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天回老官山汉简的现场提取和室内清理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成都地铁三号线“天回镇南站”工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西汉土坑竖穴木椁墓4座，该地点旧有小地名为“老官山”，故称为天回老官山汉墓。出土各类饱水竹木漆器约400件，其中M1发现50件木牍，M3发现900多支竹简[1]。考古发掘和清理过程中，文物保护人员和古文字工作者全程介入，及时完成了出土简牍的现场提取、室内清理、信息资料采集、保护处理、初步释读和分卷统计等工作。现将此次出土竹简的实验室考古工作简报如下。

天回老官山汉墓发掘之初，采集了土壤、地下水等样品进行环境分析，表明土壤呈弱酸性和还原状态，地下水呈弱碱性，水溶性盐、铁离子和氯离子含量较高等，这些情况有利于竹简的保存[2]。加之附近地区已发掘汉墓的漆木器保存较好，此次发掘墓葬的等级较高等，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吴顺清研究员预判老官山汉墓可能出土竹简，因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制订了实验室考古工作预案，包括竹简的现场提取和室内清理两部分。

竹简因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质地脆弱，强度极低，并且互相黏连在一起，不能直接剥离和揭取；竹片炭化为黑色，与书写墨迹同色，文字隐没不见，现场很难区分竹笥、竹简和无字竹片等，湖北地区战国秦汉墓考古发掘经常碰到类似情况[3]。为保险起见，预案原则上对疑似竹简和木牍的堆积，采取托板插入法一次性整体提取，运回实验室后再进行鉴别。

预案准备提取工具和材料：包括插托板用的竹刀，辅以竹片3~5根，长约20、宽约0.6、最薄端厚约0.1厘米，边缘的棱角磨成圆弧状（防止在提取过程中划伤竹简）。每堆竹简准备软塑料托板若干、硬质托板一块；软托板厚约1毫米，将其角、边磨圆。准备用于保湿、润滑的去离子水、聚乙二醇等化学药品，用于包装的海绵、保鲜膜、聚乙烯薄膜等材料。

进入室内清理阶段，预先作如下准备。

（一）准备实验室：设立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室，安装空调、加湿器等环境控制设备，室内温度控制在20℃左右，空气湿度保持在70%以上。工作室采用冷光源，在灯管上涂刷紫外线吸收剂，并保证足够照度。

（二）准备信息采集工具：包括常规的文字、绘图、照相记录工具，再配备摄像机、红外相机、红外扫描仪、体视显微镜等设备。采用计算机辅助绘图。

（三）准备清理工具：包括挤压型塑料喷壶、手动气压喷壶，医用脱脂棉、脱脂纱布，各种规格的软毛刷、保鲜盒与塑封样品袋等。选择合适的医用搪瓷托盘或不锈钢托盘，放置于操作台面上，用于清洗竹简淤泥，并以托盘保存部分冲洗的泥水。

（四）准备置定和存放竹简：预备足够数量的塑料盘和塑料箱，作为清洗和盛放竹简的容器。定制足够数量的玻璃条（5毫米厚、2～3厘米宽），作为压条以固定清理后浸泡在水中的竹简，同时作为清洗竹简时的载体。室内准备无菌去离子水浸泡竹简，用玻璃或塑料薄膜覆盖，确保文物安全。

（一）竹简堆积和保存状况

老官山汉墓因发现大量漆木器，故由文物保护人员负责清理墓室。首先在M1椁室发现数十枚残损的木牍和竹简，可以看出木牍上写有文字，为M3出土大量竹简作了预警。此后在M3的北Ⅱ底室和南Ⅱ底室发现两堆竹简，分别编号为M3∶121，M3∶137（图一）。

北Ⅱ底室堆积（M3∶121）边缘有小部分残损，疑似清理中无意触碰所致。堆积顶部发现若干细小的竹笥篾片，一侧发现有竹笥编织残片（图二），说明竹简原盛放于竹笥中置于底板上，因长期浸泡和淤积，竹笥已破损殆尽。竹简编绳完全朽烂，仅在部分竹简上保留有编绳痕迹。

