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穆 吴美川：马克思公共性思想视阈下“一带一路”的思考

作者简介：庄穆（1960-），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吴美川（1992-），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现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7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思想资源。真正共同体、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与公共实践共同构成“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性基础，揭示了“一带一路”的实质是一种公共性存在，它是作为“我们”的存在而不是作为“我”的存在，沿线国家是作为“主人”的存在而不是作为“客人”的存在，是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的共同实践，而达到以共享为目的的国际协作并有其主权归属的建设成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公共性思想  “一带一路”  

 中国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与焦点问题。总体上说，国内外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数量不少，研究视角也日显增多，但大多集中于建设“一带一路”的路径探讨，而深入研究“一带一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则相对不足。而理论基础研究不足的直接结果则使得国内外学界、媒体有些人对“一带一路”存在的合理性抱持怀疑甚至质疑态度，从而造成沿线有的领导人与某些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误解、误判。2016年8月，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本文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角度思考“一带一路”建设，力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理支撑和价值支持。

实际上，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着“一带一路”的公共性意蕴。例如，倡导“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共”，倡导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四体”，倡导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的“五通”。2015年以来，习近平在一系列的讲话中阐明了“一带一路”的公共性。2015年3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中提到，“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2016年4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我们一家的事。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的开幕会上，习近平再次表达了“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种公共性建设的深刻意蕴，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因此，“一带一路”实质是一种有其主权归属的公共性存在。实言之，它是作为“我们”的存在而不是作为“我”的存在，沿线国家是作为本国工程、项目的“主人”的存在而非“客人”的存在，是在共建、共有 (如果有国际参股的情况下) 的基础上实现共商、共建，成为以共享为目的推动国际性的建设项目，而不是追逐私己利益的狭隘行为。

“一带一路”所蕴含的思想实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公共性”概念，但其中表达的“公共性”思想却是十分丰富的。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类生活”“类本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普遍利益”“共同利益”“共同体”“世界历史”等。对马克思“公共性”的内涵，学者周志山、冯波认为：“‘公共性’是人与人之间共在共处、共建共享的特性。它既是一种扬弃个体利益而考虑他人利益的公共理念，也是人们实践交往中互相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生活状态，体现了人的‘类特征’或‘能群’的社会特质。”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不是一种理论的虚构或价值的臆想，而是有着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为其客观的实践基础，这种构想充分体现着理论逻辑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统一，因而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基于此，马克思公共性思想能为现时代的我们提供一种公共性理念，为“一带一路”建设提示一种公共性实践导向。

一、真正共同体：“一带一路”公共性的展开场域

共同体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方式，承载着实现人的类本质与人的类生活的最基本内容，正如德国学者滕尼斯所言：“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既是对这种“有机体”的唯物史观的诠释，也是对人与社会发展形态的科学揭示。

从马克思对共同体历史逻辑的揭示来看，共同体内蕴着人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形态变迁，经历了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的三个阶段。自然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原始的状态，是在生产力发展极端低下、物质资料十分贫乏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相互依赖的，但却表现为消极被动关系的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里，个体绝无可能享有自由与发展的条件。虚幻共同体因囿于资本的绝对统治，是按照某些人群的某些共同的利益关系、共同的价值意旨而建立起来的关系共同体，它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但虚化了现实的物质与社会关系的基础，淡漠了人本身的发展，因而具有虚幻性质。虚幻共同体在历史发展中表现为一种不可持续、异化的共同体，非但不能公正、正义地实现社会发展反而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造成了社会畸形发展，促成了人的异化与社会发展的异化，也最终造就了葬送自身的掘墓人。真正共同体是以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生产及其所创造的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为现实基础，摈弃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的劳动异化而成就了人的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发展的公正、理性、共享、共赢的关系共同体。因而，真正共同体本身就是人的解放与价值全面实现的共同体。

