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凌晨，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的司徒兆敦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5岁。

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公众号

司徒兆敦先生祖籍开平赤坎，他生于一个传奇华侨世家，祖父是国民党元老、北美侨领，父亲是中共党员兼电影技术专家，而他本人则是高徒无数的纪录片大师，虽出身不凡，但司徒兆敦先生为人朴实无华，严谨的家风规使他为人做事务实求真，刚正不阿。

其实这样的华侨世家在赤坎并不罕见，在国家相对落后的年代，初代华侨们到国外辛苦打拼，带回技术与文化的改革，新旧思想浪潮的冲刷中，一代代不甘落后的青年英杰开始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

从源远厚重的华侨文化，到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开平赤坎以本土底蕴孕育出灿若繁星的影视文化。你未必到过赤坎，但你一定看过发生在这里的影视剧。

抗日时期起，开平赤坎便通过大荧幕走进国人的视线，从早年的《保卫大四邑》、《山乡风云》，到后来的《醉拳2》、《风雨西关》，以及王家卫在赤坎闭关三年拍摄的《一代宗师》。

《一代宗师》中金楼、叶问家、白玫瑰理发厅等主场景均取景于开平赤坎

和平时代的影视多为娱乐，但动荡年代，影视作品弘扬的文化价值是意义非凡的，今天我们就来看几位赤坎的现代电影大师，是如何历练出传奇一生吧。

  司徒兆敦  

电影、纪录片导演

电影学院资深教授

司徒兆敦先生出生于1938年，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和资深教授，是电影和纪录片导演，还著有《世界电影趣闻》、《中国纪录片创作前瞻》等佳作。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导拍摄时都曾受他指导，如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盗马贼》、张艺谋的《红高粱》等。

图片来源“北京电影学院”公众号

之所以有“中国纪录片之父”的美誉，是因为司徒兆敦老师在教学生涯中致力于纪录片的普及与发展。

在看过太多粗制滥造、扭曲历史的影视剧后，司徒老师厌倦了这种僵硬虚假的美化，认为纪录片的真实尤为可贵，寄望通过纪录片的渗透和教育，来影响民族的审美观。

图片来源“北京电影学院”公众号

“有就能拍到，没有绝对拍不到。”纪录片像老师一样，对司徒兆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影响至深，他推崇这种绝对真实带来的生命教育，也希望学生们也能以生活真相为师，注重作品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批判价值。

可以说，纪录片寄托着司徒兆敦老师一生对真与善的追求，他始终坚持纪录片应对社会具有推动意义。

司徒兆敦老师生于香港、长于北京，据闻上世纪80年代他回到家乡开平赤坎时，无意中看见村里每年分猪肉的名单上，依然有他们家人的名字，他深受感动：“这就是家乡情，不管走多远，都牵着我们的心哪。”离开赤坎时，司徒老师从村里摘了一个果子带回北京，果子一直摆在他的书桌上舍不得吃，直至风干。

司徒兆敦老师一生秉持着“讲真话、办实事”的信念做人，他曾言：“因为讲真话吃够了苦，同时也因为讲真话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在追求真实这件事，司徒兆敦老师的父亲——司徒慧敏先生影响他甚多。

司徒兆敦全家福，首排左一为司徒兆敦

  司徒慧敏  

电影技术专家

电影导演、编剧、音效

中共党员

司徒慧敏先生在电影届也是行业泰斗一样的存在。

司徒慧敏生于1910年，是开平市赤坎镇永坚楼东村人。1923年，他在广州求学期间结识了革命英雄周文雍，随后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

入党后，司徒慧敏被组织派往日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出于对电影和无线电的兴趣，他自行去日本大学电影研究班和早稻田大学电子系学习，这为他日后的成就埋下了伏笔。

1930年学成归来后，司徒慧敏从事幕后布景工作。此时，电影已步入有声时代，但有声电影的制作器材和技术仍牢牢掌控在外国人手里，价格十分昂贵，因此中国有声电影迟迟未得发展。

司徒慧敏见状不甘于此，凭借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电子技术，联合曾在哈佛大学研究无线电工程的堂兄司徒逸民和在华盛顿大学学过机械工程的马德建一起，共同研发出“三友式”光学电影录音机，成为中国第一部电影录音机！

随后司徒慧敏成立电影公司，在抗日期间，他组织拍摄了大量进步电影，以电影点燃人们的斗志，大大鼓舞了抗日情绪。

司徒慧敏拍摄《东方红》

1938年，司徒慧敏回到赤坎，拍摄群众抗日救亡的实况，推出新闻纪录片《保卫大四邑》，此片在港澳、美国等地放映。这部作品也让他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认可，1946年，周总理派他前往美国好莱坞学习电影技术和管理。

司徒慧敏(左一)与夏衍(左二)等陪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右三)会见荷兰国际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斯(左三)

