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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间有知识分子,他的名字一定叫顾准

敏敏郡主 玖奌杂货铺 2021-05-02


学者朱学勤讲过一个故事: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境外学者质问内地同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知识分子?

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作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01

1915年7月1日,顾准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姓陈,母亲姓顾。顾准随母姓,在兄弟姐妹十人中排行老五。

1925年,顾准进入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两年后,因家道中落,无力继续求学。


黄炎培爱惜顾准的才华,推荐他去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


潘序伦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传奇人物,先后拿下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创立中国第一家知名会计事务所,致力于引进并传授西方先进的会计知识与技术,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学之父”。


潘序伦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时,经常考第一名,颇得校长黄炎培的赏识。


对于老师的推荐,潘序伦不好拒绝。于是,12岁的顾准到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潘序伦与顾准


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后,顾准的人生一路开挂。

三年后,凭着自学成才,15岁的顾准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

16岁开始在会计夜校授课;

19岁出版专著《银行会计》,这是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被列入大学教材


到20岁时,顾准的月薪已经达到300大洋。而同一时期的普通工人月薪10-30元。

年纪轻轻的顾准成为上海滩职场成功人士,绝对的“金领”。


而顾准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在担任会计事务所高级职员的同时,顾准还自学了英语、日语。从23岁开始,顾准就已经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流利的用英语、日语兼职任教,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

这是一个把不同事情都能干得非常出色的天才。


1935年,顾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顾准20岁。


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顾准曾出面说服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把一千件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献给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


1940年的一个深夜,顾准读到唐代诗人杨炯的《从军行》,其中的两句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点燃了顾准心中的爱国豪情,他决意辞去大上海的工作,到苏南加入新四军。

在接到顾准的请辞信后,潘序伦非常惋惜,扼腕长叹,“如遭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1940年8月,离开上海的顾准加入新四军。他先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后来又到延安党校学习。

在延安,作为不可多得的懂经济规律的人,顾准得到陈云的赏识和重用,成为陈云的得力助手。

此后七八年中,顾准在财经工作领域一路擢升。到1949年解放上海后,顾准出任上海市第一任财税局局长,兼上海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

那一年,顾准34岁。


02

摆在顾准面前的上海,是一副旧中国留下来的烂摊子:

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工厂还在维持开工;

粉业的产量上一年的十分之一;

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业,既缺原料又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


为了尽快恢复工业,稳定人心,新官上任的顾准烧出了三把火:

一是重建上海征税制度;

二是重构上海产供销体系;

三是驱赶不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外资公司。

这三把火一烧,立马稳住了上海。

就这样,顾准成为了上海的政治明星,被政商两界称为“奇特的天才”。


顾准的确是个天才。他的工作效率惊人,最高纪录一小时写就70页的讲稿。

他能一边主持财政局会议,一边写税务局年报,一边摘记别人发言,一边还往嘴里扒拉几口饭。

干部们无不赞服,都说“我们的局长有三个脑袋”。


顾准没有一点官架子,事必躬亲,秘书陈新华看不下去了,主动要求帮他写报告,顾准却反问:

“这报告是你做还是我做?”然后继续埋头疾书。


顾准还是一个非常廉洁的人。身为上海市的“财神爷”,经手过的金钱何止千万,但他从来没有贪过一个铜板。

政府给他分了大房子,母亲看着满屋奢华的硬木家具,爱得擦了一遍又一遍,而顾准硬是要求把这些家具统统搬走。


在顾准的努力下,上海迅速被改造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成为支撑新中国建设的最大财源。

1950年底的一项统计:当时的上海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的22%。


03

顾准是一个“只认真理,不认权威”的人。

早在解放前顾准担任中共东路特委宣传部长时,当时东路的最高负责人谭震林要在《东进报》上发表一篇纵论国际形势的文章,顾准未经谭震林同意,就把文章删改了:

“这篇文章,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因资源枯竭造成的经济恐慌,跟和平时期因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恐慌混为一谈了。于是,我未经谭同意,就把文章删改了。”

1946年,陈同生、刘晓与顾准

胡乔木是顾准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上级,就曾这样提醒与顾准直接联系的人,“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小心,这个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负。他会权衡你的斤两。要是你没有程度,他会看不起你的。”


在上海担任财税局局长期间,顾准的“认死理”“不圆滑”也是出了名的。

当时,上海的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轮渡公司、煤气公司,四大公司全部亏本。为了提高管理,顾准提出“经济核算”。