从马克思对真正共同体的历史考察和逻辑揭示来看，在扬弃了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之后形成的真正共同体是基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一切人共同拥有社会财富和一切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是走向自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在、共生、共处的和谐共同体。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种矛盾与斗争的真正解决，也只有在真正共同体中才得以可能。现实地看，纵观“一带一路”途经的民族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上错综复杂，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这些民族国家的内部斗争、国家之间的斗争、跨越国家界限的个体斗争、个体与自然之间的斗争也必然存在。因而，合理推进“一带一路”的最优场域是真正共同体，最佳路径是遵循真正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路。因此，真正共同体理论为现时代思考和构建“一带一路”共同体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伊始就已经认识到，必须以共同体的思维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一个中国与世界走向互通融和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共同体。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发表讲话，在倡导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时提到，希冀大家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二体”。2015年3月，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打造“一带一路”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三体”。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提出要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发展共同体，归结到一起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表明中国对共同体的理解和倡议日臻全面、深刻而成熟。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和推进是基于一定的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和拥有各种手段上的，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拥有了规避自然共同体落后的物质生产力和克服虚幻共同体在社会发展上的虚幻性、抽象性的能力与手段，从而可以从真正共同体的逻辑理路来思考如何把“一带一路”打造为当代世界中真正实现共享利益、共担责任、共赴命运和共同发展的真实而且现实的共同体。

二、公共利益：“一带一路”公共性的核心要素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财产”等这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贯穿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之中。因此，对公共利益的思考和诠释成为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核心范畴。

从马克思对公共利益的历史逻辑发展揭示来看，公共利益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三个向度的转化，即私人或个体利益向公共利益转化，非现实性公共利益向现实性公共利益转化，单向度的物质利益向全面性的公共利益转化。首先，马克思认为，公共利益的生成与私人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多方的私人或个体利益相互间的依赖、平衡、妥协、交换而产生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各方私人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公约数。“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其次，现实性公共利益是非现实性公共利益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基于对现实生活实践的考察，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实现了从抽象个人向现实个人的转化，利益表现为与社会生产力、所有制关系相关联的现实个人的利益，诠释了公共利益存在的现实性。一方面，揭示非现实性公共利益的前提是把人的存在抽象化、虚幻化，而“现实中的个人”才是诠释和理解现实性公共利益的理论前提，抽象性地诠释个人的存在只能扭曲现实性公共利益存在的合理性与客观性。另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固有的并且其本身无法克服的社会基本矛盾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取代，但后者的存在是以前者的存在为出发点。从现阶段看，非现实性公共利益的实质是代表着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因此公共利益只能成为一种抽象、虚幻的公共利益。而现实性公共利益是表达无产阶级的亦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要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现实性公共利益，就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是现实性公共利益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最后，批判单向性的物质利益，倡导全面性的公共利益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必然要求。“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经济关系与物质利益仅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一个方面或层面，人与人的交往实践还有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诸多关系和利益，因而，真正共同体对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的全面性追求与实现就决定着人与人的利益、人与自然的利益、人与社会的利益之间关系的全面性与公共性，也就是说，其是以全面性的公共利益呈现的。

马克思对公共利益的唯物史观诠释对现时代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全面性、现实性的公共利益的合理性存在是我们思考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据。倡导和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共利益，不仅是人们寻求自身活动的合理性，寻求更合理的发展模式的倡议，也意味着这种寻求能够在更为合理的实践框架下得到真实满足。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也在不断深层地探索，在各种文明、宗教、种族相异的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寻求一种和谐的、全面的、现实的公共利益，并从不同维度上积极搭建一个中国与沿线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在实现公共利益之路上共通与共生的桥梁。从发展过程看，促成利益的最大多数国家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实现，无疑是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关键与重要基础。中国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文中指出，将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与耦合，其中，包括在经济发展、人文交往、文明互鉴等政策上进行充分的交流与对接。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再次强调：“我们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从实践效果看，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旨在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要造福沿线乃至世界人民，因而，在同沿线国家共商中构建“一带一路”的利益共同体，倡导全面、多方公共利益的利益观，这大大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私己性、利己性和掠夺性的利益观。

