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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州兴衰的几点反思

【中文摘要】 新绛，这样一个被称为“隋代文化名城”、“北方园林城市”的山西南部唯一的国家级文化名城，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手工业发达、交通便利以及早期民族资本的诞生和绛州人民的辛苦劳作，在经历过几次兴旺发达后仍然不能逃脱与晋商一样的悲惨命运，淡出了历史演义的舞台。它衰亡的原因除了近代交通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封建政府的压榨之外，还有很多自身的问题。

【关键词】  绛州     晋商     交通      禁锢

绛州三楼 鼓楼

新绛，古称绛州，是山西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以来就是晋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有“隋唐文化名城”、“北方园林城市”之称。但和学界对晋商研究的日渐深入相比，新绛并未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没有将晋南列入研究范围之内。事实上，绛州曾在历史上的兴衰有着种种自身历史源源，也与晋商的兴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对新绛展开个案研究对于对予揭示新绛、乃至晋南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

一　历史上的兴衰

绛州，历来是山西省驰名省内外的经济繁华胜地。后周明帝改东雍为绛州，唐代武德元年设绛州总管府，辛亥革命后改绛州为新绛县，这期间曾有过三次发展高潮：秦汉时期、隋唐时期、明清时期。之后由于社会变迁等等原因而销声匿迹，只留下了文化古迹。究其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自然条件好。绛州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盛产棉粮，比较富庶，且拥有少量盐池。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而绛州恰恰有了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表明，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虽然神话色彩浓厚，但从中看出了山西南部远古时期就产盐的史影。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系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而正是盐，造就了中国最古老的商人，使得“夫绛邑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犬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同时，在唐代前期，河东道是我国的重点产粮区和重点储粮区。“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8个州中，只有晋、绛两州在河东。河东道的绛因地理位置特殊而受到朝廷依赖。安史之乱以后的乾元初年，粮食储备还很丰衍，除“供应军粮外，还有积米100万斛，河东节度使王思礼奏请请输给京城50万斛。”

第二是交通比较便利。自唐以来，绛州便是驰名的水旱码头。每年秋冬时节，长安一带的货物由黄河逆水拉纤来绛州，山西的货物又在绛州装满货船，待夏季水涨，顺水而流下黄河，入渭河，运至长安。明清两代，汾河航运虽然受到冬春枯水季节限制，但是每年三至九月，正是汾河航船的黄金季节。翼城的铁货，陆运到绛州后，装船顺流而下，循黄河南行，由大庆关逆渭河西下，可达渭南、咸阳一带；陕西、甘肃、四川的粮食、水烟、纸张、杂货，循原道返回。发达的交通，为长途贩运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南门外汾河滩上，可以看到帆桅林立，轴舻相接的水上人家，还可以听到摇桨拉纤，震天价响的船夫吼声。俗语有“拉不尽的翼城关，运不完的绛州城。”在清乾隆八年（1743年），山西巡抚刘于义为了解决太原、汾阳、平阳，以及解、绛、隰、吉各州缺粮问题，计划从内蒙托克托运粮食入晋，一路到碛口，陆运到太原；一路到河津仓头，用船转绛州，在陆运平阳，解、吉等州，这样绛州就成了晋南粮食的集散码头。可见，绛州曾是陕、甘、宁、青和华北、中原乃至北京、天津等地的商品交换地，又是晋东南及东南各省运来山货、洋货的加工集散地，因而在民国版《中国分省地图》上可以看到绛州标有“船舶码头”符号。

