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苏天爵《三史质疑》

张 良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雅博士后）

[提  要]苏天爵《三史质疑》一文可谓“言必有据”，行文偶有疏失，也往往有案可稽。藉由梳理其中一处“错误”的因由，可以更加立体地排比出《质疑》一文所依据的材料来源，从而加深对《宋史艺文志》纂修过程及文本生成的理解。

[关键词]《三史质疑》；唐实录；《宋史艺文志》；《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

元苏天爵所作《三史质疑》称：“龙图阁学士宋敏求补撰唐文、武、宣、懿、僖、昭、哀七帝实录，共一百八十三卷。”[1]此说有误。按《宋史》本传，敏求尝“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2]《长编》记载，庆历五年（1045）九月“癸巳，复校书郎宋敏求为馆阁校勘，王尧臣等上其所缉唐武宗以来至哀帝事为《续唐录》一百卷故也。”[3]又《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唐文宗实录》四十卷”，注云“魏謩修撰”。[4]《新唐志》亦作四十卷，云“卢耽、蒋偕、王沨、卢告、牛丛撰，魏謩监修”。[5]《玉海·艺文》引《新唐志》文，并称：“《书目》、《崇文目》同。起宝历二年，尽开成五年，凡十四年。”[6]显而易见，苏天爵将《文宗实录》的著作权误归宋敏求了。

然这一错误颇值得玩味。今《宋史艺文志》史部编年类依次著录《唐文宗实录》四十卷，为唐代编修；又《唐武宗实录》二十卷，《唐宣宗实录》三十卷，《唐懿宗实录》二十五卷，《唐僖宗实录》三十卷；《唐昭宗实录》三十卷，《唐哀宗实录》八卷。前后部次衔接，计一百八十三卷，与苏天爵所记若合符契。这显然不会是巧合。实际上苏天爵当有可靠凭据，若非藉由目录文献，则必是亲验原书，绝非记忆疏失或传写讹误可以塞责。

有证据表明，唐实录至元朝已罕为一见。梁寅《史论》条列前唐旧史，惟称“唐三百年之间，其旧史多矣。初则温大雅、姚思廉等皆有所论撰，后则刘知几、徐坚、吴兢、柳芳等亦相继纂修。如知几之俦，虽皆贤者，然文体尚循当时之陋。其可以追古之作者，惟韩愈而有《顺宗实录》，则他无所考可知矣。”[7]梁寅身处江南，实为一时文献渊薮，然其未尝入仕中朝，故此段记载差可反映唐实录在民间流传的情况。至于元末官库藏书中，亦没有部帙相连、卷数完整的唐朝实录。翰林国史院诸臣称述唐代故事但以《唐书》为据，鲜见引据实录的情况；而元朝文献所载唐实录的零篇断简若非旧文陈陈相因，则与温公《通鉴考异》一脉相承。[8]《永乐大典》成书之时，部帙连属的《唐实录》已不可见；入清以后，学者颇以辑录《永乐大典》所收秘本为尚，却不见有唐实录的片纸只字流出秘府。明朝末年，陈氏《世善堂藏书目录》尚收有“唐历朝实录”，著为抄本十册，不计种类卷数，实为陈氏杂抄而成，并有所去取。[9]前人颇疑此项著录不尽可据，而其中收录的“断种秘册”不仅明清之际无法稽核，亦无一流传于后。即便“唐实录”一条著录可信，据陈氏书目所云，此书亦为后人摘编之本，无法反映旧籍原貌。[10]因此，苏天爵对于唐实录卷帙部次的准确认识，仅有可能得自间接著录。本文谨从这一思路出发，力图追踪其致误之由，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三史质疑》一文的材料来源，从而加深对其性质的认识和理解。

一、《宋史艺文志》及私家目录

《宋史艺文志》无疑是厘清宋元文献概貌的突破口。[11]今本《宋志》收录了《唐文宗实录》四十卷，注云“魏謩修撰”；其后依次著录宋敏求补撰的六种实录，末注云“并宋敏求撰”（参见图1）。[12]从这里可以得到启发：如果说苏天爵依据了与《宋志》同源的某种目录，那么其文本必然呈现出如下外在特征：

⑴《文宗实录》与《武宗实录》并列著录，且均属史部编年类；

⑵《文宗实录》所附注文脱落，致著者不明，和宋敏求六种补录混淆。

可以肯定，苏天爵本人绝无可能直接参考《宋史艺文志》。首先，《宋志》明确标记了《文宗实录》的作者，与宋敏求六种补录判然二分；其次，《三史质疑》作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宋史》尚未开始纂修；[13]苏天爵虽常年备员史属，而此时却身处江南，远离修史中心，并没有机会看到《宋史》草目。因此，参考《宋志》的可能性可以直接排除。

另外，苏天爵也不太可能参考当时存世的几种私家书目。如《邯郸书目》著录《唐武宗实录》一卷，[14]实际上是韦保衡《武宗实录》残帙，绝非宋敏求补撰之本；尤袤《遂初堂书目》仅笼统标识了“唐十五帝实录”，至于个中细节则语焉不详；《郡斋读书志》中全然未见《唐文宗实录》及六种《补录》的踪迹；而《直斋书录解题》虽收录了诸本唐实录，然而每书之下著者判然分明，显然不会引起苏天爵的误会；此外，袁桷五世聚书，其家有新旧书目各一种，惜已不传，[15]惟袁氏文集中无只言片语提及唐实录，或许可以表明其家藏载籍中并无此书。

既然如此，有没有可能从《宋史艺文志》的材料来源寻求突破呢？

今本《宋志》主要依据四种国史志杂凑拼合而成。序录部分述其撰作体例称：“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16]事实上，四种国史志在今本《宋史艺文志》中所占权重有所差异。今本《宋志》的分类主要参考了《中兴馆阁书目》及《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并参酌其他几种国史志略作损益；[17]具体条目则以《中兴志》为主，分门补充神、哲、徽、钦《四朝国史艺文志》及当时见存的其他诸史志而成。[18]因此，分别追溯上述几种国史志的著录情况，或许可以大致推断出苏天爵所据材料的来源。

宋敏求补录既然在仁宗庆历五年进呈，依体例应收入仁、英《两朝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奏上于庆历元年（1041），[19]自然不可能登载其书。而仁宗嘉祐四年（1059），诏从吴及之议，校理昭文、史馆、集贤院、秘阁四处典籍，并访求天下遗书，至神宗熙宁八年（1075）方竟其功。[20]续唐录当登载于这一段时间内，嗣后分别收入《两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创修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五年（1082）进呈。[21]〕及《秘书总目》〔创修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22]〕。陈振孙《书录解题》称：

