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周恩来的深厚情谊可以追溯到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此后的几十年风雨历程中，习仲勋常受到周恩来的关心、教诲。从1950年9月起，习仲勋历任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务，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深得周恩来的赏识与称赞。习仲勋则认为，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13年，与其朝夕相处，亲聆教诲，其言行深深感染着他，使他获益良多。

初相见

1933年3月，习仲勋与刘志丹等人创建了以陕西铜川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在陇东南梁荔园堡召开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因他办事干练，又谦虚问政，因而深得大家敬重。1935年12月27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

几十年后的1979年，习仲勋对初见周恩来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我参加在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的报告。远远望见一个人，穿着一身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络腮胡子，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智慧的光芒好像可以洞穿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是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去关中特区担任领导职务。在习仲勋离开瓦窑堡赴关中工作前，周恩来在瓦窑堡住地专门约他谈话，对派他去关中特区工作寄予厚望。周恩来亲切而又严肃地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在数十年后谈及此事习仲勋仍激动不已：“第一次和周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1936年2月，党派我到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瞩地制订战略部署，他那种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周恩来十分注意发挥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的作用，让他们有职有权，让他们参政议政，交换意见。周恩来要习仲勋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同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保持联系，像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等先生，经常了解其工作、生活情况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意见，随时报告给总理，并且根据其指示及时和他们交换意见。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习仲勋陪同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被特赦释放的杜聿明、陈长捷、宋希濂等人。当时这些“战犯”很拘谨，带有些许畏惧情绪。周恩来知道习仲勋是陕西富平人，也知道杜聿明是陕西米脂县人，为了缓解他们紧张的心情，指着习仲勋对杜聿明说：“他是你老乡！”一句话就缓和了当时的紧张气氛，然后问杜聿明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已经55岁，身体健康。周恩来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听到总理的勉励，态度自然了一些，谈起自己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深感内疚。周恩来接着说：“你过去有罪行，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杜聿明听了很激动，一再表示要继续认真改造，戴罪立功。周恩来对所有在座的特赦人员说：“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回台湾也可以，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去也可以。”周恩来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做了妥善的安排，还提出让他们到各地参观，看一下祖国十年来的新变化。

1959年，西藏地区发生叛乱，周恩来立即想到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地区，派习仲勋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去，巡查那些地区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习仲勋发现，这些地方基本上执行了民族政策，但有些地方执行得很差，甚至违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够，有的寺院遭到了破坏，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干扰，还有少数地方不按法律程序逮捕人、杀人，造成恶劣的后果，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回到北京后，习仲勋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马上打电话给有关地区，纠正执行民族政策中“左”的偏向，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1962年，十世班禅写了一封意见报告，周恩来让习仲勋研究后，两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班禅。班禅反映西藏地区执行民族政策情况时，感情十分冲动。周恩来耐心地向班禅做解释教育工作，指出执行民族政策不够好的现象可以解决，要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会贯彻下去的，遇到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和当地党政领导交谈，也可以向中央反映，共同协商，把问题尽快妥善解决。班禅当即向总理和习仲勋表示同意和拥护总理的意见。

纠正“大跃进”错误

1958年8月，周恩来指示习仲勋带领一批同志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去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大跃进”的经验和问题。习仲勋等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干劲和智慧、基层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也看到了一些错误现象。那年本来是丰收年，由于大批青壮年劳力都去大办水利、大炼钢铁等，粮食和棉花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浮夸现象严重，兴办水利，盲目大干，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盲目炼钢铁，小高炉很多是用砖砌的，有的根本炼不出钢铁，即使炼出铁来也不合格，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回到北京后，习仲勋向总理如实汇报，还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

经周恩来提议，中央决定对大办水利和大炼钢铁等工作进行整顿。1959年6月，周恩来派出5个工作组到一些地方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其中，习仲勋带了一个组到河南去。总理对习仲勋说，要整顿大炼钢铁的工作，小高炉要定点，具备条件而又有发展前途的就坚持搞下去，其他一律撤掉；劳动力从钢铁、水利方面尽量抽下来，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他还让习仲勋他们去了解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人民生活水平情况。

面对三年困难所造成的严重局面，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周恩来、习仲勋等人的努力下，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度过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察民意，恤民情

1958年，周恩来率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部委负责同志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习仲勋和周恩来在一起劳动。习仲勋推车运送土石方，周恩来在前面拉车。习仲勋想走快一点，怕累坏周恩来，可是，周恩来的步子比习仲勋还快，车绳老是绷得紧紧的。在十三陵的5天，周恩来坚持和习仲勋一起劳动，劳动以后，总是抽空到附近老百姓家里，盘腿坐在坑头上，亲切地和群众谈话，了解民生疾苦，关心百姓生活。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周恩来要习仲勋和他一起到国务院机关食堂吃饭。排队买了几个窝窝头和素炒白菜后，两人和干部坐在一起吃。他们边吃边问干部食堂伙食的情况，还注意大家的脸色和健康情况。回来以后，周恩来对习仲勋说，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机关食堂的主食和副食都比较差，看上去每天热量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改善群众生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习仲勋带领大家建设生产基地，自己动手，种地、养猪、磨豆腐……生活很快得到了改善。这个办法迅速推广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机关食堂，对度过三年经济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建国务院大楼

