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得着你时，你是无冕之王，救命稻草；用不着你时，你是‘带节奏’‘惟恐天下不乱’”这就是当下对媒体的态度。

一些仍在追求新闻理想的媒体和记者，在当下的处境正越来越尴尬，既不受被舆论监督的利益集团欢迎，又常常被求助者当枪使。

例如，记者被打的事件近年来屡屡发生，但是在那些打记者的现场，经常能看到那些找记者哭诉求助的人，往往无动于衷，甚至在事后都不愿出来作证，反倒是推的一干二净。

褚朝新曾写过一篇《有事找记者，记者被打也请援个手》的文章，他生气地质问这些人：

“你求助记者而记者去了现场可能要挨打了，上去挡一挡，拦一拦，至少喊一嗓子‘不能打记者’，帮个腔也行啊。”

“你有事找记者，记者去现场了解情况挨打了，你们都是旁观者，良心被狗吃了。”

武汉作家方方也一定很郁闷。

疫情爆发以后，作为武汉居民，方方被困在家里，写下60篇日记。在媒体的宏大叙事和短视频平台的“美好生活“之外，以所听所见记录下武汉市民在那段艰难时期的真情实感，在网络传播中产生共鸣和共情，也因此大受欢迎。

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本应弥足珍贵，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也说不出来的话。

但是，每天有数千人在方方的微博下留言骂她，甚至攻击威胁她，骂的很难听。辱骂仇恨方方的人中，除了那些方方日记中反复提到的“追责”对象以外，有很多就是来自“民间”。

很多在网上网下替民众说话的人都很郁闷。

明明是为民众发声，为大众争取利益，哪怕是反对随意涨价，要求提高福利，也会被很多人骂。张鸣教授为此就很郁闷，他说：

“为民众说话的人，一定会被骂得狗血淋头。而那些不说人话，成天鼓吹排外思想，对经济下滑推波助澜的公号，动辄十万加的阅读，成千上万的打赏。”

你想要以文字为刀剑，为苍生说人话，但一不留心就会被你拼命要捍卫的“苍生”捅上一刀。

讨厌媒体、拉黑记者、辱骂方方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生活在社会基层的小人物。（我绝没有想要贬低小人物的意思，我自己就是无权无钱的小人物，正在经历小人物生存的种种辛苦和辛酸。）

小人物手中无权，囊中羞涩，婚嫁、住房、生育、养老……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步步艰难、处处烦心。毫无疑问，这一阶层由于身负重压，对社会上的不公最为痛恨。

照理来说，媒体的揭露真相，记者的为民请命，方方的平民叙事，与基层小人物的情感和立场更为接近，应该更容易引起共鸣，可为何会让他们如此反感，甚至恨到骨子里呢？

我绝对相信，他们的反感和愤怒，都是发自内心的情绪表达。

在他们的世界里，这就是爱国的唯一正确姿势，爱国就应该如此。这与“左”“右”无关，他们只是习惯了盲从。他们在一种“正确”的话语体系里浸泡日久，对一切游离于大合唱以外的声音都深恶痛绝。

他们不看本国的财经媒体，更不可能去相信国际投资研究机构的分析，就沉迷于那些“美国要完了”“某某国渴望回归中国”的雄文。

所以，他们才会无视全球一体化，在疫情全球爆发以后，来自国外的定单大量消失，相关企业纷纷裁员，正面临失业危机的他们，还在为美国、欧洲严重的疫情幸灾乐祸。

张鸣教授把这些人定义为“庸众”，他说：“他们天生就是糊涂的，没有知识，不辨是非，是他们的共性。而且，本质上是忘恩负义的，不大可能哭悼那些为了他们而牺牲的烈士。”

可是，事实上，庸众又是可怜人。无论是疫情来临还是失业潮来临时，真正最受伤的最倒霉的，其实都是他们。

方方日记准备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传开以后，很多人迅速忘记了疫情期间的彻骨的痛（或者从未设身处地去想象过这种痛），迅速忘记了李文亮医生，忘记了艾芬医生，忘记了常凯导演，他们真诚的相信方方是在给西方敌对势力“送子弹”的说法，死盯死咬着日记里某一两处瑕疵不放，满腔热血，要批斗、围攻在日记里写下“追责”的退休女作家。

真是应了一句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资深媒体人“秃笔的老萧”气愤地说：“他们自身残酷的境遇都不能促进思考和改变……”“（他们）如此仇视方方，是他们的宿命，他们的弱势不再值得同情”。

这世上，不值得同情和帮助的人比比皆是，可那又能怎样呢？

张鸣教授说：“只要你有良心，有良知，该替庸众说话，还是得说。不说，他们的下场可能更悲惨，而你的良心也过不去。”

为小人物发声，为弱势群体说话，值得吗？也许不值得！可我们仍然能看到有一些人，在执拗的寻找真相，为身陷困境的人提供帮助，为基层小人物发声，为正义和良知发声。

哪怕可能会被“庸众”唾骂，困顿于荆棘却得不到任何的同情，甚至会被曾帮助的人反戈一击，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但是，受良心驱使，仍然有人在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这样的人有一串长长的名单，他们是真正在爱着这个国家的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他们应该被我们好好保护……

至于那些张鸣教授笔下的“庸众”，如果有一天遇到麻烦四处求助时，会不会回忆起今天对媒体的厌恶，对方方的辱骂，对所有“非正能量”声音的反感？他们会不会为今天的无知行为而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