然而到了年底,中财委要求“民主评议”,那是解放区的老办法,让行业来评定税收数目。

顾准的办法,则是让专业稽查人员进行查账计征。

在顾准看来,所谓“民主评议”,本质就是摊派,可能引发骚乱。而在上级看来,资产阶级的账目不可信。

上级一再申斥顾准,要他恢复“民评”,但顾准强烈反对,坚持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


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对顾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这使得顾准的方案也得以继续执行,并且在工作中取得很好的成绩。

1952年3月税收统计,上海入库税收比1950年增长了10倍。


现在看来,顾准的强烈反对尽管看似嚣张,但其实都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心和良知。

顾准为人就是这样——极真,他不容自己说假话。

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顾准说:“我认为我抵制得对,绝对没有什么错误。”


坊间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闻是:

1951年,中财部要调顾准进京担任预算司长,陈毅征询他的意见:“想去北京吗?”

顾准回答:“不想去,我想留在上海。”

“为什么不想去北京呢?”

“入了阁,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

这样的回答,陈老总是理解的,但很多人听了就觉得:“顾准这人太狂了。”


04

就在顾准踌躇满志为上海的建设大干一番时,一场大难突然而至。


1952年2月29日晚,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顾准被宣布撤去上海市财税局局长职务,与黎玉、顾准、曹漫之、程万里等共8人,被定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接受批判。


坐在台下的顾准,当场就懵了。

撤职当晚,顾准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第二天,天亮之后,顾准“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在《解放日报》上,顾准看到了自己被撤职的缘由:“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这一年,顾准37岁,正值壮年。


对于自己被打成“大老虎”,顾准是不服的。他曾多次要求组织上给予复查,但都被驳回:此事已有定论。

1955年,顾准进中央党校学习时,向学校提出要求:“请予复查。”

但校领导回答:“学校不办理此类事情。”


此时的顾准对“经世致用”死了心,表示此后不想当官了,只想做学问。

1955年,顾准去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科院领导深知顾准之能力,寄予厚望,提出让他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

顾准拒绝了领导的好意,他说:“我这个人,傲上刚愎,不是做官的材料,还是做些经济研究工作比较好。”


专心学问的顾准开始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他找来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

顾准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快就上手了,他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

随后,顾准又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良好的英文功底让他可以直接阅读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并且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这段时间的学习,让顾准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这让他比同时代人,看得更深更远。


在学习和研究中,顾准敏锐地发现了当时正在推行的计划经济中的一些弊端。他发现,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出现了问题,其农业、轻工业在建国后的近40年里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顾准为自己要不要进一步展开研究而犹豫,已经是“待罪之身”,再研究下去,会不会又“惹祸上身”?

他在日记中这样劝自己,想开一些,人嘛,难得糊涂,稀里糊涂过,图个安稳不好吗?


“明哲保身,不是最好的选择吗?”当时的确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想的。

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让顾准无法逃避。当大家都在随波逐流时,顾准站了出来,逆行而上。

1957年,顾准发表文章,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这篇文章中,顾准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时,举国上下加快推进计划经济体制,这篇文章引来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

于是,这篇《试论》被定性为“大毒草”。


顾准的思想实在是太超前了,这个离经叛道的观点,后来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由此,顾准也被誉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这一年7月,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

苏联专家前来黑龙江,对中苏边境黑龙江水资源的利用进行考察,计划修建大坝。中科院便派竺可桢、顾准等人陪同考察。

苏联方面提出要把这个坝址建在黑龙江的上游,这是一个对苏联有利的方案,但对中国不利。

中方提议,把水坝建在黑龙江的中下游,这样比较公平。

但是苏联方面的专家非常傲慢,坚持要把大坝建在黑龙江上游。

顾准当时就火了:“凭什么所有好处就是你们的,造成的损失就归我们……”

于是,这次考察最终不欢而散。


但中方有一些人认为顾准不对,怎么能顶撞老大哥呢?顾准就骂他们是“洋奴”。顾准还援引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说苏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顾准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却让一些人不满了。有人向北京打小报告,说顾准“反苏”。


刚发表《试论》招来的风波还没平息,又加上顶撞老大哥这一条罪名,顾准的厄运随之而来。

1958年4月下旬,顾准第一次被划为“右派”,并且被开除党籍。


05

1958年5月,顾准下放到河产赞皇农村参加劳动改造。

在这里,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顾准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左脚肿,今上午下粪塘子。”