《五录》者，皆敏求追述为书。按《两朝史志》，初为一百卷；其后增益为一百四十八卷。[23]

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史部编年类著录有“宋敏求《续唐录》一百卷”，即是《秘书总目》的文献来源，[24]上述记载反映了北宋馆阁的实藏情况。由此可见，直到政和七年，北宋官方藏书中仅有一部百卷本的《续唐录》。然而《两朝国史》进呈于神宗元丰五年，在《秘书总目》之前，其《艺文志》何以出现“后增益为一百四十八卷”这种说法呢？

百卷本《唐录》可确定为庆历五年宋敏求初次进呈本；而据《宋史艺文志》并诸家目录可知，通行于南宋的补录共有六种，分别单行，合计一百四十三卷，当为初次进呈后续有增补，并重新分析篇目。而其卷帙与《两朝志》著录的“一百四十八卷”增订本亦有差异。实际上，百四十八卷之说本之于传记资料，并不意味史臣曾亲见其书。《宋史》本传称宋敏求“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它所著书甚多，学者多咨之。”其细目，据《中兴馆阁书目》记载：“《会昌实录》二十卷，宣、懿、僖、昭《实录》各三十卷，《哀帝实录》八卷，合一百四十八卷。”然注云“今懿宗二十五卷”，[25]则南宋馆臣亲见本亦为百四十三卷。宋敏求生前曾与修仁、英《两朝正史》〔事在神宗熙宁十年（1077）〕；[26]而他去世的时间为元丰二年（1079），[27]恰在创修《两朝国史》前一年。因此宋敏求的家传资料有机会得到史馆采择。

又《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四朝史志》“史部编年门”叙称：“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杂史门，今附此。”[28]所谓“元入杂史门”，说的就是宋敏求补录在《两朝国史志》中被收入史部杂史门，而《四朝志》则改附编年一类。[29]

马端临曾亲见四种宋朝国史，《经籍考》称述诸史艺文志的著录体例云：“实录即是仿编年之法，惟《唐志》专立实录一门，《隋史》以实录附杂史，宋志以实录附编年。”[30]此处“宋志”显然是对宋朝四部国史志的通称，如《三朝国史》史部编年类序云：“编年之作，盖《春秋》旧，自东汉后，变名滋多，……梁有《皇帝实录》，唐贞观中，作《高祖实录》，自是讫皇朝为之。”[31]这说明《三朝志》将实录附于编年类。至于两朝、四朝，据上文类目转圜之语自不待言；而《中兴四朝志》的体例则与《宋史》一脉相承，《经籍考》史部起居注类引《中兴志》小序：“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注云：“本志元以实录、日历俱入编年，今除实录入编年外，以日历附于起居注。”[32]

综上可知，传统意义上的实录在宋朝诸本国史中均附于史部编年一门。而宋敏求六朝补录本属于私家撰述，故在《两朝志》中归入杂史；其后《秘书总目》、《四朝国史艺文志》将其改附编年类，《馆阁书目》、《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沿袭不改。

专就苏天爵所据材料来说，唐修《文宗实录》和宋敏求《武宗实录》当同样系于史部编年类，且二书还要前后衔接、卷帙明确。那么，上述《四朝志》、《中兴目》及《中兴四朝志》中，哪一部符合这个条件呢？

二、《四朝国史艺文志》

《宋史艺文志》总叙三朝、两朝及四朝国史艺文志体例称：

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33]

这段记录很有可能是敷衍《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叙录部分而成，惟其卷目与前三种国史志序录原文存在出入，或是《中兴志》编纂者的抄撮之误。[34]然称“《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则是大体可信的。《两朝志》序录即称其“合《崇文总目》，除前志所载，删去重复讹谬，定著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35]可以佐证其说。《文献通考·经籍考》备列宋朝诸国史类目、卷数甚详，这其中，仁、英《两朝国史》及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均无名家、墨家、纵横家诸类目。今本《宋志》著录的三类书属宋以前著作，则不收宋前书应当是《两朝》及《四朝国史》的通例。

王应麟《玉海》多在同一条目下并列引用《崇文总目》、《国史志》、《中兴书目》及《续书目》，而其中“国史志”的性质颇值得辨析。[36]而这也有助于进一步廓清《四朝志》的著录范围。

首先可以肯定，“国史志”当中并不包含《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从类目来讲，《玉海》徵引的“国史志”包括了“杂史”一门，[37]三朝、两朝及四朝国史志均有这一门目，而《中兴志》则改“杂史”为“别史”。[38]此外从文献源流角度也可以加以佐证，《中兴志》的编纂主要就是依据了《中兴书目》及《续书目》，两者对于高宗朝至宁宗前期著作的著录当有相当高的重合度。然而《玉海》同书条目下多见并列征引“国史志”及《中兴目》〔或《续目》〕的情况，引据典籍的书名卷帙多有不同，显非同源。退一步说，如果“国史志”中包含了“中兴志”，又何必大费周章地引用同源文献呢？

实际上，《中兴四朝国史》大致完成于理宗宝祐五年；[39]而王应麟宝祐四年（1256）中博学鸿词，景定五年（1264）以太常博士除秘书监，授著作佐郎，[40]其后常年任职史馆，是完全有条件看到《中兴四朝国史》的。然其纂辑《玉海》，初为应付博学鸿词试而作，[41]故宝祐四年之前必已粗具规模。北宋九朝国史以及《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在《玉海》初辑之时均已流传民间，绝非难得；而在王应麟中博学鸿词之年，《中兴四朝史》尚在纂辑，无由参考。因此，《玉海》所标举的“国史志”不包括《中兴四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王应麟任职中秘之后固可遍览群籍，然此时《玉海》规模已定，难以自乱体例。[42]

其次，《玉海》所引“国史志”多属《四朝国史艺文志》，然而其中也包含超出神哲徽钦四朝范围的条目，谨撮举如下：

表1  《玉海》所见“国史志”

上表《诗谱》一条，注云“欧阳修《补注》一卷”。《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诗谱》一卷”，引《两朝国史志》云：“欧阳修于绛州得注本，卷首残阙，因补成进之，而不知注者为太叔求也。”则《两朝志》可确定著录有欧阳修《补注》一卷。[4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见于“国史志”的“丁度《管子要略》五篇”。从时段来说属仁宗、英宗时期著作。又《经籍考》法家类条列宋朝诸国史著录卷数，《宋三朝志》为“七部，六十七卷”，《两朝志》“三部，二十六篇”，《中兴志》“四家，四部，五十卷”，[45]仅《两朝志》称篇而不称卷。此处《玉海》所引“国史志”但称篇数而不称卷数，恰好符合《两朝志》的著录体例，却与《三朝志》、《四朝志》均有不同。因此，这条材料的来历必然是《两朝国史艺文志》。

