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徐能武 刘杨钺

本文刊登于《国际安全研究》实体期刊2017年第2期

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看，太空安全的实践建构源于各国太空交往实践。从实践的逻辑起点观察太空安全问题，这就赋予太空安全研究全新的视野，大大拓宽了太空安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加深了人类对未来发展太空走向的理论把握，为人类更好地利用太空探索这一难得的历史新机遇，加快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梦想开辟科学坦途。

（一）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政治”思维的窠臼

以美国学者艾弗里特·多尔曼（Everett C. Dolman）为代表，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政治”的逻辑出发，描绘了“一幅简洁却有效的太空控制蓝图”——“谁控制了低地轨道，谁就控制了近地太空。谁控制了近地太空，谁就控制了地球；谁控制了地球，谁就控制了人类的命运。”多尔曼的太空安全理论赤裸裸地体现了其试图确保美国单边军事控制太空的地缘政治的努力，他认为“美国应当夺取太空控制权，并对所有试图到达该区域的国家实施监督。”多尔曼强调美国应采用他这一推论作为国家太空战略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对于其理论逻辑所暴露出的偏执与激进，他在后文也承认：“这种中央集权可能会是完全反民主的，使国家愈发远离国民”；由此不难看出，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妄想和怪论。这种论调基于对权力逻辑不可避免的崇拜和掌握权力国家永远正确性的迷恋，强调美国应认识到，“美国可以采用任何其期望的政策，国内大众或其他国家的意见和反应都很难挑战美国。美国的实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在太空政策上必须采用严酷的现实主义政治学原则。美国应加快太空军事系统的部署，并寻找适合的理由而充分利用这些系统，一旦这种努力真正成为事实，对美国太空霸权的反对意见也就会减少”，公开为美国在太空扩军备战进行鼓吹叫嚣和理论辩护。权力政治的理论范式极易误导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由于这种范式将冲突性视为国际体系的本源特征，将零和博弈视为国际政治的唯一模式，导致无休止地片面追求权力最大化成为实现安全的唯一手段。但实际上，这种范式所诱导的追逐权力的行为，反过来却会降低国家间的整体信任水平，使国际关系最终陷入负面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权力政治范式绝不是太空安全研究应然之道。

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以太空技术的效应和效能分析入手，对太空技术鲜明的军民两用性、高方位带来的瞬间到达全球与全天候性等特征进行战略思考，迫切需要从太空交往实践出发，科学分析太空技术发展与战略稳定性的关系。太空技术“天使”“魔鬼”兼具的特征，使得太空安全研究既要考虑太空技术的安全效应和效能，又要注重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在更高的综合与抽象水平上研究相关战略、政策、法律和外交问题。如何构建一个基于太空技术高度军民两用性、相互依存性的特点，探讨太空安全互动实践中确保太空战略稳定性、拓展性和可持续性的分析框架，是太空安全研究进行理论创新的关键和重点。随着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国家利益的拓展，维护中国太空战略安全和合法权益日显重要。禁止在太空部署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已具备了一定的规范性基础，但部分国家仍然在不断推进太空武器的技术发展，致使太空军事化风险依然突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而言，统筹考虑技术发展及其背后的政治意涵，为各国的太空实践活动构造可持续的和平环境，应是太空安全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技术-权力-观念”的辩证统一是太空安全的主导进程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指导太空安全研究的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要么过于强调物质权力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要么又过于强调共有观念（共主意义）的建构作用，但没有看到两者背后更深层面的因素，即作为太空生产力代表的太空技术以及支撑太空技术这种当代高科技集成的社会经济因素。与太空相关的一切社会活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实践中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权力结构和共有观念结构作为树立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都是与太空活动相关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制度化。当前，随着国际关系主要理论流派学理论争的深入展开，各理论流派间的融合或搭桥计划逐渐展现，推动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由“三方论战”（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走向“四角论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自由建构主义和现实建构主义）。但由于争论各方都存在彼此相对的弱点和盲区，这些前沿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存在过于强调物质与观念的互构互动，而对塑造和影响这种互构关系更深层面的太空生产力——太空技术以及支撑太空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重视不够。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太空安全研究从支撑太空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入手，分析太空技术的安全功效，洞悉太空安全关系的演变和太空安全运作过程。……将科技本身的变革与发展纳入太空安全演变的分析框架中，将有助于理解作为征服太空能力标志的太空技术如何对行为体和整个体系施加影响。”参见徐能武：《空间政治学——政治文明新高地的复合建构之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在利用核武器作为战略威慑工具进行攻防对抗中，由于当时以核攻核的导弹防御技术并不成熟，双方签署了《反导条约》。随后不久，由于美国在该技术方面稍有进展，美国试图突破条约限制，甚至抛出雄心勃勃的“星球大战”计划，将两国拖入军备竞赛的深渊，严重加剧了美苏之间的战略不信任，致使太空安全机制的成长戛然而止。当然，技术因素对于国际体系的物质和观念结构来说并非单向的因果联系，体系受控度和政治认同度的变化也可能反过来对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发生反作用。当前，由于美国凭借其发达的社会经济支持，试图以太空技术上“代差”的绝对优势来维护其绝对霸权，以绝对霸权来确保其绝对安全，导致太空权力结构严重失衡，加之相关技术在新兴崛起国家间的扩散，太空主体的增多，太空共同利益观念更难达成。由此，原本的太空国际安全机制逐渐失范，暴力受控与政治认同均出现下滑趋势。太空国际安全困境的出现，使得分离性认同加剧，太空安全领域出现了效率竞争型社会化，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和完善踟蹰不前。

