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７０年可划分为“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然而，在冷战结束以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及其盟国依然维系着作为冷战时期遗产和冷战思维表现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的一些保守政治家甚至把中美之间的矛盾夸大为“新冷战”或“美中冷战”，从而模糊了所谓“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的分界。有鉴于此，本文将跨越“冷战”与“后冷战”的分界，连贯地分析战后７０年科技发展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和特点。

（一）美苏核均势抑制了大规模核战争的发生

在冷战期间，美苏核均势和核威慑一方面使全人类笼罩在核战争、核毁灭的可怕阴影之下，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抑制大规模核战争发生的作用。

在美国于１９４５年８月对日本两次投下利用核裂变的威力巨大的原子弹以后，美苏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３年又相继试验了利用核裂变启动核聚变的氢弹，其杀伤力和破坏力大大超过原子弹（第一颗氢弹试验释放的能量相当于１０４０万吨ＴＮＴ———一种爆炸威力极大的黄色炸药，相当于美军向日本广岛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释放能量的８００倍之多），堪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极致”。在战后长达约４０年的美苏争霸过程中，核武器数量急剧增加，杀伤力不断增强，形成了双方势均力敌的“核均势”和“核恐怖平衡”。尽管美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对第三国使用核武器的冲动，但终于没有实际使用；美苏等国的核武器开发活动还衍生了“核试验污染”等国际安全问题，然而从世界大局看，由于美苏“核均势”格局的形成和人们对核武器极大杀伤力的恐惧，造成了谁也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发动核大战，这意味着核武器技术的发展，既给世界和平带来严重威胁，也防止了世界规模的“冷战”转变成世界规模的“热战”（又一次世界大战），从而使战后世界在大局上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二）“战后世界”并不“和平”充满了武力冲突和局部战争

美苏核均势尽管抑制了大规模核战争发生，却未能抑制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它们转而利用各自的常规武器技术优势，通过直接挑起或背后支持各种地区冲突或局部战争，争夺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即所谓“第一中间地带”，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

事实表明，在美苏核均势笼罩下的战后世界，并非是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不断发生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硝烟弥漫的世界。二战后发生的主要战争有朝鲜战争（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越南战争（１９５７-１９７５年），三次阿以战争（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３年、１９８２年）、海湾战争（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１９７９年阿富汗战争（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１年阿富汗战争（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伊拉克战争（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等，大部分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都是由美国等西方大国和苏联直接挑起或在背后插手操纵的。自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以来，综合各种不同的统计口径，世界上总共发生了１５０-１６０场战争或内乱，军人和平民死亡人数达到３３００-４０００万的天文数字。“事实上，在１９４５-１９９０年之间的２３４０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３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而在“１９９１年之后，由两个超级大国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对立军事格局化为碎片”，导致出现了一个冲突多元化和冲突进一步加剧的世界，因此，“把１９４５年到现在的年代称为‘战后时代’，实在是一种悲剧加讽刺的黑色幽默”。

（三）推行经济军事化政策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苏联科技发展过度地向“重军事，轻民生”方向倾斜，导致苏联的经济发展停滞，国内矛盾激化，最终走向解体，从而改变了美苏两极争霸的国际安全格局；与此同时，中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增长，科技迅速发展，日益成为一支有能力与美国军事霸权较量的重要力量。

如前所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苏联在同美国的军备竞赛中稍占上风，然而苏联却为此付出了不堪重负的经济和政治代价：以军事为中心的重工业高度发达，而民生技术和轻工业十分落后，军事方面的“过剩经济”与民生方面的“短缺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仍保留着粗放型发展特征的苏联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广大人民起码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购物队伍越来越长，国内矛盾越来越激化，除了依赖高额军费发展起来的庞大军事力量以外，苏联在经济领域根本不能与美国抗衡。