周恩来作风民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他常说，作为一个领导者，切忌一言堂，一言堂多了很危险。一个好的领导，要善于坚持正确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习仲勋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深深地感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面前发表不同的意见。他发现周恩来讨厌唯唯诺诺的人，特别讨厌听这样的话：“总理的意见很正确，我完全拥护。”他主动鼓励下级形成各抒己见、敢于争论、发扬民主的作风。

1959年，在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中，筹建部门曾经计划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看了设计图纸后，征求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都办过公，我们整改一下就可以办公，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马上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当机立断，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撤销了。

逆境中的保护

1962年8月，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要把习仲勋置于死地。关键时刻，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习仲勋。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周恩来提出，可以把习仲勋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1963年，组织上安排习仲勋到中央党校学习，独居“西宫所”。

习仲勋陷于极端苦恼的境地中，周恩来受党中央、毛泽东的委托，和陈毅找他谈话。陈毅宽慰习仲勋说：“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周恩来亲切地握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饱含温暖和同志友爱的话语，感动得习仲勋热泪盈眶。习仲勋向周恩来表决心：“总理，您放心，这点我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周恩来的关怀使习仲勋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深信其冤狱最后可以搞清楚。

周恩来还让秘书派车把习仲勋夫人齐心接回家。她一到家，周恩来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习仲勋，嘱咐她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懂得周恩来对其关怀之深，心里说：“总理啊，听从您的教导，我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微薄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被隔离的习仲勋没有消沉，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从家中带来许多书籍，在“西宫所”阅读。

过了两年，习仲勋的事情逐渐淡化，周恩来不顾康生等人的反对，向中央建议：给习仲勋安排一定的工作。此时，习仲勋已被撤销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周恩来提出，可以安排习仲勋到基层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1965年，中央把习仲勋下放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正如习仲勋所言，这给他创造了一个学习马列的环境和接受基层锻炼的机会。习仲勋每日到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半天，另外半天在家学习马列。

“文革”爆发后，1966年冬，习仲勋被红卫兵关押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每天被游街揪斗，甚至被押到陕西富平批斗。在习仲勋处境十分困难时，周恩来一直十分关心着他。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就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让秘书打电话制止西安造反派揪斗习仲勋。他说，毛主席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要再批斗他才是执行毛主席爱护干部的政策。当得知周恩来在保护自己，习仲勋十分感动。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我的反面作用用完了，现在只是陪着挨斗了。”

周恩来考虑，习仲勋在西安总免不了要挨斗，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派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到北京，交给北京卫戌区“监护”起来。这实际上就是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使他免受没完没了的批斗。

到了1975年，由于过去康生主持的审查组的“结论”，加上“四人帮”从中作梗，习仲勋所谓的“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考虑到习仲勋在北京随时会再次遭受迫害，在1975年春，周恩来亲自过问，决定对习仲勋解除“监护”，仍然按“文革”前的组织决定，以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将习仲勋再次下放到洛阳，并安排齐心一同去洛阳。同时，为了习仲勋的安全，周恩来还让河南省公安厅来两位同志把他们接去。这次去洛阳，习仲勋被安置在洛阳耐火厂的员工宿舍区。习仲勋在这里度过了3年的时间。在洛阳耐火厂的习仲勋，有了工作，能够读书看报，又能远离政治风浪迭起的北京，心情好多了。更让他开心的是，他又能够和群众在一起了，从群众中感受到了许多温暖，心灵获得极大的慰藉。多年的关押批斗，使习仲勋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利用一切条件锻炼身体。他每天早早起床，徒步走到城郊水库，一走就是两个小时。这里空气好，又清静，还能和郊区的农民朋友说笑谈天，身体逐渐恢复了。

1975年，邓小平二度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习仲勋十分高兴，他知道，只要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工作，自己的冤狱就有平反的希望。

这时候，周恩来的膀胱癌已经十分严重了，按医生和中央的嘱咐，除了党和国家大事外，不能再打扰他。但重病卧床的周恩来一直牵挂着在河南洛阳的习仲勋，多次问起习仲勋的情况。正因为周恩来的关心和嘱托，后来叶剑英、王震对习仲勋问题的解决出了不少力。在中央，王震是第一个出面为习仲勋恢复名誉说话的人。

经邓小平批示，中央对习仲勋遭陷害的“文字狱”进行了重审，在这期间，一些中央领导建议先让习仲勋参加全国政协活动，1978年3月，习仲勋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4月正式恢复工作，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在一把手韦国清因为年龄较大、长期在北京的情况下，实际主政广东。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写出为小说《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党中央于8月4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决定为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1979年4月8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难忘的怀念》一文，深切缅怀周恩来总理。他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年多了。在这3年多里，想起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想起总理为革命和建设建树的丰功伟绩，想起总理通宵达旦地为人民操劳，我就深切怀念，心潮澎湃。我总觉得总理没有离开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总理的崇高品质，总理的音容笑貌，总理的光辉形象，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摘自:《福建党史月刊》，作者: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