此外，《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还收录了不少宋以前的载籍，当属嘉祐、政和间陆续汇总的成果。而上引“国史志”所载宋前书却多无法与之对应。从这一点来说，“国史志”中的宋前书更有可能对应徽宗朝以前的记载，也就不太可能出自纂修于南宋的《四朝志》了。

综上可知，今《玉海》所引“国史志”当属集合名词，其中既包含《四朝国史艺文志》，同样也包含了《三朝》及《两朝国史志》。而“国史志”中涉及的宋以前著作显然出自《三朝志》。那么王应麟为什么要用“国史志”这一笼统的说法统赅三种志书呢？或许这可以从侧面证明，三种国史艺文志大致能够依据年代判分。其中《两朝志》为“除前志所载，删去重复讹谬”所纂成，而《四朝志》则是“综合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神、哲、徽、钦四朝的各种藏书目录编成的”。[46]正如《宋志》总序所称：“《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因此从体例方面来说，《四朝国史志》一般不会著录神宗朝以前的著作。

然而据前文可知，《两朝志》及《四朝志》均著录了宋敏求续补的六种唐录。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经籍考》转述《四朝志》著录情况称：“然自熙宁以来，搜访补缉，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变，散失莫考。今见于著录，往往多非曩时所访求者。”[47]靖康之乱，神、哲、徽、钦四朝著述星散，多无法亲验其书。因此《四朝国史》诸志部分多采择李焘《续通鉴》敷衍成文，《艺文志》自然无法例外。[48]事实上，《两朝志》著录的是最初进呈的百卷本，与南宋通行的一百四十三卷本迥然有别。而《四朝志》则是因袭了文献记载。加之《四朝志》追步《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将宋敏求之书改附于编年类，对国史志体例的更张颇具标志意义，因此宋敏求的著作并录于《两朝志》与《四朝志》，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从所收条目的年限来说，《四朝志》不会著录宋以前著作。而《文宗实录》为唐人纂修，断然不会收入《四朝国史志》，这样也就没有可能在编年一类中同宋敏求补撰的六朝实录前后衔接了。因此，苏天爵致误之由绝非《四朝国史艺文志》。

三、《中兴馆阁书目》及《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

《中兴书目》同时收录了《文宗实录》及宋敏求补录。《玉海·艺文》引《新唐志》称：“《文宗实录》四十卷，卢耽、蒋偕、王沨、卢告、牛丛撰，魏謩监修。”注云：“《书目》、《崇文目》同。起宝历二年，尽开成五年，凡十四年。”[49]可见《中兴目》所收的《文宗实录》著作权归属明晰，如援据此目，本不应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而宋敏求所补的六种实录既有总叙统赅大要，[50]又在六书条目下分别标识宋敏求之名，[51]条目清楚。因此，苏天爵致误之由大概不能归因于《中兴馆阁书目》。

至此，唯一的可能性就指向了与《中兴目》关系密切的《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

《三史质疑》称：“宋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几三千卷，国史几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其他宗藩图谱、别集、小说，不知其几。”[52]有趣的是，《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宋太祖实录》五十卷，《太宗实录》八十卷，《真宗实录》一百五十卷，《仁宗实录》二百卷，《英宗实录》三十卷，《神宗实录》朱墨本三百卷，《神宗日录》二百卷，《神宗实录考异》五卷，《哲宗实录》一百五十卷，《徽宗实录》二百卷，〔李焘重修〕《徽宗实录》二百卷，《钦宗实录》四十卷，《高宗实录》五百卷，《孝宗实录》五百卷，《光宗实录》一百卷，[53]通计2705卷，与“实录几三千卷”的记载相符。然而“国史几六百卷”的说法却颇成问题。今本《宋志》仅仅著录了北宋九朝国史，其中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百五十五卷，王珪《宋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李焘、洪迈《宋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合计625卷，亦符合苏天爵所记卷目。[54]这里《三史质疑》极有可能忽略了《中兴四朝国史》的存在。而毫无疑问的是，苏天爵曾亲见《中兴四朝》，《质疑》本文即明确提到“《宋中兴四朝史》诸传尤少，盖当理宗初年，诸公犹多在世故也”。[55]苏氏曾备员史馆，得以纵观包括宋朝国史在内的馆阁图籍，[56]所作《曹先生文稿序》称：“愚尝备员史属，阅近代载籍，宋自建隆迄于嘉定，实录、编年、纪志表传盖数万言，其未成书者，第宝庆、咸淳之事而已。”[57]既然有机会目验原书，为何又在统计卷数的时候忽略了《中兴四朝国史》呢？这或许可以说明，《质疑》中所说的“实录几三千卷”、“国史几六百卷”绝非亲自核验原书的结果，而是依据了某种官修书目；而上文推断已经表明，这种书目极有可能就是《中兴四朝志》。

《经籍考》载宋代官方藏书及编目的始末称：“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绍定辛卯火灾，书多阙。今据《书目》、《续书目》，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诠校而志之。”[58]马端临《通考》大量引用《中兴艺文志》的原文，[59]而这一段文字的叙述年限又恰好与《中兴四朝国史》的编纂时间相吻合，因此前辈学者多认为此段文字实际上出自《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总叙部分。[60]上述文字还透露出，《中兴志》著录文献的时限断自宁宗嘉定之前。从体例来看，《中兴志》所载国史毫无疑问应断至李焘、洪迈所修的《四朝史》，而列朝实录断然不会涵盖宁宗以后。这无疑是符合《中兴志》著录体例的。推考苏天爵致误之由，或许是因为按目验书，却没有计入手边《中兴四朝国史》的缘故。

《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分别成书于淳熙五年、嘉定十三年。[61]《中兴四朝志》大致成书于理宗淳祐十二年至宝祐五年之间。[62]《中兴志》叙录部分明确指出，“今据《书目》、《续书目》，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诠校而志之”。前辈学者据此认为《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的体例与之前的四种国史艺文志存在差异，其基本框架继承自《中兴馆阁书目》及《续书目》。[63]这一看法无疑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具体而言，《中兴志》是如何因袭、改编《中兴馆阁书目》〔及《续书目》〕的呢？

《中兴目》及《中兴志》原本均已不存，其遗文有赖《玉海》、《文献通考》、《山堂考索》、《厚斋易学》及《周易启蒙翼传》诸书转引得以传世。虽然后人可见较原本十不存一，两书关系仍有迹可循。从分类来看，《中兴志》对《中兴目》的沿袭尚可窥得一二。《文献通考》引《宋中兴艺文志》称：“前史时令皆入子部农家类，惟《中兴馆阁书目》别为一类，列之史部，以诸家之所载，不专为农事故也。今从之。”[64]又三朝、两朝及四朝志楚辞均属别集类，《中兴志》则单独分出楚辞一门；而《中兴目》亦有独立的“楚辞类”。[65]另外，《中兴志》与三朝、两朝及四朝篇卷著录的方式也颇有不同，前三种国史在每一类末尾仅标记部数及卷数，而《中兴志》除标记这两项之外，还会标明某部类共几家，这也是仿效《中兴目》及《续目》的做法。[66]

