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01西北大学景新强

景新强 书目文献 2020-08-20
来自专辑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01西北大学景新强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70后/80后?学位,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名称和职称,从业时间,代表作,其他相关内容。照片一张)


    景新强,70后,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师,从业十余年,代表作没有,相貌丑陋,照片欠奉。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是报考的。大学时乱读书,读野书,觉得该改改毛病了,就报考了黄怀信先生的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当时没敢报外面,老师中就觉得黄先生学问特立,做先秦古文献研究的,就报了他,没想到先秦史非常难。后来黄先生调去山东了,遥控指导我们几个。博士阶段跟随贾二强先生读书,贾老师是黄永年先生的弟子,很善于讲课、讲故事,这时候,才开始进入真正的文献学领域。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不消说,凡是有志于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学生,都必须经过“文献学”相关知识的训练。原因嘛,我们是现代人,学习研究古代文史,就要脱下现代人的外壳,进入到古代人的知识、信仰和历史世界中去。而古人留下的那些文字作品,就是解读古代世界的钥匙。后人要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去理解这些文字,就必须同情地学习。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呵呵,这两个“文献学”,黄永年先生说,还是合并了好。过去设置之初的分立,是为了分灶吃饭,所谓学科名目的划分,也是这么回事。中国的古典学,还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一套去认识比较妥当。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六条腿走路,就是文献学。我受导师影响,喜欢版本目录。古文字学是张懋镕先生教的,自己没学好,早就还给了他,到现在遇到不认识的章子,还请教他老人家。音韵训诂很难,没学到,只好弄弄简单易懂的东西。

治学心得谈不上。版本目录学过去很冷僻,现在稍微热络起来了,杂志上文章也多起来,是好事,说明大家更加注重文本了。古籍版本学,在二十世纪完成了从经验到科学的转变,我在课堂上总讲这句话。为什么是从经验到科学?过去的藏书家、校勘家,零零碎碎地提出过自己对古书刊刻流传的认识,但尚不系统,难以称为科学总结,更难施之四海。《书林清话》可以看作是经验时代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作品。二十世纪,王国维和他的学生赵万里,相继完成了这里所说的从经验到科学的转变,这是伟大的成就。王氏的文章如《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还有如给日室町氏藏《尔雅》等一系列古籍写的跋,这些文字,试图从版本流传系统角度构建文本史,搭建了后来版本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具有奠基性意义。赵万里先生进入北图工作的大半生中,相继完成的几次善本目编写、古籍采访入藏、巨著《中国版刻图录》编纂,等等,是这一过程的标志性成果。特别是版刻图录,看似文字简略,其实别有深意,每一个爱好古籍版本的人都能从中读出真味。比如赵万里先生对图书刊刻地点的推论、对刻工群体的甄别统计、对刻书地域风格、刻书系统的认识归纳,等等,无不是沿着王国维开辟的科学化方向深入展开的。所以,读者能感受到许多“版本学”教材都受益于这部图录的指示。赵万里先生的眼光能力也是卓越的,超过了旧式版本家收藏家。大家可以去看《旧京书影》,书影图版的鉴定结论基本来自赵氏之前的张宗祥目,失误较多;而赵氏所编《1933年平馆目》均已更正,要知道当时的赵先生还非常年青。赵先生的事功,学界在纪念赵先生的文集中已经发表了很好的议论,可以参看。

从经验到科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我觉得是黄永年先生。黄先生的版本学教材,宋元部分基本按照版刻图录来展开,明清部分,则根据自己的理解叙述。特别是黄先生对清代学术文化很熟悉,书中谈了自己很多认知理解,大体上把纷繁复杂的事态勾勒了一个脉络。这个脉络,从读者、初学者的角度是很合适的;但他还是谦虚地说,是为了讲述方便。大家在面对多种多样的版本学著作时,要懂得审辨醇疵。有的专书讲鉴定,总结了十几条几十条规则,每每举好多例子,可是毫无伦次,陈陈相因,读者还是无所适从,只会觉得版本学好神秘好可怕。要我看,抓住黄先生教材中讲的字体版式纸张原则,掌握主次和方法,多看图录锻炼眼力,就够了。有些人大言不惭,说版本鉴定不能望气而定,殊不知版刻风貌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就是鉴别的牛鼻子,内行人才会望气而定。现在出了好多古籍图录,鉴定失误的例子不少,有些还在照搬序跋、牌记、款识。要知道崔建英先生在三四十年前就告诫过,古人翻刻图书频次高,序跋有先写有照刻,不能死看序跋年款。