“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

“担水担粪已很久了,都用左肩,左股骨下挫。”


即便遭受到如此打击,但顾准的“犟脾气”仍然改不了。他在日记中说: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他经常当众“大放厥词”。

在参加“大炼钢铁”时,顾准批评土法炼钢是“一场蛮干”,“得不偿失”。

他对当时一些人的浮夸风也很不满,批评他们是在“睁眼说瞎话”。


这些“大放厥词”被人告发,后来都成为了他的“罪状”。


作为知识分子,顾准的最大弱点正在于此:

“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让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昧着良心说假话,那不可能,这样不配称知识分子,更没脸在世上做人。”


06

1961年,顾准终于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调回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张闻天和孙治方成为他的领导。张闻天是“特约研究员”,孙治方是经济所所长。

顾准对这份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除了完成所里派给的会计研究任务,还饥渴地阅读当时只有中科院等极少数单位才有的各种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期刊和资料,甚至是当代西方学术最前沿的著作。

顾准的读书卡片


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折磨以后,顾准不是为自己的境遇伤心,而是流着泪,握着拳头,暗暗发誓,一定要“为这块土地上活着的人寻找一条出路。”

顾准燃烧的热血从来没有冷却,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觉得整个国家都在支付着沉重的代价。而自己所能做也必须去做的,是点亮一盏灯,照亮前方的道路。


这时,顾准的“犟脾气”又犯了。

在经济所,他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还在国内首译了熊彼特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


顾准察觉出当时采用的苏联会计制度弊端重重,在经过多地调查后,他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

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有人警告他:“谁要是在根本上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谁就得准备戴上右派的帽子。”

顾准硬气得很,他说:“我不怕再戴一次帽子。”


1964年,张闻天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提出开放集市贸易等建议,没想到却被批为“资本主义复辟”,和经济所所长孙冶方一道被打成“张孙反党联盟”。。

在批判“张孙联盟”大会上,其他人都忙着与两人划清界限及落井下石,顾准却站起身来,一扬眉说:“我坚持自己的看法。”

顾准也因此而遭受牵连,“被认为是张孙反党联盟的黑智囊。”


恰在此时,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和清华、北大同学,自发组织的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社团,被定性为“大学生反党集团”。

于是顾准想当然地又被认定为“幕后操纵者”。


这让康生大怒,秘密下令:逮捕顾准。

就这样,1965年春,顾准在家中被再次带走,又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下放劳改。


于是,顾准就成了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07

再次被捕后,顾准依然是一身傲骨,这也使得他受到了更多的折磨。


顾准的学生吴敬琏后来回忆说: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


顾准被捕后,被要求按指定“咬人”。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为了自保,不得不出卖别人。

但顾准绝食抗争,坚决不开口。

对方怒了,狠狠扇过来一记耳光。

顾准干脆把脸送过去,“你要打,行,我让你打。”

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看着顾准的一脸不屑,竟然怂了。


易中天在《走近顾准》中有一段记叙:

不就是毒打吗?那好,干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

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哼!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快翘到天上去啦!


顾准从来没有干过落井下石、出卖他人的事。

很多知识分子在明里暗里的互相揭发时,顾准言语铿锵地说:“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

顾准此言,至今听来仍然令人震撼。


这个正直的君子,坚守真理,也捍卫人格。他不畏强权,吃了不少苦头,甚至以死抗争。

顾准的骨头,从来都是坚硬如铁,敲起来是铮铮的响。


08

只有面对家人时,顾准的心会软下来。

每次挨完批斗,他擦一把脸,埋头就抓紧时间搞翻译,“想挣些稿费来补贴家里”。


顾准与妻子汪璧于1934年12月结婚,一直感情甚笃。结婚后,顾准和汪壁两人都在上海做地下革命工作,他们在上海的家就是地下党印刷宣传品的一个点。在一次危急之时,汪璧曾和顾准的母亲紧急烧毁印刷品。


自1958年4月顾准被开除党籍后,妻子汪璧对他始终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他的起居生活。

顾准苦闷时,妻子汪璧就劝他多读书,还会准备一些小说,亲自读给他听。生活上最困难时,汪璧就用自己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让顾准用自己的钱都拿去买书。

顾准在被下放劳改时,经常郁郁寡欢,最盼的就是接到妻子的来信,能在大半夜哭出声来。


顾准和汪壁共育有5个子女。顾准对妻子说,期望孩子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


1966年春节,顾准从下放劳改的农村返家过节时,多年来一直承受巨大压力的妻子汪璧对他说:“我们离婚吧。”