在冷战时期，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认为对付苏联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而苏联领导人对此却非常缺乏悟性，倾其全力发展军事技术，形成以备战为目标，以军工为中心的国民经济体系。罗伊·麦德维杰夫说：苏联的军备和科技政策“是苏联领导人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因为国家巨大的物质财富、科技、人力和智力资源不是用来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是用来发展军事技术。苏联没有经受住疯狂的军备竞赛并最终败下阵来，戈尔巴乔夫为使国家摆脱军备竞赛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将苏联高度军事化的体制转变过来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而这是戈尔巴乔夫所无能为力的。”陆南泉指出：“长期以来苏联实质上推行的是经济军事化政策。其经济赶超战略的核心是军事力量的赶超。……国民经济军事化是以牺牲人民消费品生产为代价的。因为按苏联的经济实力，它做不到‘既要大炮又要黄油’，因此（这种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而出现由停滞、全面停滞到衰退到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新中国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诞生后，从一个国土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３５岁，文盲率达到９０％以上的传统农业国迅速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对于采取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新中国，苏联给予了以“１５６项工程”为标志的巨大援助，推动了苏联工业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

国防领域成为苏联对华援助的重点。在常规武器方面，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间苏联向中国交付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及技术资料，派了近千名技术专家来华，并调派了一个导弹营来华作发射示范，传授发射技术。苏联的帮助对中国尖端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起到了导航牵引的作用。在核技术方面，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苏联的援助项目包括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设计，与中方合作进行铀矿普查勘探等。在１９５７年苏联的援助项目包括了浓缩铀、后处理钚、弹头设计和生产及导弹技术研发。

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废除了２５７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亟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在国防科技领域拒向中国提供长期承诺的原子弹教学模型。苏联中断援助使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开发遭到重大挫折。然而，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克服了苏联终止援助造成的困难，在尖端武器和核武器开发方面迅速追赶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导弹；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氢弹；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增添了极大的正能量。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通过引进技术、导入外资、自主开发、接受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政府开发援助，推进了全面工业化的进程，中美科技交流和留学生交流也起到了促使美国战后科技革命向中国扩展的作用。在２０１０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在军事技术方面，中国在现代海上军事技术、太空军事技术、网络空间技术和核武器技术等战略性武器领域已经与美军达到同步研究、同步试验和同步立项研制的程度；在个别军事技术领域，已经实现全面技术跟踪，不断在项目的研制进度方面缩小同美国的差距，使一个坚持和平崛起的中国日益成为制衡美国军事霸权的重要力量。

不过，在民生工业方面，虽然中国有１００多种产品的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在高铁、手机、电子商务等领域达到了举世瞩目的领先水平，但总体来说中国还不是一个“制造强国”，中国尚处在工业化途中，面临着多数工业产品粗制滥造、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产能过剩和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等老大难问题。

（四）尖端武器技术发展使战争形态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信息电子、航空航天等尖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战争的形态，加大了掌握信息电子、航空航天作战能力的国家与对此类尖端武器作战能力未能掌握或掌握不够的国家之间的军力国力差距，降低了美国依仗其信息电子、航空航天等尖端技术优势发动战争的门槛。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爆发的海湾战争堪称是美国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取得战场上绝对优势的一个典型案例，这场战争是工业化的战争机器与信息化的战争机器之间的较量；是苏式军事理论与苏式武器技术同美式军事理论与美式武器技术之间的较量。“直到所谓‘沙漠风暴’行动结束时，整个战场事实上有３０００台计算机与美国本土的计算机联网。海湾战争是第一场主要通过卫星通信来部署、补给、指挥和控制战斗部队的战争。”“信息技术改变了战争的本质；战争本质的改变，则使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在军队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为了提高信息化作战能力，信息技术已经不只是“军民两用”的问题，而是“军民共用”、“军民融合”的问题。比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ＤＡＲＰＡ）正在通过国际商用机器公司（ＩＢＭ）等信息技术巨头开展服务于军事目的的人工智能联合研制，ＩＢＭ为此收缩了其他业务，将全部精力都集中于人工智能芯片的开发上，并同步研制基于这种芯片的架构、机器和配套服务。如果一个霸权国家在信息化作战能力上取得了“鹤立鸡群”、突出强大的优势，对于世界各国的安全肯定不会是一件“好消息”，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是相关各国必须面临的技术与安全课题，而为了解决这个课题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信息技术等尖端科技人才的争夺战。