除此之外，《中兴四朝志》还收录了宋以前以及北宋九朝不少著作，收书体例与两朝及四朝国史志均不同，却与《中兴馆阁书目》及《续书目》相合。如《宋志》子部“纵横家”门类之下并无宋以后新增书籍，《中兴志》著录子部纵横家类书“三家，三部，四十六卷”；[67]恰与今本《宋志》著录卷帙一致，[68]二者之间极有可能存在源流关系。具体书目即有例可循，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文献通考》引《中兴艺文志》，称其“宗郑康成，排王弼。”[69]又《燕丹子》三卷，《中兴志》云：“丹，燕王喜太子。此书载太子丹与荆轲事。”[70]可见宋以前人的著作确系被《中兴志》收录。又收录陆佃《礼记新义》，小序称此书“宣和末，其子宰上之”，[71]则北宋九朝著作亦获采择。然而这其中有不少条目实属后出的伪作，如所谓阮嗣宗《易通论》三卷凡五篇，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据“宋志”转引；[72]此处“宋志”即《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73]这一条目源自《中兴馆阁书目》，却不见北宋人徵引。冯椅《厚斋易学》引《中兴目》云：“《易通论》一卷，凡五篇。”按语称：“今本题晋阮嗣宗撰。《书目》云似非晋人之文。《崇文总目》亦无之。”[74]而杂凑北宋官修书目的《通志艺文略》中亦无片纸只字记载此书。因此，所谓阮嗣宗书当为南宋时收入秘府，嗣后为《中兴目》及《中兴志》收录。

表2  《中兴四朝志》各部类收录概貌

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兴四朝志》与《中兴目》、《续目》之间并非简单的因袭传录关系。《中兴志》在编纂过程中，还补入了不少绍定之后搜访所得。据陈振孙记载，《中兴目》奏上于孝宗淳熙五年（1178），著录书籍大凡“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续目》进呈于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凡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76]两者累加，通计59429卷。而《中兴国史艺文志》总共著录了78405卷。通过对比卷数可以看出，《中兴志》所著录图籍的卷数要远远超过《中兴目》及《续目》的总和（参见表2）。

事实上，不少载籍确为《中兴四朝志》新收，却不见于《中兴馆阁书目》。如《宋志》经部礼类著录有“李心传《丁丑三礼辨》二十三卷”，[77]属于“著录”部分，无疑沿袭了前朝旧目的记载；[78]另外从时间来看，李心传之书应作于宁宗嘉定十年（丁丑，1217），在《中兴馆阁书目》进呈之后；而撰定三年以来尚流传不广，时人欲睹其面目而不可得，[79]自然也不会收入成书于当年（嘉定十三年）的《续书目》了。直到理宗淳祐八年（1248）至十一年（1251）之间高斯得在湖南提点刑狱任上梓行之，[80]其后由高氏携入史馆，编纂于宝祐年间的《中兴四朝志》即予以收录。[81]因此，《宋志》中的这一条目无疑是来自《中兴志》。又南宋冯椅《厚斋易学》多摘录《中兴馆阁书目》原文，而《中兴四朝志》中冯书条目赫然在列。[82]其书显然不见于《中兴目》，应为《中兴志》收录。又《高宗日历》一千卷，《中兴志》佚文称：“《高宗日历》初年者多为秦桧改弃，专政以后纪录尤不足信。韩侂胄当国，《宁宗日历》亦多诬。后皆命刊修。然《高宗日历》、《时政记》亡失，多不复可考。”[83]韩侂胄当国、编订《宁宗日历》显然在《续书目》奏上之后，因此《高宗日历》的解题显系《中兴志》增附；解题又称《高宗日历》、《时政记》亡失，或许是因为“绍定辛卯火灾”的缘故。《中兴四朝国史》的志、传部分奏上于理宗宝祐二年（1254）及五年（1257），[84]《艺文志》的纂修时间恰好在绍定四年（1231）火灾之后。

此外，《中兴志》还对《中兴馆阁书目》及《续书目》重出条目加以归并取舍。《直斋书录解题》称吕大临《礼记解》凡两本，卷帙篇目存在差异，陈氏称：“《馆阁书目》作一卷，止有《表记》、《冠》、《昏》、《乡》、《射》、《燕》、《聘义》、《丧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礼》上下、《中庸》、《缁衣》、《大学》、《儒行》、《深衣》、《投壶》八篇，此晦庵朱氏所传本，刻之临漳射垛书坊，称‘芸阁吕氏解’者即其书也。《续书目》始别载之。”[85]今《宋史艺文志》经部礼类吕大临名下依次收录了《大学》一卷、《中庸》一卷、《礼记传》十六卷。[86]其《馆阁书目》所收一卷本或许在《中兴志》编纂时就予以删落。

以上从整体架构、类目分合等方面呈现了《中兴目》、《续目》与《中兴志》之间的改编传承关系。据现有遗文可以肯定，《中兴目》及《中兴志》条目之下均有解题。那么具体到这一部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袭关系呢？如果存在，《中兴志》又是如何改编《中兴目》相关条文的？现有遗文尚能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参见表3）。

表3  《中兴志》与《中兴目》、《续目》文本对勘

《中兴四朝志》所载李鼎祚《周易集解》解题称其书“宗郑康成，排王弼”，当改编自《中兴馆阁书目》的解说；《周礼微言》一条则全据《续书目》为说。而其他几种多属节引，无法全面反映《中兴目》及《中兴志》相关条目的全貌。而见于《文献通考》、《周易启蒙翼传》的《中兴志》遗文又多属类目小序，因此通过比对，仅能确定两者著录书名、卷数相同，此外再没有更多文本传承改写的证据。

