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萃編》續補考

趙成傑

     赵成杰（1987—），黑龙江宁安人，文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研究员，韩国首尔大学人文学研究院中国语文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金石学、《尚书》学。

[摘要]  《金石萃編》自問世以來即受金石學家之關注，儘管在它問世以前有《金薤琳琅》《觀妙齋藏金石文字考略》《金石存》等集釋類著作，但都有收碑不足及體例不備等缺點。《金石萃編》收錄金石碑刻一千五百餘種，大大擴展了金石學的收藏範圍與研究廣度，然而金石材料的不斷湧現，自非《金石萃編》所能涵蓋。於是在《金石萃編》問世後，出現了二十餘部續補之作。諸家或補其目錄，或校其文本，或增錄跋文，它們既延續《金石萃編》開創的金石學著錄體例，又拓寬了金石學研究領域，在研究方法上亦有進步。《金石萃編》與這些續補著作共同構築了清代金石學的一個傳統，并佔有重要的地位。

[關鍵詞]  《金石萃編》  續補著作 分類 意義

《金石萃編》在金石學史上分量極重，在它問世以前儘管有明都穆（1458—1525）《金薤琳琅》、清李光暎（？—1736）《觀妙齋藏金石文字考略》、清吳玉搢（1698—1773）《金石存》等著作，但都有收碑不足及體例不備等缺點，實難反映歷代金石存藏、研究的全貌。《金石萃編》承洪适《隸釋》《隸續》之統緒，而與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僅具目錄、題跋不同。[1]它“囊括包舉，文無不載，考訂無遺，上溯夏商，下迄遼元，足跡遍萬千餘里，收藏溯兩千餘年，積累至一千五百餘通。”[2]此書將目錄、集釋與按語彙為一編，是金石學史上劃時代的著作。然地不愛寶，金石材料不斷湧現，自非《萃編》所能涵蓋，於是《金石萃編》問世後，出現了二十餘部續補之作。本文試以《金石萃編》續補為中心，考察各續補著作及與王昶《金石萃編》之關聯，藉以體現《金石萃編》在清代金石學上的學術意義。

1935年，王重民（1903—1975）在《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稿本》中談到《金石萃編》的續補情況：

“按王氏《萃編》問世後，金石諸家，多有續作，如陸耀遹之《金石續編》、王言之《金石萃編補略》、方履籛之《金石萃編補正》、瞿中溶之《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張鈞衡謂百六十卷，《藝風藏書續記》謂百二十卷，已佚；《適園叢書》所刊者，僅四卷，乃就《湖南通志》《金石續編》《八瓊室金石補正》摘錄而成者。）黃本驥之《金石萃編補目》、陸增祥之《八瓊室金石萃編補正》，均已刊行問世；此外尚有吳榮光、葉紉之[3]、嚴可均、陳鴻壽、毛鳳枝、劉喜海、沈巍皆、程慶餘、陳璜、夏世堂、陸心源、邱于蕃、魏錫曾、褚德彝、王仁俊、劉承幹諸家，繆荃孫亦擬續作，可謂多矣。” [4]

王重民詳列了《金石萃編》續補著作，有已刊刻的，亦有未完成的，此謂續補數目之概述。顧燮光在《夢碧簃石言》中則對相關續補著作的編纂及意義進行了總結：

繼《萃編》成書者，如吳氏《筠青館金石記》（先君子《日記》云：閱黃虎癡《金石萃編補目》，始知當日受吳荷屋中丞之聘修《金石萃編補遺》，已較正編數有增多。因吳中丞去官，由湘撫任左遷京秩，將稿攜去，卒亦未刻。虎癡未留副本，晚年始仿孫、邢《訪碑錄》之例，纂為《補目》，但未刊入《三長物齋叢書》。毛先生服膺虎癡而未見此書，亦不知虎癡有《金石萃編補遺》之著，乃欲以關中一隅所見數十種自作《補遺》。噫，所見殊未廣矣。按今所傳陸紹聞《金石續編》，卷帙僅得王書三分之一，虎癡所續在先，竟比原書增多，惜吳中丞之未付梓也。世所稱《筠青館金石記》或即此書。其稿後歸何子貞，不知詩孫尚世守否？此目經劉聚卿刻入《聚學軒叢書》中）。

瞿氏《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烏程張石銘刻有《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四卷，僅有跋語而無碑刻文字）。嚴氏《金石萃編正續》（此稿現為劉翰怡京卿所得，惜闕數卷，聞擬據目求文，或可補足，亦一快事也）。朱氏《金石萃編補輯》，今均不傳。陸蔚庭《八瓊室金石文字補正》若干卷，原稿雖存，未有刻本。（聞劉翰怡京卿擬刻之，已延章君式之為校勘。吳綱齋先生來函云：陸蔚庭前輩承其尊人莘農觀察家學，研究金石實為精審，從前潘文勤亦托莘翁訪碑湘西也）。陸氏《金石續編》二十一卷，已梓印於世，足與媲美。其餘如方氏《金石萃編補正》、黃氏《金石萃編補目》、王氏《金石萃編補略》、毛氏《金石萃編補遺》，稿存餘家，尚未刻行，所收僅關中一隅。具體而微，不足觀矣。[5]