总的来说，技术竞争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增强国力军力竞争的核心；合作研制尖端武器技术、相互取长补短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结盟的有力纽带；增强技术优势、与竞争对手国打“技术差”成为战争双方谋求取胜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在军事技术领域依然一家独大而且有技术先进的盟国相助，然而包括核武器、信息技术武器在内的尖端武器技术通过各种难以察觉的渠道日益扩散与传播，使极端组织、恐怖主义势力甚至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也能获取部分尖端武器技术，某些极端组织甚至企图利用被称为“脏弹”的放射性炸弹，进而试图获取被称为“廉价原子弹”、可“轻松地毁灭全人类”的生物武器，借以实现其作战和威慑能力的“大跃进”，其结果必然导致不断削弱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大国对于尖端武器技术的垄断，大大地加剧了国际军事安全问题的复杂化。

（五）日本的民生科技实力成为国际安全战略格局中的重要砝码

战后日本工业化的成功与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使日本的科技力量成为战后国际安全战略格局中的重要砝码，日美在军事技术领域的相互支持、相互利用，加强了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

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制造业成为产生技术创新最多的产业领域，而日本的民间制造企业所开发的很多民用技术则成为可望发掘众多具有军用价值的尖端技术“苗子”，例如美国开发隐形轰炸机等隐形武器使用的涂料，就从日本一家中小企业提供的用于家用微波炉的电波吸收材料样品中吸取了技术营养。美国与拥有领先于世界的民生技术实力的日本结成“技术同盟”，为它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增添了力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在半导体技术领域超过了美国（后来日本又被美国超过），美国军方对日本制造的集成电路等半导体产品（俗称“半导体芯片”）的依赖越来越强。有专家称，在９０年代初爆发的海湾战争中，美军武器装备上必不可少的半导体芯片中，有８０％是日本生产的。在冷战后期，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甚至狂言：“在计算机处于包括军事力在内的国家力量的中枢位置的今天，美国为如果不用日本的半导体就无法保证武器精度而感到焦躁，假如日本将半导体卖给苏联而不卖给美国，就凭这一点将迅速改变美苏军事力量的均衡”。

事实上，美国军方一方面依赖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另一方面又对日本的半导体器件日益深入到美国武器装备的中枢部位而产生不安。１９８７年美国国防部提出的题为《防卫用半导体的依赖问题》的报告书中指出，在美国生产的有代表性的空对空导弹中，“有１６种元器件依赖外国，如果外国停止供应，在１８个月内美国将不得不停止生产这种导弹。”事实上，从克林顿执政时期开始，随着美国的信息、电子技术迅速发展并反超日本，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用半导体”的“依赖”已经不复存在。

上述半导体仅是一个例子。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采用同样技术原理的民用产品的技术性能质量超过军用产品的现象也出现在很多其他技术领域。比如录像带曾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独占优势的产品，在录像带的中心部分装着一个小型轴承，轴承里有滚珠。人们恐怕很难相信，就是这盘在市场上随时可以买到的录像带里的轴承滚珠，它的“真圆度”、也就是真正接近球形的程度要比某些导弹武器制导用的陀螺罗盘中的轴承滚珠的“真圆度”还要高得多。说起来这好像有点离奇，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这是因为录像带使用的小型轴承的数量极大，每年要生产几十亿个，同时它每时每刻都要经受市场竞争的考验和验证，轴承滚珠的真圆度稍差一点，放出来的图像就会失真，这种产品就会被市场淘汰。而导弹使用的陀螺仪精密轴承的生产数量较少，即使是在美国，累计至多生产２万-３万个，而且导弹武器的精度如何，很少有机会在实际战场上进行验证。

作为民用技术可转用于军事的一个例证，也可以通过１９８３年作为军事技术大国的美国居然要求作为民用技术大国的日本“提供军事技术”、２００４年美日决定共同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２０１１年美日决定实施防卫装备品等的国际共同开发和生产、２０１３年日本政府批准其国内企业参与美国第五代战斗机“Ｆ-３５”的制造（提供部分零部件）等事件可见端倪。其中，在１９８３年美国国防部向日本提出其关心的、由日本国立研究机构、国立大学、特殊法人及民间企业开发的技术的清单遍及材料技术、信息·电子技术、火箭推进技术、生产技术等诸多领域，多达１６项，全是“军民两用技术”。