然而从书目到国史志，其间改编痕迹并非杳无可寻。《宋史艺文志》中的小注就提供了不少蛛丝马迹。如子部儒家类《子华子》十卷，注云：⑴自言程氏，名本，字子华，晋国人。⑵《中兴书目》曰：“近世依托。”⑶朱熹曰：“伪书也。”[87]按，此书《中兴书目》儒家类著录为十卷，提要云：“载刘向校录序曰：‘向所校雠中外书，《子华子》凡二十四篇，以相校，除复重十四篇，定著十篇。’又曰：‘子华子，程氏，名本，字子华，晋人也。善持论，不肯苟容于诸侯。聚徒著书，自号程子。’按《汉志》及隋唐二志、《崇文总目》、《国史艺文志》悉无此书，吴兢、李淑二家书目亦不载，必近世依托也。”[88]可以看出，《宋志》小注部分的⑴、⑵两句最初当改编自《中兴书目》。第⑶句最早可以从朱熹《偶读漫记》中找到来源。[89]然而此文间有“乙卯十一月四日”之事，当为宁宗庆元元年（1195）；则《偶读》一文的纂定日期必然在当年之后。而《中兴馆阁书目》奏上于孝宗淳熙五年，远在庆元之前；这一年朱熹四十九岁，甫因史浩保举除知南康军。[90]史浩虽欣赏朱熹才学，却远远称不上其思想的信徒。但凭此时的政治地位，朱熹自然没有资格列名官修书目。就在当年正月，“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从之。”[91]而宁宗即位之后爆发了庆元党禁，理学的地位一度有所跌落；踪迹党禁的源头，或许正是在这一年肇端。[92]在当时环境下，朱熹本人尚且面临无常的处境，言语间颇有志向不得伸展之意，[93]在答复吕祖谦的书信中，他谈到：“更愿益以其大者自任，上有以正积弊之源，下有以振久衰之俗，则区区之望也。今瞑眩之药屡进未効，其他小小温平可口之剂，固无望其有补矣。不胜畎亩私忧，辄复及此，惟高明深念之也。”[94]此时将朱熹言论收入官修目录纯属异想天开。因此，《宋志》所引朱熹语绝非《中兴目》原文。

《宋志》同卷著录有“《孔丛子》七卷”，注云“汉孔鲋撰”；又引朱熹曰：“伪书也。”[95]情况与《子华子》颇为类似。现存《中兴书目》佚文仅标明卷数篇目，[96]而朱熹按断亦有依据，如《朱子语录》中多有称述其书可疑之处，如“《孔丛子》不知是否。只孔丛子说话，多类东汉人文，其气软弱，又全不似西汉人文。兼西汉初若有此等话，何故不略见于贾谊董仲舒所述，恰限到东汉方突出来，皆不可晓”。[97]乃至直斥其伪：“《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孔丛子》是后来白撰出。”“《孔丛子》乃其所注之人伪作。读其首几章，皆法《左传》句，已疑之。及读其后序，乃谓渠好《左传》，便可见。”又：“《孔丛子》鄙陋之甚，理既无足取，而词亦不足观。”[98]此外文集中此类按断亦比比皆是，南宋末年藉由门弟子鼓吹，影响颇为深远。马端临《文献通考》“孔丛子”及“孔子家语”条节引其辨伪之语甚夥。[99]同《子华子》的情况类比，此处“朱熹曰”也绝非《中兴目》原文。

实际上，今《宋史艺文志》条目下多直接称引《中兴馆阁书目》及《续书目》，并节引其解题充作注文，因此《宋志》或非直接抄录《中兴目》及《续目》。除《子华子》之外，还有其他例证能够佐证这一判断：

【经部书类】《三坟书》三卷。〔注〕元丰中，毛渐所得。[100]〔按〕《玉海·艺文》“三皇五帝书、古三坟”条引《中兴馆阁书目》云：“三坟之目见于孔《序》，《汉志》不载。元豊中〔七年〕，毛渐奉使京西得之。其书……有《姓纪》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二篇，合为三卷，皆依托也。”[101]此处注文亦或源于《中兴书目》解题部分。

【史部职官类】《宋朝相辅年表》一卷。〔注〕《中兴馆阁书目》云：“臣绎上，《续表》，曰臣易记。”[102]〔按〕《玉海·官制》“乾道左右丞相”条称：“《续目》：《国朝相辅年表》一卷，起建隆庾申，讫治平丙午，《序》曰，臣绎上；《续年表》，起治平丁未，迄绍兴十四年，《序》曰，臣易记，皆不著姓；又自绍兴十四年至嘉定六年，终不著纂者名氏。”时间下限直到南宋宁宗朝，[103]《宋志》注文显然抄自《续书目》的解题部分，因此此处《中兴馆阁书目》当为《续书目》之误。

【子部道家类】《黄帝阴符经》一卷。〔注〕《旧目》云，骊山老母注，李筌撰。[104]〔按〕《玉海·天文》“黄帝阴符经”条引《中兴书目》称：“一卷，分上中下篇。骊山老母注，少室山布衣李筌撰。”[105]因此这里所说的“旧目”显系《中兴馆阁书目》。[106]如此，则下所谓“旧书目”亦极有可能就是《馆阁书目》。

【子部道家类】《文子》十二卷。〔注〕《旧书目》云周文子撰。[107]

【集部别集类】《刘一止集》五十卷。〔注〕《苕溪集》多五卷。张攀《书目》以此本为《非[有]斋类稿》。[108]〔按〕张攀《书目》即《中兴馆阁续书目》。《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十卷。[109]

至于《子华子》小注中“朱熹曰伪书也”一句，究竟是《中兴志》添入还是元末史臣补充，尚无确据佐证。然而元修《宋史》成书蹙迫，一年半之间业已告竣，其粗疏可想而知；相对来说，《中兴志》的编纂时间横跨数十年，更有可能细致地改编原文，增添条目。此外，相对宋代以往的官修目录，《中兴四朝志》已经体现出更加浓厚的理学色彩。如陈鹏飞《书解》三十卷，《中兴志》云：“绍兴时太学始建，陈鹏飞为博士，发明理学。”[110]李如圭《仪礼集释》，《中兴志》云：“《仪礼》既废，学者不复诵习，或不知有是书。乾道间，有张淳始订其讹，为《仪礼识误》；淳熙中，李如圭为《集释》，出入经传，又为《纲目》，以别章句之指。……朱熹尝与之校定礼书，盖习于礼者。”[111]又《破礼记》一条，夏休撰成二十卷，《中兴志》称：“夏休以《礼记》多汉儒杂记，于义有未安者，乃援《礼经》以破之。然《中庸》、《大学》实孔氏遗书也。”[112]其增添朱熹门人之书亦不知其几。《艺文》之外，其他诸志也大量征引朱熹言行，而其材料来源只有可能是《中兴四朝国史》一书。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朱熹的言论更有可能是《中兴国史艺文志》的编者所补入。

至此可以看出，对于《中兴目》的解题部分，《中兴志》显然不是全部照搬，而是在此基础上做出不少增删、改编。或许就在这个过程中，《唐文宗实录》条目下所附的撰人姓名被《中兴国史志》无意刊落。其后苏天爵又受到《中兴四朝志》记载误导，犯下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错误。