在现场提取前，挑选若干无字竹简残片进行检测分析，测得含水率高达380%~600%，属于饱水竹简[4]；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图三）表明，竹材内的果胶、半纤维素等水溶性物质已流失殆尽，不溶于水的纤维素、木质素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降解，应是地下水长期浸泡以及微生物、水溶盐等持续侵蚀所致。这与我们曾经处理过的长沙走马楼吴简的保存状况非常类似[5]。

（二）现场整体提取竹简

竹简出土时的原始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简册的分卷、编联和相互关系[6]，原则上不在现场进行分割和清理，需要现场整体提取，在实验室内进行清理。

首先清理叠压在竹简上两个耳杯（见图二）和外围淤泥，使竹简完全暴露出来。然后用薄刃竹刀将简堆与底板缓慢剥离，同时轻轻插入软塑料胶片托板（图四），插入深度以不伤及竹简为宜。因堆积较大，用多块胶片从不同方向插入，后插入者沿先插入胶片底下楔入，待软托板已将竹简整体托住后，再用一整块大的木质硬托板沿最后一块胶片插进所有胶片底下，然后在硬托板上着力，将竹简整体提取起来（图五）。

（三）竹简包装

为防止出水简牍干缩、变形，首先进行保湿处理。先用喷壶喷洒一层雾水以补充被蒸发的水分，然后立即在其表面平铺一层吸饱水的海绵，再用保鲜膜包裹，使其与周围环境隔绝，以保证竹简维持饱水湿度。

（四）运输与储存

运输前在竹简周围放置碎纸屑、刨木花等缓冲材料，以免运输过程中的震动对竹简造成损害。运输过程严格遵守文物运输包装规范[7]，限制车速，并尽可能避开颠簸和拥堵路段。实验室清理前，保持提取时的包装，置于温度、湿度相对稳定的避光环境中暂时储存。

从考古发掘现场整体提取的竹简运至实验室后，即进入室内清理阶段，按照冲淤、采样、照像、绘图、分区、分卷、编号、剥离、提取和置定竹简等步骤进行清理。清理过程中全面采集和记录出土竹简的相关信息。

（一）竹简室内清理的步骤和方法

1.冲洗泥淤：在工作台上放置一较大的医用搪瓷托盘，将竹简托板一端置于搪瓷盘中，另一端压于搪瓷盘口沿上，使整个竹简托板呈斜面状。以软毛刷轻刷较大的泥块，用塑料喷壶缓慢喷射去离子水冲洗淤泥。冲洗水盛于搪瓷盘中，可以随时清除，并随时采集淤泥和动植物残骸样品进行分析测试。

2.固定托板：清淤完成后，撤除搪瓷托盘，将竹简托板平放在工作台上，固定不动，平台上有固定的坐标尺，直到全部竹简提取完毕，托板均保持固定不动。

3.拍照绘图和分区分卷：采用高分辨率数码相机，俯视拍摄竹简堆积的平面图；选择竹简堆积层位关系相对清晰的端面，正视拍摄端面照；导入电脑，在基于CAD软件改编的竹简绘图专用软件中打开照片，采用计算机辅助绘图。首先，对竹简堆积的整体进行拍照，初步绘制总平面图轮廓，并进行分区；依据整体端面照，绘制剖面图轮廓。其次，清理过程中每一区间单独拍照，在总平面图和剖面图中描绘拍得的细节。再次，在分区清理中根据具体情况再进行分卷，每卷单独拍照，在平面图和剖面图中补充拍得的细节。只有当某一区域每支竹简的端面都出现在剖面图上时，才从该区域揭取竹简。

4.竹简编号：对同一堆竹简只给一个器物标号，每支简用“墓号∶器物号-简号”的格式编号。例如在M3中有一堆竹简的器物编号为121，从中清理出的第一枚竹简的完整编号为M3∶121-1，第二枚竹简为M3∶121-2，……，每提取一枚竹简，向后顺延给一个简号，而“墓号∶器物号”保持不变。每取出一支竹简，在剖面图上标出简号。分区分卷以及竹简内容的编排秩序并不反映在简号中，整个竹简堆积采用统一编号，以使简号直接反映竹简的总数。

