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不必要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不必要论”
即在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往往只看到这一真理的一般性而遮蔽了其特殊性；
而在对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则又往往只看到这一真理的特殊性而遮蔽了其一般性。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并不相互抵牾；
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具有特殊性，而是具有超越时空的一般性意义。
还亟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教育，
以便于人们对其形成更加科学、准确和全面的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曾明确指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1;1980年,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2;2013年,习近平也将毛泽东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3。统观毛泽东的一生,其伟大功绩自不待言,但无论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习近平,他们都基本一致地把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既非历史的偶然巧合,也并非意志的主观强加,而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所作出的准确研判和必然结论。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二者互为表里、彼此同构,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就不可能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接续性胜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无从谈起。
正因为如此,一段时间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国内外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风格迥异、丰富多彩的理论观点和学术判断。这些观点和判断,对于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思想实质,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由于受意识形态、知识背景以及学科视角等因素的影响,一些人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必要论”。概括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必要论”的主要诘难在于:一方面,凡是科学真理往往都具有普遍性,如化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这些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定理和规律适合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并不需要“中国化”,因此也就没有“化学中国化”“物理中国化”“生物中国化”等概念。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当然也不需要“中国化”,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真理;另一方面,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那么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共时性看,只能对中国产生影响,对其他民族国家则不具有普遍意义;从历时性看,作为已经属于中国本土化的理论,自然不必要也不可能再次实现“中国化”。由此,在“不必要论”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不科学和不严谨的,应当对其作慎用处理。4
毋庸讳言,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必要论”其实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它不仅销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且还遮蔽和歪曲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对党和党的领袖人物的形象造成严重消极的影响,对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批驳。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并不相互抵牾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矛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即使是科学真理,同样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必要论”关于“凡是科学真理往往都具有普遍性”的观点,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的学科属性同自然科学的学科属性作简单的比附,进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理解为一种“悖论”结构。其实,正如同费尔巴哈仅仅考察人的“类本质”而绝得不出人真正的本质一样,“不必要论”仅仅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作一般性的抽象理解,而严重遮蔽它的特殊性,其结果是既无法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没能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
第一,从学科属性看,科学真理主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分,而“不必要论”则忽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属性区别。5自然科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6。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及其属性都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而存在,只要客观物质的形态、结构、条件等相同,那么这一客观物质的运动态势和规律便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丝毫不受时代更迭、地域差别以及人的活动的影响。进而言之,自然科学所揭示和描绘的只是自然界的“规律性”,而不牵涉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的“目的性”,比如在标准条件下,氢气和氧气燃烧后会化合为水,这一定律在各个民族国家无疑都是适用的,丝毫不受人的主观意志和实践活动的制约,自然无须“中国化”。
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科学在广义上主要是“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7。无论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化艺术”,都离不开现实的人的聚散离合与意识创造,这说明,人文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和主题其实就是人本身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作为一种有生命、有意识和有精神的个体存在,生命的长度和限度赋予人鲜明的历史性特征,即人是特定时空的产物,随着历史方位和地域空间的不同,人及其所构成的人类社会也会有差异,如身体特质、思想观念、政治制度以及生产方式等。正是由于人的历史性,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现实的历史”中去考察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8。此外,除了历史性,人还具有鲜明的主观能动性,即人是一种有目的的存在,这就意味着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有“规律性”,又有“目的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解,自然科学是一种“描述性”的科学,其根本目的在于“求是”,而不在于阐释“所应当是”。换言之,自然科学应该坚持“价值无涉”的原则,面对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家只能止步于描述客观事实,而不能评论这一客观事实的价值,否则便会把自然科学引入神秘主义。9人文科学则是一种“诠释性”的科学,它必须运用“理解的方法”来认识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其所遵循的原则是“价值有涉”。在中世纪晚期,为了批判抽象思辨的神学,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了实证主义学说,试图将社会学引入实证的轨道。在实证主义研究中,孔德提倡通过客观的经验感知来研究社会学中的问题域。诚如他所言:“实证的科学是经验的、客观的和反思辨的。它专注于可知觉的现象,专注于能够通过经验研究而加以确立的有秩序的关系。”10应该说,孔德将人文科学从神学的抽象思辨中解放出来,提倡用实证主义的范式路径进行量化研究,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他也遮蔽了人本身的抽象思辨性,即人的意识和精神属性。作为客观物质所反映的人的意识和精神,往往充满了情感温度,不可能完全用冷冰冰的数字和统计模型来衡量,因此,“孔德的错误在于把人文科学归结于自然科学, 把精神现象归于自然现象 ,把人的高级能力降低到动物的低级能力水平,从而遮蔽了人的行为的价值和意义”11。
可见,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要区别,在于“自然界、物理科学的对象……包含着独立于精神而出现的实在。人主动打上其印记的一切,构成了人文研究的主题”12。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必要论”的人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而丝毫没有看到其所蕴含的人的主观意志层面的精神性和目的性,以此将属于人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化学、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相比附,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十分荒谬的。对此,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早就提出警告:“没有必要再把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13如果一味地按照自然科学的思维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不同的地域空间,其结果只能是把现实具体的人变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