四、按语

然而苏天爵撰文绝非仅仅依靠了官修书目，《三史质疑》中胪列的不少文献确系其目验所得。且不说辽金文献并无现成书目可资凭据，从行文来看，文中称耶律俨《实录》“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流传之迹班班可考；又陈大任《辽史》直书赵匡胤废主自立一事，《世宗实录》记载施宜生事迹；金实录阙太宗、熙宗两朝纪事，而海陵复存；金朝官修国史入元仅存“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而功臣列传则无复可考。[113]如此种种，若非亲验其本书，自然无从知晓。

至于本文著录的宋代官书，也同样存在和史志目录记载不一的情况。如《宋史艺文志》有“《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114]属史部编年类不著录部分，[115]《三史质疑》并未列举此书，实因未及见之故。后由翰林国史院馆臣从史库中得之。[116]至正三年（1343）开馆修宋辽金三史，由史官据中秘实藏补入。文中又称《理宗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而《宋志》收录了“《理宗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117]同样在不著录部分；其称“初稿”，恰与“修纂未成”的说法相符，然《宋志》著录远多于“数十册”规模，大概也和《德祐日记》情况一样，是后来馆臣陆续搜稽补正的结果。

赵汸《题三史目录纪年后》称：“参政赵郡苏公早岁入胄监，登禁林，接诸老儒先生绪言，最为有意斯事。尝取三国史志文集，总其编目于前，而合其编年于后，事之关于治乱存亡者，则疏而间之，题曰《宋辽金三史目录》。所以寓公正之准的，肇纂修之权舆也。”“后虽出入中外，不克他有撰录，而所至访求遗文，考论逸事，未尝少忘。”[118]又《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云：“翰林学士张行简《起居注草稿》，起明昌六年正月朔，止三月十五日，后有张公题识及部数，脱稿提空式。今赵郡苏公通辑为一卷而藏之。”“公家藏书万卷，于辽、金逸事，宋代遗文，犹拳拳收购不倦，此其毫芒尔。盖有志述作者其平居暇日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当朝廷修先代史，一时文学之士莫不与能，乃独留公外藩，论者每为惜之。”[119]这都是苏天爵瞩意馆阁藏书的写照。

正如友人赵汸所言，苏天爵确实视修史为毕生志业。《三史质疑》收束处叙述为文始末：“翰林学士欧阳公玄应召北上，道出鄂渚。余以三史可疑者数事欲就公质之，适公行役悾惚不果，因书以寄之。”[120]怅然而又迫切的心情此时一并跃出笔端。而苏氏下笔成文，确实做到了言必有据，其中胪列的文献大多数依据了翰院实藏，没有他在馆中数年间勤勉不倦地整比勘覈，自然无法取得如此细致准确的认识。但文中不少材料源于史志目录，与实际情况多少存在出入。惟其身在江渚，千里悬隔，无从亲自稽核馆库实藏；而目下成文，惟有依靠历年积累下的笔录加以整齐排布。每念及此处，实在无法苛责苏天爵的无心之失。

[1]（元）苏天爵撰、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三史质疑》，《滋溪文稿》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25页。

[2]《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传》，第28册，第9737页。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册，第3801页。又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宋朝续唐录·唐朝补遗录”条称：“宋敏求续成《唐录》一百卷。庆历五年，王尧臣上之。九月癸巳，以敏求为馆阁校勘。”东京：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2册，叶953上—953下。

[4]《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第11册，第5089页。

[5]《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第16册，第1472页。

[6]（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唐文宗实录”条，第2册，叶952下。

[7]（元）梁寅：《史论》，《新喻梁石门先生集》卷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乾隆刻本。

[8]参见苗润博研究成果。

[9]（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知不足斋丛书》本。其后总叙“实录”一类云：“右实录，內多奇闻异事，正史所未载者，亦有与正史相矛盾者，不可不知。约而抄之，共四十五本。”

[10]此书所收条目真伪相杂，多为陈氏后世子孙羼入，决不能如实反映其家藏实情。参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料（四）》，《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刊》1981年第5期；李丹《明代私家书目伪书考》，《古籍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7—139页。

[11]目前学界对《宋史艺文志》的研究依然非常薄弱，尚未出现可比肩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的作品。清人补志并无章法。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只是旁注汇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刘兆祐《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从汇集资料的角度来看好过陈书不少，但抄书失于剪裁，文本层次混乱，间或按断失当。究其原因，则是因为缺乏着眼于《宋志》本身的文献源流意识。（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王珂《〈宋史·艺文志·类事类〉研究》多有陈陈相因之憾。（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其他单篇研究在研究思路上鲜有创获。苗润博《有关〈裔夷谋夏录〉诸问题的新考索》着意区分《宋志》“著录”与“不著录”部分，并从个案入手，对《宋志》的编纂体例做出推测。（《文史》2016年第2期，第131—132页）而马楠《离析〈宋史艺文志〉》旨在彻底厘清《宋史艺文志》的文本性质及编纂过程，为元修三史志书部分的史源研究提供启示。在此基础上，《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等书的辑佚工作亦能在高屋建瓴的基础上获得深入（收入《唐宋官私目录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

[12]《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第11册，第5089页。

[13]（元）苏天爵《三史质疑》叙撰文始末云：“至正癸未，敕宰臣选官分撰辽、宋、金史。翰林学士欧阳公玄应召北上，道出鄂渚。余以三史可疑者数事欲就公质之，适公行役悾惚不果，因书以寄之。”（《滋溪文稿》卷二五，第427页）又《元故鄱阳程君墓志铭》云：“至正癸未，予参湖广省政。”（《滋溪文稿》卷一九，第316页）

[14]（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四：“《邯郸书目》惟存一卷而已。”（《永乐大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上册，第126页）《新唐志》卷五八《艺文志二》著录有“《武宗实录》三十卷”，注云：“韦保衡监修。”（第16册，第1472页）《通志艺文略》同。《玉海》卷四八《艺文》称此三十卷本“五代时唯存一卷”，又引《崇文总目》云“一卷”。（第2册，叶952下）

[15]参见袁桷《袁氏旧书目序》、《袁氏新书目序》，《清容居士集》卷二二，《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刻本。袁氏两种书目现均已不存。

[16]《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第15册，第5033页。

[17]今藉由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记载，尚可复原出宋朝《国史志》的类目分合情况。在分类体例上，《宋史艺文志》表现出了向《四朝志》回归的趋向。惟其类目不全，不能反映一朝著述全貌，因此以《中兴志》为主干而加以损益。

[18]本文有关《宋史艺文志》的认识多受惠于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老师，参见其未刊稿《离析〈宋史艺文志〉》。

[1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第6册，第3206页。

[2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第8册，第4551页；并《宋史》卷三〇二《吴及传》，第29册，第10024页。

