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生活过就会发现，从北到南江苏人原来说着不一样的方言，比如徐州、连云港赣榆一带说中原官话，南京、镇江、扬州、淮安、南通、盐城、泰州以及连云港等片区说江淮官话，而南方的苏锡常的大部分地区则说吴语。 我们都知道，南京、镇江基本上属于江南地带，理应也说吴语，为何江淮话占据上风，并成为人们的日常交流语言呢？其实，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历史上，南京本属吴地。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就在南京朝天宫后山设冶城，铸造兵器。后来屡次更迭变迁，直至公元229年，东吴孙权在此建都。这个时期的南京本土语言为初步汉化的中古吴语，人们所讲的是地地道道的吴语。 但是到了晋朝，尤其是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后，一切发生了改变。
西晋中后期，朝廷腐败，国内发生八王之乱，加之当时连年天灾，汉化匈奴人刘聪伺机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并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北方五胡民族相继建国，而原来的中原汉人尤其是西晋汉族衣冠仕族臣民纷纷南渡，晋朝统治者在南京（当时是建康）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何为衣冠？在古代衣冠就是文明的象征，衣冠南渡意指中原文明的南迁。 这种文明不仅包括服饰，也包括语言。永嘉之乱后，中原人仕带来了洛阳雅言，此后南京一带吴语迅速衰微，于是结合着洛阳雅言和吴语的金陵雅音开始形成，南京也逐渐脱离了吴语。
南朝至隋时期，金陵雅音步入辉煌期，南朝宋、齐、梁、陈等政权相继承袭了这一语言，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极为推崇。此时的金陵雅音更接近于正统中华文化。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谴人编写的官方韵书，就是融合当时洛阳、建康（南京）的读音。唐朝至元时期，南京政治地位一降再降，影响力大不如以前，但几经调整的金陵雅音仍为中国官方语言。 然而，金陵士音的重大改变却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先后征谴20万淮人定居南京，这个南京的本地语言带来了另一股血液。后来，明政权又陆续从其他地方征调或强制迁来大量人口，到永乐年间，居住在南京的40多万居民中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外地人。 在这一过程中，由金陵雅音演化而来的南京话与部分江淮话逐步融合，明政权以融合之后的南京音为基础音系确立标准国语，这就是通行中国直至近代的南京官话。近代之后，历经清中后期休整以及民国初年的复兴，南京方言逐步形成了我们今日所听到的南京话。 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划分界限是不十分明显的，在江苏江淮官话与吴语交界大体以长江为界，但并不完全磁依长江。不仅如此，我们说南京人都说江淮官话也不十分确切，比如南京下辖的高淳，溧水一部分地区，还是讲吴语的。地方性语言本无优劣之分，语言演变的背后即是民族的融合的缩影，也是一本厚重的历史。
江淮官话分布示意图
北方官话区与南方方言区基本上是以长江为界限，但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苏锡常平原与长江之间，还有一个区域并未包含在南方的吴语区。如果按照行政区划来看，大致就是在南京——镇江一线。这一区域目前被语言学家定义为江淮官话区。 所谓的江淮官话，其实也就是北方汉语与吴语的混合体。或者说是带有一些吴语发音特点的普通话。这一类型的语言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这一带主要是吴越先民向长江以北地区的主要渗透区。 历史上吴越先民曾经广泛分布于上述区域。而在春秋之时，吴越两国越过长江准备进入中原争霸的时候，所主要占据的地区也基本就是江淮官话主要分布的地区。江淮地区在后世的历史中，也成为了退守江东的偏安王朝的缓冲之地。
这种悲剧性的地缘定位，使得江淮地区在文化构成上，成为了中原文化与吴文化的混合体。也使得江淮地很难成为一个有独立性的地理单元。
吴语方言分布图
问题是在于南京——镇江一线位于长江南岸，由于有长江的阻隔，应该保留比较纯粹的吴文化，为什么也被列入了江淮文化区？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一则是因为它们属于江南防线的第一线，当中原政权退守过来时，势必需要将主要军政人员布置在这一线，以抵挡北方民族的南侵；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南京——镇江一线的地形与东面的平原地区略有不同，有一些丘陵分布其上，这也增强了它们防御能力。
而南京更是凭借这一点，成为了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被很多短命王朝所看中，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之一。在江东地区另一个有资格入选古都的城市是杭州，也同样是因为依山伴水的地形而被南宋王朝选中作为南迁后的都城。只不过杭州地处吴越之地的腹地，因此在文化上并未发生大的改动。
来源：乡土人文地理／百家号“地缘看世界”