續補著作中，吳榮光、瞿中溶、陸增祥三家著作對後世影響最巨，顧氏總結亦以此三家書為主。由王重民、顧燮光的概述大致可以看到《金石萃編》問世後的續補情況，再通過分析上述材料及李遇孫《金石學錄》、陸心源《金石學錄補》、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容媛《金石書錄目》、王謇《再補金石學錄》等著作，可以比較清晰地總結出續補著作的類型及內涵。

一、《金石萃編》續補分類

由於金石材料的不斷發現，後來的諸多金石學者都想繼承王昶的工作，於是出現了多種續補《金石萃編》的著作，這些著作可以分為存目（屬目錄學）、校訂（屬校勘學）、補遺（屬文獻輯補）三類。

第一類是只記碑目不記碑文或題跋的著作。主要有黃錫蕃（1761—1851）《金石補編目錄》、黃本驥（1781—1856）《金石萃編補目》、許槤（1787—1862）《金石補編目錄》、劉喜海（1793─1852）《金石補編》等書。[6]

第二類校訂《金石萃編》之作，主要是校正文字。這類著作主要有沈欽韓（1775—1831）《讀金石萃編條記》、陳璜（不詳）《金石萃編校勘記》、羅振玉（1866—1940）《金石萃編校字記》、羅爾綱（1901─1997）《金石萃編校補》等書。

第三類是在《金石萃編》基礎上的補正之作。這類著作占續補書的七成以上。下面分已刻及未刊兩部分加以說明。續補中已刻的著作主要有方履箋（1790—1831）《金石萃編補正》、陸耀遹（1771—1836）《金石續編》、陸增祥（1816—1882）《八瓊室金石補正》、陸心源（1834—1894）《金石萃編續編》、陸繼煇（1839—1905）《續八瓊室金石補正》等書。

所有續補著作若從類型上大體可分三類，每類之間界線並不明顯：1、文字校勘類，羅振玉《金石萃編校字記》及羅爾綱《金石萃編補遺》，為此類最重要的代表，二書從文字校勘角度糾正了《金石萃編》存在的文字訛誤，包括訛、脫、衍、倒，兼涉行款、書體等問題。其他諸家亦從文字校勘始，僅以上兩家為專，故單獨書之。2、補充資料類，黃本驥《金石萃編補目》依託吳榮光舊藏，補充《萃編》2700餘種碑刻；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補充3500餘種碑刻，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補充近2500種碑刻，其他諸家亦有補充，但不及上述幾家。3、考辨史實類，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和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二家皆以考辨精審著稱，其他各家在跋文與案語中亦皆有涉及。

續補中更多的是未刊的著作，亦即王重民所謂“惟書有成有未成者，有成而未刊者，如嚴可均《平津館金石萃編》稿本，藏於北京圖書館，劉喜海（1793—1853）《金石補編》之目，藏於上海涵芬樓，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藏於顧燮光家。”[7]再如陳鴻壽（1768—1822）《續金石萃編》、程慶餘（1820—1862）《續金石萃編》等。其他如陳璜、沈巍皆、邱于藩等人，則因著作未成，未予刊刻。具體情況參見下表：

表一：《金石萃編》續補簡表[8]

上表所收《金石萃編》續補著作主要按著作的時間排序，除此之外還有徐渭仁、夏世堂、沈巍皆、程慶餘、邱于蕃、朱元呂、葉昌熾、繆荃孫、賀葆真諸人亦慾續補《金石萃編》，惜皆未成書，摘錄如下：

李遇孫《金石學錄》：“徐渭仁通金石之學，搜采漢唐諸刻，補王氏《萃編》所缺者若干卷。”[13]李遇孫《金石學錄》：“夏世堂，建安諸生，幼隨父宦於上海，嘗集漢唐石刻，補王氏《萃編》之闕。”[14]陸心源《金石學錄補》：“沈巍皆，字舜卿，安徽六安州人。進士，官御史，集金石二千餘通，續王氏之書，名曰《續金石萃編》。”陸心源《金石學錄補》：“程慶餘，字心齋，烏程人。究心六書金石之學，而文筆艱滯。坐是久困童子試不得售。嘗慾為《續金石萃編》，未成，同治元年死于難。”[15]松丸道雄《新編金石學錄》“邱于蕃，字崧生，江蘇山陽人。好金石文，寓淮上時，訪兩宋磚極多，又藏碑拓甚富。偕蔣伯斧慾續《金石萃編》，積稿數尺，未成而卒。”[16]宋慈抱《兩浙著述考》：“《金石萃編補輯》，海寧朱元呂撰。此書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蓋繼王蘭泉司寇而作也。其書當未完成，今未見。”[17]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光緒三十二年1906）：“二月十八日得張叔鵬書，慾再續《金石萃編》，征書征拓本。蔚庭雖逝，有藝風在，更有補佞者，似別尋門徑之為得也。”[18]

