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山遗址废弃原因的再探讨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因灰坑中出土大量粮食堆积及完整成组器物而闻名。20世纪七十年代发掘之初，学者将其作为黄河中游地区最早新石器时代文化来研究[1]，集中探索其文化来源、发展与趋向问题[2]。九十年代，就遗存特殊埋藏现象，卜工先生将灰坑组合物定性为祭祀遗存，推测为甲骨文“陷祭”和文献中“瘗埋”的前身[3]。金家广先生将之与裴李岗文化墓葬、兴隆洼聚落址、中堡岛等诸多遗址中的相似现象进行了比较，认为组合物为祭祀遗存的可能性较低，或与粮食加工活动关联更大，但不排除祭祀的可能性[4]。近年来，磁山遗存性质及农业发展水平问题再次引起广泛讨论[5]。陈胜前先生针对磁山遗存保存完好的特征，指出如此丰富的遗存直接废弃在遗址中，与早期农业阶段定居能力不强有关[6]。刘莉、陈星灿先生认为遗址大量窖穴可能作为储藏之用，并提出在广谱经济生活下，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流动性的后勤服务职能[7]。李国强先生指出磁山遗存极具个性的特征，提出磁山为兼顾定居和移动人群的年度回归基地的说法[8]。目前还存在以下疑问，首先，遗存保存状态有无特殊含义，从考古材料上看到完整器物的聚集，那么就有可能解释为祭祀或储藏，该如何进一步论证来确定遗存性质？其次，磁山遗址农业发展程度如何，大量证据如数百座灰坑、多种类陶器或说明已实现定居，但同时其整体文化面貌又与稳定定居的遗址有所不同，该怎样理解考古材料中体现的“矛盾”？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拟从废弃过程理论方法的视角对磁山遗存进行细化研究，从而进一步探讨磁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社会的发展状况。

一、理论方法

可以说所有考古遗存都是人类有意无意废弃的结果。考古材料废弃过程是西方考古学中一个专门研究领域[9]，这一理论方法通过废弃物堆积研究古代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它也成为了解社会组织、居住流动性的形态以及宗教礼仪的重要窗口[10]。已有实践表明，这一理论方法在研究生计方式变迁问题上显示出较好适应性[11]。

总体上看，遗址的废弃可分为有计划废弃和无计划废弃。根据斯蒂文森（Marc G. Stevenson）的研究，当一个聚落有计划缓慢废弃时，人类可能会停止居址活动，居住面甚至可能富集垃圾而彻底废弃，反之是无计划的快速废弃，更可能呈现出生产、生活中原有的状态，废弃物集中分布在其使用区域。当有计划废弃并预期返回时，遗物则被预置并集中处理[12]。希弗（Michael B. Schiffer）将这种完整还可继续使用的遗存称之为事实上的废弃物（de facto refuse），包括工具、附属设施、建筑和其他物质材料，意指仍然可以使用，但事实上留在了被废弃的活动地点[13]。乔伊斯和乔纳森（Joyce and Johannessen）所做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也表明，逐渐废弃并可能计划返回的建筑中，事实上的废弃物都离开了其使用地点集中保存在窖藏里[14]。可见，人类有无计划性直接影响到遗存完整度及其分布形态。对于有一定规律周期性搬迁的人群来说，在规划下则有时间提前预置物品待预期返回使用。

当出现有规律的周期性迁徙人群时，迁居者需要考虑哪些物品迁出，哪些物品留在遗址内。一般轻而小的物品适合流动直接随迁出被带离遗址，大而重的则不便于流动就直接废弃在遗址中。

综上，笔者拟从事实上的废弃物概念出发，检视磁山遗存集中保存现象。再与其他考古材料中类似的遗存形态作比较，参考民族学观察到的相同生计方式人群的行为，最终再回到早期农业阶段的考古学背景中得出结论，并解释形成此种特殊废弃现象的原因。

二、磁山遗址相关考古遗存分析

磁山遗址自1972年首次发掘后，又分别进行了1976-1978，1985-1988，1994-1998三次集中的田野工作。本文以目前公开刊布的《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两篇简报材料为分析基础。磁山遗址地层较为简单，发掘者分为上、下两层，即下层为早期，上层为晚期。