（三）包容、普惠、和谐是太空安全持续进化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属于进化理论，它认为历史进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深刻制约的，相信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的。”“太空作为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综合集成所作用的领域之一，太空技术被主要大国广泛用于国际安全互动领域，太空技术发展的程度决定着太空安全的状态和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国际关系领域意味着，谁能够创造财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谁就能拥有话语权，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在太空安全发展的过程中，立足于权力基础上的合作，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以一种原有国际政治很少见的方式而出现，这正是太空安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的地方。当太空主体间各种权力类型相互作用、相互强化，使得太空安全演进既呈现出惬意的合作，也难免平添不安的冲突。

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能真正“上天”的高度，理应从理论上充分把握太空安全实践建构的本质，以理性而睿智的态度引导太空安全朝着促进国际体系向着包容、普惠、和谐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在外层空间的实践探索日益提速，围绕太空形成的国家利益也愈发显著。人类探索和利用太空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与太空安全互动中凸显的安全困境相伴相随，且两者之间的矛盾对立越发尖锐。这在客观上要求各国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审视太空的实践活动，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寻求太空领域的安全合作。科学技术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进步的基本动力，政治的逻辑必将服从于科技的逻辑。太空探索利用中形成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由科学技术和支撑其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由于太空安全对于国家行为体的生存发展具有日趋重要的战略意义，各国在太空安全互动过程中将逐渐形成对这一公域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认识，从而使国家安全利益和战略诉求最终汇入安全合作的共同目标之中。

“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基本认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是竞争性（即国家间关系总是有矛盾的）。这是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矛盾无时无处不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也是事物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一逻辑表明，在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太空主体安全互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冲突与合作的关系状态，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主要取决于太空探索利用过程中由太空技术决定的体系暴力控制、政治认同增强和规范机制的内化和遵循等关键性社会条件。

（一）太空安全演化进程表现为普遍存在的冲突与合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社会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然要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追求各种各样的利益，利益成为一种价值并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利益的本质就是主体的自我需要，对一个国家而言，利益就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这个需要不能自行实现，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利益本身存在内在矛盾。任何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既有差异也有重合的部分，正是这种差异和重合，形成了社会主体之间的不同利益关系。在太空安全领域中，太空主体的交往实践也是为了实现一定的利益。利益的差异和重合导致太空主体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关系，由此，基于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太空安全演化进程表现为普遍存在的冲突与合作。同其他安全领域一样，太空暴力即太空战也是国家之间太空利益矛盾解决的终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由于太空环境的特征和太空武器的破坏性，太空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不管谁发起这个战争以及战争中谁的卫星被摧毁掉，只要战争卷入了几百颗卫星和拦截器，结果都是一样的：所有低轨道卫星最终都会被摧毁，低轨道上不再能部署新的卫星或者允许卫星穿过。最后的结果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太空战的胜利者。这是因为，在碎片完全消失前的至少几十年里任何国家都不能向太空发射卫星。这样的情形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一个灾难。”