[2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三，第12册，第7366页；并同书卷三二八，第13册，第7908页。

[22]《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第12册，第3875页。

[23]（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上册，第126页。

[24]参见王新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初探》，吉林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张固也、王新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考》，《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第317—332页。

[25]（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宋朝续唐录·唐朝补遗录”条，第2册，叶953下。

[26]《宋史·宋敏求传》称“乃加敏求龙图阁直学士，命修《两朝正史》，掌均国公笺奏。”（第28册，第9737页）加龙图阁直学士在熙宁八年（1075）；与修《两朝正史》在熙宁十年。其纂修始末参见《长编》卷二七〇、二八二、二八三。或为纂修《两朝国史》之滥觞。

[2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七，第12册，第7231页；并《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传》，第28册，第9737页。

[2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经籍考十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1988年，下册，叶1620上。

[29]又《四朝志》史部杂史门叙称：“内《唐武宗实录》以下六部入实录门，不重具。”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二二》，下册，叶1647上。

[3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经籍考十八》，下册，叶1620上。

[3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经籍考十八》，下册，叶1620上。

[3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经籍考十八》，下册，叶1620中。有趣的是，今《宋志》史部编年类著录有《宋高宗日历》一千卷，《中兴志》著录；《孝宗日历》二千卷；《光宗日历》三百卷；《宁宗日历》五百一十卷，重修五百卷。又有《显德日历》一卷，《中兴目》著录；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一卷。共计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

[33]《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第15册，第5033页。

[3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一》，下册，叶1510上。而其中涉及《三朝》、《两朝》的部分则陈陈相因，当本之于更早修纂的几部国史。参见王应麟《玉海》卷五二《艺文》“淳化秘阁群书”条，第2册，叶1040上—1041上。对于《文献通考》中这一段记载，赵士炜《宋国史艺文志辑本》已有辨析，参见《原序》部分，《古逸书录丛辑》之五，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1933年。

[35]（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二《艺文》“淳化秘阁群书”条，第2册，第1041页。

[36]赵士炜《宋国史艺文志辑本》径将《玉海》所引“国史志”视作一体，不加区分。

[37]如王应麟《玉海》卷四一《艺文》“五代春秋”条：“《国史志》杂史：王轸《五朝春秋》二十五卷。”第2册，叶811上。

[3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二二》：“宋《三朝志》：‘杂史九十一部，九百六十八卷。’宋《两朝志》：‘三十一部，六百三十卷。’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七十三卷。……’宋《中兴志》：‘别史三十一家，三十六部，一千三十四卷。’右杂史。”下册，叶1647上—1647中。

[39]王应麟《玉海》卷四六《艺文》“淳祐四朝史”条：“宝祐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癸巳，进志、传。五年闰四月四日，修润上之。”（第2册，叶922上。）并《宋史》卷四四《理宗纪四》，第3册，第853、859页。蔡崇榜认为《中兴四朝国史》至度宗咸淳八年尚未完成（《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0年，第141—142页），实际上是误读高斯得经筵进讲奏议的缘故。参见拙作《高斯得经筵进讲修史故事发覆——兼论〈中兴四朝国史〉的成书时间》，《文献》2020年第3期；并参见魏亦乐《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引宋〈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逸文考述》。

[40]《南宋馆阁续录》卷八，张富祥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310页。

[41]（元）王厚孙《玉海序》，《玉海》卷首，第1册，叶6下。

[42]有证据表明，《玉海》中确实补入了《中兴四朝国史》的部分内容。

[43]（宋）冯椅《厚斋易学·附录》，《永乐大典》本，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册。

[4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九《经籍考六》，下册，叶1545下。

[4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二《经籍考三九》，下册，叶1737上。元西湖书院刻本、明成化间慎独斋刻本、嘉靖间冯天驭刻本、清武英殿本均作“《宋两朝志》三部，二十六篇”。

[46]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0页。

[4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一》，下册，叶1510上。

[48]（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六《艺文》“淳熙修四朝史”条：“（淳熙）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国史院上《四朝正史志》一百八十卷。”注云：“地理一志全出李焘之手，余多采《续通（监）[鉴]》。”（第2册，叶921下）值得注意的是，《宋志》中凡标识“卷亡”、“无卷”者，除少部分源于《两朝国史艺文志》之外，大部分源于《四朝国史艺文志》，这些著录条目多可在李焘《长编》中找到源头。

[49]（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唐文宗实录”条，第2册，叶952下。

[50]（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今按《懿录》三十五卷，止有二十五卷，而始终皆备，非阙也，实一百四十三卷。《馆阁书目》又言阙第九一卷，今亦不阙云。”（上册，第126页）言“阙第九一卷”，从卷数来说当针对其全部而言，非专指某部书。

[51]如《武宗实录》二十卷，《玉海·艺文》引《中兴目》云：“皇朝宋敏求撰，二十卷。起开成五年正月，尽会昌六年三月，凡七年。”（第2册，叶952下—953上）《宣宗实录》三十卷，《玉海·艺文》引《中兴目》云：“敏求撰，起藩邸，尽大中十四年二月。”（第2册，叶953上）

[52]（元）苏天爵《三史质疑》，《滋溪文稿》卷二五，第424页。

[53]《宋史》卷一五六《艺文志二》史部编年类〔著录部分〕，第11册，第5090—5091页。

[54]《宋史》卷一五六《艺文志二》亦著录有“王旦《国史》一百二十卷。”（第11册，第5087页）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三笔》卷四“九朝国史”条：“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下册，第469页）则《四朝》以来诸志显然不会著录王旦《两朝史》，《宋志》此处所依据的当为《三朝国史艺文志》。

[55]（元）苏天爵《三史质疑》，《滋溪文稿》卷二五，第425—426、427页。按，其称“国史几六百卷”，恰好接近三朝〔155卷〕、两朝〔120卷〕及四朝国史〔350卷〕卷帙之和；而下文又明确提及《中兴四朝国史》。作此文时，苏天爵身在南方，这或许是由于他记忆有误的缘故。

[56]（元）苏天爵《真定杜氏先德碑铭》称：“天爵昔列词林，获观宋史。”《滋溪文稿》卷一六，第262页。

[57]（元）苏天爵《曹先生文稿序》，《滋溪文稿》卷六，第84页。此处“数万言”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实情。元刻残本并无此卷，而今所见诸本卷六均作“数万言”。按，“数万言”当非“数万卷”之讹，宋代实录、国史并无万卷规模，据其本人《三史质疑》称：“宋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几三千卷，国史几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唐以前写本多在卷末书尾标记字数，《隋志》所谓“但录题及言”亦本于此；苏天爵既约指其字数，当本自此类标识，则此处数字或为脱误。然而更有可能是以万字虚指其多，古书中此类修辞手法较为常见，似不必刻意求实。

