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演变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沉淀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孕育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话语演变，逐渐形成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概念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语义形塑,既可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实践的演进历程，又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理路，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面相。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流考释；话语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 《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可见,作为 “根本成就”和 “正确道路”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形成的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概念,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旗帜,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集成性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生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在特定语境中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过程。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生成与发展,既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与实践的思想演进,又可清晰把握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总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形塑历程,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缘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原初语义是 “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一表述最早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 《国际述评》一文中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马克思最早提到 “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一表述,其意思是区别于 “欧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 ‘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 ‘中华共和国’。”(3)《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26页。其实,“中国社会主义”与 “中国的社会主义”意思一样,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主义,意指国别地区的不同。“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备受关注。就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注的焦点。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的书信提到,“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 “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4)《蔡和森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7页。。1921年,李大钊先后发表 《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文章,认为中国能否实行及其如何实行社会主义 “已经成为议论的中心问题”(5)《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并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思考,认为应首先翻译各国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6)《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显然,中国该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1923年1月,瞿秋白在 《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一文中提出 “社会主义之 ‘国内’的范式”,认为 “各国各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0-451页。同年6月,陈独秀在《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等三次讲演中,强调了劳动阶级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认为 “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该如何奋斗”(8)《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页。。1923年12月,恽代英在 《研究社会问题发端》一文中,认为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的政府新办一切的生产机关”,“中国人若能大家研究社会学科,恐怕中国的社会主义,比欧美还容易实现呢!”(9)《恽代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255页。可见,对 “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及实施路径的讨论,呈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酝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实践经验的总结。1938 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报告 《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命题,并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中国的特性”实质上就是 “中国特色”。俄国十月革命 “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而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提出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未完全按照俄国道路,而是走了一条中国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根据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酝酿应该说是奠基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其实,从语义上看,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思上并无根本不同。但在文本书写上,加上 “特色”二字,有突显和强调之意,突出中国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成就,源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国际形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出现过 “左”倾、右倾等错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盲动主义、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等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走 “封闭僵化的老路”和走 “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倾向也时而出现,甚至一段时间内还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因此,与 “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一表述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表述有着它特定的符号意义和政治意蕴。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孕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修辞上,它与 “苏联的社会主义”表述只是政治书写上的差别。1954年3月5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斯大林的直接关怀下按照苏联的经验并依靠苏联的亲密合作和慷慨援助来进行的。”(13)《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苏联的多方面的兄弟般的援助”,“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可见,此时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 “苏联的社会主义”只是国别的区别。主要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 “一边倒”政策,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学习苏联”。随后出现的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语义不同于 “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主要缘于苏联模式弊端暴露出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 “以苏为戒”,开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61年1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总书记马努埃尔·贝雷斯和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政治局委员亚顿·格瓦拉时指出:“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15)《邓小平文集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成果。在党内首次提出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朱德。1965年12月30日,朱德在第三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的第24次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 ‘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16)《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1页。“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要立足自己国情,走自己发展道路的问题。实质上,从 “中国的社会主义”到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话语变迁,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逐渐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自觉地将域外经验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地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此后,由于 “文革”的原因,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受到了影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再次被提及,但此时 “中国的社会主义”概念并非国别指称的不同,而是 “中国式”“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1977年12月31日,邓小平出席国务院办公室为外国专家举行的元旦招待会上就提到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一表述。1979年11月26日,在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对话中,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向邓小平提问:“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那末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否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混乱,即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邓小平回答:“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1981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时提到 “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表示 “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9)《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85页。。至此,从 “中国的社会主义”到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再回到 “中国的社会主义”概念的表述,是从实行社会主义到探索社会主义的一个转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酝酿与孕育,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生成。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生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雏形产生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指出: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概念,虽未直接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为其正式形成奠定了语义基础。此后,一直到党的十四大,交替使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表述。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指出:“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提到: “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从语义角度分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 “中国的社会主义”相比,增添了 “有”字和 “特色”一词,“有”作动词表示存在、具有某种性质或领有某种东西的意思, “特”字表示不平常的、超出一般的,“特色”亦即格外突出的风格或特点。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术语多少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按照中国的突出风格或特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强调具有中国特性或中国特色多一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中国特色”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核心范畴,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建构起其特有的逻辑框架和多维内容。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就提到: “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5页。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到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提到:“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提到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 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 “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此后,围绕着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表述一直不断变化,但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旨在强调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建设社会主义。正如1987年7月4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指出:“中国正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从语义构成来看,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语义前缀,形成了诸如 “道路”“社会”“制度”等话语内容,初步勾勒了社会主义之 “中国特色”的基本轮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生成逻辑,既是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广泛实践基础之上,也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深化认识中不断演进而来。