5.剥离竹简：按照叠压顺序，从最容易提取的那一枚竹简开始，用竹片的薄端将竹简向上剥离，剥离高度控制在0.5~1厘米之内，避免竹简出现断裂。不能让竹片平行运动“削”开竹简，而应轻轻地翘动竹片，边翘动边缓慢前移，借助水的润滑作用使竹简逐步分离开。

6.提取竹简：轻轻捏住竹简的一端缓慢拎起，放置入盛有去离子水的塑料盘中浸泡保存。强度较弱而不能拎取的竹简，将薄玻璃条放在近旁，然后将竹简缓慢转移到薄玻璃条上，再通过玻璃条转移到塑料盘中。

7.置定竹简：每个塑料盘中放入的竹简不超过十枚，在盘子上注明竹简起止编号。用薄玻璃条压在水中的竹简上，以固定其位置。

（二）信息资料采集

1.采集样品：一是采集淤泥和冲洗水样；二是浮选和筛选淤泥；采集淤泥中的炭化植物和骨质残骸；三是采集叠压在竹简中的包含物；四是采集无字竹简；五是采集墨汁和污渍样品。这些采集物和样品供实验室分析，研究保存环境、书写材料和病害等。

2.录像记录：对清理过程的每个重要环节进行录像，保存原始资料。

3.照相绘图：采用常规黑白相机和数码彩色相机对清理过程进行拍照，洗简和显色之后，对竹简文字进行黑白和彩色照像。绘图技术采用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研发的“非正交影像计算机辅助考古制图及整理方法” [8]，既保证工作效率，又保证绘图精度，还大幅度减少竹简的测量次数及暴露时间，避免手工绘图时间长、效率低、准确度差、劳动强度大等问题。

4.红外扫描：考虑到洗简时可能将部分笔划墨迹洗掉，洗简以前以每盘（十支）为单位对竹简进行红外扫描，以保留原始信息。荆州文保中心改进了扫描设备，采用“水箱式红外扫描仪”，成功实现了水中扫描，大大降低了对文物本体的损害。扫描照片不能把墨书与霉变、黑色污迹区分开来，因而不能作为研究底本，但扫描保存了原有笔划，可以作为显色照相（黑白与彩照）的补充。对于文物保护工作而言，扫描照片是对洗简前后进行对比研究的重要依据。

（三）保护处理

清理前的存储期间做好保湿、杀菌和防霉等防范工作。清理后的保护处理包括浸泡、洗简、显色、脱水、装入试管等过程。竹简置定在塑料盘中之后，需要一段时间浸泡在无菌去离子水中进行饱水保存，然后对每支竹简进行清洗，称为“洗简”。清洗后的竹简，通过化学药品“显色”处理，使竹简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其本来的篾黄色而文字保持黑色，再进行黑白和彩色照相，将照片交付给研究人员进行整理研究。洗简、显色、照相之后，对竹简本体进行脱水处理，最后重新置定每支竹简，装入试管保存。

（四）分区分卷清理情况

此次发现的两处竹简，南Ⅱ底室（M3∶137）在室内揭取时给出184个竹简编号（含残简），后来在洗简过程中重新剥离出2枚，共计186支简，内容大都与医马有关（含少量脉书简），堆积情况比较简单，没有分区、分卷的必要。北Ⅱ底室（M3∶121）揭取时给出736个竹简编号（含残简），后来在洗简过程中重新剥离出8枚，共计744支简（含残简），现场据扫描照片辨识出内容为医书并夹杂少量《法令》简。北Ⅱ底室竹简堆积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必要进行分区、分卷。主要依据竹简的堆放位置和摆放方向，分为A、B、C、D四区，又据竹简的长度、叠压次序等分为七卷。下面按照分区、分卷次序，对清理每部分竹简的具体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1.北Ⅱ底室竹简（M3∶121）的清理

用去离子水将M3∶121竹简表面的淤泥冲洗干净，从顶面观察，按竹简的堆放位置、摆放方向、长度和宽度以及叠压次序等，可分为四区（图六），初步判断每区至少包含一卷竹书。对图六中所示的A、B、C、D各区堆积依次进行清理，下文关于竹简摆放位置和方位的描述以图六为准。