美国与日本及其他西方盟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实质上就是在服务于美国军事霸权的大前提下，使盟国从属于美国，分担其军事负担（特别是日益膨胀的武器研发费用），并根据美国的需要完成新武器研制的部分项目、生产新武器整机的部分零部件等（当然美国也会经常调整它向盟国提供或不提供武器技术软件和情报的程度）。在美国的西方盟国中，日本科技具有美国乃至其他西方盟国所不具有的独到特色：日本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能高度重视生产现场，长年专注于某一技术领域苦心钻研；能发挥所谓“一品入魂”精神，精益求精地提高产品质量，并通过尽心尽力“做出好东西”的过程和结果而感受到极大喜悦。有日本学者把这种精神称为“匠人精神”，把精心“做东西”、数十年如一日地锤炼“一技之长”的中小制造企业群称为日本的“国宝”，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日本成为“技能型”武器相关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冷战时期，随着日本工业技术水平日益提高，美国还通过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巴统”，严密监视日本民间企业不得向苏联出售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先进技术，围绕这个问题美苏情报机构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一个典型案例是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东芝机械违反巴统规定事件”。其背景是在美苏核军备竞赛中，双方都感到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难以躲避敌方雷达发射电波的监视，而能够隐藏在电波不能穿透的海底深处的核潜艇成了最有力的核导弹发射平台，然而核潜艇唯一露马脚的是它所发出的声音（特别是螺旋桨的声音），故而军事专家认为“潜艇不出声音的问题是海底战争中的一个生死问题”，“美苏的许多核潜艇携带着数以百计的洲际导弹弹头，有没有声音成了世界末日方程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美国的苏联核潜艇由于失之于噪音，常常被美国的反潜系统发现，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联看中了日本高度发达的民用数控机床技术（用于船舶制造等），设法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８４年期间从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进口了９轴数控机床装置及软件，通过利用日本的高端机床加工潜水艇的螺旋桨，苏联大大减轻了潜水艇发出的噪音，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美国海军突然发现美国核潜艇对苏联核潜艇的能探知范围减小了５０％，这立即引起了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的警觉，终于在１９８７年发现“东芝机械”向苏联出口按照“巴统”规定必须禁运的高端机床的全部事实，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对“东芝机械”给予了严厉的处罚，作为“东芝机械”的母公司的东芝公司的会长、社长被迫辞职。

尽管日本政府严厉地处罚了东芝公司，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仍然不依不饶，有的议员批判日本说：“这次事件恰好证明了列宁所说的，资本家由于太贪婪，连我们准备用来绞死他们的绞索都会卖给我们！”有的议员则主张“为了对付苏联潜艇的静音化，美国需要投入３００亿美元建造３０艘新型核潜艇。”还有些国会议员在白宫门前用斧头猛砸东芝公司制造的收录机、电视机等产品，以发泄心头之愤。

（六）科技革命成果本身引发了新的国际安全问题

很多科技革命成果一方面成为维护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其自身发展也招致前所未有的新国际安全问题，例如互联网的普及引发了网络安全问题；核电的发展和跃进引发了核电安全问题等。

在网络安全方面，比如２００７年４月，爱沙尼亚遭到不明来源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整个经济和社会秩序完全瘫痪；２００８年７-８月，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网络展开攻击，直接影响到了格鲁吉亚的战争动员与支援能力；２０１０年，伊朗核设施遭受代号为“震网”的蠕虫病毒攻击，这是世界上首个专门对基础设施（比如核电站、水坝、国家电网）实施定向攻击、从而席卷全球工业界的高危病毒，被称为网络上的“超级破坏性武器”。约瑟夫·奈认为，我们刚刚开始看到网络战的样子，与国家行为体相比，非国家行为体更有可能发动