在太空安全演化进程中，冲突更容易成为普遍现象。由于太空行为体的技术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各国太空能力有着显著代沟，而太空中部分核心战略资源又具有稀缺性，导致太空主体的利益博弈不可避免。而建立在太空能力分配基础上的太空安全秩序也必然无法满足各国的普遍诉求。利益矛盾的普遍性并不等同于太空安全冲突甚至太空战争。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要视制约太空安全利益矛盾发展变化的诸因素的作用而定。太空战争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其可能具有的破坏和毁伤效应都难以估量，特别是在太空活动与人类生产生活的联系进一步密切的条件下，太空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带来的连带损失更加巨大。考虑到太空武器效应逆序的后果，具有太空活动能力的国家应该考虑实行国际安全合作。即使没有条件立刻实现多边条约式的太空安全机制，也可考虑建设自我克制式的太空安全行为规范。研究太空安全中的冲突与合作问题，不仅要研究太空技术的对抗功效和扩散与反扩散的矛盾，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探索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存在的症结，探寻预防和化解太空国际冲突、防止冲突扩散或升级的有效途径，创新国家行为体在太空安全互动中的基本规则和有效机制，为太空这一全球公域塑造持久的安全环境。

（二）太空安全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社会实践过程中行为主体的利益分配是矛盾的根本来源。以此来看，国际行为体在太空安全互动中的矛盾也是由于太空实践活动中的利益分配引起的。太空安全领域普遍存在的矛盾必然导致太空冲突与竞争关系。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观察、分析太空安全演化趋势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种矛盾（竞争性）的解决是否一定会导致暴力的太空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否可以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解决？和平解决矛盾需要存在哪些关键性的社会条件？冷战时期，在美苏两极争霸的大背景下，太空国际安全互动实践表现为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但美苏双方在太空实力上大体保持相互抗衡的状态。加之，航天器遵循天体动力学规律运行，太空是无国界的全球公域。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利益博弈中，美苏双方都认识到，单凭太空技术并不能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但双方都担心对方的技术突破有可能损害自己的安全利益。因此，双方最好的选择是限制发展太空军备，实行军备控制，从而推动了一系列太空国际条约与法律文件的签订，其中的有些条款是直接针对各国的太空军事利用行为的法律规制。但由于这个博弈的均衡是弱纳什均衡，如果任意一方对太空技术可行性的认识有所改变，其平衡就容易被破坏。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特点应该是承认国际关系内在的矛盾性，但解决矛盾的方式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太空安全虽然存在竞争和矛盾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太空安全互动必然朝向暴力冲突的路径发展，而和平发展的主张也并不意味着忽视太空安全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冷战时期太空安全显示出进化合作的发展态势，美苏在太空互动实践中有意降低了权力竞争等问题的突出性，从而使得进步演化思维在国际谈判中得以体现和扩散。思考太空安全问题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尝试建立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合作观，这种合作不否认太空安全领域普遍存在的利益矛盾，但强调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矛盾。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强调指出，“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这实际上是对任何形式的“霸权稳定论”的有力批驳。以强力促合作、谋和平，无论在外层空间还是其他安全领域都难以取得持久的、稳定的效果，因为以外部力量强加的规则规范并不能从根本上限制利益矛盾的扩大化，也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体间的真正协调。

（三）太空安全由冲突进化到合作的关键性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天缘政治是地缘政治在太空的倒影，“控制太空”的野心和企图来源于以所谓制天权的优势来确立和巩固其霸权。太空攻防对抗只是手段，或说“得天独厚”的手段，目的还是为了掠夺更多的利益。21世纪初，太空领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特别表现在太空技术和应用发展迅速，太空开发利用的商业化日益显著，太空行为主体和权力分配向下扩散等特点。然而，国家行为体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内在利益矛盾仍然存在，尤其是随着太空的战略意涵逐渐加深，国家间的太空安全困境还可能进一步加剧。为此，切实维护好太空安全，就必须深入研究消除或削弱行为主体在太空互动中的相互猜疑的主要因素，找出推动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太空安全秩序的内在动力。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看，就是要积极探索在太空技术发展推动的太空互动实践中，如何有效控制体系暴力、增强集体利益认同和身份认同，并使协调合作的共有规范进一步内化巩固。