（1）A区的清理

M3∶121的大部分竹简按同一方向堆放，仅有单独一把简独立横放在大堆竹简的一端，分为A区（图七，上为端面照，下为剖面图，下同）。因叠压在最上面，故先从A区开始揭取竹简。共清理竹简57枚，其中17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缩。A区编号M3∶121-1至M3∶121-55，其中10、24号简后期发现为两枚竹简黏连在一起，重新剥离后分别编号10a、10b， 24a、24b。这部分竹简保存情况较差，均为残简，编为卷一。简宽7~8毫米，厚约0.5~1毫米，其中最长的49号简，残长约25厘米，其余大多残长10～23厘米左右。部分竹简残留一或二道编绳痕迹，文字皆书于竹黄一面。现场据扫描照片辨识文字内容，未发现书名，但有多处记录“敝昔曰”论及脉诊与脉象理论，与此墓同时或稍早的司马迁曰“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据此推断“敝昔”就是“扁鹊”。初拟书名为《敝昔医论》，后与《五色脉脏论》合并为《五色脉诊》。

（2）B区的清理

A区清理完后，清理图六中标示的B区（图八），共清理54枚较短竹简，编号M3∶121-56至M3∶121-105，后期发现四个编号为两枚竹简黏连在一起，剥离后分别编号为56a、56b， 86a、86b，92a、92b，96a、96b。保存情况稍好一些，其中17枚基本完整，其余为残简，27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缩，合编为卷二。简宽7~8毫米，厚约1毫米，完整简长27.5~27.8厘米，约合汉代的一尺二寸（约27.6厘米）。部分竹简残留一或二道编绳痕迹，文字皆书于竹黄一面，内容记载脉象的死亡征候等，因仿马王堆汉墓同类医书，初拟书名为《脉死侯》，后与《病源论》合并为《脉书上经》。

（3）C区的清理

B区清理完后，清理图六中标示的C区。该区位于整个竹简堆积（M3∶121）的中部，可分为上、中、下三小层，分别编为卷三、卷四、卷五（图九）。

卷三的清理

首先清理C区上部的卷三（图一〇），共清理竹简177枚，编号为M3∶121-106至M3∶121-282，保存情况相对较好，其中135枚基本完整，其余为残简，仅两枚干缩。简宽7~8毫米，厚约1毫米，完整简长约34.3~34.7厘米，约合汉代的一尺半（约34.5厘米）。部分竹简可见二或三道编绳痕迹，文字皆书于竹黄一面。卷三（尺半简）内容均为治某病药方，依据一支“目录简”上的病方数目，初拟书名为《六十病方》，后据文献改为《禁方》。

卷四的清理

卷三清理完后，显露出一层短简，夹杂在上、下层长简之间（图一一），显得很特别。显然与已经清理出的卷三不属于同一卷书，编为卷四。共清理竹简20枚，编号M3∶121-283至M3∶121-302，保存情况较差，其中9枚基本完整，其余为残简。简宽8~10毫米，比其它竹简显得略宽，厚约1毫米，完整简长约22.5~22.7厘米，约合汉代的一尺（约23厘米），是此次发现最短的简。部分竹简残留一或二道编绳，文字皆书于竹黄一面。现场辨识卷四（尺简）内容为法律文书，初拟书名为《尺简》，后改为《法令》。

卷五的清理

卷四清理完成后，在其下方发现有正中方向放置的竹简（图一二），包括较长和较短的简，判断与已经清理出的卷四不属于同一卷，编为卷五。清理竹简60枚，保存相对较好，39枚基本完整，其余为残简，其中11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缩。清理时编号M3∶121-303至M3∶121-360，其中341、342两支简，后期发现为两简黏连，剥离后分别编号为341a、341b，342a、342b。简宽8毫米，厚约1毫米，完整简长包括两种，一类尺半简，长约34.3~34.7厘米；一类尺二简，长约27.5~27.8厘米。部分竹简残留一、二或三道编绳，文字皆书于竹黄一面。卷五是尺半简和尺二简的混合堆积，前者属于《六十病方》（《禁方》）；后者疑似讲病源机理，初拟书名为《病源论》，后与《脉死侯》合并为《脉书上经》。