繆荃孫嘗撰《續萃編》，惜其未成。顧燮光《夢碧簃石言》卷六有“《金石萃編》系不全本”條，云：“吳興張君石銘曩有聘繆藝風年丈纂《續萃編》之議，（繆年伯云：“滬上《金石續編》之說，南潯張君初意以二萬元購荃之舊拓本，再延荃辦書，署張名。荃不願，以為少年即有此志，搜石刻外金石書至二百餘種，鈔稿居多。現張君既願辦此事，須兩人同署名，鈔校之友人，刊刻之費，張君任之，拓本亦不需價。現因清史館去留未定。又張君書目亦未完，權且擱下。德甫之書，實亦不可磨滅，所以名《續萃編》，陸、方、嚴、黃則並之。瞿木夫、陸星農兩大家所著均不傳，所以有立腳處。而各家跋語須抉擇。即收碑如某造象一條，無年月無官銜者亦宜去，向以為唐前造象不如宋人題名也。又擬添入元代。擬二百卷書，恐不止此）。旋以考訂《禊帖》中止。藝風年丈藏碑拓至萬三千種，八倍述庵，如克成書，詎非快事？”[19]繆荃孫《答鄭叔問書》自云：“所藏各碑，自周迄元，共一萬有八百餘種，成《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前刻文集碑跋得一卷，錄全文者擬為《藝風堂金石萃編》。”[20]

賀葆真《收愚齋日記》（民國六年1917）：“七月十五日，余嘗謂清中葉以來，出土金石至為繁夥，若取而錄之，以補《金石萃編》，其富當不下王氏書，伯玶不謂然，余謂《金石萃編》所載瓦當、經鑎、像記，殊不足資考證，徒充篇幅。余續此書，擬不取此三者。不取此三者，亦能與原書相等或超過之，豈非大觀乎？”[21]

上述金石學者都能注意到《金石萃編》存在著收錄石刻不全、或著錄有誤、或文字錯訛的問題，“故金石家對其書乃有校補之作”（羅爾綱《金石萃編校補自序》），但許多著作未能流傳。考察《金石萃編》成書以來的續補情況，對清代金石學的研究是大有幫助的。

二、《金石萃編》續補著作之優劣得失

《金石萃編》續補著作二十餘部，或補其目錄，或校其文本，或增錄跋文，除去存目類與校訂類的幾部著作，補遺類各家皆有其特色與局限。這些著作都能看到《金石萃編》的不足，《金石萃編》雖有紕漏，其在清代金石學史上的地位卻是難以取代的。

續補補遺類著作，有十部是比較突出的，這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段[22]：一是道光朝，有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1828）、陸耀遹《金石續編》（1836）、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1842）、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1842）、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1843）、王言《金石萃編補略》（1850）等六部著作。

《金石萃編補正》是現存最早續補《金石萃編》的著作，其續補石刻雖僅為五十種，元刻就有十八種之多，突破了《金石萃編》收錄石刻以“金”為止的限制，但收石較少是其不足。

陸耀遹《金石續編》、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三家之書，僅有陸書全帙刊刻，著錄碑刻四百二十八種，其他二家雖云積累數年，收藏兩三千通拓本，卻未及刊行。正如陸增祥《金石續編》所言：“吳氏搜羅最富，《萃編》外，多至二千六百餘通，後人不能守其書，道州何氏（紹基）得之矣。瞿氏考核最精，跋語多至千數百餘言，原書已付劫灰。”[23]吳氏搜集拓本最富，瞿氏考證最精，二家僅殘本傳世，實為憾事。

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主要收錄石刻文字，幾乎不錄金文，以唐、宋碑文居多，體例仿王氏《金石萃編》，糾正了大量《金石萃編》之闕誤，考訂亦甚精詳。王言《金石萃編補略》著錄碑文四十一種，上起漢代，下迄於唐，“只收錄漢唐碑刻，是要嚴分碑與帖、尊重漢唐碑刻。”[24]《自序》亦云：“非敢外《萃編》之例而有所不屑也。蓋唐以後碑版雜以字帖，取舍難分，種類又多，補不勝補。”[25]唐後碑刻混雜諸多字帖，殊難區分，故而不錄。

二是光緒朝，主要有潘志萬《金石補編》（1880）、魏錫曾《績語堂碑錄》（1881）、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1882）、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1895）等四部著作。

