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第三方在中美东亚博弈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政策选择对于管控中美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推演，第三方通过在一定条件下的选边站、推动制度构建和协调、促进双方间良性认知，能够在管控中美冲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背景下，基于实力考虑的“选边站”政策容易导致新的安全问题，第三方在中美间扮演制度推动者和观念沟通者的角色更加值得倡导，东盟系列机制以及新加坡的实践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当前的问题是，日、韩等国对与美同盟体系的坚持，东盟系列机制效能的降低以及新加坡一度将重心转移到实力平衡者而非观念沟通者的角色，都反映出许多东亚第三方的选择正在与管控中美冲突的目标背道而驰。为了地区的和平与自己的长远利益，东亚国家需要采取更加明智和有远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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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崛起，东亚的地区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正处于过渡阶段。在过渡期的地区秩序下，像韩国这样的中等国家面临严重问题，即随着中美大国竞争导致地区旧秩序削弱，韩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观察家们为中等国家指出了一系列策略选择：从制衡到追随，从防范到接触。有些观察家认为，中等国家将通过不同方式扮演稳定局面的角色，保持双重等级体系，因为中等国家有可能从大国僵持中获益。作者则认为，中等国家可以采用的策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国竞争的背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在战略结盟时很难做出自己的选择，更多是被迫接受某种选择。作者使用基本议价理论作为工具，阐述该观点背后的逻辑支撑是：在影响过渡期地区秩序的相对稳定性方面，中等国家的作用很小；在调和各种选择的影响方面，中等国家也不如大国有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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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关于南海争端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象国政策、南海地区权力格局以及中国政策的动态分析，缺乏对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和政策的系统梳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争端本质倾向于和平的看法。它经历了从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演进，体现了螺旋式变化的特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固化受到特定政策效果的正反馈、道德正义性以及政治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力量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外生环境的震动与刺激和领导集体的战略决心增强的情况下，它会发生积极的调整与变化。剖析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特性及其演变，能为理解中国外交的微观基础以及处理好中国的相关争端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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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地区国家如何在主权纠纷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安全治理及实现南海和平、稳定，这至今仍是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南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安全治理理念、制度安排及其实践效果与地区国家实现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景之间还有不少落差。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互信不足、缺失有关。南海区域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应聚焦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互信关系的建立，而致力于缓解与消除地区行为体“恐惧”心理与建立身份、角色认同的“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有可能为实现南海安全塑造一条理想的路径。南海“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虽与“安全共同体”相通，但它不强调一个集体身份的建立，而寻求在地区现有安全态势基础上致力于中国、东盟与美国等主要行为体之间信任关系与身份、角色认同的确立。惟此，南海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标志——“和平变革可靠性预期”的条件才有可能得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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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安全共同体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涵，体现出地区各国在促进共同体建构的安全意识以及共同安全理念的进化历程和结果，表现为地区国家间对安全议题和环境上的高度认同感，并塑造了相互间友好和平的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与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相当独特的作用。然而，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原则的局限性影响了东亚和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之仍停留在相当初级的建构阶段，未能对增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提供足够有效的和平红利。中国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继承和创新和平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在多方面采取理性而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倡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起亚太可持续安全共同体，才能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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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金砖国家合作，不少人持有“褪色论”或“金砖分化”的悲观态度，主要论据是金砖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禀赋互补性，因而难以促成合作。然而，从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实践出发，金砖国家合作都是可行的。从理论维度出发，合作包括交换型合作与协作型合作。交换型合作认为，禀赋的互补性缺失，合作就难以形成。这也是当前学界对于金砖合作的争论焦点。然而，合作还包括协作型合作，达成共同利益，并不依赖禀赋的互补性就能塑造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再回到金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内合作实践的维度，随着安全的内涵、议程和治理路径发生转变，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化时代安全议程空前复杂、具有非传统性，进而超越了一国之能力予以治理。具体到金砖合作的治理实践之中，塑造后天共同利益的操作路径包括：塑造“行动焦点”、把饼做大；培育信任、塑造伙伴关系等。此外，金砖国家合作强调包容性规范，持开放的姿态，重视与其他平台以及世界各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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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却未很好地反映这种变化趋势，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变革力量开始登上国际安全治理的舞台。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的盛行使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势头减弱；美联储加息、投资干预政策以及政局动荡和经济疲弱等因素使金砖国家面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给金砖国家能源安全合作带来困扰；金融安全合作进展缓慢。基于此，金砖国家应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为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夯实基础；加快相互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以提升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水平；通过加强沟通与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丰富金砖国家安全合作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