（4）D区的清理

D区竹简叠压在C区之下，位置偏向一侧，另一侧的竹简（卷四、卷五）已清理完毕，故下一步清理D区。分为上、下两小层，分别编为卷六、卷七。

卷六的清理

卷六位于D区右上方（图一三）。根据竹简长度推断与已清理的卷一至卷五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包括长简和短简两部分，共清理出310枚，编号为M3∶121-361至M3∶121-670，基本完整竹简213枚，其余为残简。部分竹简残留一或二道编绳，文字皆书于竹黄一面。长简的宽度约为7~8毫米，厚约1毫米，完整简长约35.6~36.0厘米，比“尺半简”还略长半寸（五分），是此次发现长度最长、数量最多的竹简，共约268支。简文内容疑似可分为两部分，一为各种疾病的症候，初拟书名为《诸病症候》；二为经脉循行及所主病，初拟书名为《经脉书》。后将这两部分同长的竹简合并为《脉书下经》。另一类短简的完整简长约30.0~30.1厘米，约合汉代的一尺三寸，共计42支。内容疑似讲百病归脉或诸脉主病及其用针刺数，初拟书名为《归脉数》，后改为《刺数》。

卷七的清理

D区卷六清理完后，在其下方发现有偏斜放置的一堆残简（图一四）。共清理竹简66枚，编号M3∶121-671至M3∶121-736。保存情况较差，均为残简，据堆积秩序、位置和方向等推测可能与已清理部分没有直接联系，为相对独立的一卷，编为卷七。简宽7~8毫米，厚约1毫米，最长的725号简，残长26.5厘米。未发现编绳痕迹，文字皆书于竹黄一面。卷七有题名简曰“逆顺五色脉脏验精神”（简681），因书名太长，初拟书名简称为《五色脉脏论》，后与《敝昔医论》合并为《五色脉诊》。

2.南Ⅱ底室竹简（M3∶137）的清理

M3中编号为137的竹简堆积位于南Ⅱ底室，数量较少，堆积较为散乱，保存情况较差（图一五）。共清理竹简186枚。编号M3∶137-1至M3∶137-186。完整简56枚，其余为残简。后期发现36、46号为两简黏连，剥离后分别编号为36a、36b，46a、46b。简宽6~7毫米，厚约0.5毫米，完整简长约30.5厘米，约合汉代的一尺三寸。文字皆书于竹黄一面。M3∶137竹简没有书名，内容主要是治疗马病的兽医书，拟名为《医马书》，其中夹杂有少量《经脉书》简。

此次清理竹简的主要收获是：绘制了天回老官山M3出土竹简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依据平剖面图进行了分区分卷，统计共出竹简930支，结合文字释读将分区分卷结果归并为七部竹书，包括五部扁鹊医书、一部《医马书》和一部《法令》。

最初提取时包括残简在内共给出竹简编号920支，在后期保养时又剥离出10枚简，使竹简总数增加到930枚。这一数据是初步统计的结果，后期整理和研究中可能还会发现零星未剥离的竹简，也可能合并一些残简，但总数不会有大的变化[9]。

《医马书》单独放置在南Ⅱ底室（M3∶137），共计186支，内容比较单纯。扁鹊医书和《法令》简夹杂放置在北Ⅱ底室（M3∶121），共计744支，情况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同一卷书的竹简，长度必然相等，但长度相同的竹简未必是同一卷书，最终要依据竹简的内容来判定。竹简出土时为炭黑色，在揭取过程中无法辨识文字，只有在揭取竹简、红外扫描之后才能进行辨认。然而在揭取之前必须先分区、分卷，才能一支一支地揭取竹简。为了有序地提取M3∶121的竹简，在不知竹简内容的情况下，先将这处竹简堆积分为四区、七卷（图一六）。划分的依据是：（1）放置的位置；（2）摆放的方向；（3）竹简的长、宽、厚度；（4）叠压次序；（5）简文内容和书体等。前二者是分区的主要依据，后三者是分卷的主要依据。揭取竹简之后立马进行扫描和释读，故此分卷可依据简文内容略加调整。这样分出的“卷”实际上是依次分放并可分辨出的最小单位。最后由医史专家根据简长和内容进行归并。