潘志萬《金石補編》僅有稿本傳世，著錄碑文195種，所錄碑文多用原拓，如以北宋本校《夏承碑》《郭有道碑》等，文字校勘亦精審。魏錫曾《績語堂碑錄》收錄金石四百餘通，摹寫皆依原文，或篆、或隸，保存了石刻原貌，僅有稿本傳世，字跡多漫漶不清。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集中收錄關中地區的金石碑刻，著錄碑刻始於漢終於唐，亦非完帙。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與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共著錄碑刻六千餘種，收錄宏富，校勘精審，為諸家之最。二者優點均為重視造象、題刻等民俗史料的搜集，且網羅清代所有重要金石著作。

各家續補著作，就其與《金石萃編》關係而言，可分三類：

1、為接續《金石萃編》，補《金石萃編》收錄之不足。此類著作居多。各家序跋大都明言，王昶《金石萃編》成書於晚年，又成於眾手，不免疏誤，而各家搜集金石拓本由八九百至數千種，遵王氏體例，按年編次，照錄原文，以補《金石萃編》收錄之不足。各家或補《金石萃編》漏采或不全之碑刻，如王言《金石萃編補略》卷二《蒼公墓記》：“《蒼頡廟碑》有碑陰，有兩側，采入《萃編》卷十。墓碑則未之見也。此碑書延熹四年，在立廟碑之前一年，何王氏見彼不見此也？同此一石也，同此一時也，同在一鄉也。一顯一晦，不同若是，余因亟錄之，以補王氏之略。”[26]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百二十五《慈恩寺塔題刻》：“《慈恩塔金人題名》，《萃編》失載”[27]；卷九十五《澹山巖》：“《萃編》卷一百三十載淡山巖題名六十段，卷一百三十五載淡山巖詩詞刻二十四段。內張子諒、徐大方兩刻在朝陽巖，誤作淡山。又卷一百三十載朱昂等送陳瞻赴任詩，亦在淡巖，共八十三段。茲復搜得六十二段，加以補正卅二段，凡九十四段。此外未得見者尚有李建中詩、王顧奉御書頌、鄒浩詩、程芾等殘題名、王佐題名、覺皇臺三字六段，是淡巖宋刻，共一百五十一段焉。”[28]或補《金石萃編》書成後新出土之碑刻，如王言《金石萃編補略》卷一《唐故處士張君墓志銘》：“此碑無書撰人姓名，字頗渾樸。不見采於王氏《萃編》，碑石完好，想近日出土，蘭泉先生未之見也。” [29]陸耀遹《金石續編》卷一《右扶風丞李君通閣道記》：“自來金石家皆未著錄，嘉慶中，安康縣知縣諸城王君森文叟剔得之，搨以寄示。”[30]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卷二十五《登州司馬王慶墓志銘》：“此志《山左金石志》未載，孫氏《寰宇訪碑錄》亦無之。惟吳荷屋《筠清館金石記》、瞿木夫《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始得收入。蓋道光年間甫見於世耳。” [31]以上三石之發現皆在《金石萃編》成書之後。

續補著作中仿王氏體例的有：陸耀遹《金石續編》、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王言《金石萃編補略》、陸心源《金石萃編續》、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及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等，以上諸書集目錄、存文、釋文與集釋於一編，或專注文字校勘，或重視史實考證，各有側重。

2、為校勘《金石萃編》而作。《金石萃編》著錄一千五百餘通碑刻，編纂過程難免疏失，或所據拓本並非精拓，字跡漫漶或缺失，如羅爾綱《金石萃編校補》：卷一《溫彥博碑》：“碑文前王昶注云：‘首闕，泐三行。當是撰書篆額人銜名’。敦案：‘首闕，泐半行。當是撰書篆額人銜名，僅存‘中書侍郎’四字。”[32]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九十五《王覯等題名》：“《萃編》載此，缺‘單惠連文縝澈君’七字，並未橅寫篆體，仍全錄之”，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卷五《蘭陵長公主碑》：“是碑王氏《萃編》入錄，缺誤凡二百廿七字。余得善拓本，多識一百十六字，故復載全文其諸家跋語王氏已錄，不贅。”[33]或所錄碑刻後人重拓，可糾正其誤讀，如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卷三《皇甫湜浯溪詩》：“侍郎《金石萃編》所載闕十五字，又谿渤之‘渤’誤作‘勒’、積‘翠’之‘翠’誤作‘學’,蓋拓本未精之故。予遊浯溪，親督搨工椎打，所謂闕泐者一一皆可辨識，乃為補之。”[34]；或訂正《金石萃編》之誤釋，如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卷一《邑子五十人等造像記》：“鳳枝案：此造像記已見《金石萃編》，題為《王妙暉造像記》，惟字多舛誤，今為校錄於此。又案：東魏武定八年《太公廟碑》云：‘慶傳曾’，《金石萃編》謂‘’即‘胄’字。北魏造像記多有‘邑’之名，此碑又加言旁，作‘’，其時俗畫，固無定格也。”[35]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五《夏日遊石淙詩》：“《萃編》云‘直上’，《全唐詩》作‘直坐’，以石本審之，碑不作‘直上’也。”[36]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卷一《唐王仁皎碑》：“右碑剝蝕過半，以校《金石萃編》，得失無甚懸殊也……‘乙卯’字《萃編》作‘乙丑’，復以長曆校之，恰是乙卯，為之一快。”[37]或校正行款之異同，如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卷二《唐裴耀卿碑》：“《萃編》所載校之殊多舛誤，下截雖無可辨，以每格大小考之，每行應得六十八字，《萃編》作六十六字，誤也……王氏釋‘九’作‘地’，釋‘吏’作‘更’，遂使文義不屬。”[38]這一部分的內容主要針對碑文出現的文字訛、脫、衍、倒以及行款錯誤等情況而展開，各家均有涉及，而以羅振玉、羅爾綱著作最為集中。其他著作雖有涉及，但校勘數量都很有限（因各家著作以收王昶《金石萃編》以外著作為主，偶有涉及也只針對原拓字跡不清或缺失而展開）。