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提到中国社会主义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随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时再次指出,“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历时阐释,不仅鲜明地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升华和发展,也清晰呈现了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认识的理论自觉。1988 年5 月18 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提到,“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新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到:“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党的十四大提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去掉了一个 “的”字,还提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表述。此后,党的十五大沿用的还是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直到党的十六大时,把 “有”去掉,正式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并提出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重要范畴的内容。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历经发展,最终形成更加简洁、有力的政治概念。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从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去掉中间 “的”和 “有”二字的构词变化,不仅仅体现了文本书写之不同,更多体现了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探索和追求,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政治态度。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形塑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整表述后,此后的一段时间都是在形成塑造这一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改变了过去一直使用的“建设”词汇,由 “建设”到 “发展”表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从形成到塑造的过程。并且初步形成了由 “伟大旗帜”“道路”和 “理论体系”等重要概念组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谱系,指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从理论层面初步发展和总结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多义内涵和语义特征。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演进,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建构和形塑。2011年7月,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首次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谱系之中,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概括为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使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逐渐走向成熟。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深化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页。由此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清晰描绘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基本轮廓和主体内容,意义重大。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3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综合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和依据,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和发展逻辑,逐渐厘定和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科学内涵和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建构和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完整的话语体系,党的十九大继续丰富和深化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论内涵。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3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6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因此形成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组成的内涵丰富的完整概念谱系,成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概念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 “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 “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 “强大精神力量”(3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6-17页。。最为关键的是,十九大报告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出了一个重大政治判断,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3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页。。由此提出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政治概念。实质上,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的一种话语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实践上的新思考和新境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话语体系。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多义性概念经过长期发展演化,衍生了一系列相关政治话语。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体,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布局,与 “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伟大旗帜”“文化”“伟大事业”“新时代”等构成的相关话语随之出现,不断增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新议题和新表述,使其逐渐走向成熟、规范。随着理论探索与实践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也必将继续丰富、发展和完善。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影响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政治术语。一提到 “向苏联学习”“以苏为戒”“走自己的路”“中国式”“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等话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面相,是几代人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历史记忆。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创造,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新中国成立以来,从 “向苏联学习” “以苏为戒”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形象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从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开始的,在理性审视层面深化了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同时植根于中国国情,借助 “中国特色”和 “社会主义”两个概念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政治标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 “深入人心”(4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4页。,并且“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4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已然成为中国发展的政治符号和象征,是当下最主流的意识形态。通常,任何观念的重大变化都会在语言上留下痕迹(42)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孕育、生成和形塑历程,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审视和定位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自觉和话语自觉,不断深化对 “科学社会主义”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形成发展相伴随的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社会主义工业化”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演变,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 “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路径,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形成塑造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过程,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体概念之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话语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强烈呼声。显然,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赢得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的科学社会主义。此外,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往往凝聚了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人民的诉求、经验的总结和时代的表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词频变化,可以看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对于中国的影响。根据统计,十三大和十四大政治报告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后出现了14、8次；十四大和十五大把 “的”字去掉的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了25、37次；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将 “有”字去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字样分别是26次、53次、82次、72次,总共达233次。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的标题(44)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标题分别如下:十三大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五大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 “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八大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九大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可以看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核心概念,其相关概念出现的频次如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现2 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出现3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各出现了1次。其实,改革开放以来的七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标题中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的字词变化,如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是单纯的词汇和概念的演变,更多的是一种思想演进,不仅揭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且也勾勒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和时代课题的认识、接受和认同的动态过程。正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45)《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22-723页。。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4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与之相伴随的是 “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概念要素。质言之,影响中国发展的每一件大事无不是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范围框架内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指导和引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且影响和塑造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成功诠释了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的历史结论和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对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而言意义重大,乃至世界影响深远,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去坚持完善。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永恒主题。结 语
任何一个概念的形成和塑造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价值指向。纵观中国共产党基本政治概念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缘起、孕育、生成和形塑历程,可以发现,从 “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历史演变和语义形变,反映了 “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蕴,彰显了社会主义思想演进轨迹,规范了政治文本的书写,打开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图景,保存了这一历史记忆。习近平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4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 《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历史演变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彰显了 “中国特色”语义指称,回应了有关 “中国模式”的他者认知,是 “中国道路”的最好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表述和广泛使用,正是对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凝练和形象表达,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追求的奋斗轨迹,清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面相。
作者简介：胡国胜,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晓娟,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510631)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1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共产党基本政治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语义形塑研究”(21ADJ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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