利益是使世界各民族国家和人民逐渐联合起来的重要纽带，但利益的样态决定着这种“联合”的耦合程度，单向度的利益索取必会使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因利益分歧而走向“离散”，而建立在多方、共赢、共享基础上的共同利益则必然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这种“联合”成为具有内生性的和极大向心力的“黏合”。因而，体现在实践成果上，正如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论坛中指出的：“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这深刻证明了，这种超出预期的成绩就是我们倡导体现全面性、共同性、现实性因而内蕴着和谐性的公共利益的必然结果，它使沿线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彼此紧密连接、高度耦合，因此，“一带一路”公共性建设是一条符合各国人民公共利益的重大创举。在推进现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只有更为深入挖掘和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彼此间的公共利益的聚焦点与聚合点，才能更大程度上激发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同，从而提升“一带一路”的全球感召力与实践力。

三、公共价值：“一带一路”公共性的根本诉求

与真正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相伴随而生成的是公共价值理念。对公共价值的思考和诠释，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根本价值诉求，贯穿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并不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虚构，而是建立在首先由资本主义所推动的社会化生产力发展，以及其后随之历史性生成的公有性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由此形成了“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的世界历史景象。这样全面交往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历史景象就必然地生成共有、共享、共同的公共价值理念，形成以谋求人类最终实现自由、解放和发展为根本内容的公共价值追求。

从国家间的交往实践看，世界不同国家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每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以一切国家的发展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囿于单个国家的或单个个体的独自发展的封闭境域内，而是要在开放的境域中与其他民族国家相互交往、交流与协作中的发展。这种国家间的协同性发展，不是资本主义共同体以殖民战争的形式所能实现的，而是如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一带一路”“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它是要摈弃以国家的“自我”和个人的“自我”对其他民族国家进行殖民、掠夺而获得的发展。它是要开创一种与不同民族、国家在互相交往和共同发展的公共实践中实现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也因此，它体现并凝聚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价值表达与诉求。当代中国与非洲有关国家的互动与交往就是强有力的证明。南非总统祖马认为，当中国来到非洲与我们合作的时候，我脑海里第一次开始憧憬非洲的未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合作是有助于实现‘非洲梦’与‘中国梦’的双赢战略。” 可见，公共价值的最终归宿点是立足于全球中每一个个体或者社会化的人，不分地域、种族、国别差异的现实中的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实际上也凸显了对人的世界是什么形态的深沉思考和诠释。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追求人类解放的学说，而“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在马克思的价值理念中，最彻底的解放就是使人的世界按人的方式而形成完整的人的公共存在状态，其实质即是真正的共同体。一方面，人的方式是对动物存在方式的超越，是异于动物式的存在，不是孤静的、从来就有的自在世界，而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所开拓和创造的一个活生生的、动态的公共性世界。这是人之为人所拥有的自由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的现实体现。另一方面，完整的人是对资本主义共同体中人的抽象化、片面化、孤立化的存在及非对称发展的克服和超越，更加突出人的生活世界不是一种异化了的世界，它的现实社会关系不是单一的、由一种色彩所建构的单向度世界，而是全面的、丰富的，一个由多重社会关系构成的丰富多元的公共世界。这样的公共世界，自然形成其追求共同实现的公共性价值，从而超越资本主义那种原子式的个人利益至上的私己性和利己性的价值追求。

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世界所内含的公共价值理念与追求为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一种时代性的价值观念资源。这正如习近平始终强调的，“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实施好一批示范性项目，多搞一点早期收获，让有关国家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一带一路”“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它要“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要“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闭幕式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这也是中方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 并再次强调，要“让这一世纪工程造福各国人民”。这就是中国在向世界各国明确宣示我们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共价值取向及要实现的公共价值目标。因此，“一带一路”的建设要不断推进新型的人的世界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生成，从而推动沿线国家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以实现共赢共享为本质特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世界的中国化的集中表达与实践。而2017年3月由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开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国倡议走向全球共识，意味着将这种人的世界的中国化表达与实践演绎为世界性的表达与实践，也是“中国梦”连结“世界梦”的深刻体现。对公共价值的执着追寻将真实展现着“一带一路”的公共气度、公共情怀与公共魅力。