3、為訂補《金石萃編》之考證而作。《金石萃編》所錄王昶按語，在當時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考證或不詳原委，故後人續補，有所辨證，匡其所不逮。

《金石萃編》之考證或不詳原委，令人費解，如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禹陵窆石殘字》指出：“《萃編》以為永康元年，列延熹之後，未知所據。”[39]或失考史實，如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卷三《修浯溪記》：“《金石萃編》謂兩《唐書》皆無傳，蓋偶未深考耳。”[40]或誤釋碑文，如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五《孝明皇后碑》：“文明元年改咸陽園寢曰順義陵，天授元年曰順陵，長壽二年曰望鳳臺。《新書武后紀》所不載。《宏簡錄》所載順陵之名，與碑相符。而以順義為明義，且系於永昌元年，誤也。《萃編》以為《新書》，非是。望鳳臺亦不載。”[41]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九十二《林華詞》：“自淦入桂，蓋赴廣西也。王氏以為荊湖南路之桂陽，殆非。” [42]《平津館金石萃編》卷五《徂來山大般若經摩崖》：“按佛號摩崖在此東面。王氏《萃編》謂文殊師利云云之東面有彌勒佛等六行，佛字右一豎直下至二尺許。蓋王氏未獲全拓本，故誤以文殊師利一段當大般若經也。”[43]此則記載主要說明，王氏未睹全拓本，故而誤將文殊師利一段當成大般若經。三類關係中以前兩種居多，由於其他續補著作大都不收《金石萃編》已收碑刻，故而對於史實考證的著墨不多。

三、《金石萃編》續補著作在清代金石學史上的貢獻及意義

《金石萃編》續補著作與《金石萃編》，共同構建了清代金石學的一個傳統，影響深遠。續補著作注意到《金石萃編》收碑或考釋不夠完備，遂作校訂、補正等工作，後出轉精。雖然《金石萃編》存在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但是續補諸書，是在承認《金石萃編》的成就，并在其所奠定的金石學基礎之上展開的。

在《金石萃編》的影響下，出現了諸多續補著作，這些著作在清代金石學史上亦佔有重要的地位，它們既延續《金石萃編》開創的金石學著錄體例，又拓寬了金石學研究領域，在研究方法上亦有進步。一方面，各續補著作所補金石材料達萬餘種，而各有側重：或專補一地，如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專補關中石刻；或專補一時，如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專補元刻；或專為校勘，如羅振玉《金石萃編校字記》校勘文字訛誤；或專補碑目，如黃本驥《金石萃編補目》補輯目錄兩千七百餘種；或全面補正，如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收錄三千五百餘種碑刻，全面補輯并有按語若干。各家續補著作側重不同，各有所長，上述著作的出現都大大擴展了金石學的研究領域。

首先，續補著作擴展了金石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範圍。王昶及其之前的金石學者往往關注大宗石刻，如碑碣、刻石、墓志、摩崖、塔銘、造像、經幢等等[44]，而大量續補著作關注範圍更為廣泛，對磚文、瓦當、井欄、橋柱、柱礎、神位、食堂、石人、石獅、石爐、石盆等金石附庸材料更為留心，如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收錄了晉代磚文106種，為當時之最，對其後著作如陸心源《千甓亭古磚圖釋》、羅振玉《楚州城磚錄》產生了一定影響。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大量收錄集群性造像記及題刻近千種，如卷三《龍門山造像記》四十四段、卷七《龍門山造像記》八十四段、卷十二《玉函山造像》二十六種、卷十五《宣霧山經刻及造像記》二百卅一種、卷十八《王奇叔等題記》九十六段、卷四十二《石牛洞題刻》五十六段等等。劉承幹《希古樓金石萃編》卷一至卷五收金317件，大大增補了《金石萃編》收“金”的範圍，這是清中期以後金石學範圍擴展的反映。

