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

编者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历程；

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

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为探索世界各地文明起源作出中国学者的贡献；

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再现各地文明演进的情景；

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等。

02 如何理解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如何准确理解与把握这一重大研究成果的实证意义，颇为重要。

简言之，对于人类史、文化史与文明史的实证追溯，即探求中国“何以中国”的具体形成过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 中华民族的形成、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作出自己更多的贡献”。由此可见其价值不言而喻。同时，这也提示我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既要关注“人类”、“文化”与“文明”，亦要立足“中国”，须聚焦于中华民族在其形成以及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和积淀的、具有独特文化基因的、发展道路的丰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正是这些成果，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社会身份以及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内涵。同时它们还意味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观照世界乃至宇宙的方式。

在中国大地上，世人常讲的“人猿揖别”究竟起于何时？毫无疑问，以往流传在华夏神州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神话故事是不足依凭的。考古学强调“透物见人”，它至少包括考古材料特征识别、形成过程研究、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推理、社会文化行为理论研究以及哲学层面的反思五个环环相扣的流程。“百万年的人类史”的结论得以印证，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用体质人类学中的“人种学”研究方法，对远古人类骨骼所包含的诸多客观信息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实现透过骨骼遗存提取人类信息。中国古人类化石的重大发现始于1918年，当时瑞典人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后来又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1927年，加拿大人步达生根据这些牙齿化石给他们一个名字“北京中国猿人”，俗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1929年12月2日，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一具基本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距今约50万年前，这是当时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而且头骨具有独特的东亚直立人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趋向深入，在中国还发现了云南元谋人牙齿化石、陕西蓝田人头骨化石、湖北郧县梅铺人牙齿化石、湖北郧西白龙洞人牙齿化石，这些古人类化石的年代大多数在距今100万年左右。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郧县人。他们制作了代表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生产工具——手斧。2002年7月4日，中国、法国专家公布：确认了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古人类至少在距今100万年前就开始使用手斧，这比欧洲早了20万年。这一发现改写了长期存在于西方学术界“中国旧石器时代无手斧”的定论，同时有力地驳斥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这标志着中国拥有着漫长的旧石器时代。

所谓“一万年的文化史”，是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该领域通过开展一系列实地民族调查而对整个人类所具有的各种文化形态及文化演进展开研究，其有关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早期国家等问题的理论，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参照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能源、汲取能量的过程，食物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一环。距今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进入新石器时代阶段之际，农业起源也随之开启，这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底色。目前已发现确认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两大区域。这些遗址所反映的古人类定居生活和耕种行为的遗迹遗物，揭示出农作物驯化和农业起源在我国至少可追溯到一万年前。值得强调的是，在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下，距今万年之前就形成稻作和旱作（即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的雏形，而且在距今9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代这两大农业文化就实现了在中原地区的碰撞与融合，从而促成以复合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仰韶文化的大扩张，奠定了早期华夏族群的人口、语言等文化基础，形成以区域性文化传统为主体的广泛联系的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利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稳定同位素等相关科技考古手段综合表明，在距今5500年前后，黄河、长江等地已经分别形成了“谷豕是飨”“饭稻羹鱼”为主要生业特点的农业社会，这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生业经济基础。换言之，农业生产出现后，人们开始定居生活，逐渐有了社会分工、社会生活与多样化的精神世界，自此贫富分化也渐次发生。随着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国家最终诞生。这恰印证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显示，距今55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这突破了西方以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的国家形成”的“三要素说”，根据中国的材料（尤其是良渚古城的发现），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考古发现显示，在距今5500—5000年间的崧泽文化后期和良渚文化早期，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突然剧增，尤其在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异常密集，反映当地出现了一次人口大幅度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如果在某个历史阶段，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人口突然大幅度增长，一般都与基本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密切相关。具体到狭小的环太湖地区，聚集的大量人口的生存，必须依靠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农业社会的建立不仅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而且还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早期国家的出现。最具代表性遗址即良渚古城，它的发现则为中华文明回溯到五千多年找到了实证。良渚古城以其300多万平方米的规模和高大坚固的城墙，以及将以前发现的反山贵族墓地和30多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高台围合在了城的中心。城作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是极为关键的。恩格斯有过一个经典阐释：“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良渚文化城址面积广大，它的营建，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严密的管理制度，而且具有都城性质，是聚落的层级分化、阶级分化的集中反映。城市内的宫殿建筑、祭坛、大墓以及玉器、精美的陶器等贵重物品是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及至阶级对立的集中反映，用玉制度的形成也表明良渚文化已踏入文明社会。在多处良渚文化遗址的堆积中，都发现了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不仅如此，还发现有大面积的稻田、道路系统和灌溉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在良渚城址周边发现了大型的水利设施，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良渚城址和外围水利设施的建设不仅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而且其治水用水系统的形成和古埃及文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形成机制相似。作为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得全票通过，意义非凡。这种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不仅标志着中国和古埃及等世界早期文明一样，也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同步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而且给世界文明增加了一个崭新的独特案例，一个东方的文明社会标准。

综上所有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具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脉相承、不曾断裂的历史。相信在迈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会在返本开新中释放出更多的文明之光，也会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更多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