司徒慧敏没有辜负这份赏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刻苦钻研理论之余，课后还去好莱坞当实习生，期间结识了很多导演、演员和技术专家，还和卓别林成为好友，不断学习吸收名家的技术和经验。

1952年再度学成归来后，司徒慧敏协助中国解放军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先后担任中国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科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技术委员会主任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开始深度参与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划与推进。

司徒慧敏任文化部副部长

对中国电影工业而言，司徒慧敏先生是拓荒牛一样的存在；对儿子司徒兆敦而言，司徒慧敏是他为人做事的榜样。

为了革命工作顺利进行，司徒慧敏经常要在真真假假中徘徊。比如重庆沙坪坝第一次百人地下党聚会，便是借司徒慧敏母亲寿宴的机会开展。每说假话的时候司徒慧敏都会感到痛苦，这种痛苦看在儿子司徒兆敦眼里，更坚定了他对真实的追求。

司徒慧敏与夫人邓雪琼合照

司徒慧敏与司徒兆敦都是幕后英雄，对中国影史发展都有极大的奉献与推动，以下我们再介绍一位台前大侠，如你喜欢看香港老电影，一定不会对他感到陌生。

  关德兴 

电影武打明星

慈善家

比起关德兴先生，我们也许更应该尊称关德兴师傅，因为他的言行德品，值得任何一个时代的后辈学习。

香港曾有一个节目叫《今夜不设防》，常以大胆辛辣的访谈和明艳动人的女明星成为城中话题，如当年有热搜的话，这节目一晚上能上三十几个。

而关德兴师傅上这节目时已85高龄，身穿格子西服、牛仔裤，头戴中国礼帽接受采访，称：“头脑和道德要守旧，身体和思想要潮流。”他用衣着巧思表达观点：希望能跟上年轻人的脚步，达成交流以后，再和他们论忠孝道义。

关师傅出生于1905，他儿时贫苦，8岁便从广州辍学，回到赤坎镇务农，当过小贩、泥水工和放牛工。13岁时辗转到新加坡谋生，加入“戏行”习武艺。习得技艺与经验后，他开始组织粤剧团进行演出，逐渐打出名堂。

1932年，关师傅在巡演中偶然结识著名电影人，受邀出演的几部电影颇受欢迎。出于对电影浓厚的兴趣，关师傅的主战场由戏台转到荧幕。

1937年抗战爆发，关师傅在美国和香港两地出钱出力，到处义演筹款支持祖国抗战。在美期间他一度穷到旅费都没有，也不愿动捐款分毫，最终由轮船公司义载回国。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关师傅回归影坛，创作和自演《黄飞鸿》系列影片，成为了早期家喻户晓的“黄师傅”。1952年在香港成立药局，常为穷人赠衣送药。关师傅晚年仍数次为慈善奔走，致力于抗震救灾活动。

关师傅常说：“要永远铭记，我们是中国人，是开平人，在外一定要为祖国争光，在内也要为家乡添彩。”他从未背离所说的一字一句，时局动荡，便发挥所学以粤剧救国；和平时代，退休后就隐于市集悬壶济世。

如对侠义时代感到好奇，无需遍寻影视小说，只需浏览关德兴师傅生平大小事即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关德兴师傅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当代大侠。

三位赤坎先辈，如明星一样照亮过坎坷晦暗的中国影视发展史。他们一生都在用自己的所学所悟，发扬民族精神与人文关怀主义，相信只要还有人在传颂他们的故事，传奇就永不谢幕！

赤坎人的风骨，华侨的坚毅敢拼，凝练在赤坎镇的骑楼古巷、钢筋水泥中。建筑是凝固的历史，那些故事，赤坎的骑楼古建都记得，但绝大多数建筑即将迎来百岁，风蚀雨打日夜磨蚀着赤坎的墙砖花草。

修缮前的濂川司徒公祠

为了守住赤坎宝贵的建筑文化，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与协助下，赤坎镇经过修旧如旧的维护和修复，以赤坎华侨古镇之姿，重新伫立于潭江畔。重生的赤坎华侨古镇，将续写新百年的新篇章。

经修复后重新开放的濂川司徒公祠

一切如新，新如民初青年踌躇满志，誓以理想改变世界那年；

一切似旧，旧似百年前华侨全力资持赤坎改建，骑楼马路新砌落成，全镇风貌焕然一新那天；

一切皆是新希望，当代青年将以新时代的学识与力量，挥笔写下赤坎华侨古镇在这个百年的新传奇。

赤坎华侨古镇有太多传奇等待翻阅，有太多故事等待诉说。赤坎名人录像一本翻不完的巨著，且在持续更新中，你还想听谁的传奇故事呢？请在留言区写下ta的名字。

后续将解锁更多的赤坎风云人物，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