第三是手工业发达。据载，西汉时绛州手工业就已经产生。唐宋时更有集中发展，到了清朝中叶，这里已成为晋、陕、豫、甘和京津各地手工业产品交换和加工的集散地。如唐代天宝年间，“天下诸炉（官办铸钱的炉子）九十九，而绛州三十”；就是说‘当时绛铸铜钱炉数占到全国的40%，到乾元年间（758—760年），由于各地的铸钱炉或是因交通不便隔于山岭之外，或是被掳掠，当时铸钱基本上完全倚赖绛州，使绛州成为全国的钱币铸造中心。此外，《通典"食货志》记载，唐时规定绛州每年贡墨一千四百七十锭，有皱纹的白纱五百匹；《新绛县志》云“新郡贡蜡百条，皮货百条”；《太平广记》上说：“绛州贡夹授纱及赀布”等等均说明，这一时期已有了铸造、纺织、蜡烛、毛毡等行业。随着历史的发展，绛州的很多手工也产品渐渐闻名遐迩，如绛州澄泥砚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名砚之一，质坚细腻，细而不滑，坚而不燥，贮水不涸，历寒不冰。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砚》中记述：“蓄砚以青州第一，绛州次之，被誉为天下四大名砚”。绛州云雕在嘉靖年间由名匠张凡娃精心研制，创造了具有我国北方特色的云雕漆器。绛州螺甸工艺品始于明朝，围屏在明朝宣德年间也颇兴盛。这些工艺品景致美观，瑰丽动人，不但被皇室视为佳品而陈列，而且还远销日本及东南亚诸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到抗战前，绛州有“小北京”之美誉，四十多个行业，六百多种产品：有皮毛、制革、棉织、针织、丝织、毛织、碾毡、印染、铜业、锡业、金银首饰业、雕漆、编竹、文具、印刷、刺绣、织罗底、造胰制碱、制药、制糖、制烟、火柴、度量衡制造以及各种作坊和修理业等，其中有些产品，如红毡，雕漆品，小儿七珍丹远近闻名，行销西北各省和输出国外。

第四是民族工业发展较早。辛亥革命后，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九一五和一九二二年地方民族工业资本和官僚资本先后在新绛设立了荣昌、毓华两家火柴厂，共有职工两百人，火柴机十六台，年产量五万四千箱；一九二七和一九三零年，又先后设立了大益成和雍裕两家纺织厂，共有职工两千七百人，布机五百四十七台，纱锭一万九千零一十六枚，年产纱九千件，布一万五千匹；一九一四年设立了晋太、顺太、集盛三个铁工厂，后于一九三四年合并为德记晋太铁工厂，一九三四年又新建聚兴铁工厂，共有职工两百五十人，年产弹花机、木机、水车一千八百二十台”。据《山西工业发展概述》资料中称：山西纺织工业最早出现在绛州，系新绛纺织厂，创办于1898年；抗战前，即1937年前，新绛也有了发电厂一座。可见，自1920——1931年间，工商业为极盛，绛州成为当时客商云集的中心城市，引得地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争相集资在绛兴办工业。最有名自当是太平杨世堂，他在新绛开设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药铺、古城粮店、以及大益纺纱厂，还建立起了在晋南的第一家股份制现代组织企业，使得世字号成为商业巨魁。

第五是文物建筑驰名全国。唐太宗李世民曾屯兵于汾南柏壁，打败刘武周：张士贵之帅府——绛州大堂仍完好无损，是薛仁贵的投军处；宋太祖赵匡胤未登龙位之前曾寓居于城北的塔寺上，后因此而改名为“龙兴寺”。这里有隋代修建的“绛守居园池”，创建于开皇十六年，即公元596年，乃是闻名全国的古代花园，是我国园林史上的一颗明珠；还有明代的“稷益庙”壁画，可以与永乐宫相媲美，是全国古画群里的珍品；欧阳修曾为其岳父写下了《薛君墓表》，原由为“欧阳修废陵人薛简肃公之婿居此最久”；范仲淹曾来游览绛守居园池时吟出了《居园诗》；晋灵公的灵公台至今遗迹可寻；唐代篆刻“碧落碑”、元明时期的“三楼”——钟楼、鼓楼、乐楼以及交相辉映的“七星坡”组成了古建筑群。据传，春秋战国时代的荀子就出生于此；晋公子重耳与“赵氏孤儿”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另外，还有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因素，这主要体现的是在隋唐时期。绛州在唐代还是沿用隋制，实行府兵制在河东道内折冲府分布如下：

府兵的任务，一是宿卫京城，一是加强边防。河东道占全国府兵总数的四分之一，仅次于京城所在关内道。而绛州的府兵位居山西第二，说明担负着拱卫京都的重任，甚至在唐开元时，又把绛州列为地处要冲的“天下六雄”之一，它的建制和建设始终受到朝廷的重视。在也难怪绛州至今仍保留着唐时期的城市建构，称为“卧牛城”。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历代受灾害严重的晋东南、河南、山东逃荒中的技艺匠人，都在绛州开业落户，再加上绛州人民勤劳上进，便使得绛州手工业、商业得以发展和繁荣。