学习版本学,大体上要过三关,眼力关、目录关,最后是考订关。版本学目录工具书,是近代以来渐次形成的,有哪些是什么性质怎么用,可以参考黄先生的教材。近年涌现出不少好的考订之作,反映了学界对一些基本主题的再认识、再挖掘,值得学习。如张丽娟、顾永新、李霖等先生相继对儒家经典版刻历史的研究,对版本史、经学史都很有意义。如刘蔷先生对天禄琳琅藏书的研究,不烦细密,钩沉索引,展示了极佳的版本文献研究能力。再如日本尾崎康先生对正史宋元版的研究,体大思精,系统细密。在研究中,尾崎康频频对赵万里先生的版本学体系予以致敬,频频对张元济、傅增湘搜集影印百衲本之甘苦予以肯定,频频利用细致的原版补板鉴别、刻工群体统计等方法,为读者重新绘制了一幅多彩的历代正史版刻画卷,允为巨作。若再结合乔秀岩先生对阿部隆一——尾崎康传承关系的解说,我们就知道原来日本学者十分敬重赵万里先生的学术,并能自觉地继承赵先生的方法做深入工作。

印刷术印刷史研究也是版本学的一面,近年也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研究。如辛德勇先生对印刷术起源的研究,在审查批判史料的同时,主张回到印刷术诞生的社会历史实际中去考察,实事求是,令人信服。又如艾俊川先生对印刷术产生的一条关键史料的批判,对活字印刷术的深入讨论,抽丝剥茧,不同于以往印刷术粗线条叙述。


近年版本学研究的深入,一方面是大型的影印古籍丛书、古籍电子化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学术内因的自我审视和需求。我想,未来还有更多问题需要解答。比如,尾崎康先生在大作卷首赫然登载了北宋胡则施印的佛经(取自《白象慧光》),而正文内却不置一词,这是为什么?我斗胆猜测,这是个大彩蛋,反映了尾崎康先生的一个思考,即宋代浙本的风格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时间产生的?要知道,胡则佛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纪年的宋浙本风格印刷品;而早期的浙江地区印刷品与之全然不类(早期印刷品的研究参见宿白先生《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关于北宋官办正经正史文献刊刻史,记载于《麟台故事》《宋会要》《玉海》等,给我们勾勒了一个官方校勘、写定定本、出资派员主持刊刻的郑重图景。我认为,浙本之所以为欧体字,是北宋馆阁的官书手们(他们均有科名出身),历史上(也许自唐五代即如此)、习惯上就训练出一种模式化的欧体书法,他们写定的样本,直接交给刻书工匠们刊刻,不许改易;朝廷屡次的官办刻书任务,交给浙江工匠操刀,就训练出浙江工匠们擅长欧字的特点,这样从上到下逐渐形成的一种固定化习惯和式样,欧体字就在浙江工匠中落地生根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模式化匠人化的欧体字)。为什么交给浙江(《开宝藏》就交给了成都)?因为这些官书都是大工程,浙江人力、板材、经济、成品板子运输等占优势罢。再结合北宋邻居辽朝,这种模式似乎更加清晰了。辽代汉文化集中于燕云地区,现存辽刻本都得自寺塔,基本是官办佛经。辽刻本的风格特殊,字体有很强的北朝碑刻意味,方笔很重,笔力遒劲,结构重心偏左下。查许多现存的辽代帝王、皇后、贵族神道碑墓志铭、哀册,其书法均肖似佛经刻本,如出一辙,而写手往往为乡贡进士等等。这种巧合,绝非偶然。乃是辽朝学习宋朝,豢养一批士子,习练书法,用于官书场景,官办佛经应也出自这群人手。到后来燕京地区坊肆崛起,刊刻民间俗书,也习惯地继承了这种风格,如木塔所出《蒙求》即是。这也是自上而下。又如,尾崎康先生说刻工几乎不识字,我读后非常震动。结合上述,和其他一些辅证,我对此有不同看法。雕字服从于写样,宋元那些时代特征、地域特征突出的印品何由形成?图书刻印手工业发达地区的工匠,大概应有兼擅写、刻的手艺。除非像文人们精心制作的印品用书法写版样外,均应出自匠手。

以上,即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请批判。若身体条件允许,我会将自己想法写出,献丑。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基本同意。学科这东西,是外国人教给我们的,适不适用中国古典的情况,争论很多,但现在大体上这么办了。不必追求那些虚的名目,你看荣新江先生写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完全是文献学的方法,苦口婆心,掰开揉碎。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没什么不同,也许课程更多,可能更累。能专通一门,掌握方法,即很好。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做教师,文博事业单位均有。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我没有资格发表展望。由于所学所知挂一漏万,只能就自己熟悉的领域关注,不敢旁骛。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一种?太少了。黄永年先生《古籍整理概论》吧。因为不讲空话,大家都看得懂,又很薄,没负担。黄先生的特点是快人快语,绝不拖沓,清晰明白,后人因此而获益。

注:本文为书目文献公众号原创,转载请后台留言或发消息获取白名单。纸媒刊载,请直接联系作者。感谢景新强老师授权发布。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