第二,从真理特性看,“不必要论”忽视了真理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不仅具有绝对性,而且还具有相对性,这是由“真理的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掌握程度”14决定的。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其所揭示的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比如在化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中子和质子是原子的最小单位、不可再分,但毛泽东却认为:“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15。后来的事实证明,质子和中子下面又可再分为“磁粒子”。从中子和质子到“磁粒子”的认识发展深刻表明,人们所探索和揭示的真理在历史上可能是“绝对真理”,但随着人们认识的进步和深化,“绝对真理”在历史的后见之明中也可能会被证明为一种“谬误”。
同样,作为一种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也是合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于一体的。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必要论”的人往往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绝对真理,而忽视其作为相对真理的一面,其实,这看似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和礼遇,实则是对它的误解和歪曲。以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例,这一规律总体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即从原始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绝对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究竟会通过怎样的方式、经过哪些发展阶段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条件。“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6在这里,如果按照“不必要论”的逻辑,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绝对真理,必然会得出各个民族国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都是一致的谬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人们把这一理论视为绝对真理来对待,认为这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和嘲讽。从马克思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列宁提出俄国可以从封建农奴制国家直接过渡为社会主义国家,再到毛泽东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17,这些理论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才是属于符合本民族国家客观实际的绝对真理,而一旦空间转移,它们就会成为一种相对真理,即有可能不适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如在俄国被证明是真理的“城市包围农村”革命道路,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由此可见,作为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要对各个民族国家的具体实践发挥理论效力,必须将其加以“民族化”,这是由科学真理的绝对真理属性和相对真理属性决定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必要论”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属性和相对真理属性,当然会得出错误的认识和结论。诚如有学者所批评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但不能将它绝对化。任何真理都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没有单纯的绝对真理。把科学真理当成单纯的绝对真理,这种认识本身就违背真理,这种态度就违背科学精神。”18
第三,从历史进程看,“不必要论”不仅忽视了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种科学真理,理所应当地会成为中国人民的选择,而且也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的曲折性,认为它的实现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主观意志的参与和努力。应该说,这两种错误认识,都是“只见物不见人”的运思理路,遮蔽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能动性。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原产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它绝不会自动朝中国人民走来,而是需要中国人民主动走向马克思主义。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晚清王朝封锁已久的大门,由此导致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之中。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中,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遭遇是,政治和经济上“失权”、文化和价值观上“失序”、日常生活中“失声”。“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重要时代问题。为了回答这一时代之问,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虽曾相继开出过理论药方,但最终都失败了。即使是资产阶级提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案,也随着一战的爆发和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最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3。正是在此时,十月革命作为一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出的胜利果实,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新的目标方向,他们逐渐抛弃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想,纷纷将目光投向社会主义俄国,由此开启了选择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在物质层面落后挨打的局面,同时也促使其在精神层面实现由被动向主动的历史性反转。从这一清晰的历史链条和逻辑脉络中可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历程,“选择的历史”和“历史的选择”在这里得到了鲜明体现和高度统一。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第一个公开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政治组织。但需要注意,有了马克思主义,既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本能地会运用这一理论武器,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能够自然而然地改造中国。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在党成立到土地革命前中期,由于缺乏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系统的理论知识武装,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照抄照搬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从而接连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然而,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具有崇高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具有天然的自我反思精神和自我革命能力。正是通过对党曾经所遭挫折和所犯错误的深刻反思和总结,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前所未有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他看来,只有在中国实践、历史和文化的坐标视野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切实产生理论改造实践的伟大效力,而一味地照抄照搬外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本本化的做法,只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后果。从历史的正反经验中可知,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百年来面临的屈辱困境才得到根本扭转。显而易见,从这一层面而言,“不必要论”严重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和真实性,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般性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必要论”看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普遍意义,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实践发展中再次实现“中国化”,由此,这便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同时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第一,在共时性方面,这种观点严重遮蔽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内嵌的国际基因。一是从理论谱系看,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赓续和发展的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嵌有深刻的国际基因。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生地在欧洲,却并不仅仅属于欧洲,而是作为一种普遍的真理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西欧、东欧、东亚、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都曾有多个民族国家实践过或正在践行马克思主义,这深刻体现了其作为科学真理的力量。其实,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言,它们本质地表现为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整体概括,后者则是前者的特殊形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特殊是对一般的具体呈现,而一般往往寓于特殊之中。“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19基于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天然地共享和内嵌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因,它尽管是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的经验和理论总结,但其真理光芒并不仅仅只是照射于中国,而是能够普遍照射于整个人类社会。诚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在深层次上有一种世界性内涵,那种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极端狭隘化、认为是脱离世界文明整体的纯粹特殊性思想的观念是错误的。”20