（一）房址

遗址仅在晚期时出现两座房址。形制为有柱洞的半地穴式，面积分别为6.6和7.5平方米。其中F1，剖面显示为口大底小的阶梯状，居住面为生土或未经处理。报告中称出土物较为丰富，所属种类与灰坑中出土物一致（图一）。F2为平底，居住面同样未经夯打和进一步加工（图二）。

如果以居住址来定义似乎有待商榷。因为F1阶梯状底部不够平整可能无法正常居住，而更像是为方便上下设计的台阶。居住面和周壁未经进一步处理，而通常用来居住的房址都会将居住面烧烤、重铺或抹泥。且均未发现用火遗迹或固定火膛，则更难定性为房址（图一）。有柱洞也不能作为判断为房址的依据，很多地穴式储藏设施也有柱洞和顶棚。这些建筑并未体现出能够满足长期定居的规划。磁山遗址有无大规模房址还需要进一步田野工作来证实。这种房址与灰坑在田野与研究工作中不易分清，恰是定居能力不强，不能长期定居的体现。

（二）灰坑

遗址中数量最多的遗迹是灰坑。考古遗址中灰坑往往作为定居时长的显著标志之一，一般认为对遗址内的改造越多，相应在遗址内活动的时间就越长（表一）。下文将主要分为有粮食堆积的灰坑以及出土完整石器与陶器组合的灰坑，对其堆积形态及工具组合功能进行具体分析。

1.粮食堆积的灰坑

在磁山遗址中发现有粮食堆积的灰坑共88个，其中早期62个，约占早期所有灰坑的33%，堆积厚度在0.3~2米之间，坑深且储量大；晚期共有26个，约占所有灰坑的9%。以H346为例，位于T79内，坑口长1.1、宽0.9、深3.65米。坑内上部堆积为灰土，包含陶片较多，距坑口深1.65米处，为一层黄色硬土，厚0.4~0.6米，其下为粮食堆积。由于粮食腐烂下沉，黄色硬土与粮食之间，形成高0.6米的空隙。在粮食堆积中，除有少量淤土外，未发现遗物[15]。

吕厚远先生研究团队根据坑内堆积中植硅体鉴定出带壳的黍，黍层中间用颖片和芦苇茎叶的混合物作为隔断[16]。发掘者也认为坑中发现的绿灰土堆积不是粮食腐烂后的形态，在当时比现在还要温暖的环境下，无法避免坑底的潮湿问题[17]。因此，这些绿灰土堆积很可能是用来铺垫隔层的植物茎叶腐烂的结果。河姆渡遗址灰坑中的木炭、木屑也有相同作用。例如，“H23有苇编垫底的现象，H26坑内填满大量木屑和植物叶片等，坑底垫有2~4厘米的稻秆、稻叶等有机质层并加有稻谷” [18]。秦岭先生认为，H26仅残存34厘米深，从上述描述推测，稻秆、稻叶仍应是用来铺设坑底的，甚至木屑叶片也可能为了起到防潮作用的预处理[19]。灰坑中堆积物层叠的放置方式显然可说明人类行为，即当收获季节来临，古人收割食物后以堆叠方式储藏，以便在食物短缺时食用，这种埋藏过程更像是季节性获取资源后的处理方式。

2.石器与陶器组合的灰坑

与粮食堆积类似，器物坑埋藏方式也说明可能存在预置行为。1972年至1995年遗址内已发现组合物坑140余个。例如，85H95中出土物多达20件，且出现双套器物，“双套的分置于坑底两端各一套，中间略留空隙分开” [20]。又如H453，坑内物品成组放置，甚至还有木炭压在陶盂下（图三，1）。

另据金家广先生统计[21]最初发现的45组组合物，其中石器分别为凿5件、铲23件、斧31件、磨棒43件、磨盘44件。石磨盘、磨棒几乎成套出现，比例最高占约60%，其次是石斧21%、石铲16%。陶器以支脚、盂、三足钵为多，共占79%。