四、公共实践：实现“一带一路”公共性的必由途径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活力。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是其世界历史理论的必然演绎，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是建立在对近代工业兴起之后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的科学的逻辑把握。近代工业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反过来又极大地推进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改变着既往的社会历史状态。不断向前推进的工业化催生了社会化的大生产，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化大生产必然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样态，即人类的历史由过去“民族”“国家”的历史向“世界”的历史转变，“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从而开辟了世界各民族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端口，推动了世界不同地域的民族国家在主动与被动、愿意与不愿意之间的状态中交往、互动和交流，形成了“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因此，“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就是开放性、共有性和共享性，简言之即公共性。由此，“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就展现为不同民族、国家相互间公共交往与公共实践的进程。

客观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剥削的制度性质和资产阶级自私、利己的本性，决定了它虽然在世界历史形成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最终无法接受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所必然生成的公共性特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私己、利己的价值理念与其自我中心主义的经济、文化实践观决定了资本主义根本无法真正、科学地推动其自身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和融入全球性的公共实践的伟大进程中。而正因为资本主义的“血液”流淌着利己、“小我”、单向实践的历史基因，当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某些方面或领域减少或损及资本主义的利益时，他们就会阻碍甚至反对这个进程，这就是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冲突必然带来的现实宿命。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工业现代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使得我国今天所倡导和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虽然根源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但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主体的制度特征，主张全体人民平等、公平、公正，追求全面发展的公共价值追求，成为我国推进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动力和价值诉求。“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建设就是一种世纪性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与公共价值的公共实践。这种公共实践已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私己、利己的虚假性公共实践。正如习近平所阐述的，建设“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不是中国一家的事，不画地为牢，不设高门槛，不搞排他性安排，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是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同和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打造的全球公共品。共商、共建、共享中凸显的是共建，共建中方需共商，共建后方有共享，由此，“一带一路”建设就由“我”的个体性实践转换为“我们”的公共性实践。

“一带一路”建设升华为公共实践的内在意蕴，就是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在平等、正义基础上的，倡导实践主体多元化，推进实践内容多样化，倡导不同民族、国家的政府、企业、民间在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等领域上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公共交往与合作，这种交往与合作超越了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发达国家以西方为中心的这一单向性、非真实性的公共实践。而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单向的、虚幻的公共实践过程，带来了超越意识形态、人种、宗教信仰等差异而生成的危及当代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公共性问题，如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发展的两极化等。因而，公共性问题的产生既是人类的实践结果，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又有赖于沿线国家、世界各国的公共实践。因此，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公共实践也旨在深度推进不同主体之间在实践中共同合作以缓解和克服全球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诸多公共性问题。以公共实践理念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公共性建设对实现全球更为普惠平衡的发展，对加快缩小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解决全球性危机，共同推动持久和平的、繁荣的、幸福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进一步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 “一带一路”建设旨在“造福世界，造福人民”，所以，“‘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

实际上，习近平提出“伟大的实践”，无论是其时代意蕴还是价值诉求，都深度契合了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所揭示的公共实践指向。这种“伟大的实践”并不是中国孤立的一国之实践，不是以排他、封闭、消极、狭隘为其本质特征的实践，而是彰显着一种以海纳百川、开放和平、互学互鉴、互利互赢为其本质特征的公共实践。这种公共实践必然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大潮流、大方向，以真正共同体为其全面的展开场域，从而将这种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在公共实践中高度凝聚，进而强有力地支撑着“一带一路”公共性建设这一世纪性工程的整个进程，让沿线地区与世界各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共实践中看到更加光明的实践前景，实现社会经济大发展大繁荣的美好图景，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幸福、安宁、富裕与和谐的美好生活。

总而言之，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揭示出的真正共同体、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与公共实践的意蕴，为当代中国与沿线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共同思考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智慧和启示，提供了实践的广阔视野。在 “一带一路”建设这样的一个世纪性的伟大实践工程中，不仅将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能携手带动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实现自己的伟大发展梦想。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2] 张峰：《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交往理论与“一带一路”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3] 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

[4] 丰子义：《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5] 邵发军：《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

[6] 郭湛：《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7] 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8]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

[9] 贾英健：《公共性视域——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 张曙光：《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追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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