竹简堆积（M3∶121）主体呈同一方向放置，仅有少量残简横压在一端，将这部分残简编为A区；主体部分按左、中、右分为B、C、D区（见图六）。其中一侧放置较短的简（整简长27.6厘米），为B区；另一侧放置较长的简（30.0、35.8厘米）和斜置残简，为D区；中间部分长短不一（长22.7～34.5厘米），为C区。

由于A区残简横向放置，其立面与B、C、D区立面不在一个平面上，为便于观察，在绘制竹简堆积（M3∶121）剖面总图时，特将A区立面旋转90°，使之与其它立面共置于整幅剖面图中（见图一六），以表示竹简的叠压关系。剖面图主要依据竹简堆积的端面照片进行绘制，但端面上的竹简参差不齐，疏密不一，并有长出端面遮掩短出端面的现象，因而在绘制剖面图时以全部显示每支竹简的端面为原则，略加调整，故此竹简剖面图带有叠压关系示意图的性质。

依据红外扫描照片，整理小组成员进行了首次通读，初步确认M3∶121竹简除少量与法律有关之外，主要内容为已经失传的扁鹊学派医书。当时认为竹简是按整本书依次叠压放置的，因此按区分最小单位原则，初步分为九本书。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摆放位置相对独立者，分为一本书。如卷一《敝昔医论》和卷七《五色脉脏论》，全为残简，但前者横放，后者斜放，明显有别于其它部分，故各视为一本书。

（2）把同一长度的书简，归为一部竹书。如卷四《法令》（22.7厘米）、卷六的《归脉数》（刺数）（30.0厘米）。

（3）虽然长度相等，但中间有其它长度竹简隔开者，分开为不同的书。如上层卷二的《脉死侯》（27.6厘米），下层卷五的《病源论》（27.6厘米）。

（4）间隔分置的同长度竹简，内容相同者合并为一本书。如上层卷三、下层卷五的《六十病方》（34.5厘米）。

（5）长度相同且最长的简，集中放在一起，内容似有不同者，分开为两本书。如卷六的《诸病症侯》（35.8厘米）、《经脉书》（35.8厘米）。

黑白和彩色照片出来之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加入整理行列，将扁鹊医书按竹简长度和内容归并为五部竹书，即（一）《五色诊病》、（二）《脉书上经》、（三）《禁方》、（四）《脉书下经》、（五）《刺数》。

此次竹简整理的基本结论，包括最初的分区、分卷，简号、简数、简长统计，初拟书名以及最后的竹书命名等，列如附表。

上表中“初拟书名”的编号（1～9），反映了竹简的叠压顺序，初步研究表明《法令》《刺数》《脉经（下）》是未拆开的整本书；《五色诊病》《禁方》《脉经（上）》被拆开成两部分，夹杂在其它竹书中间，后者可能是一种“毁器葬”的葬俗。

竹简实验室考古，包括现场提取和室内清理两大环节。天回老官山汉墓在田野发掘阶段，文物保护工作者就积极介入，预见有可能出土竹简，并制定了周密的预案。整个提取和清理工作基本上按照预先计划好的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为出土饱水竹简的实验室考古积累了宝贵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现场处理采用“托板插入法”提取整堆竹简。室内清理，准备了专门用于竹简清理的环境监控实验室，配备了各种清理工具和现代化信息采集工具，包括摄影、红外照相、水箱式红外扫描、体视显微镜、计算机辅助绘图等设备和软件。清理工作依照冲淤采样、照像绘图、分区（卷）编号、剥离提取、置定竹简等步骤，一丝不苟地进行，每一环节尽可能提取和保存更多的资料和信息。竹简的室内清理，是田野考古发掘在实验室内的延续，为编连简文、复原竹书、考证文字等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天回老官山汉墓的发掘清理，从一开始就在考古工作者、文物保护工作者、古文字工作者紧密配合下进行。当确认大量竹简为医简之后，医史研究工作者迅速介入，从而保障了清理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高效率、高质量。老官山汉简的实验室考古，是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古文字和医史研究等多学科协作的一次成功实践，对以后的竹简实验室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附记：本次出土竹简的现场提取和室内清理工作由肖嶙主持，吴昊、肖玉军、武家璧、白玉龙、杨弢、曾帆、刘君、谢涛、刘祥宇等参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王毅院长、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吴顺清主任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