按照功能、流动性高低可将器物组合分为三大类。盂、支脚、三足钵等陶器为一大类，它们成组使用且成套出现，支脚配合盂烹煮食物，三足钵为盛储器。陶器是易碎品，在所有物品中是最不易流动的，有学者指出三足的设计不便于携带，对于流动生活十分不便。而陶盂和支脚的搭配无论是拆解使用还是携带都十分方便[22]，同时一般稳固定居人群都会有固定火膛，遗址中却并未发现。也就是说通过陶三足器和陶支脚可看到两种不同的考量，即前者不便流动作为日常盛储功用（当然也不排除如果废弃遗址也可搬运，这里所说的不便流动是相对概念），而陶支脚可方便在遗址范围内流动，当预期迁离遗址需要预置时便将陶器储藏在灰坑中。第二类是石磨盘与磨棒等食物加工工具，相比陶器磨制石器更不适合搬运与流动。它们几乎分布在每一个器物坑中且成套出现，可见其使用频率之高，进一步推知与丰富的粮食堆积可能存在关联。第三类是石斧与石铲。如果是彻底废弃遗址，古人很可能会带走而不留存于遗址内，之所以成组埋藏在灰坑中，很可能是因为预期返回需要。石斧为砍伐，石铲为挖掘工具，遗址内大量灰坑和建筑的建造都与之相关。

综合上述分析，灰坑中储藏之物均与遗址内活动相关，当需要收割黍类时古人才在此停留。粮食堆积所呈现的储藏形态、陶盂与支脚的搭配使用，石磨盘与磨棒的成套出现，与遗址内建筑活动有关的石斧和石铲被集中预置，都支持遗址为季节性利用的推测。

三、来自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材料的佐证

从同时期考古材料来看，直接将完整器物集中废弃在遗址中的现象并不是个例。同属于洺河流域的牛洼堡遗址中有形制固定的长方形灰坑，上下垂直、周壁规整。在一些灰坑下半部发现有粮食堆积，其底部还有完整陶碗[23]。更靠北的易县北福地遗址中有所谓“祭祀场”遗存，在90余平方米长方形平面上分布着11组完整器物的组合物[24]。容城上坡遗址相应的磁山文化层中，发现一类遗存较为丰富的灰坑，出土陶盂76件、陶支座30件，另还有磨盘、磨棒等石器[25]。这些遗存与磁山遗址组合物的构成和埋藏方式几乎一致。

实际上，整个中国南、北早期农业阶段遗址都存在此类现象。东北地区兴隆洼文化中，查海和兴隆沟遗址的房址居住面均存在大量完整陶器及其它器物组合，山东后李文化西河遗址房址居住面固定灶坑上架设有完整陶器，其余陶器及还可使用的石、骨器沿房屋墙体四周排列。长江中下游地区，上山文化遗址中也频繁出现完整器物灰坑。如上山文化中的A型坑，一般有完整、近完整的1件或多件陶器。H121东西长120、南北宽100、深28厘米，坑内东侧有陶大口盆2件，上下扣置；西北侧有正放叠置的陶大口盆2件，其西侧置陶大口盆1件；西南部有正放的陶罐和小盆各1件[26]（图三，2）。最近义乌桥头遗址中同样发现了大量完整器物坑[27]。

放眼至全球范围内的早期农业阶段遗址，如位于西亚地区的Wadi Hammeh 27即是一处由流动狩猎采集到定居时代转变时期的遗址，最早期房址内出土多达17组组合物。研究者从中识别出事实上的废弃物，并认为可能存在定期迁居[28]。其出土物形态、组合关系（图三，3、4）与磁山遗址组合物、上山文化A型坑极为相似。可见同处于早期农业发展阶段的遗址，都存在完整器物集中预置现象。

四、来自民族考古学材料的佐证

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能够帮助人们了解人类行为与物质材料废弃的关系，使考古学家从中观察到考古材料中不可见的人类行为。通过观察活体社会文化中保留下的和未保留下来的物质，探讨其原因进而建立起一套法则，让考古学家能够更准确地从物质遗存中推断其所代表的文化系统[29]。

以观察人类废弃行为为目的，研究者对位于玻利维亚的Estancia Copacabana遗址展开了研究[30]。当地人实行季节性农牧经济，种植藜麦和块茎类植物，饲养羊和羊驼，采取流动和定居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居址分为主要营地（Main residence）、农业营地（Agriculture residence）和牧业营地（Pastoral residence）。其中牧业营地每年11月至次年2月占居，3到4月废弃。当预废弃遗址时，物品储藏在屋内或临近居址的储藏间中，包括权宜工具，小石砧、磨盘、在室外火塘使用的烧火棍。常备物品如大型石砧等作为事实存在的废弃物，一般放置在室外活动区域以待再次占居时使用。另根据在伊朗和土耳其的田野调查资料表明，游牧民族存在若干个占居时长不同的遗址，随着迁徙与周期性定居，一些不便于携带的物品遗留在遗址中形成储备，待再次占居时使用[31]。