因受顾准牵连,汪壁连遭批斗,还被开除了党籍。顾准十分理解妻子的难处,“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


离婚时,汪璧说:“一旦摘了帽子,还可以复婚,现在是为了保护儿女的安全。”

多年来,顾准四面八方受敌,妻子是唯一可以倾诉的人。顾准痴痴地盼望着破镜重圆之日。他每周给妻子写信,汪璧每信必看,但从来不回。


1967年的一天,顾准收到一封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约定“生不相见,死不相别”。声明最后,是四个孩子的签名。

看完信后,顾准的手抖动了好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顾准常常半夜惊醒。


与顾准离婚后,汪璧并没有过上轻松的日子。1964年,顾准被再一次划为“右派”后,家中留存着一大摞没有写完的文稿,妻子汪璧误以为是见不得人的“黑材料”,将其沤烂后扔进抽水马桶。由于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

她最终被检举,落下一个“销毁罪证”的罪名。重压之下,汪璧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1968年4月8日,汪璧服了大量消毒用的“来苏尔”药水后,离开了人世,时年54岁。


直到1969年,顾准才得知妻子的死讯,悲痛欲绝。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准一生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他曾说:“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顾准后来下放干校时,他向张纯音借布票,并在日记中写道:

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

他不能公开悼念亡妻,便想着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此寄托哀思。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顾准还对弟子吴敬琏说:“我这一辈子,只爱过她一个人。”


09

妻子去世后,顾准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做学问上,他用书籍和穿越时代的思考来支撑自己度过那段灰暗时光。


顾准的弟子吴敬琏回忆道:

“每天清晨,他背着一只军用书包,内揣两个冷馒头,就去图书馆读书,黄昏归来,点一盏孤灯继续夜战。他常常剧烈地咳嗽,痰中带血,却也并不在意。”

他读希腊城邦、读资本论、读黑格尔……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营养。

顾准读书批注


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工作队一干部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正经书”去问这位干部:“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干部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

从此,工作队的人再看见顾准在看书,便绕着走,以免尴尬。


浩大的阅读和孤独的思考,让顾准变成了优秀的思想家。

在1973年到1974与六弟陈敏之的通信中,顾准系统地阐述自己对古希腊政治史、欧洲文明和宗教、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直接民主和议会民主、辩证法和神学等一系列的批判性思考。


顾准平反以后,这些通信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书名,结集出版,其中闪耀的思想之光不胜枚举,但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最能概括其思想内核: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手稿


顾准相关文集的出版,称得上是石破天惊,惊醒、启发了很多人。

王元化说:“许多问题一经顾准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促使你去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李锐说:“1959年以后,我也在思考。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

李慎之说:“顾准拆下肋骨做火把,照亮了很多前行的人。”


10

1974年11月,顾准的生命走到了黄昏。经常咳血的他在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后,发现已经罹患肺癌,而且是无法治愈的晚期。

因为顾准的“右派”身份,医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

顾准的新四军老战友骆耕漠得知这一消息后,尽管已经因青光眼近乎双目失明,仍然挣扎着摸出家门,沿着墙角赶到医院,找到新四军时期的“红小鬼”、时任协和医院党委书记杨纯求情,总算让顾准住进了病房。


此时的顾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他一边奋力赶着文稿,一边盼望着完成一个心愿——见儿女一面。

但子女们一直没有来。


为了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见子女一面,顾准甚至不惜折了自己的傲骨。有人找顾准谈话,告诉他只要在认错书上面签个字,就可以摘掉“右派”这顶帽子。

顾准一口回绝了,他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承认错误。

直到有朋友劝: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了。

顾准这才用颤抖着的手在认错书上签了字,当场流下眼泪。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只可惜到最后,子女们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来。


在11月15日,顾准写下遗嘱,最后一句是:祝福我的孩子们。


顾准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人。

早在抗战爆发后舍弃富贵投身革命时,顾准就已经做好了随时将整个生命献给国家的准备,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国的复兴。

在得悉自己是肺癌晚期后,顾准赶紧把弟子吴敬琏叫到了医院,郑重地叮嘱:

“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一定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你要能拿得出东西报效国家。”


1974年12月3日,顾准去世,终年59岁。


顾准去世后,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太平间,然后号啕大哭

多年后,吴敬琏依然记得那天的情景,他说: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

“回家路上,我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但想起顾准,心里便有了温暖。他走了,但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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