网络攻击，“网络九一一”的威胁恐怕要比“网络珍珠港”事件的重演更可能发生，现在是各个国家坐下来探讨如何防范网络威胁、维持世界和平的时候了。

在核电安全方面，早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低油价时代，一些主要石油消费国就开始积极发展核电产业，７０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进一步刺激了主要石油消费国的核电产业发展，作为增强本国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例如日本通过大力发展被视为“准国产能源”的核电，使其能源自给率从４％提升到１８％。然而核电技术迅速发展本身又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核电产业自身的安全问题，特别是１９７９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１９８６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２０１１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以来，核电产业的安全问题日益成为令人担忧的国际安全问题。其中特别是在地理上离我们最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其悲惨现实直到今天仍在向人们倾诉核电安全问题的严重性：“‘３·１１’已过去四年，日本仍在福岛核灾的深渊中难以自拔。为避免温度升高发生核爆，只能不停注水以冷却已熔化的堆芯，由此产生的核污水至今还在源源不断泄入太平洋，核灾现场方圆几十公里因核污染仍被列为禁区，数以万计的灾民还是无家可归，当地及邻近地区罹患与核辐射相关癌症的少年儿童持续增多，灾区一些动植物出现基因变异。目前所有措施都属治标不治本，要彻底阻断核污染源，必须对熔毁的核电机组‘封堆废炉’，那需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福岛核灾难的现状再次提醒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从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局出发，日本必须对福岛核事故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交待和解决，让“福岛教训”成为世界有关国家与核电发展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作坚持不懈斗争的国际公共财产。

（七）“环境安全”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安全问题

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形成了“大量消费刺激大量生产，大量生产刺激大量消费”的相互促进循环，其结果导致大量废弃、大量污染、大量消耗化石能源；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大量生产、消费、污染、废弃、耗能的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及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使“环境安全”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安全问题。

多年来的数据表明，由于温室效应使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势头加速的事实明白无误。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世界银行发布的题为《降低热度：直面气候新常态》的报告警告说：“随着地球进一步地变暖，数百年一遇的罕见热浪和其他极端天气将会成为‘气候新常态’，进而形成一个风险加剧且不稳定的世界。全球变暖将会对世界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农作物减产、水资源变化、海平面上升，亿万人民的生计面临风险。”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指出：“上世纪中叶以来，我国气候发生了显著变化，变暖幅度几乎是全球的两倍，高温、干旱、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增强。随着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风险的不断加剧，……我国经济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以及重大工程安全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将面临重大威胁和严峻挑战。”

２０１４年，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首次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合作共识，当年１１月１２日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称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特别是可入肺颗粒物（ＰＭ２.５）的增加导致空气质量恶化，致使人们日益失去自由呼吸的权利，而ＰＭ２.５的“约一半来自于燃煤和汽柴油的燃烧”。

资源是人类创造财富之源。恩格斯说：“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这意味着“自然界”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能源是资源；阳光、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原等组成的自然环境也是资源。人类活动不仅消耗着能源资源，同时也消耗着环境资源。气候变暖等地球环境危机则警告人们，环境资源的有限性更甚于能源资源的有限性，正如倪维斗教授所指出的：“其实，能源资源并不是没有，真正没有的，是环境资源。也就是说人类在消耗完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之前，首先被消耗光的会是环境资源。”如果地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的“量变”一旦达到“质变”的临界点，突发事件就会在某一时刻降临地球，届时地球是否还适合人类居住就成为问题。可以认为，环境和生态资源由于被过度消耗而日趋“短缺”才是问题的真正核心，换句话说，环境安全问题比能源安全问题更重要；环境资源短缺比能源资源短缺更紧迫；环境安全是当今世界首要的、共同的、需要展开跨国界研究的国际安全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曾因错失了两次产业技术革命机遇而遭到“落后挨打”的厄运，这一次新技术革命的机遇我们决不能再错失了，我们应该动员全国全民之力，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大好机遇。

首先，必须将习近平主席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精辟论断融会贯通到中国安全战略的筹划、制定的全过程中，外交部门和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界应该掀起一个学习现代科技知识的热潮，深刻认识“大国竞争拼的是科技”“科技力是综合国力和军事力的核心”“不懂科技就不懂战争”等道理，增强对当今国际形势变化和大国实力对比的认知与判断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准确性，使中国的外交与安全战略研究建立在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自然科技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基础之上。