[5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一》，下册，叶1510上。

[59]应当注意的是，《文献通考·经籍考》引据《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的条目，其书名多无卷数。实际上，这一类《中兴志》的佚文属于类序，或由马端临拆分至各个书名之下，其原本并非系于书名的序录，与《中兴馆阁书目》、《续书目》之间亦没有必然的文本联系。在探讨《中兴目》与《中兴志》的关系时，需要辨析这一类文本的性质。

[60]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九章《目录学源流考下·唐至清》，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4页；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111页；此外，赵士炜径将这篇文字辑入《中兴四朝志》的序录部分。

[61]（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上册，第236页。

[62]这一时期《中兴四朝史》的修纂由尤焴主之。尤氏为尤袤之孙，《艺文志》很有可能出自其手。

[63]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134页；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111页。

[6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〇一《经籍考二八》，下册，叶1680中。

[65]如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艺文》“楚辞·汉离骚传·唐七家楚辞·楚辞章句”条引《中兴书目》云：“楚辞九家九十四卷。”第2册，叶1063下。

[66]如王应麟《玉海》卷六九《礼仪》“淳熙中兴礼书·嘉定续中兴礼书”条：“《书目》仪注类：六十家，定著一千二百二十三卷，始于《政和五礼新仪》，终于《仪物志》三卷。《续目》：八家，九部，四十三卷。”第3册，叶1366上。

[6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二《经籍考三九》，下册，叶1741下。

[68]《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四》，第15册，第5203页。

[6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五《经籍考二》，下册，叶1515下。《中兴志》收录宋以前的著作，或许是出于学术史方面的考虑。按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卷中引《中兴志》易类小序云：“汉以来言《易》者局于象数；王弼始据理义为言；李鼎祚宗郑玄，排王弼。”（叶268上）

[7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五《经籍考四二》，下册，叶1755上。此书并见《旧唐志》著录，卷数相同。

[7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一《经籍考八》，下册，叶1560上。

[72]（元）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卷中，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册，叶258下。

[73]据魏亦乐博士研究，胡一桂所谓“宋志”当属《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参见魏亦乐《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引宋〈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逸文考述》，待刊。

[74]（宋）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二，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册，叶838下。

[75]上栏为实际著录部/卷数，下栏为类目末尾所记部/卷数。

[76]（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上册，第236页。

[77]《宋史》卷一五五《艺文志一》，第11册，第5052页。

[78]马楠《离析〈宋史艺文志〉》。

[79]（宋）高斯得《秀岩先生三礼辨后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2册，叶70上；并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藏四拼一本，第1186册，叶49下—50上。此篇文渊阁本系于卷四，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及武英殿聚珍本均系于卷三。

[80]（宋）高斯得《秀岩先生三礼辨后序》。

[8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一《经籍考八》，下册，叶1562上。

[8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六《经籍考三》，下册，叶1527中—1527下。

[8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四《经籍考二一》，下册，叶1645中。

[84]《宋史》卷四四《理宗纪四》：“（宝祐二年八月）癸巳，谢方叔等上玉牒、日历、会要及七朝经武要略、中兴四朝志传，诏方叔、徐清叟、董槐等各进秩。”又：“（宝祐五年）闰四月己丑，程元凤等进玉牒、日历、会要、经武要略及中兴四朝志传。”凡两上。按《玉海·艺文》“淳祐四朝史”条：“淳祐二年二月，进纪。十一年，命史官分撰志、传。编修官王撝撰舆服志四卷。宝祐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癸巳，进志、传。五年闰四月四日，修润上之。”

[85]（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上册，第47页。

[86]《宋史》卷一五五《艺文志一》，第11册，第5049页。

[87]《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四》，第15册，第5172页。

[88]（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三《艺文》“子华子”条，第2册，叶1053下。

[89]（宋）朱熹撰、王星贤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一，《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刻本。又《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又尝见一书名曰《子华子》，说天地阴阳，亦说义理、人事，皆支离妄作。”其时段应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册，第3269页。

[90]《宋史》卷一八八《道学三·朱熹传》，第14册，第12753页。又参见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八《晦庵先生非素隐》，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下册，第633—634页。

[91]《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第3册，第667页。

[92]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598页。

[93]按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卷八《晦庵先生非素隐》，“史公必欲先生之出，又降旨不许辞免，便道之官，俟终更入奏事。仍命南康趣遣迓吏。史公既勉先生以君臣之义，又俾馆职吕伯恭作书劝之。先生再辞，不许，乃上。”下册，第634页。

[9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四《答吕伯恭》，《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刻本，叶14。

[95]《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四》，第15册，第5172页。

[96]（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三《艺文》“孔丛子”条，第2册，叶1052上。

[97]《朱子语类》卷一二五，第8册，第2990页。

[98]《朱子语类》卷一三七，第8册，第3252页。

[9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四《经籍考十一》，下册，叶1582中；并同书二〇九《经籍考三六》，下册，叶1720下—1721上。

[100]《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第15册，第5044页。

[101]《玉海》卷三七《艺文》“三皇五帝书、古三坟”条，第2册，叶738上。

[102]《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第15册，第5110页。标点有调整。

[103]《玉海》卷一二〇《官制》“乾道左右丞相”条，第5册，叶2295上。

[104]《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四》，第15册，第5180页。

[105]《玉海》卷五《天文》“黄帝阴符经”条，第1册，叶130下—131上。

[106]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古逸书录丛辑》本，《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册，第418页。

[107]《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四》，第15册，第5180页。

[108]《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第16册，第5382页。底本脱去“非”字。

[109]《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三》，第15册，第5148页。

[11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七《经籍考四》，下册，叶1534中。

[11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〇《经籍考七》，下册，叶1552上。

[11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一《经籍考八》，下册，叶1560上。

[113]（元）苏天爵《三史质疑》，《滋溪文稿》卷二五，第421—424页。

[114]《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史部编年类”，第15册，第5091页。

[115]《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史部编年类”小注云：“《宁宗实录》以下不著录六部，无卷。”第15册，第5093页。

[116]（元）危素《昭先小录序》，此《序》作于至治六年，袁桷、苏天爵均不及见《德祐日记》一书。参见《危学士全集》卷二。

[117]《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史部编年类”，第15册，第5091页。

[118]（元）赵汸《题三史目录纪年后》，《东山存稿》卷五，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1册，叶290下。

[119]（元）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东山存稿》卷五，叶291下、292上。

[120]（元）苏天爵《三史质疑》，《滋溪文稿》卷二五，第427页。

注：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此据作者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良博士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