金石學者在擴展研究對象的同時，也拓寬了所收碑刻的時代範圍。如王昶《金石萃編》僅以趙宋為斷，未免過於傳統。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潘志萬《金石補編》等收錄元刻，與此同時，續補著作對域外的收錄也大大增強，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收錄朝鮮十四則，越南一則，日本一則等。劉喜海還專門編有《海東金石苑》，特別關注朝鮮半島上的漢文石刻，這一點也值得注意，葉昌熾《語石》專列域外石刻，可見此種風氣自盛清一直延續到晚清。

其次，續補著作對金石分類的時段有了更為具體的探討。《金石萃編》分類時段較粗：分周、夏（殷）、秦、漢、魏、晉、梁、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隋、唐、五代、宋、遼、金等十七個時段（不包括域外），續補著作則分類更加具體，如潘志萬《金石補編》分周、秦、漢、魏、吳、晉、劉宋、齊、梁、陳、北魏、東魏、北齊、北周、六朝、隋、唐、後唐、後蜀、南漢、吳越、宋、元等二十三個時段。黃本驥《金石萃編補目》分夏、秦、漢、三國漢、吳、十六國前秦、南朝宋、齊、梁、北朝魏、魏、東魏、西魏、齊、周、隋、唐、五代梁、唐、晉、漢、周、十國吳、南漢、吳越、閩、宋、遼、金、西夏、劉豫齊等三十一個時段（不包括域外）。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東周、秦、漢、蜀漢、魏、吳、晉、前秦、後秦、宋、梁、陳、北魏、西魏、東魏、北齊、北周、隋、唐、後梁、後唐、後晉、閩、南漢、後漢、後周、吳越、吳、楚、蜀、後蜀、南唐、宋、遼、西夏、金、偽齊等三十七個時段（不包括域外）。上述續補著作對金石的時段分類更加具體，對一些時間較短的朝代亦有關注。

另一方面，續補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周密。第一，金石學家對第一手資料更加重視，如更注重親自搜訪原石、原拓本以及新出土材料。如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卷六《千佛山失名造象記》：“千佛山造象題名，余拓得十一種，其九種皆開皇年刻……余未拓得尚有《開皇元年題名》及《十三年宋僧海妻張公主造象》《楊文蓋造象》，皆在千佛山，亦未拓得。”[45]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卷一《代州都督許絡仁妻宋氏墓志》：“右墓志前人未見著錄，恐係近時出土者。”[46]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四《麓山寺碑并陰》：“《萃編》七十八未見碑陰，故不錄入。同治戊辰（1868），重葺嶽麓書院，因屬督工士紳，毀其垣，洗濯而搨之。搨工無善手，不甚精刻，取五六本交相勘訂，并參以吳氏所載，錄之如右。”[47]金石學家在拓本的尋訪上都作出了巨大努力，或親自探訪、或囑拓工椎拓、或由好友寄示，凡此種種，都說明他們對一手材料的重視，瞿中溶在《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跋》中回顧了追隨錢大昕探訪石刻的經歷：“外舅少詹錢先生，博采金石文字，以考正經史之學，多歐、趙前賢所未逮。中溶隨侍甥館十三四年，親蒙先生指授，閒嘗撰杖從遊，所過山厓水畔，黌宮梵宇，得一斷碑殘刻，必剔蘚拂塵，摩挲審讀而後去。其好殆至老而益篤云。”[48]

第二，廣備拓本對碑文進行詳細校勘。各續補著作在廣泛搜羅拓本的基礎上，對碑文進行校勘。如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九《太尉李光弼碑》：“《萃編》闕訛甚多，恐出門人之手。據拓本及李氏所校勘者，補正如右。此本非舊拓，在王氏所見後已數十年，而其所闕之處清晰者多，何也？‘遵直’《世系表》作‘遵宜’，‘遵沂’《表》作‘遵行’，‘光彥’《表》作‘光顏’，碑當不誤，表之誤也。”[49]《金石萃編》所錄《太尉李光弼碑》錯誤甚多，陸增祥據拓本校勘，補正《金石萃編》多處，所校大都不誤。又如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卷二《錢忠懿王神道碑》：“右錢椒墓碑，計當在洛陽，今無拓者，未知原石尚存否？青園得其裝本一冊，約有一千六七百字，然僅有其半爾，文甚瑰麗。王著行書深得晉人遺矩。余驚喜錄之，不敢以其宋殘碑而忽之也……竹汀先生博極群書，獨未見此碑，故未引證及之耳。”[50]《錢忠懿王神道碑》向無拓本，方履籛得劉青園裝本錄之，以補《金石萃編》之不足。