然而自近代以来，绛州就不由自主地走上了一条渐趋衰落的道路，这和近代以前绛州城市的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大致而言，这种衰落体现在交通、灾害、战争等方面。

1932年，陇海铁路通车，京津货源直达陕甘等省，不需要再经过绛州这么样一个水旱码头周转，绛州登时日渐冷清，远来客商，流奔他乡，市场也随之减色。此外，1937年8月，新绛历史上很罕见的秋雨连绵，河水暴涨，由于地势是四周较高，中间较低的，洪水浸里西南、顺城两大街，并冲进了南门里，大商贾会聚之市场，全被大水淹没。这场水灾损害了将近七百余家。

“七七事变”后，日寇于1938年3月踏入绛州城，火烧大益纺织厂库房，逮捕了无辜工人60人，借口私通八路没收了兴记、亨利顺、锡福和三盛公等十多家商号的货物，买卖人闻风丧胆，大商号相继逃亡西安、兰州，工商业关门闭户。日寇投降后，阎匪接踵而来，派粮抓丁，苛捐杂税降到工商业头上，许多工商业歇业倒闭。“到1947年解放前，城关工商业只剩下四百三十户，连同摊贩也不过五百零八户，手工业只剩下二百户，七百余人。户数相当于战前八百一十户的三分之一，从业人员也不及战前五千五百人的七分之一。”在这以后，新绛的经济地位于以前大不同了，尽管从1947年4月7日新绛县城解放后，党和政府就开始采取种种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大抓城市建设，在经历了建国、大生产、改革开放几个阶段之后，绛州是有了发展，但是速度和成效都不是很理想，到现在为止，除了新绛纺织厂、化肥厂、水泥厂之外，新绛甚至没有几个象样的现代工业企业，之前有发展雏形的工商业机构也都纷纷倒闭关门。在知名产品方面，依然还要仰仗“澄泥砚”，当然还有的就是农业产品“绛州绿”，其他的手工业产品已渐渐淡出人们的消费视野。加之民风依然保守，很多新兴产业得不到消费群体的支持，生活水平停留在安居乐业阶段，消费市场经常紧张，攒钱不消费成为发展的一个障碍。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受以往经商习惯的影响，绛州的饮食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就这样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曾有的“南绛北代”的地位也没有办法再得到恢复。甚至近不抵河津，远不及平遥、洪洞这样几个小的县城。

二　兴衰原因的分析

鉴于前两部分的陈述，可见绛州之所以淡出历史学者的研究范围，无怪乎其的兴盛停留在清以前，甚至可以说仅仅停留在唐宋时期。但是作为曾经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为什么没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呢？如果把绛州衰落的原因按照客观和自身、外在和内在因素作一反思的话，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后，资本注意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有陆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山西作为对俄、欧贸易要冲的商路逐步改变，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有时也逐渐失去。中东铁路、京绥铁路、陇海铁路的开通，对商人们旧有的经营路线又是一次冲击。俄商利用中东铁路和海上运输运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响。京绥铁路未通之前，从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这是晋商走向衰落大背景之一，绛州商人作为其中的一支，自然也脱不了关系。过去南来北往的物资都要以绛州为中转站，但是陇海铁路、京汉铁路通车之后，原来的河运、陆运商道就没有了利用的价值，商家都会采用最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这样，绛州这个水旱码头成为了一个摆设，往来客商都流奔他乡，市场日渐冷落，不再有“拉不完的码头”之说，繁荣已成为过去式。