二是从理论内容看,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为“中国向何处去”提供了科学的答案。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21。其实,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就日益被裹挟和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这表明,中国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自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不只是把目光视野局限于中国一域,相反,无论弱小还是强大、逆境还是顺境,他们都始终保持国际性视野和博大情怀,强调中国对世界、对人类要有更多的贡献。如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2;邓小平则强调要“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23;习近平也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24。正是基于这样的视野和情怀,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在国际上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毋庸置疑,这些重要成果都是根据国际社会的发展形势而适时提出的,着眼点在于回答和解决“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这从根本上有利于国际社会的繁荣发展。
三是从方法理路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蕴含了十分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比如,在历史的发展中,党形成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独立自主、摸着石头过河、问题导向、提高思维能力等方法论,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中国具体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宝贵财富。正是因为善于“化理论为方法”,在纵向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了改革开放,并在为彻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在横向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实现了大幅度提高,在国际舞台上愈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本质地看,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都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实现的。对此,国际社会在惊叹中国奇迹之余,也普遍地要求借鉴和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这既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认同,也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法论具有超越特殊性的一般性。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虽然具有一般性的世界意义,但这只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根本有别于西方国家的选项。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不接受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同时也绝不会把自己的理论、经验和做法强加给任何其他民族和国家,绝不会影响和干预其他国家的自主选择权利,绝不会像西方一些国家肆意地输出“西方模式”那样输出“中国模式”。25这一鲜明态度,无疑使那些指责中国暗中搞“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诽谤和谎言不攻自破。
第二,在历时性方面,这种观点把“中国化”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空间概念,认为只有外国的思想理论才可以“中国化”,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其已经是中国本土化的思想理论了,因而实无“再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与此相连,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习近平既然明确提出要“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发展水准上具有明显区别,“中国化”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已经过时了;而“中国的”则体现了“中国创造”,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26
要科学有力地剖析和驳斥这种错误观点,需要从“中国化”这一概念着手。“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27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来的,其内涵具有鲜明的空间指向,即把外来之物民族化和本土化。诚如毛泽东所言:“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8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原产地欧洲进入中国,体现的正是一种空间场域的转换和跨越。然而,除了具有空间指向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中国化”概念还具有深刻的时间指向,也就是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理论,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是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静止不变的抽象之物,恰恰相反,它是实践的、发展的和具体的实在之物,蕴含人的实践活动于其中,由此,“中国化”不仅是“民族化”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包含了“时代化”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推动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其实强调的就是后来者对前人思想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如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对毛泽东“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思想的时代化表达;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则又是对“以人为本”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关于这一现象,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不断发展,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实现”30。但对于“不必要论”者而言,他们仅仅把“中国”当做一种静止的抽象存在物,而罔顾其实践的、发展的、具体的鲜明特性,自然得不出正确的认识。
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如“不必要论”者所说的那样,在理论的发展水准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低级形态”,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高级形态”。实际上,在我们看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它们之间并无实质性区别,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对它们的灵活运用,既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水准的高低,也不意味着“中国化”概念已经过时了,更不意味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在“客观上会起贬低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义”3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频繁使用这一概念,而且还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32这有力地说明,实践发展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永无止境。
四、结语
综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必要论”的两种观点,其形成因素固然复杂多变,但其中较为关键的一个原因则是一些人在“视野”上的狭隘,即他们严重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识视野、历史视野和国际视野。在知识视野方面,“不必要论”者并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属性和本质内涵;在历史视野方面,“不必要论”者并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历史的选择”和“选择的历史”的辩证关系;在国际视野方面,“不必要论”者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
由此,这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方面,要从内部入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必要论”的错谬之处一一进行分析和驳斥,既指出错谬之处的“其然”,又指出错谬之处的“所以然”,从而澄清和还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的知识视野、历史视野和国际视野;另一方面,也要从外部用力,从加强教育入手,以有效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必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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