第三，將金石與傳世文獻相結合，考辨碑文史實。如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四《王容等題名》：“曩在京師得此搨本，不審石在何所。今始知為北海碑側，并悉前所蓄者，乃乾隆年搨本也。案《通志》‘王容，字南強，湘鄉人，淳熙十四年一甲一名進士，官至禮部侍郎’。陳邕，字和父，長沙人，官桂林郡文學，除秘書省正字，《職官志》又云甯宗朝知岳州，亦見於《廣西通志》。”[51]陸增祥曾得此拓本，但不知石位於何處，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卷四《王囗囗等麓山寺碑陰題名》：“右題名正數六行，在李北海碑陰第三截左下，似是宋刻。”[52]瞿氏云此碑在嶽麓山寺，然並未詳考碑文，陸增祥結合《通志》等文獻記載又考訂王容、陳邕二人字號及官職等基本情況。

第四，金石學史料價值的擴展。王昶及之前的金石學者於金石材料往往善於利用金石與文獻互證的方法考察史實，如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序》：“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53]將金石文字與史書相結合考察史實是金石學家常用的方法。續補《金石萃編》的著作擴展了金石材料的史料價值，不但將之用於考察基本史實，亦在姓氏、地理、職官等細節考訂方面發揮了金石材料的重要價值。如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卷二《法海院新修石塔記》：“其中施主姓字有數奇姓，如歧氏、怨氏，皆未曾見。若干氏當即北朝若干惠之裔，宋時尚有此姓，大可為證據也。”[54]碑中著錄諸多奇怪姓氏，如“若干氏”，此姓為北朝遺留，宋時仍有其姓。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卷八隋《董美人墓志銘》：“美人董氏汴州恤宜縣人也。按汴州即今之河南開封也。《隋書地理志》河南郡無汴州，係於滎陽郡下，系開封所謂汴州恤宜縣，《隋書》無其地。”[55]汴州為開封，然《隋書地理志》河南郡下並無汴州，而是附著在滎陽郡下，《隋書》不載恤宜縣，是其失也。王言《金石萃編補略》卷二《唐故龍花寺內外臨壇大德韋和尚墓志銘》：“碑云‘左僕射’，史云‘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封郇國公’，史詳碑略。碑之結銜不能不略也。左右異者蓋生時則為右僕射，因妻笞婢事為御史所劾，遷為蒲州刺史，死後天寶初乃追贈左僕射耳。”[56]王言結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考察墓主職官，碑作“左僕射”，史書作“右僕射”，大概因為其曾被彈劾，貶為蒲州刺史，死後追封“左僕射”。

總之，《金石萃編》續補著作在清代金石學史上作出了巨大貢獻。一方面，這些著作大大擴展了金石學的研究對象，並且對金石分類的時段有了更為具體的探討；另一方面，續補著作還充分利用了金石與文獻互證的方法，全面而詳細地校勘糾正了《金石萃編》的文字或史實錯誤，將金石與文獻相結合，考辨了史實原委。

注释：

[1]李學勤《影印<八瓊室金石補正>序》，《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5年第134期。

[2]（清）李祖望《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序》，《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7783—7784頁。

[3]繆荃孫《云自在龕隨筆》云：“葉紉之、夏世堂亦思續之。稿與目均未見。”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74頁。顧廣圻《顧千里集·跋葉紉之金石拓本冊》：“吾友紉之，篤好金石，最勤搜訪，計前後所獲之數，與近來收藏諸名家約略相等，而出於王少寇《萃編》未著錄者正復不少。”中華書局，2007年，第255—256頁。

[4]王重民《冷廬文藪·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稿本》，原載《大公報圖書副刊》1935年8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67頁。

[5]顾燮光撰、王其祎校点《梦碧簃石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9-181頁。

[6]應當說明的是：孫星衍（1753—1818）《寰宇訪碑錄》成書時間略早於《金石萃編》，於嘉慶七年（1802），不應視做續補《金石萃編》之作。成書於同治三年趙之謙（1829—1884）的《補寰宇訪碑錄》及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二十卷），均是為續補孫氏《寰宇訪碑錄》而作，故不計入。

[7]王重民《冷廬文藪·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稿本》，原載《大公報圖書副刊》1935年8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67頁。

[8]參考黃啟書《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之纂輯與其對金石學的貢獻》，《文史哲學報》，1999年第51期。

[9]沈欽韓（1775—1832），字文起，號小宛，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嘉慶十二年（1807）舉人，官安徽甯國縣訓導。長於訓詁考證，有《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左氏傳補注》十二卷、《左氏傳考異》十卷、《三國志補注》八卷、《水經注疏證》四十卷、《韓集補注》一卷等，後人将其著作輯为《香山草堂叢鈔》十六卷。《讀金石萃編條記》一卷，是為作者讀《金石萃編》之筆記，條記十餘則，主要是對墓誌銘中所涉人物第望、家世、職官的考證。《清儒學案》云：“王昶《金石萃編》，隨手糾繆，積成卷帙。”徐世昌等編《清儒學案》第六冊，中華書局，2008年，第5320頁。另，南京圖書館還藏有沈氏《駁金石萃編條記》一卷（清抄本）。

