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精彩！斯伟江对当前刑辩的若干问答

斯伟江按：这是一个记者发来的书面问题，后来没有完整刊出，我觉得对同行或许有些启发，故发在博客上，请批评指正。

1 您这一年代理了几起刑辩案否谈谈你感触较深的案例？

答：我感受最深的是乐清钱云会案，前进一步就快触及真相，但，证据（录像）在对方手里。乐清公检法联合在一起，不管你有什么合理怀疑，他们按照自己的剧本办事，完全不顾法律底线，（如阻止钱云会的父亲出庭），对此，律师有深深的无力感、屈辱感，最后，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另外一个，就是咸宁的出租司机群体案件，开庭时，在没有一家新闻媒体关注的情况下，我和浦志强律师、俞智渊律师，吴鹏彬律师，李普选律师，靠法庭上的努力，对一切群体事件的当事人提供了帮助，法院释放了周彬等几人，另外几个人去掉一个罪名，我们认为，当地法院可能也用尽了体制内他们能够的最大空间。律师孤军奋战，才是刑辩律师的常态，你们看到的大案都是浮上水面的公共案件，律师的作用容易被夸大。

2 您对刑法第306条如何评价？如何看越来越多的律师因此入罪？

答：这个306条本身不算什么大恶，关键是执法机构报复性执法。因为律师是他们工作上的对立面。面对抓的人无法定罪，不会反思，而是怪罪律师。公安、检察自己诱导、威胁证人作证不少，极少受到追究，是因为他们是自己查自己。而一旦律师和证人接触，证人翻供，就查律师。这完全可以破了什么法律共同体的神话，最关键是权力缺乏制约，尤其是警察权力。越来越多的律师入罪，一方面是律师良莠不齐造成，自身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公权力越来越缺乏制约的表现。

3 越来越少的律师愿意从事刑事辩护，尤其是优秀的律师。从大的方面来说，你认为刑事律师执业存在哪些困难？（立法，执法，社会观念……）可否以自己的办案经历说明？

答：我认为有很多原因，1，刑辩律师总体的收费不高，犯罪嫌疑人中的穷人居多；2，刑辩的可预期性太差，按照法院公报，刑事案件被告人定罪率在97%以上（要查一下）。这种情况下，律师的辩护能给当事人带来什么？3，我们法律制度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上，立法和执法上对前者倾斜太多。3，刑辩律师中人才缺少也是一个恶性循环中的因素，但这个是前面几个因素的合理结果。

4 常看您的博客，看得出，对于取消306条之于改变刑辩律师生存状态的意义，您并不抱多大的乐观，认为这是法律界过于“幼稚”的想法。您为什么这么悲观？

修改和取消306条，在法学上的意义，是否比现实意义更大？

答：总体来说，刑辩的困境和整个国家民主法治建设没跟上民众要求有关，刑诉法的迟迟未修改、沉默权的缺乏，其实本质上是人权保障不足，民众、执政党在这方面的理念有待更新。由于政法委的存在，公检法之间的制衡力量消解了。司法地方化，导致地方党委可以对法院施加不正当的影响，这些都和司法改革没跟上有关。在这些大的地方没有破局，没有306条，用其他条款一样可以来对付体制外的律师。

5 你如评价目前中国整体法治环境？

答：有长足的进步，但是，还不够。本质上，没有脱离52年奠定的苏联式司法的模式，距离我国台湾有很大的差距。

6 记得您在文章里提到，刚入行时做过一些刑辩案，到今天再来做“客串”，近20年来外部的社会环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对刑辩律师甚至一般律师而言，有怎样的“危”和“机”呢？

在国外，最一流的大律师大多是做过刑事诉讼。您认为，中国的法制环境会有这样一天，让越来越多的优秀律师愿意从事刑事辩护么？

答：律师的社会评价越来越低，这是连同司法公信力下降是相关的，和律师本身太专注于商业，律师素质良莠不齐，参与司法腐败也相关。刑辩律师关键是边缘化，人家可听可不听。机遇在于坚持，毕竟刑辩律师是站在保护我国人权的第一线，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进不能退。

据我所知，国外做刑辩的律师赚钱也赚不过华尔街的金融律师。但是，会有一部分一流人才投身于此，因为，这是“赚人”的地方，一个人的自由是无价的。因此，刑辩律师的社会价值可能会高于其他商业律师。相信今后新的法律人才，会受到激励，从而投身到保护人权，激烈和紧张的刑辩律师队伍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7 有人说中国并没有像一些先进国家那样建立起法律人共同体，律师也没有共同体，其行业准入、职业标准、道德都无规范，你如何看？你如何看待中国律师整体素质？相比法官检察官司等司法人员呢？

答：有法治才有法律人共同体。法律是独立、自由的，才有法律信仰，都信任法律规则，才有共同体。另外还涉及法律人才的培养机制不同等微观因素。

中国律师整体素质水平难以评价，良莠不齐，但是，其中的人才总量要比法院、检察院多，因为其开放，所以吸纳了大量公检法不能纳下的人才。律师的行业标准，行业协会都有待提高，核心在行业自治。

8 如何理解辩护人与刑侦、检察机关的关系，他们是敌人吗？

作为一线的法律实践者，您是如何避免被“306”？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护身法则”么？

答：理论上是分工合作，共同维护法治（法制）建设。实践上是对手，利益诉求完全不同，很可能“杀红眼”，律师手中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制约公权力，但，对方可以抓律师。是敌是友，取决于双方有没有法律底线。因此，大家都要保持平常心，坚守职业底线。

我没什么护身法则，任何律师都可以是潜在的受害者。如果有，就是，一，幸运。二，庭上可以各为其主，庭外必须尊重对手。毕竟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9 有人认为律师容易陷入一种立场的陷阱——在维护当事人权益和法律尊严之间迷失方向，你对此如何看？

假如你在调查中发现了于当事人不利的事实，而司法机关尚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一个西方国家的律师又会怎么做？

答：这确实是容易跌入的陷阱。有时抵抗这种陷阱只能依靠职业道德和自己的良知，和官员面对行贿是一样的。律师必须抵制住这个诱惑，因为在这个司法体制中，律师是最脆弱的。

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律师无需报告司法机关，非常极端的情况除外，如当事人说会越狱杀人。否则，律师必须保密。这是西方国家的律师职业准则。我认为在中国也一样。律师职业本质上是舶来品，源于最古老的信任，律师必须保守当事人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