综合民族学资料可得到以下认识，即采取混合经济方式或利用季节性资源的群体需要发展多个功能的遗址，而各个遗址的使用时限决定了遗址内是否有计划储备储藏物待预期返回时使用。

五、有关磁山遗址废弃原因的推断

人类在距今1万年左右从流动的狩猎采集转变为定居的农业生产，在考古学中也就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问题。近年间学界逐渐确立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段，即认为从流动到定居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缓慢的渐进式过程。也就是说，距今9000前后定居和农业生计方式是逐渐发展的，到仰韶时代才确立了以大规模聚落为特征的农业村落社会。磁山遗址发现之初学界将之作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来看待，陶器的原始特征、大量的粮食窖穴被认为是农业生产的直接结果，石磨盘、磨棒是粮食加工工具，其前提假设是此时遗址是整年使用的稳定居所，研究者把最早陶器、磨制石器视作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当所在区域内距今1万年左右转年、于家沟等遗址发现了年代更早的陶器时，遂将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年代提早，将这些遗址以新石器时代早期来看待，距今9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则被修改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磁山遗址的稳定定居与农业发展程度似乎得到进一步肯定。

然而，随着考古材料的涌现和研究认识的跟进，这些判断标准被一再解构。以最早陶器来说，中国南方陶器普遍比北方地区早数千年、东北及邻境地区发现近万年的陶器都与水生资源利用相关，华北地区发现最早陶器的遗址也并未显示出农业生产迹象，而更多是随着流动性下降开始出现定居因素，生计模式仍是以狩猎采集为主。进入9000年前后，磁山遗址陶器显示出与定居和农业相关的迹象，但还保留着流动性特点，便于拆卸搭配使用的陶盂和支脚即是明证。另外是以石磨盘和石磨棒为代表的磨制石器，多个遗址材料提取的淀粉粒分析表明其加工对象主要是橡子、核桃楸等坚果[32]，是采集植食性资源强化利用阶段的产物，仰韶文化之后不见此类器物就足以说明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工具。动植物驯化研究表明，距今8000年前后在中国南、北方都发现了早期农业生产的考古证据，当时的生业形态表现为以狩猎采集（或采集渔猎）为主，以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辅的特点[33]。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者提出磁山遗址所在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还处在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34]。

基于以上认识，将磁山遗址作为早期农业阶段来看待，也就不难理解其带有过渡孑遗的非稳定定居属性，应是一个流动性不断下降和定居不断稳固的发展过程。在这种考古学背景下，我们再来审视磁山遗址诸遗存，将磁山文化看作是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转变的关键时期，虽然此时已出现定居因素，但狩猎采集与农业的混合制经济结构决定了古人利用遗址的模式，在无法实现稳定定居时，只能靠迁居来获得周期性食物来源。在实行迁居时可能会预置完整遗存待返回时继续使用。因此，本文可得出结论，即磁山遗址的组合物更可能是一种在早期农业发展阶段生存策略下有计划的储备。

六、结语

考古材料形成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人类行为又深受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发展条件以及文化传统的制约，只有综合考察这些因素才能更好地进行有效论证和理解。废弃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面对特殊考古遗存的思考角度，有学者呼吁重视遗址中遗物集中保存现象[35]，还有学者指出商代考古学研究中将不明性质的遗存归为祭祀遗存的泛祭祀倾向[36]，这些现象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笔者受到废弃过程研究理论启发，从房址、灰坑等具体考古学材料出发，在确定储藏性质的同时，进一步认为是一种非稳定定居策略下待返回的预置行为，这种兼有流动性与定居性的“矛盾”现象正是早期农业阶段遗址的关键特征。最后，本研究旨在抛砖引玉，在考古推理过程中，提出有竞争性的假说，并使其内部能够达到逻辑上的自洽，才能使得考古学研究更具科学性[37]。

附记：感谢两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李彬森，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2期）

责编：段姝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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