其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与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绛州同山西省内其他州县一样，作为商埠，唯一的生存大计就是有商品、交易的往来。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打开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自身的商业、手工业蒙受了重大损失。绛州以出产棉麻、红毡、土铁、盐等商品为其城镇的大宗交易内容，但是沙俄资本主义的侵略之后，晋商垄断了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也随之消失。不能说这些都会对绛州是最直接的冲击，但是，绛州因为这样的原因市场凋敝冷清了许多，市场上的洋货多过于自身的产品。同时，据清代山西票号分布图表明绛州有省内167家中的5家，由于外国资本注意的侵略，票号之利也多被外伤银行所夺，钱庄、票号生意逐渐紧缩，于是“中国西商多于各省设汇兑庄，无虑千百万巨款，层纸书函，数言电报，即可立兑付，每一字号岁盈不下数十万，而未尝费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之利，稍为所夺，中国资财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绛州德和祥、大生泰、晋兴号、同济成、兴业钱局五个钱庄、票号接连倒闭。同时加上封建政府的保守、顽固、封闭、落后、腐朽，社会战事又连连不断，山西商人接连遭受损失，绛州自然也无法逃脱干系。这其中不仅仅是因为晋商对清朝政治依赖性太强，使得这样的“失血”过多，还因为战争给晋商的发展带来了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就是晋商中一部分人是做贸易的，做俄罗斯、蒙古，做这一带甚至欧洲其他的贸易。货源相当一部分是南方的货源，比如说茶叶等。绛州就属于这样的一部分中的。战争一起的话呢，货源就中断了，运输遇到了困难，所以对晋商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另外一个呢，则是晋商票号经营原则，叫做北存南放。所谓北存南放，就是在北方地区主要是吸收存款，因为我们知道在北方地区，有许多的王公，有许多的地主，这些人的存款往往存在晋商的票号里边；南方的工商业发达，所以南方需要巨大的资金。于是晋商就把北方受到的存款，在南方发出去，贷出去，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可是战争打起来呢，借到钱的这些商人没有办法还钱了，于是晋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有资料记载说：“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放辛亥，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益困，以放正货短少，金融闭塞。”这样的描述对绛州当时的状况是再合适不过了。

第三，在于绛州自身即内在的原因，这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风气、习俗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

其一，绛州商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禁锢了绛州的发展。从明代开始，绛州人的资本流向土地已屡见不鲜。入清后，绛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这里有民谣形容的很恰当：“绛州人大被褥，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被褥”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充分反映了绛州人在内的晋商是十分恋家的，在外出经商致富后，一定还家盖房置地养家糊口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所有的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或者这里说商业资本不合适，说私人钱财更恰当一点。而且，在绛州还是有另外一个表现的，由于古城有“卧牛城”之称，依其临川笼丘的地形特点，建筑特点是街、楼、塔、园据高就低，随地势宜，三关五坊，两门六十二巷皆依其自然。按现在的住址和姓氏调查来看，以前有前的人在朝殿坡、七星坡等高居城的地方，而穷人聚居地则是在东西坡池附近的巷子里。可以看出，谁的钱财多则居高，而且建房极具条理性，一旦建成，决不轻易挪动，怕坏了“风水”。于是，在历经了1400余年的绛州，仍较好的保留了以往的形制，一切的一切都在这种观念下有条不紊的保护着，禁锢着它的城市改建，丝毫不前。

其二，绛州人因历代文教发达，后因重商崇商，社会风气从“俭啬”到“奢靡”。自隋朝开始创立科举制度以来，据《山西通志》（光绪本）记载，山西籍的唐代的进士，有名有姓的共161名。按政治、经济、和文风昌盛的情况，绛州有20人之多，这表明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层出不穷的名人诸如王勃、王浩然等等，而同时根据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考察的，在晋籍宰相中绛州有2人，是权高位重之人中的九分之一。可见绛州的文教之风昌盛由来以久。在明清之季，绛州文人学士更是层出不穷，产生了不少地方官吏，还有一些政绩卓著的名宦。参见下表：

姓名    籍贯      出　身          官　　职

陶炎    绛州      成化进士        正德间官至工部尚书

陶滋    绛州      正德进士        嘉靖间官至兵部侍郎

韩重    绛州      成化进士        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辽阳 

