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导读：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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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导读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本章较短，一次导读完。

    马克思首先回顾了第十五章至十九章的内容：

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而劳动力价值的相对量则是指“同剩余价值相比较的量”。后面这个量可以通过剩余价值率的指标体现出来。前面这个量则可以用价值量或使用价值量两种不同的指标体现出来。

用价值量衡量的工资与用使用价值量衡量的工资的关系，马克思加了一个注，引用了大卫·布坎南的话：

我们曾经解释过这一点，这里不再重述。这里马克思之所以换一种方式重提以前的论述，是因为对工资的国民差异的分析是以此为基础的。马克思回顾了“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指出不能直接根据名义工资进行比较，而是要把它们化为具有可比性的指标：在考虑购买力的情况下，首先要化为可比较的计时工资，然后再化为计件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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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通过计件工资，能更好地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等内涵量：

在这里，马克思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社会生产中的不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表明，不同国家的单位商品具有不同的价值量：“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价值规律在其国际范围的应用”。马克思指出：“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从而统一的世界市场尚未形成，国际经济尚未演化为统一的全球经济，“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这些国家攫取的剩余价值相当于世界市场上的超额剩余价值，而不是相对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就仍然没有完成，康德和斯密等设想的“世界市民社会”也就仍然没有形成。

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马克思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注：

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一规律发生变化。

这里的“别处”，显然是指“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以此作为副标题）六册计划的第四、五、六册即“国家论”“对外贸易论”和“世界市场论”。

有鉴于此，马克思为“价值规律在其国际范围的应用”制定了商品的“国际价值”的概念。商品的国际价值的货币表现即它们的国际价格。由于“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必然造成发达国家的名义工资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工资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际工资也是这样，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不仅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且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与货币的相对价值联系在一起。既然名义工资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即价值量，实际工资表现为“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即使用价值量，那么，在比较工资的国民差异时，就必须把货币的购买力考虑在内。

除了从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两个方面对工资的国民差异进行比较外，还要考虑剥削程度即“相对的劳动价格”或者“相对工资”。它表现在剩余价值率中，同样可以运用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两种不同的指标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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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引用了不同人的研究成果。首先是考威尔的调查结论：

考威尔的这一调查结果，收录在尤尔的《工厂哲学》中。马克思运用了剩余价值率或李嘉图的“相对工资”概念，指出英国工人与欧洲大陆工人比较，虽然工资较高，但由于工厂主的剩余价值率在英国比在大陆低，因此对于工厂主来说，到大陆投资仍然比在英国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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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马克思引用了雷德格雷夫的研究成果：

雷德格雷夫比较了英国同欧洲大陆在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下的工资差异。除了用数字说明不同工厂和不同工人的平均纱锭数以外，他还专门比较了德国和俄国的工厂工人与英国的工厂工人的劳动效率与工资状况。他发现，无论是德国还是俄国，工人的劳动时间都比英国工人长得多，但生产的产品数量却少得多，工资也少得多。尽管英国和欧洲大陆都在发展，但雷德格雷夫认为，英国仍然先进得多，因此在欧洲大陆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很多年前在英国发生的事情的重演。

在这种比较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还有比这种比较更有说服力的比较，这就是英国公司在东欧和亚洲的同一些建筑工程项目中，既使用当地工人、又使用英国工人的例子。他们在一起工作，但英国工人的工资比当地工人高得多。这是因为英国和当地的劳动强度具有国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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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马克思对一些错误观点特别是凯里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

凯里的问题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缺乏意识。所谓“不同的国民工资同各国工作日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表明他不了解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更不了解商品的“国际价值”对工资的国民差异的影响。与凯里的其他理论相比，他对工资的国民差异的看法的唯一长处，是试图做出较为系统的论述。这就使得马克思的批判有了针对的对象。

马克思对凯里的批判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关于国家的干预。凯里认为，尽管“国民工资同工作日的生产率成正比”，但国家的税收调节会使这一点发生改变。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延伸和补充。无论是国家干预还是自由市场，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都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基础，凯里的错误恰恰在于对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独特性缺乏认识。

二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凯里看不到，理论是对实践的认识。他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对立和矛盾，也看到了李嘉图对这种对立和矛盾的认识，但在他看来，“李嘉图等人用来表述现存社会的对立和矛盾的定理，并不是现实经济运动的观念上的产物，相反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现实对立倒是李嘉图等人的理论的结果”。这就完全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暴露了凯里的唯心主义倾向。

三是关于理想模型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按照凯里的设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天生的优美与和谐”，造成种种对立与矛盾的、破坏这种和谐的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贸易。马克思讽刺说：“再前进一步，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贸易即商品买卖为基础的。没有贸易就没有资本主义。试图保留资本主义而消除贸易，犹如试图保留剩余价值规律而消灭价值规律。从认为贸易造成商品经济的祸害，到资本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祸害，只有一步之差，凯里却注定迈不出这一步。

总结这三点，马克思指出，所有庸俗经济学的共同特点，就在于“惊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惊人地假装博学”。他们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听说了，就是什么都理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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