其次，全面理解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５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指示。“技术可能性是未经探测的海洋”（熊彼特语），应该鼓励千千万万“创客”在“未经探测的技术可能性海洋”里破浪前行，大有作为。与此同时，我们在大力提倡年轻人创业的同时，也需要提倡“敬业”、“守业”和“以厂为家”的精神。因为一个国家的技术体系就如同金字塔，“九层高台，起于垒土”。在日本，那些由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同一家企业的生产现场锤炼一技之长、个个身怀绝技的“多能工”、工程师和经营者所组成的中小制造企业“集群”，正是日本技术实力的基础和底气之所在，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国宝”。如果中国不能培育出千千万万能够有长心、有毅力、不“见异思迁”、坚持不懈地磨练一技之长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不能培育出千万家技术过硬、信奉“拜技主义”高于“拜金主义”的中小制造企业，中国的民生产业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整体水平就很难赶上技术比我们更先进的国家。此外，我们的一些科技宣传还应把握好科学与技术的平衡，这就是不要过度偏向科学而轻视技术，很多青少年梦想将来做一名科学家诚然可贵，但我们需要更多青少年梦想将来当一名真正有本事的技术工人或工程师。从科技知识传播规律看，科学理论往往是易于传播易于引用的东西；技术本领往往是易于保密难于借用的东西，正如俗话说“武艺难以文传”，技能难以从互联网“下载”，而必须依靠亲身在生产实践中摸爬滚打和老师傅的传帮带。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大学毕业生以当一名技术工人为荣。中国应切实加强大学理工科建设；切实加强职业技校并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声誉；切实加强对现有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在科技宣传方面，应使近来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大国工匠》节目“常态化”，将真正优秀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专家定位于“发展生产力的英雄”，给予同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同等的荣誉和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匠人”“工匠”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匠人”“工匠”的敬业精神在社会上受到人们广泛的尊重，蓝领劳动者的收入甚至超过白领劳动者的收入。与之对照，中国白领和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正在缩小，但各个行业和地区的依然很大，总的来说中国的技术工人、工程师的物质待遇相对于他们所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而言仍然是比较低的，如何提高收入过低行业的技术人才的物质待遇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做到在社会上不要形成年轻人“能进写字间的工作”就是“好工作”，“进生产车间的工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整体印象；不要形成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的物质待遇不合理地低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薪阶层的整体印象；不要在宣传上只是鼓励大学毕业生去“创业”，而极少鼓励大学毕业生走向生产第一线做光荣的技术工人；不要过于强调“对年轻人来说，只要有一台联通世界的网络终端在手，一切皆有可能”，“在许多类似‘车库咖啡馆’的地方，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激发出许多奇思妙想”，而忽视了在产业领域中技术革新最密集的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必须依靠长期的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百折不挠的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的艰苦过程才可能孕育产生。此外，笔者还建议中国尽快举办“一带一路技能大赛”。

最后，必须指出，要正视中国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形势的严峻性。多年以来，美国不仅依靠从全世界吸引优秀科技人才等措施来提高其尖端技术研究水平，而且通过加强“盎格鲁－撒克逊五国同盟”（其余四国为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军事技术合作和协同关系，通过加强与日本的军民两用技术交流与合作，来增强其作为西方军事技术霸权国的地位，而上述国家又都参加了由美国主导的旨在防止对中国出口可能转用于军事的高新技术的《瓦森纳协定》。这意味着中国与之进行尖端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创新竞赛的对手是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在内的大半个西方阵营。如何加强自主科技创新并加强有效的国际科技交流，突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必修课”。

恩格斯说过：“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面对当前复杂敏感的亚洲安全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军事革命蓬勃兴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在坚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过程中，必须尽最大努力把宝贵资源用在军事创新方面，从科技创新这个原点和基础出发，加强武器技术乃至武器概念的创新，构筑日新月异的武器系统、与时俱进的军事战略、超越传统的作战思想、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和管理体制，同时减少资源被消耗在购置大量“几年不用就变成难以处理的垃圾”的二三流武器上。与此同时，中国还需注意防止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拖入一场持久的、“寡不敌众”的军备竞赛（美国及其同盟网络约占全球军费的８０％），因为军备竞赛和战争的温室气体排放远远超出其他生产活动等人类行为的排放。如果说在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采取利用军备竞赛拖垮其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的策略的话，那么当今美国及其盟国正在采取利用军备竞赛拖垮中国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而借此制造内部问题的诡计，对此，我们决不能、也绝不会中它们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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