这只是明代中后期晋籍官员中的一小部分。但与此同时，重商崇商之风也开始盛行，市井之气浓，当时已有浮夸之嫌。从事贸易的商人多是以财自傲，大肆铺张，并用手中金钱结纳官府，使商贾地位升高，社会风气渐趋庸俗，当时的人一定将宋代刻于大堂内的“修身十诫”抛之脑后了。封建礼法出现危机，风俗是流于骄奢、浮华、虚荣，似乎惟恐外省人再因其俭啬而称“老西儿”。到清末，绛州更为夸张的是婚丧嫁娶也丢掉了俭朴纯厚的良好民俗而愈演愈烈，有这么一个“重八、三抬、十五圆”，具体菜肴如下：

新绛九六八宴席

重八席

酒碟：四素四荤，计鹿角、洋粉、发菜、黄菜、头肉、牛肉、鸡块、蒜泥肉。

八小：以羹勺食之，计鱿鱼、江阳珠、葛仙米、蟹肉、薏米莲子、三仙汤、木须肉、捶鸡丸子

八大：以乌木筷子夹食，计鱼刺、大鱿鱼、海参、鱼肚、芙蓉肉、烧羊肉、酥全鸡、丸子

三抬

第一抬：五大碗，寓五登魁首

第二抬：四冰盘，寓福寿康宁

第三抬：四面碗，寓四季顺畅

十五圆

第一单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计五件

第二单元：二大碗、一冰碗、二面碗，计五件

第三单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计五件

绛州人可真是应了那句“吃喝玩乐”。当然，奢侈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从绛州的情形看，奢侈之风愈演愈烈，也意味着投入到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资金相对会显得缺乏，从这个角度看，奢侈之风无疑不利绛州城市的长远发展。

      其三，近代企业的投资有限，而且方向有误，这也是绛州发展的一个失误之处。20世纪初，绛州商人中有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的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是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一些资本投入了绛州不该大规模的产业之中。当时的德和祥、大生泰、晋兴号、同济成、兴业钱局全部资产都估计在每家几百万两以上的话，如以每家500万两计算，总数字当在两千多万白银左右，可是，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也有人说了，他们投资了啊，在煤矿业和生铁制造业上不是都有他们的资产吗？没有错，这些产业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到运输条件制约着，在那个时期的绛州交通已经不比以往，这已经是个限制了，而且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因为绛州并不盛产煤和铁，这在山西一个煤都并不多见。前面的兴盛条件已经说明，绛州盛产的是棉麻、粮食等等，所以，要投资应是投资少、周期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绛州最早的纺织厂也是到了三四十年代后期，一个姓杨的外地人创建的。于是，因为投资的方向的失误，致使大量资金积压，陷入困境，到了后来有了转型之后，也只是小打小闹的工厂，不具备近代企业的模式，职工最多也没有超过两千人。难道以当时的资产，绛州商号不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吗？他们只是将机会拱手让出了而已。从世界历史上来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云烟。

但是绛州人不懂这些，只是不辞辛劳地将澄泥砚、香墨、毛笔、皮衣、皮胶等制造完成，上朝进贡，而祖先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财富除了创办票号之外，没有用于曾誉为“七十二行城”中任一行的转型，却是不停的为朝廷、为权贵服务，花费在财东、商贾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上。陈旭麓先生曾指出：“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的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的推陈出新的。”这就是要求我们超越自己而血球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不是固守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发展机会。可是当时的绛州人不懂这些，在他们小国寡民的浅薄意识下，淡出了历史演义的舞台。

禁锢即是束缚、限制之意。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绛州发展的即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别的什么，而是它自己，是自身的种种原因将它禁锢在马首山下、汾河水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中。当穷困之时，它选择走西口，创造新生。问题是在富足之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几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着这片黄土地。

时光流逝，冲淡了绛州的昨日辉煌，给予的也只是“历史文化名称“的封号，也在提醒着不要总是坐吃山空。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是要炫耀祖上风光就够了吗？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铸建起新时期的绛州呢？

绛州美食，我简直是爱死你了······

新绛火锅 

新绛特产——猪卷子

新绛九六八宴席

新绛锅盔

新绛牛肉

南社柿子

鸡蛋面汤

鸡蛋旋子

羊杂烂

莲菜

生炒面

砂锅

铜火锅

三泉萝卜

泉掌豆腐

新绛花馍

新绛醪糟

新绛臊子面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z0151dhy72l&width=500&height=375&auto=0没来过新绛，你怎能知道绛州美食有多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