随着科技的不断成熟发展，太空面临武器化的危险。但太空本身是没有边界的全球公域，任何发生于其中的安全互动都可能波及太空所有的行为主体，甚至波及传统空间的国家利益。这种物理特性意味着对太空的单方面绝对控制是无法实现的，片面的军事威慑在太空也难以为继。一国太空安全实践的增多，同时可能意味着相应的脆弱性和风险也随之上升。太空的冲突对抗注定没有胜利者。因此，只有有效地对太空暴力加以共同控制，各个太空行为体才可能进而放下彼此之间的成见并产生实质性的合作意愿。为此，世界各国应提高太空和平开发利用能力，增加维护太空国际安全的筹码。太空开发利用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各国都有自由进入太空探索的权利。为了遏制个别国家独霸太空的野心，一方面应该鼓励各国和平开发利用太空能力的成长，另一方面应加强太空技术发展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形式多样的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平探索利用太空能力的逐步加强，定会增大霸权国妄图护持其霸权的交易成本。随着国际体系中能够参与太空和平开发利用的国家数量增多，霸权国维持太空霸权战略的交易成本亦会急剧增加，其参与太空安全合作的意愿才会逐渐增强。与此同时，联合国相关国际组织一方面应大力倡导太空属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推广和平、自由、理性开发利用太空的系列新观念；另一方面应大力推进太空安全领域的各项谈判，强调有关防止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努力与探讨太空活动行为准则、太空透明与信任措施等并行不悖，但不能以后者取代前者。

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从太空领域各国交往实践出发，既考虑到现代国际体系对太空领域各国利益矛盾的影响，又充分注意到太空无疆域性给各国探索利用所带来的新特征，科学探讨推动太空安全国际合作的社会条件和有效举措，既事关各国太空和平开发事业，也是维护中国太空战略安全与合法权益的紧迫任务。在和平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积极推动既具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太空安全研究，需要从各国太空安全互动实践出发，在各国现有太空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寻求促进太空权力结构平衡、太空共同利益汇聚以及太空安全新观念推广的途径、措施，以启动和实现太空安全领域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的“向善”转变。

（一）探悉太空主体交往实践中太空安全建构的内在规律

“世界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核心观点。在其理论范式下，交往被赋予了国际政治的本体意义，而不仅仅被视为与理性选择等实践行为相并列的一种变量。”这种交往活动必须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力状况下加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对于太空安全交往活动而言，技术水平便成为预设交往行为模式基本起点的首要因素。”杰弗里·赫雷拉探讨了技术发展对国际行为体交往能力的影响，当不同国家进入太空展开探索利用的社会实践活动时，各自利用太空技术为自身安全和发展服务，在国家间的互动交往中形成特定的太空安全关系。由于太空利益的战略重要性，太空主体的交往实践不仅体现在国际合作、互利共赢等方面，更多的时候体现在各自利用本身的太空能力优势来向对方施加威慑、强迫等权力性影响。

冷战后的太空安全互动实践中，基于太空技术的实力差距日益凸显，太空交往关系中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失衡，作为太空超级大国的美国试图通过太空绝对优势来谋求绝对霸权。“美国的威慑战略事实上造成了其他国家安全感下降并加快自身能力建设，从而导致军事化升级和安全困境的产生。”美国太空攻防对抗准备加速了太空武器化与军备竞赛进程，加之美国于2001年退出《反导条约》，使得此前形成的太空安全体系的基石受到动摇。太空互动实践中安全困境的出现，反过来刺激各国争先恐后地发展太空军事技术，太空军事化进一步加深，甚至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趋势，太空安全的实践建构出现了踟蹰不前甚至倒退的迹象。“这‘一起一落’表明，太空安全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取决于对两个核心变量的考察，即太空技术发展程度与太空安全权力结构。”