[10]陳璜，字寄磻，江蘇蘇州人，嘉慶時，常熟張海鵬刊《借月山房匯鈔》，既成，遭火災，版遂散佚。陳璜購得，遞為補刊，名曰《澤古齋重鈔》，書刊于道光三年（1823）。《金石學錄》：“陳璜，吳人，僑居上海。癖嗜金石，收集鐘鼎款識及漢唐碑版、漢晉古甎，同貯一室，名曰：澤古齋，著有《古甎錄》，足補歐趙之闕。近延武原黃椒升、張質明兩君同輯《金石萃編補遺》《金石萃編校勘記》《續金石萃編》。”李遇孫《金石學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1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2420頁。

[11]有關許槤相關資料見拙作《許槤及其說文學研究》，《第二十六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聖環圖書出版，2015年，第143頁。

[12]劉承幹(1881—1963)，字貞一，號翰怡、求恕居土，浙江烏程人。著名藏書家，刻印《嘉業堂叢書》《吳興叢書》《求恕齋叢書》等。劉氏《希古樓金石萃編》在各家續書中，最為晚出。劉氏《希古樓金石萃編跋》：“余先後搜獲拓本頗多，懼久而散失，因收輯萃為一編。凡已見前任甎輯者，悉屏勿錄。石文則以晉宋為斷，共得十卷。”劉氏續作僅為十卷，“余此編僅得諸家十分之一，誠不免輕塵足岳之誚。”但此書搜羅之漢魏石經及晉石刻確為諸家不得見。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3945頁。

[13]（清）李遇孫《金石學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1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2414—12417頁。

[14]（清）李遇孫《金石學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1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2414—12417頁。

[15]（清）陸心源《金石學錄補》，《續修四庫全書》90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61、366頁。

[16] [日]松丸道雄《新編金石學錄》，東京汲古書院，昭和51年（1976），第61—62頁。

[17]宋慈抱《兩浙著述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33頁。按，朱元呂，號漁璜，癖好金石，有《金石跋文》《聞喜過齋詩文集》等著作，又有抄本陳鳣《爾雅舊注》三卷，見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2頁。

[18]（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廣陵書社，2014年。

[19]顾燮光撰、王其祎校点《梦碧簃石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0頁。

[20]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詩文卷）第一冊，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441頁。

[21]（清）賀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賀葆真日記》，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413頁。

[22]另有同治朝一部，同治十二年（1873）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著錄碑文202通，亦收元刻，是書詳於碑文考證而疏於文字校勘。

[23]（清）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錄《八瓊室金石札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6133頁。

[24]徐明英《阮元與王言的金石研究》，《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七輯下卷，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302頁。

[25]（清）王言《金石萃編補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3553頁。

[26]（清）王言《金石萃編補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3558頁。

[27]（清）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錄《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6026頁。

[28]（清）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錄《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5529頁。

[29]（清）王言《金石萃編補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3581頁。

[30]（清）陸耀遹《金石續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3011頁。

[31]（清）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0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2頁。

[32]羅爾鋼《金石萃編校補》，中華書局，2003年，第13頁。

[33]（清）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2673頁。

[34]（清）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673頁。

[35]（清）毛鳳枝《金石萃編補遺》，《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509頁。

[36]（清）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錄《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4723頁。

[37]（清）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3494頁。

[38]（清）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3502頁。

[39]（清）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錄《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4063頁。

[40]（清）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673頁。

[41]（清）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錄《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4736頁。

[42]（清）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錄《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5497頁。

[43]（清）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2481頁。

[44]此按朱劍心《金石學》分類，朱氏將石刻按照形制分十一類：刻石、碑碣、墓誌、塔銘、浮圖、經幢、造像、石闕、摩崖、買地莉、雜類（其中包括題刻於井欄、橋柱、柱礎、神位、食堂、石人、石獅、石爐、石盆等物上的文字）。然後將文體分為二十六種：儒家六經、佛經、道經、封禪、詛盟、詔敕、符牒、投龍、典章、譜系、界至、醫方、書目、題名、詩文、書劄、字書、格言、吉語、題榜、楹聯、符錄、璽押、圖像（包括畫像、地圖、禮圖三種），見朱劍心《金石學》，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

[45]（清）嚴可均、孫星衍《平津館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2493頁。

[46]（清）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640頁。

[47]（清）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錄《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4869頁。

[48]（清）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六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1頁。

[49]（清）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錄《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4955頁。

[50]（清）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3506頁。

[51]（清）陸增祥撰，陸繼輝校錄《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4871頁。

[52]（清）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第1710頁。

[53]（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9191頁。

[54]（清）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3509頁。

[55]（清）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7863頁。

[56]（清）王言《金石萃編補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3602頁。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朝石刻汇校集注”子项目“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卷”（项目编号：18ZDA246）阶段性成果。   

相关链接：

赵成杰：《金石萃编》校订考——以罗振玉、罗尔纲、魏锡曾为中心

趙成傑：《金石萃編》引書考

注：本文发表于《岭南学报》2018年第1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赵成杰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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