来保持美国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

综上所述，在中美关系经历诸多波折的2021年，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依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有关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战略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中，有部分学者为改善中美关系、加强中美合作提出了真知灼见。及时跟踪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准确把握美国学界尤其是美国智库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与评价，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以及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从而做好各种应对准备，也有利于我们采取相应举措来引导美国学界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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