（二）建构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的研究体系

冷战时期，太空探索利用过程中的国家交往实践主要表现在美国、苏联轮番上演的太空竞赛，相互威慑、相互制衡，作为太空生产力标志的太空技术难分上下的相对均衡，加之双方均害怕对方在太空技术优势方面取得突破，对自己形成实质性威胁。由于太空具有居高临下的战略性，美苏双方也不希望太空技术在更大的国家范围内扩散。因此，在太空安全的实践建构过程中，各自都打出“人类共同利益”的大旗，抢占国际道德的制高点。从而，太空开发利用应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成为美苏双方的共同话语主张。由此，以《外层空间条约》《外层空间条约》的全称为《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OST）。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进化取向的太空国际体系框架得以确立。但事实上，这种建立在简单权力逻辑上的规范体系，并不容易真正内化为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共有观念。一旦技术水平发生新的变化并导致权力结构出现新的调整，行为规范很容易遭到背离甚至彻底抛弃，由此产生的安全结构不过是一种脆弱的安全。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交往活动的根本指向应当是人的解放和发展。“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这便指明了太空安全研究独特的价值取向，即通过太空实践交往来保障和扩大人类太空能力发展的可能，保障和扩大人类在太空领域的共同利益。太空技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之一，是当代新生产力的代表。“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太空技术作为典型的跨域技术，是全球信息流的关键一段，世界各国民用和商业航天事业的发展将大大推进全球化的现实进程和未来融合的前景。即使相关国家军用航天的发展，对于军控核查、导弹预警、相互透明和信任措施建立等也有着良性的促进作用，因此，当前的国际社会维护太空安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防止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并没有一味地反对所有太空军事利用。

（三）力促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航天事业发展与太空国际合作研究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只有注意处理好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航天事业发展与推动太空国际合作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既切实维护中国太空战略安全与合法权益，又为太空时代人类的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现有国际太空军控体系仍然是以禁核（禁止天基部署核武器）不禁天（即各类对天武器和天基常规武器）为总体框架。因此，在太空军事化短期内难以逆转之际，应积极推动军民两用太空资源的统筹利用，推动军民两用航天产业的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和协调发展，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太空安全和利益。中国应通过提供不同形式的公共产品或商业服务，不断加强利益汇合，促进相互间的复合相互依存状态，寻求合作共赢的机遇。中国应通过星箭一体出口，以“交钥匙工程”等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卫星制造、发射、保险和应用培训的一揽子服务，开辟和拓展发展中国家太空应用市场，既展示自身和平利用太空的形象，又增进合作安全的意识和动机。

太空安全领域各主体间的交往互动实践是同物质和观念之间的变换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太空安全实践也体现出主体活动的特点，包括物质运动在内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在各国太空技术发展实践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人们在太空探索利用中有着其自身的价值追求。“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在太空安全互动中，各太空主体沿着理性认知的战略思路，逐步树立、强化合作安全的观念。具有全球化本质的太空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有利于人类在地球村中和谐相处的观念的形成和普及，太空安全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有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空间技术发展开拓出越来越大的共同利益，这既使国际安全合作更具有可能，同时也更显紧迫。因此，中国在加强太空能力发展的同时，也应大力促进太空开发利用中的合作共赢。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太空安全研究具有高度契合的解释力和无与伦比的科学性，既为太空安全领域的矛盾冲突提供有力的理论阐释，又能为太空安全实践进化合作提供最佳指导。太空安全作为人类太空实践活动的产物，太空技术决定了各国进入太空、开发太空和利用太空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作为技术性级差空租的国家利益，而太空环境的典型全球公域性特征又决定太空探索利用应以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谋取为长远乃至最终的目的。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或进化合作。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各国在太空探索利用实践中形成各种利益关系，矛盾冲突普遍存在，太空安全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太空安全环境的特征和太空技术的功效特点决定了国际合作是维护太空安全的最佳途径和唯一出路。作为现代先进生产力集中体现的太空技术及其应用决定了太空安全关系演进的趋向，“技术-权力-观念”的辩证统一主导着太空安全的现实进程，太空安全持续进化的前景必将在包容、普惠、和谐的太空安全文明建设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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